[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工人阶级的人数和比例不断提高，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基尼系数、相对贫困率和绝对贫困率持续增大，表明日本工人阶级贫困化日益加剧。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视角的考察表明，日本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结合体制下进行的结构改革，导致了工人阶级贫困化、失业率上升和工会组织作用下降;反过来，日本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大量增加，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工人阶级的贫困化阻碍了资本扩大再生产，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但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体制下，日本不可能制定真正保护劳动者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新自由主义服务于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本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日本上市公司的收益率屡创新高相比，日本“一亿中产阶级社会”解体，以“非正规雇佣”为主的“工作贫民”(workingpoor)的人数不断增加[1]，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日益加剧。对日本工人阶级贫困化的原因、过程和影响进行剖析，并对其失败教训进行总结和批判，成为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理论界通常把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4年)、平稳增长时期(1975—1995年)和长期萧条时期(1996年至今)。国内学者席研杰对日本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人阶级贫困化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2];李完稷考察了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3];李公绰、伏龙、蒋立峰分析了日本平稳增长时期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特征[4]。但由于上述论著发表时间较早，故而未能考察日本长期萧条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随着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日益加剧。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

　　比较而言，日本学者的研究水准居于世界前列，不仅出现了著名的“橘木、大竹之争”[5]，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也对此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桥本健二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了日本阶级差距扩大及阶级固化的历史和现状[6];伊藤诚分析了“基本收入(basicincome)”制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亲和性[7];马渡尚宪考察了劳动工资的理论基础[8];宇仁宏幸和德丸夏歌用经济实验的方法，说明了劳动过程变化和工人阶级贫困化的关系[9]。这些论著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但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视角，对日本的“结构改革”造成的工人阶级贫困化进行考察的论著尚未出现。

　　本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本工人阶级贫困化，是在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体制下产生的，这一时期日本实行的“结构改革”带有强烈的新自由主义色彩，是“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

一、日本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现状

　　(一)日本的阶级结构

　　正如保罗·斯威齐所言:“每个社会必须首先被设想和认识为一个阶级社会。……如果你想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它们，就必须识别其阶级结构、从属阶级和主宰阶级、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这里的阶级结构是指，在某个社会中存在哪些阶级，各个阶级之间存在哪些差距和利害冲突。

　　桥本健二分析了日本的阶级结构，并指出:第一，在日本，有一部分阶级(如农民阶级和个体工商业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已经存在，他们既占有小规模的生产资料又承担劳动，可以称为“旧中产阶级”或“传统小资产阶级”。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创立后，伴随企业规模扩大，资本家把部分业务委托给了劳动者，从他们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被资产阶级雇佣并领取工资来看，具有工人阶级的特征，但从他们具有部分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来看，又具有资产阶级的特征，因此可以称之为“新中产阶级”或“新小资产阶级”。第三，关于中产阶级，如果农民和个体工商业者雇佣员工的人数超过5人，则是资产阶级。如果不超过5人(含5人)则是旧中产阶级。如果男性劳动者担任课长以上职务或在专业岗位上工作，则是新中产阶级，其他劳动者即使是正规雇佣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如表1所示)。[10]

　　战后至今，日本各阶级的人数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本文对1985年至2005年日本劳动人口(20—69岁)的阶级结构进行统计(包括在校生)，发现1985年至1995年，资本家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分别增加了150万人和157万人，但1995年至2005年又分别减少了118万人和23万人;1985年至2005年，旧中产阶级的人数持续下降，共减少576万人;工人阶级的人数持续上升，20年间共增加679万人(如表2所示)。

　　但由于战后至今，日本的人口总数不断增加，仅考察各阶级的人数变化难以全面把握阶级结构的变化。为此，本文进一步对战后日本各阶级所占比例进行了分析，发现资产阶级所占比例从1950年的2.2%上升到1995年的9.8%，之后开始下降，到2005年占8.4%;新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从1950年的11.2%上升到2000年的19.6%，之后稍有下降，到2005年占19%。旧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从1950年的58.8%下降到2005年的13.3%，工人阶级所占比例则持续上升，从1950年的28.1%上升到2005年的59.3%(如图1所示)。

　　上述数据来自日本内阁府每隔十年进行一次的调查，虽然2015年的最新调查结果尚未公布，但根据过去十年日本的经济发展状况可以推测，资产阶级、新中产阶级和旧中产阶级的人数和比例将进一步下降，工人阶级的人数和比例将进一步提高。

　　上述变化与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状况基本吻合，即日本在高速发展时期与平稳发展时期，工业化持续加速，第一产业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导致旧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工人阶级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资本家阶级和新中产阶级所占比例稍有上升;但90年代中期进入长期萧条时期以后，伴随“一亿中产阶级社会”解体，工人阶级所占比例进一步提高，其他三个阶级所占比例进一步下降，尤其是新旧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下降最快。

　　(二)工人阶级的贫困化

　　第一，从战后至今日本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看，1981年的0.349是历史最低值，之后不断上升，1996年是0.441，2008年的0.532是历史最高值。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把不平等划分为“低度不平等”、“中度不平等”、“高度不平等”和“极度不平等”四个类型，基尼系数超过0.5属于“极度不平等”，它意味着最上层的10%的阶级占有60%的财富，其中最上层的1%的阶级占有25%的财富。[11]可见日本收入差距和工人阶级贫困化的严重性。

　　第二，从战后至今日本二次分配的基尼系数看，1981年的0.314是历史最低值，1996年是0.361，2012年的0.392是历史最高值。[12]二次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增大，意味着利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甚微。20世纪80年代至今，日本不断下调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仅2015年度就把企业所得税34.62%的标准税率下调了2.51%，并计划2016年度进一步下调至少3.26%。而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要尽快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0%下调至25%左右。但同时，日本在1998年将消费税上调至5%，在2007年将居民税的累进税制修改为6%税率的单一税制，2014年又把消费税上调至8%，并计划进一步上调。这无疑减轻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加了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使工人阶级贫困化进一步加剧。

　　第三，从相对贫困率看，日本厚生劳动省2014年7月公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日本的相对贫困线是年可支配性收入122万日元，低于该收入的人口即为相对贫困人口。据此，日本1995年、2005年、2014年的“相对贫困率”分别是9.4%、13.7%和16.1%，呈持续上升趋势。2014年的数据意味着日本1/6的人口是相对贫困人口，与30多个OECD国家相比，排在墨西哥、土耳其和美国之后，位列第四，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和美国的相对贫困率最高。

　　第四，从绝对贫困率看，成濑龙夫指出，可支配性收入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费并接受政府救济的，都应该算作是绝对贫困人口。据此，日本2011年的绝对贫困人口达到了205万。成濑龙夫进一步指出，由于日本规定的接受政府救济的条件过于严苛，被家庭成员抚养的和有工作的低收入者都不能得到政府救济，因此这个数据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日本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程度，而以非正规雇佣为主的工作贫民的数量则可以较好地反映这一事实。2011年的数据显示，28.5%的单身未婚者是工作贫民(年收入低于个人最低生活标准186.3万日元)，47.1%的家庭是工作贫民家庭(年收入低于家庭最低生活标准294.7万日元)。[13]由于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工资仅是正规雇佣劳动者工资的一半，那么即使他们延长劳动时间甚至“过劳死”，也摆脱不了“工作贫民”的宿命，同时显示出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二、日本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指国家政权同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其实质是垄断资本直接控制和利用国家政权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进行干预和调节，以保证垄断资本获得最大的利润，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成熟阶段必然出现的结果。[14]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萌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干预经济活动。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大危机，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用货币政策扩大就业和有效需求，直接参与了资本主义再生产。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际上，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强烈的“凯恩斯主义”色彩。这一时期，日本形成了少数垄断资本(大企业)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大多数非垄断资本(中小企业)相互竞争的局面。

　　20世纪70年代，生产力发展与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两次石油危机引发了资源和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消费低迷并引发投资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又进一步引发价格上涨，产生了严重的滞胀。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引发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决裂。1979年成立的英国撒切尔政府、1981年成立的美国里根政府、1982年成立的日本中曾根内阁先后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促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结合。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但英、美、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无一例外地带来了工人阶级贫困化、失业率上升和工会组织作用的下降。

　　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当时的中曾根内阁主张“从官到民”和“从中央到地方”，民(私人企业)能做的事情就交给民，减少官(政府)的干预;地方政府能做的事情就交给地方，减少中央政府的干预，以此放松管制、促进竞争。1986年，中曾根内阁又出台《劳动者派遣法》，允许13类职业雇佣劳动派遣工，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6类职业。之后的细川内阁、桥本内阁等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政策。1991年，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后，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一方面缩减了公共支出的规模，另一方面在劳动法、流通政策、国际贸易、海外投资等方面制定有利于私人垄断资本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使大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的收益率屡创新高，但工人阶级贫困化却日益加剧。劳动者社会生活保障的财源本应由大企业缴纳的法人税来承担，但如上文所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却进一步降低了企业所得税，同时又提高了对低收入者不利的消费税。

　　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国外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变得相对便宜，企业纷纷在海外设厂，日本国内出现了产业“空洞化”，企业减少了对国内劳动力的需求;90年代初期，日本企业出口受损、泡沫经济破裂、外部经营环境迅速恶化，进一步减少了对国内劳动力的需求。1994年，时任索尼公司会长的盛田昭夫指出，日本企业最重要的是和美英企业的规则保持一致，展开公平竞争、改变终身雇佣制。[15]1995年，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以下简称“日经联”)在《新时代的“日本经营”》中指出，应该把劳动者划分为“长期积累能力型”、“专业型”和“柔性雇佣型”三个类型，只有对“长期积累能力型”才适合采取长期雇佣制度，其他两个类型适合采取非正规雇佣形式，但同时应该在长期雇佣中引入“成果主义工资制度”。[16]之后，企业开始减少长期雇佣、增加柔性雇佣，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开始解体。目前，日本80%的企业引入了“成果主义工资制度”，它不仅导致工人阶级丧失了从前的安全感，而且导致两极分化，少数人在竞争中获胜成为“胜利组”，而更多人成为“失败组”。但即使是“胜利组”，由于要继续面对永无止尽的竞争，仍然没有安全感。[17]1999年，小渊内阁对《劳动派遣法》进行修订，进一步放松了对劳动派遣的管制，规定承包公司也可以采用非正规雇佣。2001年成立的小泉内阁以“没有改革就没有经济增长”为口号，对邮政事业、道路公团等进行了民营化，2003年，又把劳动派遣的期限由一年延长到三年，规定制造业也可以使用派遣工，使雇佣制度发生了质变。此前，非正规雇佣者主要是贴补家用的已婚妇女和赚取生活费的大学生;此后，非正规雇佣的范围扩大到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男性，这无异于把工人阶级的整个家庭推向了贫困深渊。

　　为了防止工人阶级的反抗，日本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大大削弱了工会的作用。1955年，日本形成了以各行业统一行动的“春斗”为特色的集体谈判制度。[18]1995年，日经联提出了“企业在决定工资时更应该注重本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而不是同行业的劳资关系”的建议，破坏了工会的横向联合，降低了工会的谈判力。同年，受到阪神大地震的影响，水、电、气、交通等公共企业的经营陷入困境，工人因担心会被解雇而放弃了罢工的计划。这之后，工会再也没有组织过罢工。放弃了罢工这种斗争形式，工会难以拥有与资本家平等对话的权利。21世纪初，小泉内阁提出“打破工会既得权利”的口号，进一步削弱了工会的作用。[19]同时，工人阶级的意识和非正规雇佣制度降低了工会的加入率，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工会作用的下降反过来又使入会率进一步降低，形成恶性循环。1945年，工会的加入率超过50%。随着日本进入高度经济增长时期，工人阶级的收入不断增加，开始盲目地相信自己是“一亿中产阶级社会”中的一员，认为没有必要加入工会，70年代工会的加入率因此降到30%多，80年代进一步下降到20%多。之后，由于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增加以及工会作用的下降，工会的加入率进一步下降至2013年的17.7%(如表3所示)，尤其在小企业，工会加入率甚至不足1%。[20]这样，当工人阶级尤其是非正规雇佣劳动者认识到自己并非“一亿中产阶级社会”的一员，想加入工会维护自己的权益时，却因为自己的工作时间短、流动性大，而不知道在何处加入。从2015年的“春斗”结果看，工会加入率较高的大企业多数增加了工人的工资(虽然增加额很低)，但工会加入率低的中小企业几乎都没有增加工人的工资，这进一步拉大了工人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

　　2012年12月安倍重新组阁之后，于2013年4月修订了《劳动契约法》，创造出雇佣年限可以超过五年、容易被解雇的“限定正社员”这一新型雇佣形式。[21]图2显示，21世纪以来，日本正规雇佣劳动者的人数不断下降，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人数不断上升。在安倍晋三2012年12月上台之前，非正规雇佣者人数达到了1813万人，2014年12月达到了2016万人，占全部劳动者人数(不包括337万公务员)的38%，这表明“安倍经济学”进一步加剧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化。

　　从日本的失业率来看，2012年、2013年、2014年分别是4.3%、4.0%和3.6%，似乎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这难以掩盖工人阶级贫困化日益加剧的事实。图3显示，日本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中，除了有可能转变成正规雇佣劳动者的“合同工”的人数有所下降之外，其他雇佣形式尤其是兼职工、临时工和钟点工的人数都在增加。这表明工人阶级虽然找到了工作，但由于38%的工人阶级是非正规雇佣，处于工作不稳定、随时可能失业、收入低的境地。

三、批判与启示

　　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结合进行的结构改革，造成了工人阶级贫困化，深刻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所谓的“结构改革”不过是以合法或非法手段把财富抽进资产阶级手中的引擎，其结果必然导致失业、生产率下降、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停滞。

　　从日本经济来看，二战后日本形成了出口主导型发展模式。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缺乏资源、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日趋严重的国家来说，其比较优势并不是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而是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创新能力。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伴随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大量增加，日本企业减少了提高劳动者技能培训的投入，原因在于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流动性较大，当他们被辞退后，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和技能也会外溢到其他企业，从而提高其他企业的竞争力，而其他企业很可能是本企业的竞争对手，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劳动者的技能，阻碍了日本生产力的提高，降低了日本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22]2006年索尼公司“笔记本电池”召回事件、2010年日本丰田汽车召回事件、2015年三洋电机倒闭事件，暴露出日本企业已经陷入到技术和产品研发滞后、产品质量下降的泥潭中难以自拔。同时，工人阶级贫困化必然导致消费能力下降，不利于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在看到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和经济萧条之后，曾经担任细川内阁和小渊内阁的首相咨询机构成员、间接地参与了小泉内阁的改革、将新自由主义引进日本的中谷岩，在忏悔录《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中写到，日本的失败教训在于“过分天真地相信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市场至上主义的价值”[23]，仅仅依靠美国经济学的合理逻辑来决定日本的国策，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是美国的精英们用以掩饰他们贪婪欲望的工具，不能保证使美国或日本的普通百姓获得幸福。[24]从现实来看，工人阶级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只能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以换取生存，这决定了劳动的买方和卖方地位的不平等。面对市场经济的这一缺陷，日本应该制定真正保护劳动者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但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体制下，日本不仅没能制定上述制度，反而制定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制度，这印证了中谷岩的观点。虽然中谷岩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问题，但他对曾经奉为至理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有利于我们认清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并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划清界限。

注释:

　　[1]这里的非正规雇佣主要指“临时工”、“钟点工”、“派遣工”和“短期合同工”等。工作贫民(workingpoor)是指虽然有工作，但收入(包括工资收入、生活救助费、临时救助费、住宅救助、社会保险费等)仍低于日本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的劳动者。

　　[2]席研杰《日本工人阶级贫困化的实证的分析》，载于《世界经济文汇》1957年第7期。

　　[3]李完稷《日本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及其几个理论问题》，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年第3期。

　　[4]李公绰《当代日本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载于《世界经济》1990年第5期;伏龙《日本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3年第3期;蒋立峰《试论战后的日本阶级关系》，载于《日本学刊》1995年第1期。

　　[5]“橘木、大竹之争”是指日本京都大学的橘木俊诏教授和日本大阪大学的大竹文雄教授之间关于日本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影响和对策的论战。1998年，橘木俊诏在著作(《日本の経済格差》東京岩波新書1998年版)中，对日本的基尼系数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了日本阶级差距正在扩大的结论。大竹文雄在2005年的著作(《日本の不平等—格差社会の幻想と未来—》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2005年版)中，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指出人口老龄化、单身不结婚者和丁克家庭不断增加，拉大了这部分人和其他人之间的消费差距，不能由此认为阶级差距扩大。之后，两位学者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进行论战，其他学者也纷纷加入，形成了两个阵营。目前该论战仍在持续。

　　[6][日]橋本健二《階級間格差の拡大と階級所属の固定化――「格差社会」の計量分析》，载于《季刊経済理論》2008年第44卷第4号第29—40页。

　　[7][日]伊藤誠《ベーシックインカム構想とマルクス経済学》，载于《季刊経済理論》2012年第49卷第2号第6—15页。

　　[8][日]馬渡尚憲《労働賃金の基礎理論———実証主義的考察》，载于《季刊経済理論》2013年第50卷第1号第55—67页。

　　[9][日]宇仁宏幸、徳丸夏歌《労働過程の変容と公平性理念の変化———経済実験によるアプローチ》，载于《季刊経済理論》2015年第52卷第2号第77—87页。

　　[10]本健二《“格差”の戦後史:階級社会日本の履歴書》河出書房新社2009年版第32—35页。

　　[11][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3页。[12]日本厚生労働省《国民生活基礎調査》，2014年版。

　　[13][日]成瀬龍夫《日本の社会保障改革とベーシック·インカム構想》，载于《季刊経済理論》2012年第49卷第2号第24页。

　　[14][日]大石雄爾《「格差社会」の深化と市場主義経済学》，载于《季刊経済理論》2008年第45巻第1号第5页。

　　[15][日]盛田昭夫《“日本型経営”が危ない》，载于《文藝春秋》1994年第2期第94—103页。

　　[16]“成果主义工资制度”是指按照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在工作中的作用和贡献决定劳动者的工资和晋升的人事制度。企业承诺劳动者如果实现了预定目标就给予加薪和晋升，如果没有实现则维持现状，甚至降低工资和职务乃至解雇。

　　[17][日]宇仁宏幸、徳丸夏歌《労働過程の変容と公平性理念の変化———経済実験によるアプローチ》，载于《季刊経済理論》2015年第52卷第2号第77—87页。

　　[18]“春斗”是指1955年以来的每年春天(2、3月份)，日本工人阶级在工会的组织下，与资本家阶级之间围绕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等的斗争.

　　[19]吕守军《日本劳资关系的新变化及对中国的启示》，载于《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1期。

　　[20]日本厚生労働省《平成25年労働組合基礎調査の概況》2014年6月。

　　[21]指工作内容和工作地区有所限定的正式员工，是一种介于正规雇佣和非正规雇佣之间的一种雇佣形式。

　　[22]吕守军、严成男《安倍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研究》，载于《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3期。

　　[23][日]中谷岩《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4]郑萍《日本新自由主义急先锋的忏悔录》，载于《红旗文稿》2009年第20期。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