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本工会组织的“转向”问题
孟明铭
摘要：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加之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不确定因素的冲击，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然而日本国内最大的工会组织“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却逐渐疏远了传统的左翼政党盟友，反向执政的代表资方的自民党靠拢示好，对日本左翼活动产生严重干扰。“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的政治转向是近些年来日本工人运动出现重大变化的一个缩影，其直接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工会组织间的路线分歧、工会性质蜕变和左翼政党难以有效回应工人诉求。然而追本溯源，此现象不仅反映出日本社会整体保守化右倾化大趋势对以“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的挤压，更暴露出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侵蚀的日本左翼思想的巨大局限性。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外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为其中重要成员的日本亦未能幸免，其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以下简称“自民党”)政府面临诸多指责，政治稳定度明显下降。日本左翼势力对于遭受冲击后的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工人问题进行了诸多反思，并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关注，但目前日本意识形态领域的热烈讨论与实体层面的国内政局方面存在着明显“温差”。自2021年以来，以日本最大的工人团体——“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为代表的主流工会组织逐渐同传统左翼盟友——立宪民主党的关系疏远，并主动向代表资方的自民党靠拢。这一明显的“转向”行为严重干扰了日本左翼政党、特别是立宪民主党与日本共产党的统一斗争格局，对左翼阵营的声势造成严重挫伤。这一现象所反映出的日本左翼的某些问题和真相，值得我们关注。
一、以“联合”为代表的主流工会“转向”现象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工会组织对于左翼政党的发展始终起着重要的支柱性作用。因此，“联合”自2021年以来的政治转向行为引起了日本国内的较大关注和讨论。
(一)“联合”的概况及其政治地位
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其国内长期受到压制的工人运动逐步复苏，形形色色的工会组织也随之建立。几经整合后，“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以下简称“总评”)于1950年成立，并很快发展成为拥有1200万会员的国内第一大工会组织。“总评”与日本社会党之间形成了牢固的政治同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后者贡献了稳定的选票和财力物力支持，是社会党作为第一大在野党与执政的自民党长期对峙的最主要依靠。受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影响，日本左翼阵营陷入思想混乱和组织动荡。日本社会党放弃了社会主义信仰和工会代言者身份的同时，试图向“全民党”转型;而“总评”内部也出现了要求“独立自主”的政治主张。1989年，内部纷争渐起的“总评”进行了重组，正式改名为“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
新成立的“联合”尽管实力有所削弱，但仍是拥有约800万会员的日本第一大工会组织。在政治倾向上，“联合”虽然明显淡化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色彩，但基于过往的政治传统和政策偏好，“联合”在1995年社会党瓦解后，仍然选择了支持由原社会党大部分力量和其他党派分化出来重组而成的民主党。在“联合”看来，支持民主党与执政的自民党相抗衡，有利于确保工人群体的利益诉求得到有效倾听和落实。“联合”领导的主流工会组织由此成为民主党的最主要支持群体，每次选举时都能稳定贡献近千万张选票，为民主党不断壮大并于2009年击败自民党上台执政起了决定性作用。即使2012年民主党下台后陷入重组和内讧风波，于2017年分化为如今的(占主流地位的)立宪民主党和(旁支的)国民民主党，但“联合”仍然大体保持了对该势力的一贯支持。日本共产党于2020年提出与立宪、国民两党举行“共同斗争”的统一战线策略，也是希望能够借此机会与两党背后的“联合”进行接触，拓展自身的选票来源。
(二)“联合”向执政的自民党主动靠近的表现
2020年日本遭遇新冠疫情后，不仅因执政的自民党防疫不力导致国民生命安全遭遇严重威胁，整体经济亦受到沉重打击，企业陷入困境、裁员、降薪等事例不胜枚举。在劳资矛盾日趋尖锐的背景下，以立宪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加强了合作，对自民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号召民众用选票实现政权更迭。
然而，作为日本工会代表的“联合”却并未与其政治盟友保持同步。相反，自2021年起，“联合”旗下的核心工人团体“丰田集团劳动组合”率先表示将不再支持立宪民主党推荐的候选人，转而向代表资方的自民党寻求合作。在2022年的日本第26届众议院选举前，“联合”本身也以“会员自主投票”为名，不再要求其所辖工人向长期合作的立宪民主党投票。2022年3月，“联合”主席芳野友子(Yoshino Tomoko)公开前往自民党总部，与该党副党首麻生太郎(Aso Taro)等人商议合作事宜，在日本国内引发广泛议论。7月下旬，日本政府作出决定，将为遇刺身亡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由于安倍晋三生前有诸多丑闻缠身，且追查凶案动机时进一步曝出其生前与邪教团体“统一教会”多有金权勾连，因此广大民众和中左翼舆论对自民党和岸田文雄首相仓促决定国葬表达了强烈不满。立宪民主党于9月15日公开宣布，将不派领导层参加27号举行的国葬仪式。然而，“联合”主席芳野友子却在同一天表示会出席该仪式，再次引发巨大舆情和左翼舆论的内部混乱。进入2023年后，“联合”与自民党的关系进一步升温。2月6日，芳野友子等工会干部应岸田文雄邀请前往首相官邸，商讨建立政府与工会对话机制。2月26日，芳野友子史无前例地出席了自民党第90届党大会。“联合”的一系列反常举动，鲜明反映了日本主流工会组织内部正出现明显的路线转向。
(三)“联合”转向的影响与后果
由于“联合”在日本工会组织中的体量和地位，其路线转向给左翼政党和日本工人阶级都造成了强烈震荡。一是破坏了日本国内左翼势力团结斗争的局面。从国内政治形势看，此前立宪民主党呼应日本共产党提出的“共同斗争”方针，在选举中两党结成统一战线，取得了不少成绩，令执政的自民党倍感压力。但与此同时，由于“联合”对于“共同斗争”的态度日趋消极，立宪民主党的合作动力逐步枯竭。即使日共一再退让，甚至承诺“竞选获胜后不会参与组建政府”，但两党间的合作仍陷入困境。持观望立场的国民民主党“见风使舵”，主动向自民党示好，成为日本政治史上罕见地对执政党预算案投出赞成票的在野党。二是日本左翼阵营在2021年—2022年的国会众参两院选举中遭到严重削弱。由于选票基本盘出现问题，立宪民主党在2021年众议院选举中丢失了13个议席，党首枝野幸男(Edano Yukio)也因此辞职;日本共产党也丢失了2个议席。2022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立宪民主党又丢失6个议席，总得票数也首次低于崛起的另一保守政党——日本维新会。日本共产党则丢失2个议席。经过这两次选举，左翼势力严重衰退，不仅进一步加剧了日本保守化、右倾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为代表的赞成“修宪”力量在国会中的议席，已达到了占据国会众参两院2/3议席的“修宪标准线”。这也意味着，日本未来通过修改现行的和平宪法，走上重新武装道路，危及东亚和平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联合”的转向同样在日本国内舆论场激起争论。《朝日新闻》社论认为，自民党与大资本云集的日本财界关系之密切众所周知，“联合”与之交往不仅将使劳工运动徒有虚名，也失去了工会组织应守护劳动者权利的底线和初心。日本共同社社论委员长铃木博之(Suzuki Hiroyuki)发表评论指出，“联合”的行为不仅与其提高劳动者待遇的主旨相悖，也会严重削弱在野党的制衡力，使得长期独大的自民党更加肆无忌惮。“联合”内部的下辖工会组织也对此表现出不满。如长野县的“联合”基层干部受访时表示，“联合”与左翼政党的合作已是长期传统，突然改变实难接受。自民党毕竟是资方的代表政党，(工会)与之接近很可能会被其利用。社民党党刊《社会新报》也批评道，自民党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执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导致非正式雇佣制度泛滥、劳动者工作和生活水平恶化、贫富差距拉大，作为全国工会核心组织的“联合”与这样的政党合作，令人遗憾。总而言之，“联合”与自民党公开接近并强化合作的态势，在日本工人群体中引发较大的思想混乱，甚至严重影响到其支持的在野党的方针路线。
二、“联合”转向的动机：日本工人运动的困境
“联合”背离传统盟友，接近日本自民党的转向行为，并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或某个领导人的主观决策，而是与日本多年来工会和左翼政党的困境有着密切关联。
(一)工会组织内部长期存在理念之争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左翼运动的历史，从“联合”的前身“总评”时期起始，其在是否联合同在左翼阵营的日本共产党及其关联工会，建立统一战线这一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路线分歧。“总评”系工会内部成分复杂，有不少成员出身于战前依附于军国主义的小生产者(如农民、手工艺人等)组织和“御用”工会等，左右两股力量混居一堂，其中的保守派系惯于鼓吹“阶级调和”“劳资一体”，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浓厚，对日本共产党一贯坚持斗争的做法怀有排斥甚至敌视态度。二是整体政治氛围的负面影响。尽管日本标榜“结党自由”，但作为冷战中美西方阵营的主要成员之一，政坛和民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充斥着较浓厚的反苏反共情绪。“总评”和日本社会党的部分成员担心与日共距离过近，会招致日本和美国反动势力的镇压。三是工人运动领导权归属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工人运动从军国主义的压迫下复苏。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化组合，日本社会党及其领导下的“总评”掌控了工运的主导权，但日共在工人群体(甚至是“总评”成员)中仍然享有较高威望。1989年“总评”重组时，其内部有部分同情、认同日本共产党理念的次级工会组织拒绝加入“联合”，反而加入了日共的主要后援工会团体“全国劳动组合总联合会”。围绕工人运动领导权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了“联合”对日共的忌惮心理。受以上三种因素的影响，“总评”(及作为其继承者的“联合”)即使一度勉强与日共建立了合作关系，最终还是试图在排除日共的前提下组织各种在野势力搞联合斗争，呈现出既反自(民党)又反共的纠结态势。
自冷战结束以后，日本保守化、右倾化总体程度加速推进。保守右翼势力掀起修改和平宪法、否认日本战争责任，积极谋求日本重新武装、追随美国反华排外等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日本共产党的左翼立场较为坚定，与保守右翼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然而，思想上本就摇摆的“联合”在整体社会思潮的浸染下，意识形态上与保守右翼势力逐渐“合流”，对日共的态度也更趋消极。该组织以往就公开表示，与日本共产党在“对待皇室的态度”“国家观念”和日美同盟等主要问题上“三观不合”。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随着中美博弈升级，美国在全球舆论场上掀起反华反共浪潮，日本保守右翼势力随之积极响应。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联合”在意识形态上对日共的敌视态度。芳野友子等“联合”领导层攻击日共鼓吹暴力革命，其“民主集中制”违背“民主主义理念”，认为立宪民主党和日共合作夺取政权的统一战线策略是不可接受的。正是在这种理念认知的推动下，“联合”通过主动转向的方式，阻止自身所支持的政党继续与日共合作。
(二)工会组织的性质和心态出现重大变化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复兴和高速增长期(1946年—1975年)，以“总评”为代表的主流工会积极组织广大工人发起维权抗争运动，并迫使日本政府和资方采取了保证雇佣稳定、提高工资、增加社会福利保障等共同分享经济繁荣成果的怀柔举措。在劳资双方的不断博弈中，日本逐渐构建起以长期雇佣、“年功序列”(随工龄增加薪酬)和企业内工会为三大特色的“日本式雇佣制度”。这一体制在一段时间内客观上提高了工人的待遇，缓解了阶级矛盾。然而，其宣扬的“公司即是家庭、大家共同奋斗”的“温情主义”企业文化，本质上是为了麻痹和腐蚀工人的斗争意识，仍逃不出劳资调和论的范畴。从工人运动的角度讲，在日本式雇佣体制下，由于员工、工会和企业之间紧密绑定，工会组织逐渐将自身视作企业内“荣辱与共”的组成部分，甚至为企业而愿意牺牲工会成员权益的现象屡有发生，组织性质开始出现蜕变。
1980年以来，以“总评”(及其继承者“联合”)为代表的日本传统主流工会面临新形势。在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主导的三次新自由主义改革后，一方面，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逐步取代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增加，劳动者阶层的职业分化加剧;另一方面，在确保资方利益优先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日本企业以节约成本、增加竞争力为名，纷纷打破了以往长期的稳定雇佣模式。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工人成为无固定雇佣关系，根据实际劳动时间领取报酬的派遣制、合同制零工。尽管工人的内涵和构成出现明显的变化，但主流工会并没有深刻认识这一现象并作出相应调整去团结这些新生代力量，相反，他们仍囿于传统的组织方式，继续规定只有企业的正式员工(“正社员”)才能入会。这种做法意味着传统主流工会性质的进一步异化，也即从面向全体工人的组织变成了拥有稳定雇佣这一“特权”的部分工人群体的代表。
新冠疫情的冲击再一次有力揭示了“联合”蜕变的趋势。这场灾难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整体性打击，企业生存压力空前，劳资矛盾再次尖锐。但在“联合”干部和大部分成员看来，当务之急不是采取相应的团结组织和斗争行动，而应是寻求外援对自身所属的企业进行救济、避免企业减薪或解雇正式员工。正是基于此种诉求，掌控国家政权和充足资源的自民党，就成为“联合”竭力讨好和试图依赖的主要对象。他们希望自民党能通过立法或政策工具，斡旋资方保障“联合”成员的待遇，或在裁员时区别对待，网开一面。这也表明，“联合”已完全放弃了本身应有的阶级立场，彻底蜕变为只顾维护自身特权的利益集团。因此，该组织在政治上背弃传统的左翼盟友。其为自民党服务的“转向”行为，是一场“合情合理”又彻头彻尾的政治献媚。
(三)左翼政党与工会组织间的合作渐生龃龉
“联合”等主流工会之所以多年来与左翼政党保持着较稳固的联系，一方面因为两者之间有着意识形态共识，另一方面也是基于现实政治考量，即这些政党在得到工会力量支持的同时，在日本政坛也拥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能够在议会发起维护和提高工人权益的提案，或是对代表资方的自民党政府作出的不利于工人的决策进行阻挠或制衡，有效维护工人利益。例如，日本社会党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曾拥有百余名国会议员，并作为第一大在野党长期与自民党对峙。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日本民主党实力也毫不逊色于前者，甚至在2009年—2012年成为执政党。然而此后日本民主党走势逐步下滑——在三年执政期内政绩不佳，选举承诺大多未能兑现，令日本民众倍感失望。2012年12月该党下台后仍不断被日本自民党夺去议席，并于2017年因内部纷争分裂成现在的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根据2022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分裂后的两党支持率合计仅约10%，与日本自民党约40%的支持率相差悬殊。在困境之下，左翼政党对于工会的依赖程度空前提高。严峻的形势使“联合”领导层的思想产生了动摇。工会组织认为，这些盟友的政治影响力正在衰退，为工人群体争取权益的能力也不断下降。受此影响，主动向执政党靠拢以换取政治回报的投机观念在工会内部逐步抬头。
更令工会组织倍感不快的是，左翼政党也越来越难以提出具备独特吸引力、凝聚人心的政策。自2020年以来，左翼政党的政策口号与工人群体的现实诉求之间日益错位。即使执政的自民党施政无方而饱受选民诟病，但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提出的主张要么相较执政党几无新意(例如将政策重点同样集中在加强医疗体制能力、提高受灾群体补贴、灾后复兴等常规领域)，要么将关注度放在诸如环保、清洁能源、LGBT平权“身份政治”等在西方左翼流行的话题方面。这些议题确实能回应日本民众的部分诉求(例如日本曾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遭受过核武器和福岛核事故的双重危害、性别歧视严重等)，但专门面向工人群体的系统性、可行性政策主张较为匮乏，甚至其中有关环保的主张过于激进(废除核电和大幅度减少碳排放)，反而引起了从事电力行业和传统制造业工人群体的反感。讽刺的是，因抗疫不力感受到执政压力的自民党基于维稳的需要，反倒最快对工人诉求有所回应。2021年10月上任的首相岸田文雄，打出了“日本型新资本主义”的旗号，宣布要对一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修正”，鼓吹实现“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并重温“国民收入倍增”的旧梦。为落实这一目的，岸田将施策重点放在增加劳动者报酬上，其本人亲自走访丰田等大型企业，向资方做工作，要求给普通员工涨薪。两相对比之下，“联合”不得不承认，抛开意识形态分歧，目前看来唯有自民党才能解决自身成员的燃眉之急。因此，疏远传统合作伙伴，向更有行动力的执政党靠拢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三、日本工会组织“转向”问题的本质
更进一步讲，日本工会组织的“转向”问题，暴露出的是当下日本工人乃至整个左翼运动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一)日本社会的保守右倾化大趋势对左翼造成严重挤压
日本的左翼势力曾有过辉煌的时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近半个世纪以来，日本政坛一直呈现出“保守(右翼)—革新(左翼)”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的局面。但是，在清算战争责任不彻底、国力强盛后重回“正常国家”的大国化野心复活、美国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席卷世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从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保守化、右翼化趋势日渐占据社会主流。世界百年大变局加速演变之际，日本积极整军经武，随美反华的行径更进一步固化了这股势头。
在此背景之下，左翼政党的社会生存根基逐步萎缩，内部纷争引发的分化组合(如20世纪90年代社会党的瓦解、2017年民主党内左右派系的分裂等)更进一步使自身势力大为削弱。为谋生存，这些政党以“适应时代”为名，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妥协、倒退，逐步放弃了几十年以来一直坚持的进步变革主张。以目前“联合”支持的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为例，其在修改“和平宪法”、支持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提升日本军备水平、拥有核能力等问题上的立场，同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传统左翼相较已经大幅后退，和保守右翼势力的主张已无本质不同，甚至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左翼”或“保守阵营内的左翼势力”。
也许这些左翼政党自认无奈，不得不以“妥协换生存”的做法来换取维持一定的喘息空间，殊不知这种面对逆流未能守住初心，在底线问题上逐步退让的行为，反过来只会进一步恶化自身的生存环境，从长远看无异于饮鸩止渴。这样的行为不仅使曾长期追随左翼政党的坚定拥护者们产生严重的思想混乱，从现实角度讲，由于意识形态的持续倒退，左翼政党与执政党的政策主张差别日渐缩小，那么，即使基于政治稳定的考量，日本广大民众也宁愿接受具有较丰富政务经验的保守右翼阵营领导，而不敢冒风险将政权交到与自民党主张已大同小异的左翼政党手中。这也意味着，这些政党正在失去存在意义和价值，其在日本政坛的泡沫化、边缘化趋势不可避免。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以“联合”为代表的工会组织敢于“转向”而不担心其代价的原因。
(二)以“联合”为代表的日本传统工会组织已深陷“贵族化”
在指引和领导工人运动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数次强调工会组织脱离基层所带来的变化。恩格斯指出，由于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资本家被迫将垄断资本主义带来的部分巨额利润拿出来安抚和收买工人阶级，但由于“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因此不少工会组织的上层成员成了占有大部分利益且享有特权的特殊贵族阶层。受之影响，这部分工会组织“忘记了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责任”，斗争目标只限于提高工资而无视资本主义雇佣制度本身，而这只会导致“毫无出路的恶性循环”。列宁根据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和思路，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进一步整理和解释了“工人贵族”和“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概念，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保留了大量的“残羹”(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小恩小惠)给顺从的工人贵族及其所领导的政党，以此瓦解无产阶级的斗志，而这些工人贵族在投靠资产阶级的同时，阶级属性也发生了变化。列宁警告“不同这些政党(或集团、流派等等，反正都是一回事)展开坚决无情的全面斗争，就根本谈不上反对帝国主义，也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诠释了日本“联合”在新冠疫情时“转向”行为的根源。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快速发展时，曾在世界市场占据了较大份额，有条件产出巨额垄断利润作为“残羹”来建立“长期雇佣”“年功序列”的“日本式”雇佣制度，但实际上这种制度多在大企业实行，而对广大中小企业职工的就业保障影响有限(日本学界称之为“双重结构”)。而当时掌控“联合”前身“总评”实权的成员大多来自大企业。这也意味着该组织从早期就存在着特权化的苗头。20世纪末,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垄断资产阶级为维持利润而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大量采取非固定雇佣方式以节约成本，进一步拉大了享受“日本式雇佣制度”的大企业员工与普通工人之间的差距，而这一群体同时也有意识维护自身的特权地位。至此，理应将他们视作日本工人群体中的“特权群体”，代表其利益的工会头面人物自然成了不折不扣的工人贵族。那么，这一群体的行为方式也必然受到新的阶级属性的影响——已经习惯于“享受”资产阶级“残羹”的工人贵族们，逐渐沦为乞食这种“残羹”的寄生者。他们不仅失去了斗争能力，更失去了独立生存能力。工人贵族们在面对危机时只能靠向资方乞食维生，最终只会背叛工人利益，成为资方的同盟者和代理人。
(三)当代日本左翼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困境
在“联合”因阶级属性发生变化而沦落变质的原因之外，还有更关键的原因——本应该起到关心、唤醒工人的日本左翼政党未能履行其职责。而该股力量之所以对自身力量源泉的诉求“熟视无睹”，也是因为其秉持的理论体系存在缺陷。稍加观察这些政党提出的代表性纲领，不难发现，最显著的部分(男女平权、LGBT问题、环保议题)与当代欧美国家的新左翼思想的主体高度重合(甚至完全是翻版)，这实际上暴露出日本左翼在思想理论上的严重“依附性”——美国因素在日本左翼的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而复杂的角色。一方面，日本左翼势力基于正义和民族情感，对美国一直以来的霸权行径时常表达义愤和反对。另一方面，日本左翼势力又认为，美国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代表，是日本进步的重要助力和主要方向——正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了日本军国主义，随后又主导进行了战后民主改革，将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天皇专制政权改造成现代化民主政府。苏联解体使日本左翼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价值观虽有瑕疵，但也是唯一方向的认知。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也通过各种软实力手段，渗透和影响掌握话语权的左翼知识分子。在美国新左翼思潮涌现并渐成主流后，日本左翼对其接纳并奉为圭臬。
然而，欧美新左翼思想形成的环境与日本的国情存在着诸多不相符之处。以“身份政治”盛行的美国为例，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通过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招揽吸纳了大批各国移民，以此拉低劳动报酬标准，攫取更多利润。这也使得美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容易被转移诱导成各族群之间的种族矛盾。美国左翼的政治理论家们在统治集团的有意引导和“帮扶”下，将斗争的重心放在了解决种族问题，对资本主义制度主要采取文化批判的方式，刻意回避或淡忘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观点方法，弱化了自身革命因素，而导致的结果就是身份政治的话语体系被资产阶级利用，以遮蔽和消解阶级矛盾，把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简单归因为族群身份差异，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但是，这种话术在离开美国的社会土壤后，即使在同为发达资本主义阵营的日本也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日本大体上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种族差异不明显，很难说服劳动者将贫富差距归咎为身份问题。再以环保话题为例，欧美国家“绿色政治”议题能够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居于世界资本主义生产链条的顶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能够通过依靠资本输出在全球范围内收割剩余价值，而且，其实体制造产业已大体向海外转移完毕，国内工人群体愈发处于失业失语状态，欧美国家的左翼力量不得不另设话题来引起民众关注和参与。另观日本，其在这一生产链条中实际上处于次一级地位，相较而言承担着诸多制造业任务，国内仍然维持着一支制造业大军。他们向日本左翼力量提出的诉求，带有较鲜明的阶级属性，而这恰恰也是指导日本左翼的欧美新左翼思想所一直缺乏和回避的关键。因此，日本劳动者在长期的交往互动后，逐步感受到这种新左翼思想的噱头居多，难以真正回应其痛点，那么失望和背离也即顺理成章之事。
从整体上反思当代日本工人运动中以“联合”为主要代表的工会组织政治“转向”问题，不难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浪潮，表面上在全球确立了统治地位，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左翼阵营思想和组织进行了“改造”、扭曲和驯化，但其并没有根治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相反却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2020年以来不断加速的世界变局，使得这些国家一直以来遭隐藏、转移的阶级矛盾再次激化，阵营意识又趋鲜明。这场变局同样也暴露了一直以来被新自由主义所腐化的左翼思想、左翼组织的局限性。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左翼力量有必要进行深刻反思，打破思想桎梏，从初心出发，结合实际构建契合本国需求的理论策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