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方精英控制的制药业，干的是夺人性命、致人伤残、削弱大众健康的勾当。他们从不说“人口”而只说“群羊”。美国、英国、瑞士和日本疫苗及化学药物生产体系为二战后建立，信奉洛克菲勒家族的优生学纲领，几无例外。未来对保卫中国人民健康负有责任的中国有关机构，对此高度战略性的战争形态，决不可不察、决不可掉以轻心。
中情局、药品和社会控制
中国引进西医学、引进西方的疫苗和药物，其实是引进了一种威胁。药物和疫苗早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武器化了，而今日中国或许还没有真正觉察到：用药物控制全部人口，过去完全不可能，今天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当局如果继续允许盎格鲁一撒克逊或者欧洲的制药公司出售产品，甚至允许在中国生产药品、出售给中国人民使用，这无疑是一个国家安全最高级别的危险，甚至比1 840年鸦片战争更危险。
这样说是不是太过分?看看事实吧。削减人口的思想，早在1961年就提出了。二战后第一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千事朱利安•赫胥黎的兄弟艾尔多斯•赫胥黎，在一本名为《勇敢的新世界》的书中大肆鼓吹优生学，他为西方精英出谋划策，控制本国、别国和全世界。艾尔多斯•赫胥黎是这样设想的：
“当时间推移到下一代时，我们将能通过一种药物的方法，使人民乐于受奴役、不因为独裁统治而悲伤，他们处身于集中营而不再会感觉痛苦。整个社会纳入其中后，人们反而会因为完全失去了自由而愉悦，因为他们的反抗心早已被宣传或洗脑引导至他处，洗脑的效果再以药物强化，这将是一场终极革命。”
艾尔多斯•赫胥黎不是信口开河的写手。他服务于中情局杜勒斯局长手下的一个秘密工作小组，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冷战战略特别顾问奈尔逊•洛克菲勒效命，工作资金的来源是福特基金会。绝密项目的名称是“思想控制特别计划”。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迷幻药“摇头丸”(LSD)就是他们研制的。所谓“下一代”，是指60年代的美国青年，结果导致了美国嬉皮士革命。那仅仅是社会控制的一次实验。汉弗莱•奥斯芒德医生、提摩西•赖锐、作家肯•凯西等人都在这个项目中。好几家大型医药公司参与了中情局的这项秘密实验。
中情局用药物控制大众思想和身体的技术，无声无息地转变成常用“抗抑郁”药物，许多用在所谓的运动机能亢奋的多动症儿童身上：什么“注意力分散式紊乱”、“注意力分散多动症”等，病名多达几百种。在这些儿童身上常用的药物有：安非他明;盐酸右哌甲酯缓释胶囊;右旋苯丙胺;赖氨酸安非他命;哌甲酯，俗称利他林等。
用来控制人民的这些药物有许多名字和伪装。注射疫苗更是控制人民的手段。用弱毒疫苗免疫防病的设想，来自爱德华•詹纳(1796年-1839年)发现的牛痘，但它的全部科学基础却是值得怀疑的。看起来是牛痘帮助人类战胜了18世纪肆虐百年的天花，但是医学研究者尤斯塔斯•穆霖指出：“事实上，那时天花的发病已经减少，天花在那一个世纪末就会消失，当然因素是很多的。”英国普遍注射牛痘疫苗后却爆发了一场天花流行，致死22，081人。在注射牛痘疫苗的年代里，英国的天花疫情愈演愈烈，比疫苗推出前还要严重。根据记录，1872年患天花病而死亡的人数达44，480人。虽然发明种牛痘是英国对现代医学的一大贡献，拒绝注射疫苗曾经会被抓起来送监狱，但英国还是在强行注射多年后于1948年废止了种牛痘。
穆霖还指出一点，“发生于1918年的大流感，产生的唯一原因是所有的军人都注射了牛痘疫苗。一战是第一次参战军人必须注射疫苗的一场战争。波士顿邮报曾经报道，一个月内因疫苗注射就致死47名军人。战地医院住满了注射疫苗导致的病员，而不是战地伤员。这场‘西班牙大流感’共致死2，000万人，骇人听闻，而病名却是为了掩盖疫情源头蓄意编造出来的。医学史家最终很不情愿地下了这个结论”。
美国制药业的利益以百亿千亿计，它们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全球生产和销售系统为它们服务。美国药企进入中国的许可证，就是这个全球体系发放的。几个月、几年之后的某一天，当盎格鲁一撒克逊精英们认为中国太强大、太有影响力时，针对中国用疫苗搞一场大规模流行病，不是很难想象的事。看看印度的例子就能推想出中国的情形。
印度最近发生了一场不属于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VAPP)]，但是病情更严重的“脊髓灰质炎性急性弛缓性麻痹”(NPAFP)，疫情也是在强制注射疫苗后爆发的。在印度医学伦理杂志(IJME)上有一篇论文说：“‘脊髓灰质炎性急性弛缓性麻痹’在临床上与小儿麻痹症无法区分，但是‘医学与科学伦理办公室’认为，前者的严重性为后者两倍;然而在印度推行疫苗注射之前，这种疾病尚未列入疾病清单。”
印度在2011年宣布消灭了小儿麻痹症，当年推广疫苗，发病人数达47，500之多。根据印度的国家脊髓灰质炎监督项目报告，“脊髓灰质炎性急性弛缓性麻痹”的发病人数，在全印度各地都随着疫苗注射的普及程度而呈比例上升。这充分说明了什么?疫苗才是这种严重疾病的真正来源。“
注射疫苗直接导致的小儿麻痹症，与自然致病的脊髓灰质炎的症状相似或相同，其发病率也是随着疫苗注射的普及程度而上升。直接由疫苗导致的小儿麻痹症或者“非脊髓灰质炎性急性弛缓性麻痹”，病情都比自然罹患的脊髓灰质炎更重，而且还有疫苗带来的其他副作用。印度普及小儿麻痹症疫苗的注射，直接造成了更严重的新流行病。特别是“非脊髓灰质炎性急性弛缓性麻痹”发病率因疫苗普及注射而增加12倍，有些地方甚至报告增加了35倍。”
印度这次脊髓灰质炎疫苗事件的源头，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盖茨亲口承认过，他支持疫苗的目的是减少人口。今天盖茨基金会瞄准非洲，去推广一种号称保护青春前期的11岁-12岁女孩的新型疫苗，预防的疾病是宫颈癌，病原体被他们称为乳突淋巴瘤病毒(HPV)，宫颈癌疫苗叫“噶尔达丝”，由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负责生产，美国公司“卉妍康一默沙东”(Cervarix and Merck)负责经销。制药公司在美国、英国也推广注射这种疫苗，甚至不打算告知孩子家长。注射预防宫颈癌的疫苗造成过无数严重后果甚至死亡事件，已有媒体报道过。
像盖茨一样“好”
一个由顶级精英组成的“好人俱乐部”，2009年5月在生物学诺贝尔奖得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保罗•内斯爵士家中成立。嘉宾由前大通曼哈顿银行总裁、家族掌门人大卫•洛克菲勒亲自邀请，他们是：比尔•盖茨、乔治•索罗斯、瓦伦•巴菲特以及泰德•特纳等。这次富豪秘密聚会的中心议题是：更快地推行全球人口削减计划。盖茨、巴菲特和特纳都为全球人口削减计划项目掏过大钱。盖茨基金会两年前刚接受了巴菲特的大笔金钱。盖茨特别支持向非洲推广转基因种子的项目，他们的说法是“在非洲实行第二次绿色革命”。富豪们在非洲推进的项目都用人道主义做掩护，好像他们真的要为贫穷人口提供健康服务，然而疫苗和其他药物却是用来绝育的，注射他们的疫苗可能导致育龄妇女不孕。
这简直匪夷所思，令人无法相信：盎格鲁一撒克逊精英集团真的会这样做?真的会大规模减少亚洲人口，特别是中印两个大国的人口?
是的。而且，有他们自己的言辞做证明。
微软公司创建者、全球首富比尔•盖茨曾经说，以他基金会的财力，就可以“在非洲应对疾病，解决食物短缺、减轻贫困”。
在加利福尼亚长滩召开的“2010加州远程视频大会”(TED)，到场嘉宾会费为6000美元一位，只有受邀才能与会。盖茨在那里发表了一个演讲，标题为“创新到零”，意思是到2050年，全球碳排放量将要削减到“零”。“零排放”作为科学问题是一个伪话题，但是在演讲中，盖茨泄露了他一向藏而不露的真正纲领：削减有色人种的人口。演讲进行到四分半钟时他说：“人口问题首当其冲。今天全球人口68亿，还会继续增长到约90亿，要是能把新式疫苗、卫生保健、生殖健康服务这些事做得特别好，我们就能减少10%到15%的人口。”
注意：目标是减少人口10%—15%，手段是新式疫苗、卫生保健和生殖健康服务!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也是全球第一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的大股东。盖茨基金会一边不遗余力地推进非洲全境的疫苗项目，一边支持科菲•安南的非洲绿色革命计划，让生物技术巨头孟山都在非洲长驱直入，去攫取非洲无与伦比的农业财富。
美国的农业公司巨头和盖茨基金会有共同的目标：推行优生学纲领，即种族灭绝。
中情局“抗艾”之战
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和世界银行在非洲打的那场“抗艾”之战最令人发指，用武器化的医药控制人口的设想，被他们在非洲付诸实施。战场所存，是那些一直令五角大楼垂涎三尺，令私营公司梦魂萦绕的拥有战略资源的国家;最关键的问题只有一点，决不能让中国得到那里的资源，对别的潜在对手也一样。
著名的艾滋病事件批评者P.H.迪斯贝格博士说过：“存艾滋病这件事情上，最离奇的事莫过于它怪异的定义--某人体内必须存存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IV)抗体，并同时患有1种或多种符合艾滋病界定的疾病，如结核病，他才能算艾滋病人;如果只是患有其中同样的1种或多种艾滋病界定的疾病，但HIV抗体检测是阴性，那么他就不算艾滋病患者，而只是结核病人。艾滋病和HIV之间的关联，并不是一种有科学依据的事实，是一个根据定义才呈现的定义副产品。”
设计HIV检验方法的罗伯特•盖洛博士因此大赚了几百万美元，虽然他没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却也能获得专利。
“抗艾”之战于2000年4月打响。世界银行总裁、前华尔街银行家J.D.沃尔芬森在美国华盛顿市宣布，他掌管的世界银行将全力投入这场在贫困国家中打响的抗击艾滋病之战，不论花多少钱也要打。这仗究竟怎么打呢?唯一的武器弹药，是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药物“叠氮胸苷”(AZT)，’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艾滋病患者。药品昂贵而且毒副作用很高。目标国家都是世界银行的主要受援国：非洲、印度、中国、加勒比沿岸国家等，据估计，艾滋病患者有3400万-5000万之多，就是体内携带“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那些人。联合国统计表明，患者70%-80%居住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就是中国今日投资的地区，即中国开展积极外交的那些国家。
医药专家罗伯特•霍伦写道，2000年4月30日，克林顿总统宣布艾滋病流行对美国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他的依据是一份中情局报告：全球传染性疾病威胁以及对美国的影响。报告认为艾滋病疫情将使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局动荡，因此需要大力采取干预行动。
当年这份报告以最快的速度被解密并向公众公开。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总统可以有所作为。他派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和中情局去监督、指导美国政府在全球的反艾滋病行动，却不派美国卫生部或者疾控中心。
罗伯特•霍伦指出，依照克林顿的要求，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这个从未参与疾病防控行动的机构，负责协调美国政府的反艾滋病之战。2000年4月30日，克林顿把反艾滋病活动预算增加了一倍，达到每年2.54亿美元，大部分用于购买“抗艾”药物，从美国和英国的制药公司购买后运送到不发达国家去……三天后，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大卫•戈登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媒体发布会上，把可怕的病情渲染得更加恐怖：“亚太地区也可能会像发生瘟疫那样出现横扫一切角落的疫情，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更糟糕，因此采取紧急行动是必要的。”
包括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在内的无数研究机构指出，HIV并不能导致艾滋病产生。事实上，HIV相对来讲是无害的。前哈佛大学生物化学教授、分子生物学家查理斯•托马斯博士认为：“所谓HIV造成艾滋病这种理论是一个巨大的欺骗，是对西方世界青年男女最不道德的欺骗。”
克林顿政府发动的这场“抗艾”之战，不是为了救助非洲的病人，也不是为了救助任何地方的病人。无数的著名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曾经公开反对HIV导致艾滋病的理论。例如，199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生物化学家凯利•姆里斯说：“如果真的有HIV导致艾滋病的证据，那么就会有相应的科学文件，哪怕是孤证也行，多证据更好，必须表明至少存在一个较高的可能性。可是这样的文字证据根本就没有。”
分子生物学和病毒学家荣休教授、麦克斯一普朗克生物化学研究所的海因兹•路德维格•桑戈尔博士说：“迄今为止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科学证据表明HIV存在。逆转录病毒(译者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为原型复合逆转录病毒)从来没有用经典病毒学方式分离出来过、从来没有提纯过(致Suddeutsche Zeitung的信，2000年)。”
耶鲁大学数学教授谢尔盖•朗说：“我不认为HIV和任何一种疾病之间的关系能被确认。很多次我看到人们把HIV与艾滋病之间完全不匹配的关联当做科学，科学机构的头面人物粗心大意甚至完全不负责任地对媒体散布关于艾滋病的错误信息。”
20世纪90年代初，一批科学家成立了一个“重新评估HIV/艾滋病假设工作小组”，其中不乏拥有最高医学学位者。12位起草人发表了一封刊登在《科学》上的公开信，信中说：
“我们要求由独立研究者对疾控中心的艾滋病记录进行审查。我们要特别指出，如果坚持艾滋病的定义，那么所谓HIV会引起艾滋病这种因果关联就成了一种牵强附会。从1985年以来，一直是把病症和抗体同时出现才叫做艾滋病，而把HIV病毒和抗体都不存在叫‘非艾滋病’。应该请独立的专业工作团体如精算师协会来提名，组成独立工作委员会，对下列疑问进行调查：具有艾滋病范畴中的疾病(如T细胞减少)症状却找不到HIV病毒的病例，出现的频率究竟有多高?除非我们能够不依赖于HIV病毒而给艾滋病下定义，否则所谓的HIV病毒与艾滋病之间的关联之说，不过是无意义的同意反复。我们要求请独立学者来调查‘艾滋病检测法’的合理性，尤其是在非洲和南亚做那些检测的时候，至少要保证他们可靠地记录抗体是否存在，至于找到具有活性可繁殖的病毒这种事，现在还根本谈不上。”
这封公开信有2，600多人签名，它就是“重新评估HIV/艾滋病假设工作小组”的成员名单。
为了杀灭没有太多害处的HIV，美国政府、世界银行等机构，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购买、配送有危险的抗HIV病毒药物，给世界各地被认为携带HIV病毒的3，600万人，最多可能达到5，000万人服用。可是，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叠氮胸苷，从来没有治好过一个染上“艾滋病”的患者，连他们自己都不敢吹嘘挽救过多少生命。
艾滋病人一旦服用“抗艾”药物，他离死亡就不远了。死于艾滋病的人多达2，200万，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死于抗HIV药的毒副作用。无数的研究表明，艾滋病病人的免疫缺陷，是服用化学药物的后果，连可卡因、嗅盐(亚硝酸盐)和海洛因等致幻型药物都能伤害人类免疫系统，连酗酒、杀虫剂污染、滥用抗生素、工业污染和环境毒素，都能导致同样的免疫系统伤害，更不用说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抗HIV药物。非洲的艾滋病患者其实是长期营养不良的受害者，反复感染、长期不断的压力和缺少睡眠是引起非洲艾滋病的主因。
比海洛因更毒
处方止痛药物甚至比非法毒品如海洛因毒害更大。据报告，在美国有1，200多万人服用处方止痛药，他们不是为了止痛而仅仅是为了服用药物引起的“快感”。2008年，美国死于处方止痛药的人数，分别超过可卡因、海洛因毒品合计致死人数，甚至远远超过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事实上，几乎每一位美国“枪击案杀手”都长期服药，包括2012年7月科罗拉多州的“蝙蝠人枪手”杰姆斯•霍尔姆斯。据报告，该男子服用的重量级药物，能让人“精神状态改变”，激发“不寻常的思想与行为”。
美国政府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英国政府的疫苗和免疫联合委员会(JCVI)，都应该负责鉴别产品的安全性和批准生产，而它们却把无数药品的真正危险性隐瞒下来。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哮喘药物每年致死4，000名哮喘病人之后，仍然拒绝下令停用那些药物。在英国，L.汤姆耶诺维克博士2012年3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披露了以下惊人的事实：
英国疫苗和免疫联合委员会不断地对儿童家长扣压关键信息，不交代严重的副作用和接种疫苗的禁忌证，对医务工作者也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追求全覆盖疫苗接种率，实现所谓的群体免疫效果，其实这只是一个没有科学基础的说法。在疫苗和免疫联合委员会和卫生部推行的疫苗政策下，许多儿童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了注射，而疫苗和免疫联合委员会却完全了解风险和副作用。疫苗和免疫联合委员会和卫生部剥夺了个人对疫苗的知情同意权，它们既违反了国际医学伦理准则(赫尔辛基宣言)，也违反了行医的准则。
汤姆耶诺维克研究了1 983年到2010年的英国卫生部及疫苗和免疫联合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后，写了45页报告，得出8条结论：
1.该机构对调查发现的疫苗接种后果不采取措施、不修订疫苗接种规定，在问题面前或者不作为，或者删除不利于安全结论的数据，或者更加大力对公众和上级宣扬接种疫苗很安全;
2.为了提高接种率而缩小接种疫苗的禁忌证范围，却不去解决显而易见的不安全问题;
3.疫苗生产厂家多次违背官方政策要求修改数据表;
4.为了推广疫苗而采信不适当的研究方法、同时排斥独立研究;
5.毫无根据地吹嘘疫苗的益处，压制对安全性的关注;
6.在正式批准前把效果不明、安全堪忧的疫苗抢先设为儿童常规免疫项目;
7.压制对疫苗安全性的研究;
8.刻意利用家长的信任和多数人不具备足够专业知识的状态，推广尚无科学证明的免疫项目，部分儿童因此而长期暴露在神经系统受损的风险中，特别重要的是，这一切违反了该机构自身奉行的行为准则。
盎格鲁一撒克逊的精英总是以“羊群”这个字眼来指称人民大众。二战以来，疫苗和制药业已经在整体上转变成控制“羊群”健康状况的手段，参与其中者包括美国、英国、瑞士和日本。几十年来，这个致人伤病死亡或致人残疾的医药体系获得极大的发展--为中国人民未来的健康担负重任的有关责任人，是否仔细地审视过这个系统?是否能够把握这场医药战争的最高级战略呢?
谁执掌世界卫生组织
在美国五角大楼编导的三个子虚乌有的流行病大恐慌闹剧的脚本中，WHO回回都处身于风暴中心，次次都扮演关键角色：1997年香港禽流感、2003年“非典”、2009年猪流感(甲流)。
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位于环境优雅的日内瓦，然而它是推进华盛顿和伦敦的医药战争计划的核心机构。世卫组织的领导层在以往数年中，事实上充当了被驯服的为美国军事战略和政策服务的工具。
现在WHO的全球疫苗和健康政策，都是那几家药业巨头说了算的，连最重大的规则都得听药业巨头的，凡事只要不合他们的意愿就得改。根据一位不愿具名的WHO文员所说，2009年猪流感事件从4月20日起被各大媒体大肆渲染，恰恰在此前几周，WHO竟然如有预知一般，把2005年制定的发布大流感警报的条件做了重大修订，两个月之后的2009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大流感”最高级警报，刚好把最新的规定用上。
2009年新规定最可疑之处，就是不再需要“患病者数量巨大”这个必要条件来判断“大流感”是否发生了。而修订之前的规定是这样说的：“大流感指由新流感病毒引起的、大众尚无抵抗力的流行传染病，且在全球多地同时发生，患者和因病致死者数量巨大。”
2009年6月，WHO发布了自成立以来的首次全球大流感警报，虽然报告的患病和死亡人数微乎其微：直接死于猪流感病毒的人数，在74个国家和地区里报告了144例。甚至连猪流感病毒到底是什么东西还一直是个疑点。
WHO把大流感的警报级别从5级提升至6级，这是最高的级别，6级警报已将到顶。全世界随之陷入了惊恐。在巨大压力之下各国政府不得不改口和世卫组织的说法接轨，制药公司马上就把疫苗开发出来了。2009年6月8日，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托马斯•弗烈顿宣布，美国要采用“积极进攻”的姿态回应大流感病毒，于是，几十亿美元砸向未经实验测试的疫苗。奥巴马总统为药业巨头免除了可能产生的责任，因为新疫苗来不及做检测就注射了，WHO在关于控制大流感疫情的规定中说过，在6级警报之上，未经检测的药物和疫苗可以直接投入使用。
所谓的甲流和WHO发布的全球6级大流感警报，是一出不折不扣的闹剧。WHO煞有介事、小题大做，而世界各地报告的病情却如此温和，所谓来势汹汹的全球大流行猪流感，其症状和普通感冒相似，甚至难以区别。WHO先给自己松套，再上舞台演出，把一场普通的、温和的流行感冒，轻轻松松地演成了一出大戏。
猪流感闹剧的导演，是世卫组织那个号称“圣人”(SAGE)的腐败透顶的科学专家顾问委员会。大卫•萨里斯伯里，从2005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有报道说此人于20世纪80年代支持给儿童大规模注射三联疫苗(即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联合疫苗MMR，葛兰素史克公司产品)，很快就因注射疫苗导致克罗恩氏病(节段性回肠炎，Crohn病)爆发，该疫苗从日本市场上被撤回。但这种事情是不会影响他担任WHO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的。
一位独立英国调查员艾伦•葛尔丁获得有关信息后说：“加拿大1986年推广了一种新三联疫苗(麻疹、腮腺炎和风疹联合疫苗)替代老三联疫苗，其中包含一种腮腺炎病毒：Urabe AM-9号。当这种新疫苗被介绍到英国时引起了担忧，有当年6月26日不列颠儿科联合工作组、疫苗和免疫联合协会(JCVI)联络组的会议记录为证。很快就有大量新病例证实，那种担忧是有根据的。接受了疫苗注射的儿童开始罹患一种无菌性脑膜炎，病例报告与日俱增，最终于1988年所有受到Urabe病毒污染的三联疫苗从加拿大撤回。幸亏在英国颁发准许之前，此事就发生了。”
素史克-法国公司，即后来的素史克-比彻姆公司、现在的葛兰素史克公司，当年负责在英国生产这种疫苗。它的疫苗被Urabe污染了，产品投入应用肯定会发生安全事故，所以为申请英国的许可证，这家公司很犹豫，它知道问题可能很严重，一旦出事会造成法律纠纷，它就要承担“损失”，怎么办?这家公司竟然去要求英国政府为之承担法律成本!有萨里斯伯里这样的人当英国政府卫生顾问，又有来自英国卫生部的压力，借口是把“便宜”的三联疫苗推向市场，英国政府居然同意放行。
向全球推广未经安全测试的猪流感(HINI)疫苗者，又是这位萨里斯伯里，疫苗的生产者，还是那同一个厂家--葛兰素史克公司。猪流感恐慌过去后，欧洲委员会、欧洲人权法庭前卫生部负责人沃尔夫冈•沃达尔格教授在一次听证会上指出，在所谓的猪流感事件发生数周之前，制药业巨头操纵WHO修改了对大流感警报的规定，然后宣布了荒唐的猪流感大流行最高级警报。
规则被篡改了，大流行病最高级警报闹剧过去了，制药业巨头又赚钱了，一出荒唐戏演完了，但是被篡改得极其宽松的大流感警报的定义，今天仍然藏在WHO的合法政策条文中。中国政府卫生部门是否明了这一切呢?世界卫生组织WHO，只是一个被国际制药巨头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傀儡——中国应该知道。
五角大楼总导演
现代制药业，实质上是一架大规模杀伤和致残人类的机器，和墨西哥、哥伦比亚、阿富汗、科索沃的毒枭所从事的行当是一样的，唯有过之而无不及。受五角大楼掌控的超级毒贩卡特尔组织--就是美国的私营制药业。
甲流不是已经过去了吗?疫苗却还在继续生产!美国国防部研究开发机构(DARPA)于2012年7月发布过一项新闻，宣称只用1个月时间就用转基因技术生产了1，000万支以上甲流一猪流感疫苗!最惊人的是这件事情既无人质疑，也无人关注--美国国防部为什么要花纳税人的钱，生产这么多甲流疫苗?为什么要应用不靠谱的转基因技术?如果将来某一天，美国总统或者WHO根据掺了很多水的大流感警报规定，再次启动大流感警报，然后把五角大楼的转基因疫苗拿出来，那么数以亿计的无辜的中国人，就要变成五角大楼的实验鼠了。
早在20世纪70年代之初，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曾受命起草了《美国国家安全备忘录200号》，那时候美国就想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大量减少人口，以便让美国永远保持超级大国的领先地位。
在制药业武器化的背后，是那个无所不能的洛克菲勒集团。早在1939年，他们在二战中控制石油、控制世界经济的计划获得成功，进军农工商企业时，这个集团就成了毒品的托拉斯联盟。早期的洛克菲勒药品和化学品公司有：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CI)，施贵宝公司，百时美，怀特霍尔实验室，宝洁公司，罗氏(Roche)，赫斯特以及拜耳公司。20世纪70年代的洛克菲勒帝国与家族控股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当时的行长是大卫•洛克菲勒)联手，掌控了全美制药业半数以上，形成全球最大的制药业联合体。现在这些精英手中的合法制药业，是仅次于兵器工业、居第二位的大产业，财富的拥有者全是霸权圈子中的精英。
制药业能让洛克菲勒家族赚这么多的钱、西方医学又以药为基础，二者之间的关联绝不是偶然事件。洛克菲勒基金会从1 920年起就彻底改组了全美的医学院，他们要的是药物和外科手术，而不是被实践证明疗效很好的自然疗法。
全球最大的18家制药企业在1987年排序如下：
1.默克/默沙东公司(美国，洛克菲勒掌控)
2.葛兰素控股(现在叫葛兰素史克，英国，罗斯柴尔德掌控)
3.霍夫曼罗氏(瑞士)
4.史密斯克莱恩贝克曼公司(美国，现在是葛兰素史克)
5.汽巴一嘉基公司(瑞士)
6.辉瑞(美国，洛克菲勒集团掌控)
7.德国赫斯特公司(德国，洛克菲勒和罗斯柴尔德掌控)
8.美国家用产品公司American Home Products(U.S.)
9.礼来制药公司(美国，洛克菲勒家族)
10。普强公司(美国)
11.施贵宝制药公司(美国，洛克菲勒参股)
12.强生公司(美国，洛克菲勒家族掌控)
13.山德士公司(瑞士)
14.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美国，洛克菲勒家族)
15.比彻姆集团(英国，现属于葛兰素史克)
16.拜耳公司(德国，洛克菲勒持股)
17.辛泰克斯公司(美国)
18.华纳——兰伯特公司(美国)
从以上排名可以看出，美国的药品生产和销售显然具有压倒性优势。美国第一大制药集团--默克公司，通过大通银行与洛克菲勒集团联手。第二大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公司，和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利益集团相关联。大多数制药业巨头不是同洛克菲勒联手，就是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勾结;全球最大的四家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雪弗龙公司，英国石油公司(BP)以及壳牌公司(Shell)，也属于这同一个英国一美利坚集团。
经历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并购潮，全球制药业的关系网却以不变应万变。当今全世界最大的制药厂是美国的辉瑞，其次是强生、霍夫曼罗氏(瑞士)、诺华(瑞士)、葛兰素史克(英国)、山德士一安内特公司(法国)、阿斯利康(美国、瑞典)、艾伯特实验室(美国)、默克公司(美国)、百时美施贵宝(美国)、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日本)、利来公司(美国)、拜耳(德国)、安进公司(美国)、基因技术公司(美国)、百特国际(美国)。
全球制药卡特尔也像石油巨头和粮食巨头一样，一贯被英美的精英大家族严密控制，它们也同样一直都是优生学的信奉者。中国和印度目前都不在盎格鲁一撒克逊精英的直接掌管之下，所以压缩这里的人口，在他们那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35期，摘自《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