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豪的突尼斯人一直不愿将2010年12月底他们参与的那场政治运动叫做“茉莉花革命”。在突尼斯，这个被西方媒体广泛传播的名字实际上对应的是1987年本·阿里夺取政权的政变。那时的本·阿里刚刚被前总统哈比卜·布尔吉阿提名为总理。但是很快，这名年轻的军官便依照当时宪法第57条宣布，总统布尔吉阿因为身体原因，不再适合担任国家首脑。这名突尼斯的反殖民英雄、突尼斯的终身总统，在担任总统30年后怏怏下台。

　　在本·阿里统治的年代，这场政变被自豪地称为是“不流血的革命”。同样作为民族主义者的本·阿里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他前任的政策。民族独立之后的突尼斯像许多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一样，都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重大问题。

　　本·阿里的改革

　　理解这一发生在北非穆斯林国家中的现代化转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代中东及北非前殖民地国家政治局势的窗口。同时也是我们反思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实例。与阿拉伯半岛不同，包括突尼斯在内的几个重要北非穆斯林国家在其殖民时期的物质现代化程度已经较深。同时，与殖民地宗主国之间的贸易与文化联系又为这些国家带来了最早一批具有民族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这批社会精英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民族国家格局形成的背景密切相连。也正是这批人，成为后来反殖民独立建国运动的关键支柱。除了反殖民这一政治任务外，北非20世纪上半叶的独立运动还肩负着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去伊斯兰化。突尼斯脱离法国独立之后不久，布尔吉阿便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针对伊斯兰传统陋习的社会改革政策。其中包括废除多妻制、婚姻法改革、解放妇女、容许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通婚等内容，极大地影响了今天突尼斯社会结构与妇女地位。

　　虽然依照宪法，建国后的突尼斯仍旧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是在民族主义者布尔吉阿眼里，一个真正的突尼斯民族是不应当受到伊斯兰窠臼束缚的。他甚至试图在突尼斯废除穆斯林的斋月传统。在民族主义强人布尔吉阿的政治图景里，反殖民并不代表反西方、反现代。相反，他希望能像汉尼拔一样，领导突尼斯成为一个多极世界中的重要力量。这一民族主义理想，我们也很容易在20世纪中期泛阿拉伯主义的背景中找到其他版本，比如土耳其的凯末尔和埃及的纳赛尔。

　　政变上台的本·阿里几乎延续了布尔吉阿时代的一切政治精神。除了继续禁止伊斯兰政党参政之外，本·阿里甚至要比前任更倾向西方道路。从形式上，本·阿里甚至进一步将突尼斯塑造成一个以宪法为基础，以议会多党民主选举为模式的政治结构。他限制总统任期为三届，并将执政党改名为宪政民主联盟。

　　经济上，本·阿里上任之后进行的一系列开放改革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也带领突尼斯迅速走出了布尔吉阿治下的通货膨胀及缓慢增长的泥潭中。到2000年软禁中的布尔吉阿去世时，突尼斯已经保持了13年经济增长5%强。在私有化改革与开放市场的主导思想下，这一年的突尼斯吸引了超过10亿第纳尔的外来投资。信奉自由市场的观察家们一度兴奋地用“突尼斯模式”来描述这一发展。加入了关贸总协定的突尼斯，成为非洲大陆最炙手可热的外资天堂。本·阿里本人也领导了一只扶贫基金，将突尼斯的贫困人口降低到了4.2%。

　　而在这一系列漂亮的数据背后，私有化程度加深的突尼斯逐渐意识到自己并无法与强有力的欧洲美洲经济体进行平等竞争，日剧加大的贸易逆差使得突尼斯极大依赖外来投资。就业问题使得政府官僚机构不断扩张，以期通过这一方式来最大程度上缓解日益增高的就业压力，并借此试图向更多人提供福利。而这无疑于引鸩止渴。直至2010年12月17日，大学毕业生、小贩穆罕穆德·布阿奇其在与警察冲突之后在市政府门口自焚时，突尼斯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旧是年轻人日益增长的就业压力与膨胀的政府机构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无疑是一场最大规模的向社会行贿的行为。这一短视的平均主义无法真正解决全球自由市场结构中深刻的不平等源泉，而将国家政府从一个代表监管机构，退化成了一个臃肿虚伪的施粥院。而与之相连的执政党，也随之丧失了其意识形态作用，成为了党徒们侵占社会资源的私产。

　　民主革命还是伊斯兰革命？

　　2010年底参与推翻本·阿里政府的突尼斯人希望将这场政治运动与1987年本·阿里发动的政变区别开来。因此，他们将自己的政治运动称作“尊严革命”(Thawrat al-karama)。在阿拉伯语中，karama意指荣耀、尊严。

　　的确，与其它发生政治动荡的北非阿拉伯国家相比，突尼斯的情况似乎要理性得多。他们既没有像利比亚那样，将卡扎菲暴尸街头;也没有像埃及那样，全国各地都出现借革命之名宣泄宗教种族仇恨的情况;更没有像叙利亚那样，全国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泥潭。突尼斯“革命”似乎很快就走上了议会政党斗争的道路。

　　2011年3月，在推翻前政府2个月之后，突尼斯便开始进行了民意调查。刚刚获得合法化的伊斯兰复兴党获得了29%的支持率。其后的世俗政党进步民主党和复兴运动党(前身是突尼斯共产党)仅仅获得了12.3%和7.1%的支持。在当年10月份的制宪会议选举中，伊斯兰复兴党不出所料获得了217席中的89席。虽然伊斯兰复兴党与穆斯林兄弟会、哈马斯等组织有着密切联系，但是，以温和面目示人的他们向突尼斯和世界保证，他们不是“伊斯兰主义政党”，而仅仅是遵循《古兰经》原则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复兴党似乎很熟悉西方的政治话语，将自己的政治理论与基督教民主相比，同时强调会以土耳其的模式来处理政教关系。

　　突尼斯新政府成立之后的几个月里，仿佛革命所激荡起来的一系列冲突和矛盾都被这一温以和面目示人、由民主形式选举上台的新政党调和进了政党政治中。新政府也保证，将提供25000个公务员岗位，以缓解就业压力。为了降低通货膨胀对社会的影响，政府也要求主要零售商降低一些重要民生产品的利润。

　　然而，新政府发现，他们的压力还来自于政治内部。作为一个伊斯兰政党，复兴党无法有效调和在其内部存在的温和派与极端派之间的冲突。伊斯兰复兴党得以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多数席位的重要原因来自于在经济压力下伊斯兰化的突尼斯社会中下层民众。在本·阿里时代，世俗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和伊斯兰化的社会阶层仍旧能够因为共同的敌人而站在一起。但是，这两者的社会政治目标最终仍旧是无法调和的。

　　在复兴党执政之初，希望通过温和的形象安抚世俗化程度已经非常深的突尼斯社会。并向人们表示，妇女地位与世俗的生活方式不会受到挑战。这一立场赢得了许多突尼斯知识分子及世俗政党的好感。然而，这一意见并不代表伊斯兰化程度更为深刻的社会阶层。2011年11月，复兴运动党总书记哈马迪·杰巴里就表示，突尼斯这个新成立的神圣国家，其解放“是真主的意指”。与遵循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强人布尔吉阿不同，杰巴里的英雄是第六世哈里发。这一泛伊斯兰主义色彩明显的表态，几乎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突尼斯所听到的最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宣言。

　　被符号化的“人民”

　　20个月前走上街头的突尼斯年轻人们发现，他们当初所坚持的革命理想，在现实政治面前显得不堪一击。由于内部的不统一，伊斯兰复兴党在当选之初诸多保证渐渐都变得空洞无物。而当初被知识分子寄予希望的议会民主多党制，也开始在无法调和的意识形态及社会矛盾面前迅速退化为宗派斗争。

　　今年2月6日，就在复兴党当选不到4个月之后，这个曾被媒体寄予厚望的新兴民主国家便见证了新政权下的第一起政治暗杀。左翼反对党联合民主民族党领导人切克立·本拉德在其住所门外被枪杀。同样，7月25日，左翼人民党党首穆罕穆德·博拉米也在其寓所门口，被两个骑着摩托车的枪手杀害，身中14枪。这两人均是突尼斯制宪会议中最为激烈的伊斯兰主义反对派。人们普遍认为，这两起暗杀行为都与伊斯兰极端分子有关。这也对温和派的伊斯兰复兴党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两起暗杀，特别是第二起，成为了压断突尼斯当前议会政治幻想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突尼斯制宪会议中60名反对党成员集体辞职，并要求成立由非党派人士领导的新政府。与此同时，那些无法被伊斯兰政党代表的突尼斯人又重新走上了街头，成为政治与媒体中新一批被符号化了的“人民”。

　　这场席卷了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开始于突尼斯，现在又回到了突尼斯。短短两年时间里，我们看到了20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形成的强人政府被推翻，伊斯兰化政党上台，又迅速被冲击的政治活剧。与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不同，突尼斯似乎还游荡在议会政治解决危机的边缘。然而，无论怎样，都不会影响我们开始对这一政治现场所展现出来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同为20世纪新兴独立国家，这些以知识分子政党为核心组织起来、世俗化程度较深的国家，与波斯湾周边那些由部落聚合而成的海合会国家之间，存在着一条由意识形态与历史形成的重要鸿沟。在今天，在那些强人政府瓦解的政治现场，我们能看到这一鸿沟逐渐蔓延到各个国家的社会内部，慢慢割裂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

　　随着伊朗新政府入阁以及卡塔尔政权交替，2010年末开始的这场中东政局变革将会面临一个新的时刻。无论未来将向何处去，中东世界碎片化这一现实已无可回避。中东强人政府的倒台标志着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时代形成的脆弱的意识形态统一体彻底瓦解。以其为基础的中东政治格局也将面临重大的变革。上个世纪初，在一种世界格局瓦解与另一种世界图景形成的交界时刻，法西斯的幽灵从欧洲升起并飘扬在世界上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代，没有一种疾病是地区性的疾病。不努力试图去观察并理解这场变动，去理解其复杂性，便无法真正看到这一发生在当代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局对于21世纪全球走向的深远意义，以及理解过去的19及20世纪历史对于我们今天及未来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