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5日，28个欧洲联盟成员国进行了欧洲议会选举。总共751个议员席位，极右派竟取得90席位，成为这次选举的最大震撼。

　　选举结果发表不及一星期，获票率高达24%的法国极右派乘胜追击，要求其政府阻止近400万人口的外籍人士取得地方选举资格。该举止突出了欧盟的几个显著问题：

　　一是在民粹主义影响下，七、八十年代欧洲国家所形成的“尊重多元文化”的新气象受到冲击。非但如此，法国极右派的建议，也是明目张胆地抵触欧洲议会于九十年代所做出的“鼓励成员国立法，以鼓励外籍人士参加地方议会选举和积极参与地方政治”的决议。其次，此次排外措施完全不顾“欧盟地区人口自然增长不敷经济增长需要”的事实，必然导致欧盟国家继续实施较严格的移民政策，因此就变相鼓励资本流向劳动力更加低廉、投资回报更大的地区(如中国、印度、巴西)。换言之，极右派所提出的“保护民族利益”的主张，根本对欧洲本身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对于该吊诡现象，我们不由得对西方发达国家一贯执行的“对内鼓励商品、资金、服务、劳动力流通，对外却严加管制劳动力流通”的歧视性政策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同时也必须追问，当前的极右倾向是否正好是一个不合理政策所招惹的连锁反应。

　　其实，近百多年的欧洲政治文化里，所谓“极左”与“极右”现象，多发生在较极端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时刻。就相对的正常时期而言，“右倾”多发生的课税较重，政府把较多的资源投入于接济贫困群体、调节社会矛盾的社会福利政策上(即加强社会正义);而“左倾”现象，则多出现于资方大赚其钱、贫富两极化加剧，物价显著飞涨之际。这两股力量，长期互相制约、监督、竞争、顶替，而形成其民主政治特色。

　　如今，欧盟国家的“左、右相互制衡机制”突然呈现 “极左”、“极右”两极端力量互相冲撞的失灵迹象，显然是由于八十年代后期迄今所执行的全球性“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结果。也就是说，当全球普遍打着自由经济旗帜，扩大金融投机、裁减社会福利、削弱工会、收购中立媒体之后，必然会激化种种社会矛盾。部分处境岌岌可危的传统左翼民众(如此次意大利与希腊的选民)难免会形成“极左”的抗议团体，积极反对右派政党的执政方针;而某些右派执政当局便刻意把社会动荡的责任推诿在外籍劳工与难民的身上，因而使部分不明就里的民众形成“极右派”抗争团体，对移民与第三世界人民便更加排斥与仇视。

　　最近，或说自2008年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之后，各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剧减、物价飞涨，更是使弱势群体的原本不利处境雪上加霜。以1995年全球最贫穷的20%与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比，即1比60为例，如今已超过1比100。不言而喻，该趋势不只是促使第三世界的民众纷纷上街示威游行，也同时导致欧盟国家的两极化加剧。2014/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