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中，非政府组织成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平演变”的工具。

　　同苏联的建立一样，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重大的世界政治事件之一。对其原因的分析，学术界或从苏联共产党集权的角度、或从民族问题的角度以及世界民主化潮流的角度来解释，也有从苏联模式的失败、苏联当权的腐败、西方的和平演变来解释苏联的解体，等等。本文试图从非政府组织角度分析苏联解体的外因。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就采用各种手段，对苏东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他们利用人员往来，“以接触促演变”;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以维护“人权”为名，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大力扶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组织，支持他们搞动乱，乱中夺权;利用经济贸易援助，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政治上的让步，等等。在这些措施的实施中，非政府组织起到了“先锋队”作用。

　　一、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内涵及其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中的历史地位

　　“非政府组织”起源可追溯到中世纪救世军(theSalvationArmy)，但现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最早出现在17世纪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涉及人道主义和宗教领域。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并开始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同时，“非政府组织”这一术语被广泛应用。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根据各自侧重点，对非政府组织有不同的定义。有的根据法律的规定，有的依据资金来源，有的强调组织的结构与运作方式。联合国在1952年第288(X)号决议中认为:“任何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均应被视为非政府组织”。此概念强调了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性。世界银行编写的《非政府组织法的立法原则》则认为“非政府组织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政府部门视为一部分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及其他法人，且其不以营利为目的，即使如有赚取任何利润，也不可将此利润分配”。最受认同的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中心的“结构-运作”定义，即认为凡符合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五个特性的组织都可被视为非政府组织。

　　二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武力推翻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权无望的情况下，制定实施了以渗透与分化为基本政策的“和平演变”战略，而以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公共外交则为这种战略的顺利实施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冷战时期西方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时期每届美国政府都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美国的公共外交事务，把非政府组织看做是一支可以用来更有效地在世界各地“促进民主”的重要力量。参与美国公共外交的非政府组织经常以学校、医院、环保组织、慈善组织、宗教组织、人权组织、社会服务组织、艺术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思想库、基金会、商会等形式出现。如高等学校、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以及学术团体以知识为载体进行文化教育交流。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能够给人一种“客观”的感觉，弥补美国的正规对外宣传体系中经常出现因其政府性质而不被信任的弊端，从而有利于美国思想文化的渗透。

　　杜鲁门政府时期，专门制定了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和“真理运动”，制定了“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fortheNewAmericanCentury)。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些战略1946年3月，杜鲁门成立了志愿对外援助顾问委员会(theAdvisoryCommitteeonVoluntaryForeignAid，简称ACVFA)。该委员会是在对外援助领域连接联邦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桥梁。到1946年年底，已经有103个志愿性非政府组织在委员会注册。1949年5月杜鲁门政府还成立了由非官方的美国公民组成的“欧洲自由委员会”，该组织表面上是非政府组织，但经费由中情局支付，其宗旨是“利用逃亡的东欧人开展与苏联的统治地位的斗争”。1950年中央情报局又设立了非政府组织性质的“文化自由大会(theCongressforCulturalFreedom)”的组织。在其鼎盛时期，它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提出了用“宣传的压力”和“精神的压力”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解放战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艾森豪威尔政府利用非政府组织进行“心理战”和“隐蔽行动”。“自由之家”虽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这一时期却是马歇尔计划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坚定拥护者和美国民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该组织认为，东欧和苏联自由的推进或者暴政的废除都不能够依靠其内部因素推动，必须在西方领导下进行。这一时期以至以后的每届美国政府，美国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成为冷战的重要工具，行使着政府文化外交项目的分包者和外交决策幕后的智囊的双重身份。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在其著作《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中将这些非政府组织形象地称为美国进行文化冷战的“联合部队”。在美国公共外交领域比较知名的基金会有: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斯达尔基金会、杜蕾斯·杜蕾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等170多个基金会。表面上看来，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外交活动是正常的国际民间文化交流，实际上这些文化项目大多来自政府的资助，或者经过政府部门授意，往往附加了许多政治和外交目的，比如输出民主模式、传播价值观念以及左右对方国家的公共舆论导向等。如福特基金会同美国政府合作，重点对苏联进行民主宣传和促进民主制度合作。这一时期美国的基金会成了美国政府推行外交政策的得力助手。正如1957年8月21日肯尼迪在美国参议院讲话时说:“由于福特和洛克菲勒两个基金会的慷慨与远见，非官方的学生交流和教师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这种援助花钱不多，但效果特别好”。这一时期，在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牵头下，美国还成立了一些带有半官方色彩的非政府组织及一些中情局的外围组织，如大学联合委员会(Inter-UniversityCommittee)、国际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InstituteofEducation)、“法菲尔德基金会”、“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争取自由欧洲委员会”、“国际妇女委员会”、“全国学生协会”、“世界青年大会”、“国际自由记者联合会”、“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时代公司”、“国际笔会”、“美国知识协会理事会”和“美国现代语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在中央情报局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管理下，这些基金会及其外围组织积极参加了各种文化渗透活动，并制造谣言、欺骗民众，歪曲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以达到颠覆东欧国家的目的。

　　肯尼迪政府时期，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忧虑和反击，美国成立了以宣传美国价值观为主的非政府组织“和平队”，该组织宣称:“要以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来促使共产主义世界演变”。到了1968年“和平队”成为一个独立的美国联邦机构，其任务是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派遣志愿者，从事教育、医疗卫生、社区等工作，利用美国公民与其他公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向这些国家渗透美国的价值观念，传播“美国梦”。这一时期，美国还开始实施富布赖特海斯法案(Fulbright–HaysAct)该法案的宗旨是“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促进世界人民更好地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从而改善和加强美国的对外关系”，进而宣传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着重宣传政治上的多党制、多元化、自由化和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

　　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用一度出现的缓和局势，大力对东欧国家进行思想渗透，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期待有朝一日“开出变革之花”。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人道主义救援非政府组织和自由之家等人权非政府组织，在保持其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法律地位的同时，积极在苏联和东欧地区输出西方价值观，充当美国战略利益的维护者。过去比较超然的基金会组织在“仇共”意识形态的氛围下，也自觉配合政府在世界上大量进行文化资本输出，成为”文化冷战”的主要参与者。

　　卡特政府时期，积极奉行“人权外交”，将人权与挤压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联系在一起，加强了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联系。1977年卡特接见索尔仁尼琴及刚刚获准赴美的布科夫斯基，并致信萨哈罗夫，声称“人权问题是美国政府主要关心的问题”，以示对苏联国内反对派的支持。这一时期，人权观察等非政府组织把监督原苏联东欧地区国家遵守《赫尔辛基宣言》中有关人权的条款，推动原苏联东欧集团演变和解体作为该组织的“任务”之一。这一时期，自由之家成为波兰团结工会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里根政府时期，强调美国的人权外交必须关注苏联违反人权的事例，叫嚣“要把马克思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呼吁“美国要举国一致(包括政府和私人)致力于援助民主事业的发展”，要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传播”来影响东欧和苏联人民，要帮助这些国家的“民主力量”建立起“独立的工会、教会、政党、报刊和司法机构，并通过培植这些“民主的基础结构”最终使苏联东欧实现西方模式的民主化。1982年5月20日，里根签署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DD32)，授权采取隐蔽行动和其他手段支持该地区的反苏组织，如秘密资助游行示威、集会、各种会议、出版印刷宣传品、制作电视节目、展览以及诸如此类吸引人们注意苏联非法行为的活动。在政府的号召与鼓励下，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开始了“援助”波兰的活动。这些团体包括美国援外合作社、教会对外服务团、美国波裔人联合会、科希秋什科基金会等。这些组织和团体在促进美国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文化交流方面起了比政府更直接的作用。1984年成立的美国民主基金会，将支持、培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不同政见者同击退与推翻苏联支持的独裁政权的政治军事目标结合起来。美国劳联-产联、“全国民主基金会”等美国非政府组织同波兰的“团结工会”建立了“紧密的工作关系”，并给予大量资助。这一时期，以帮助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为宗旨的索罗斯基金会迅速遍布欧洲东部。

　　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教师联盟及一些欧美工会组织、国际律师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纷纷派人前去活动，为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推波助澜。

　　总之，在和平演变政策实施过程中，西方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目标一致，相互协调，相互借重，团结协作，在各自的领域齐头并进。

　　二、冷战时期西方非政府组织在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活动特点及影响

　　(一)积极推进“跨国市民社会运动”(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Movement)，帮助苏联东欧国家建立各种政治性非政府组织。1975年西方国家与苏联签订《赫尔辛基条约》后，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对派一起，以人权为借口，开展了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跨国市民社会运动”。美国的劳联-产联同法国、奥地利、比利时和西德等西欧国家的工会合作，专门帮助东欧和苏联新出现的独立工会组织。在他们的帮助下，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成立了苏联的劳联及其下属工会等组织，波兰成立了“团结工会”组织，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第77宪章集团”(Charter77)，保加利亚成立了“支持”工会，罗马尼亚成立了“博爱”工会、匈牙利成立了“民主反对派”(Democratic0pposition)、民主工会联盟，东德成立了“剑与犁”组织(SwordsandPloughshares)等。这些工会组织在西方的支持下，鼓吹“极权政治”是核战争的根源，民主与和平不可分，裁军与人权统一等口号，并打着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幌子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宣传。

　　(二)配合本国政府积极开展人权外交，支持苏联国内成立各种具有反对派色彩的“独立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苏联出现了各种“民主”、“人权”运动组织、带有社会主义左翼倾向的联盟组织及民族主义组织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宗教组织等，在苏联青年人中也出现了相对独立的青年组织、文化组织，包括流行音乐爱好者组织、体育俱乐部、志愿性民间社团、环境保护团体以及文学团体等等。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也出现了第三类民间社团。这些非政府组织试图在被官方正式禁止的研究课题中，发现俄国历史、民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许多史实，恢复被官方长期扭曲的俄国历史和人物的真实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和平0组织、劳联-产联、国家民主基金会、人权观察、索罗斯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积极在这些组织中培植苏联社会里各种亲西方的民间组织，培育苏共的反对党，激化苏联社会中个体与社会、民众与“保守的官僚政府”、人民与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后期，索罗斯基金会开始在前苏联地区进行渗透，支持所谓持不同政见者。1987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1990年在乌克兰创立了国际复兴基金会，大搞民主渗透。自由之家利用在苏联培训基地及其他合法机构，网罗亲西方人员，物色和培植亲美亲西方势力，争夺、策反高级人才，鼓励、支持苏联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和鼓吹自由化的代表人物，鼓动宗教社团对抗和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反社会主义势力“逐步形成和发展”。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苏联内政，支持和扶植苏联社会内部的反对势力，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如萨哈罗夫、瓦文萨等颁发“乔治·米尼人权奖”，向反对派组织提供资助。1989年，国会拨给“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2500万美元，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发展民主”和支持反对派，帮助他们建立各种非政府组织，资助他们出版各种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出版物，并鼓励他们向苏共展开夺权斗争，并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

　　在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苏联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1987年在莫斯科的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成立了“改革俱乐部”、“历史政治俱乐部”、“全苏社会政治记者俱乐部”，1989年出现了“纪念”、“保卫人权”等组织。1988年年7月29日叶利钦宣布成立“莫斯科人民阵线”。面对以非政府组织面目出现的政治反对派，1988年6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却说，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增加是改革的“显著特点”，“是人民首倡精神的出色表现，值得大力支持”。由于受到国家领导的肯定，苏联的非政府组织由1987年的3万多个上升到1990年8月的9万个。这些团体和组织要求取得与苏共平等的地位，实行多党制，改变共产党一党执政状况。这也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垄断政治舞台开始走向历史终结。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斯切雷尔所说，“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对苏联实行的“人权”政策非常奏效，这项政策推动了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们’的反政府活动，促进了其国内的民族民主运动，挑战了苏联的体制”。

　　此外，在美国非政府组织影响或策划下，从1989年10月起，苏联军队内部也建立了“盾牌”、“士兵母亲运动”、“军官会议”、“全苏军队和劳动老战士组织”、“全苏老战士协会”、“民主阿富汗战争老战士联盟”、“联盟”等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要求重新认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等，对苏联的解体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以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为名，加强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知识界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思想政治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总结了“遏制”策略不能奏效的教训，提出了“以接触促演变战略”。为此，美国政府拨出数亿元资助一些学术团体、专家名流、文化部门，并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公开性运动与苏联社会建立联系，进行各种交流，并向他们灌输西方价值观念，力图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群体，建立与官方政治机构对立的公民社会，并利用这些关系向苏联权力机关施压，形成对美国有利的社会舆论。劳联-产联下属的美国教师联合会帮助一些苏联教师组织，用“民主的原则和实践教育学生”，鼓励苏联学生同美国学生联络和对话，向教师提供帮助组织和管理新工会的“技术援助”。索罗斯基金会曾在苏联和东欧地区投资50亿美元进行民主宣传。美国的“和平队”和“富布赖特”项目，把专家学者和其他人员派遣到别的国家去进行学术交流，充当传播西方影响的使者。80年代美国还推出了以针对新闻记者为主的“国家访问学者计划”，从经费上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独立组织和报纸，以培养亲西方的新闻记者和媒体。“美国民主基金会”向苏联的“民主分子”提供书籍、印刷设备及电脑、美元等等。苏联解体前，索罗斯基金会就投入几亿美元，资助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发展帮助和支持原苏联地区的民主机构。此外美国的斯拉夫促进协会、胡佛战争与革命和平研究、经济发展委员会、兰德公司、保护人权会、福特基金会、哈佛大学俄罗斯东欧中心、耶鲁大学国际和平地区研究中心等非政府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青年精英进行培训和提供去西方访问、讲学的经费，并与这些国家的高官、报刊电台的高级主管，学术界重要人物来往密切。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以促进全人类的“共同繁荣”为根本目标，以“传播文化、增加知识、促进了解、造福人类”为己任，在东欧进行文化资助，从而培养亲美意识。

　　此外，为配合对苏思想战，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建立了以研究苏联问题为核心的非政府组织性质的智库。这些智库利用各种渠道，配合或直接参与搜集情报工作，或帮助美国特种机构筛选出有利用价值的特定人群，或给苏联反对派组织提供情报，帮助其采取具体行动以削弱苏联政权。

　　1990年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一个与苏联、东欧“学术交流”的计划，该局的人员以“教授”、“学者”的身份到苏联、东欧去，与有关部门进行“直接接触”，建立双边的“学术联系”，使美国对苏联、东欧的“情报分析工作更加准确可靠”。中情局还通过挂名组织和基金会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普兰基金会、时代公司、国际笔会、大都会歌剧团和现代艺术博物馆、哈泼-罗公司、美国知识协会理事会和美国现代语协会等都是其协作伙伴。这些组织帮助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办刊物，出版著作，聘请他们出国讲学，授予他们各种奖金，准许他们政治避难等。而这些人在苏联改革和苏联解体后的经济改革中，都发挥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和作用。1969年，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在被苏联作协开除后的第二年，被西方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76年，另一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后来在苏联演变期间深得西方赏识的安德烈·萨哈罗夫，也被西方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四)积极资助出版宣传西方价值观的书刊和报纸。西方一些政治家认为，要搞乱共产党国家人们的思想，就要贬低他们所信奉的理论体系，而要贬低这些理论，就要搞臭创立和坚持这些理论体系的那些领袖们，第一是毛泽东，第二是斯大林，第三是……为达到此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慷慨资助有关研究机构，设计了一个专门打掉苏联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形成的对列宁其中包括斯大林情结的“哈佛方案”，使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作品充斥报刊、广播、电视和电影等。美国的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威尔逊研究中心、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等思想库，积极在原苏联地区推销政治主张，他们否定苏共的革命历史，把苏联、东欧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无限夸大，煽动人民的不满，并把这种不满指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通过召开各种学术研讨会议和有关国际性会议，给那些崇拜西方民主和自由的学者各种荣誉和奖金，抬高他们在国内外的名声和地位。有的非政府组织直接资助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机关，促使他们承担有利于传播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科研课题，有的通过互访和讲学，宣扬西方民主制度创始人的功绩和进步性，“抨击共产党领袖的专断和残暴”，以达到丑化共产党领袖的目的。他们还别有用心地称赞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支持其削弱、取消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乘机宣扬西方所谓的“美好生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还编写了许多反苏的材料，偷运进苏联境内后在一些团体中散发，向他们宣传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希望能用这样的方式培养苏联的“第五纵队”。美国希望，当苏联社会出现动荡的时候，这些地下组织就开始公开活动，利用群众集会和游行或者更激进的手段来推翻现政权。此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及其非政府组织，通过资助、推荐等方式，使西方的政治哲学、社会学说大量地渗透到社会主义国家，以便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认为未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还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在没有电灯的时代幻想出来的，而他们的信息社会是用电子计算机算出来的。其最终目的是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

　　西方国家还通过NGO控制的媒体放大苏联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意识形态领域否定社会主义。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酗酒、赌博、贪污受贿、贪图享受、对政治冷漠等问题，西方非政府组织利用广播、电视等媒体故意无限制放大，极力丑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府和政党。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对苏广播电台有37个，用23种苏联民族语言进行播音，昼夜广播，勃列日涅夫说，整个太空“都充满着反苏宣传”。西方的宣传攻势对苏联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苏联青年中出现了一些叛逆行为，如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举止、衣着打扮一改苏联传统，有的崇拜并迷醉于西方的音乐舞蹈艺术，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生活，出现了知识分子叛逃等现象，有的对共产主义信仰出现动摇，改为信仰宗教等等。

　　(五)以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核战争为由，推广西方的民主价值观。西方非政府组织鼓吹“极权政治”是核战争的根源，民主与和平不可分，裁军与人权一致等等观点，甚至提出，要完成裁军的目标，各国首先就要实现民主。“国际和平组织”、“科学家关心人类福利联合会”、“爆心投影点”、“国际医生防止核战争组织”、“争取可生存的世界委员会”、“意大利天主教道德神学会”等组织以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为名，与人权运动、工会运动、妇女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等相联系，积极推进西方民主化运动。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反冷战、呼吁世界和平的声音就是受到这些组织鼓动，成为西方对苏和平演变的先锋。

　　(六)插手苏联的民族宗教问题，制造民族矛盾，破坏苏联的民族关系。美国民主基金会、大赦国际(AI)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组织(MRG)、人权观察组织(UN-VOHR)等国际非政府组织支持苏俄侨民成立组织、出版刊物，并与苏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遥相呼应。在他们的支持下，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趁机打着拥护改革的旗号大肆进行民族分离活动，成立了“人民阵线”组织，即“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和“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另外，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兴起“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配合其本国政府竭力有意引导这”。美国学者科拉斯克·塞道指出，西方国家热衷于“在一些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制造矛盾，鼓励那些削弱他国实力的民族分离主义”。西方非政府组织直接支持苏联国内的一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活动，并进行蛊惑宣传和思想渗透，对苏联境内的民族动乱升级直至苏联解体起了煽风点火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七)以苏联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为借口，积极推动所谓的“绿色政治”，促使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发生剧变。苏联由于长期推行以军事工业为先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超常规开采和使用自然资源，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到60~70年代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贝加尔湖、波罗的海、咸海、里海、亚速海等内海湖泊出现水面萎缩和污染，顿巴斯煤区严重污染，科拉半岛和中亚地区土地严重沙化，大片森林被毁等。因此，“绿色政治”阐述的生态环境优先、人类整体安全、反战反核的和平主义三大观念以其超阶级、超国家、超社会制度的特性，很容易得到苏联民众的认同和共鸣。这也与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实行所谓“新思维”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在此情况下，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地球之友”、世界野生动物基金(WWF)等国际组织定期在莫斯科等地举行活动。20世纪50年代末，莫斯科大学就成立了保护自然的学生社团组织，到了1979年，全苏主要大学中共有29个学生环保团体，约有3000名成员。在席卷全国的群众性生态运动中，西方非政府组织或者把自身原有的不被官方所接受的政治性组织改头换面，在名称上冠以“绿色”、“生态”、“环境”等字眼，借以取得合法地位或者官方的默许，或者向单纯的生态团体渗透，使之成为符合自己政治目的的组织。

　　三、历史地看待非政府组织对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影响

　　非政府组织虽然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的慈善理念之上，独立于政府和政府间组织之外，不是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与政府之间不存在任何的行政隶属关系，但回顾整个冷战史和近几年来世界上所发生的“颜色革命”等事件，可以看出，非政府组织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有意无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沉默的伙伴”。虽如此，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只是外因，它们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没有一个外国政府或外国非政府组织能够制定出一个标准的成功模式，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力量组合各不相同;也没有一个外国政府或外国非政府组织能够收买或鼓动足够人数的民众掀起一场大规模运动，对国家政治领导层形成有力的挑战。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苏联模式的失败”，因为当局的公信力丧失，政权失去合法性，导致普通民众要求更换领导人的普遍行为。在一个经济发展繁荣、社会分配公平公正，政治清正廉洁的国家，境外非政府组织可以发挥影响的空间并不大。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东欧各国及中亚各国，将非政府组织视为“公民社会”的主体之一加以扶持，并试图借助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技术和经验推动其社会转型，这为西方非政府组织对俄渗透打开了大门。于是，西方非政府组织大量涌入俄罗斯和东欧地区。到2005年8月，总共有2914家西方非政府组织在中亚注册，其中在哈萨克斯坦的有699家，吉尔吉斯斯坦有1010家，塔吉克斯坦有595家，土库曼斯坦有138家，乌兹别克斯坦有472家。在俄罗斯的西方非政府组织由苏联解体前的数十个激增至2005年600余个。

　　“颜色革命”后，俄罗斯加大对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整治，使西方非政府组织缩减了将近一半。截至2009年3月在俄罗斯国家登记署登记在册的外国非政府组织有267个。它们不仅在该地区独立开展教育、扶贫、宗教、文化、环保、人权、发展援助、科学研究等活动，而且通过提供资金、人力资源、组织管理等大力扶持中亚各国和俄罗斯本土非政府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大多有美国背景，且受到美国国际发展局(USAID)等机构的资助或直接领导，以参与政治为目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对该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2004年至2005年格鲁吉亚发生了“玫瑰革命”、乌克兰发生了“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黄色革命”。西方学者将这些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方式称作“颜色革命”。其实，“颜色革命”与20世纪苏联东欧剧变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一脉相承，都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继续与发展。它是非政府组织搭台，西方政府唱戏，有很强隐蔽性、迷惑性和欺骗性。目前，因“颜色革命”西方非政府组织受到许多国家的批评和限制，但西方非政府组织并没有因此而退出，美国也不会因此而放弃在全球战略中利用非政府组织，依然通过非政府组织对该地区施加影响，扶植亲美势力，推动该地区国家内部的政治演变，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并削弱欧盟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从而激化外部力量在中亚地区的角逐。然而，以无党派和公益性著称的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却越来越受到人们质疑。

　　原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3期，原标题《对冷战时期西方非政府组织在苏联东欧地区活动的历史考察——从非政府组织角度兼论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