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风险比俄罗斯要大得多。无非是美国尚无能力同时发起两场金融战争。因此针对中国的货币战还在准备当中。要根本消除经济危机的风险，只有唯一一条道路：恢复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最近一段时间，国际金融领域最大事件，应当就是俄罗斯卢布汇率暴跌，一天之内最多下跌19%，两天超过25%，半年累计超过50%。这说明在克里米亚事件、乌克兰内部战争、俄乌军事对峙、经济制裁之后，事情已经正式转变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对俄罗斯开始发动大规模金融—货币战争。

　　这是自1998年俄罗斯经受大规模金融洗劫之后的第二次。当时，俄罗斯被直接洗劫了数十万亿美元的资产，国有经济几乎全军覆没。这很容易引人去猜想，这一次货币战争的后果又将会如何，俄罗斯是否挺得住。对这种类似一场赌博的最后结果、缺少规律的东西进行预测，讨论谁胜谁败，没有意义。但事件本身将给全世界造成重大影响，也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的未来道路，则毫无疑问。

　　应当看到，中国和俄罗斯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俄罗斯是从前公有制国家苏联解体后分离出来的私有制国家，他们在美国人直接参与下，“在几天之内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在俄国建立起来(见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44页)”;而中国之前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也在美国经济学家的教育、引导下，以“改革”为口号，缓慢地、一点点地，“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引进了中国。

　　这种引进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两个国家几乎同时建立起(或开始建立)类似资本主义、全套的信用和股份制度。

　　引进了这种资本主义信用和股份制度的直接后果如何?

　　俄罗斯几年之内就被洗劫了几十万亿美元的资产，使得原先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一下子沦为一个经济上的二、三流国家;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几近停滞;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幅下降，饱尝黒、赌、毒的佞害。中国三十多年同样也被洗劫了数十万亿美元的资产。说起中国GDP达到世界第二，无非是标价出卖的原国有企业资产、城市土地价格、为国际金融资本服务的企业规模、被殖民化的程度，达到了惊人的世界第二;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几乎丢失殆尽，发展极不平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科学技术，总的水平，连二、三流国家都达不到;极少数军工技术达到世界领先的程度，但整个军工的基础，能否满足实战要求的生产能力，甚至不如20多年前的苏联;尤其是，工人下岗、农民失地，许多妇女沦为娼妓，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实质性提高，同样饱尝黒、赌、毒的佞害，比俄罗斯有过之无不及。人心散乱、难以凝聚，这一点甚至比不上俄罗斯。唯一比俄罗斯先进的地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依然保有社会主义的牌子，依然保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然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这是目前俄罗斯无法相比的，也可能是俄罗斯要想在目前货币战争中取胜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实际上，关于目前在俄罗斯发生的这场金融—货币战争的性质、可能的结果，如何应对，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做过详细描述。对于中国按完全资本主义的模式同样地“引进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出处同前)”，参考俄罗斯目前处境，完全可起到强烈的警示作用。同时，马克思给出的应对方法，则对中国也完全有效。这使人不得不由衷地钦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惊人的观察力、感叹马克思的远见卓识：

　　先分段讨论马克思的有关论述：

　　首先是“引进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出处同前)”之后，——

　　于是，“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资本论》第三卷，第49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黑体是我加的，下同)”

　　——俄罗斯就建立了类似西方的一整套具有“投机和欺诈活动”性质的规则和制度。看看中国，围绕着各种票证交易市场，是不是也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所有这些，是不是能够说明，中国已经在社会主义招牌下，形成了一个极其巨大的寄生毒瘤!使这颗毒瘤不停地吮吸新鲜血液、得以存活、长大的，就是自称是社会主义、并被写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决议要大力推行的 “资本市场化”——这当然也包括“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对于这种制度，马克思认为——

　　“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资本论》第三卷，第54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就是因为这个制度，上世纪90年代，使俄罗斯在几年时间就被抢劫了数十万亿美元的财富(有说一次性27.8万亿、累计70万亿);三十多年时间，中国也被抢劫了数十万亿(未见详细统计数字)。这种抢劫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代替了直接的暴力” ——如战争——的抢劫。俄罗斯在西方发起的第一次金融战争中，直接财富损失超过二次世界大战因纳粹德国入侵造成损失的4倍以上。中国在三十年中，财富损失超过三百年来所有外族入侵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所造成损失的总和!

　　我们知道，股份制度的基础是信用制度。

　　“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资本论》第三卷，第4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这里首先说到世界市场。对一个公有制社会，要融入世界市场，当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个公有制国家，周围90%都是私有制国家，你怎么和他们打交道、交换产品?是不是必须毫无保留地采用私有制下全套的交易规则才能融入?虽然形式必然多样，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放弃公有制的原则，采用私有制社会的交易方式，毫无原则地融入世界市场，就等于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抛弃了自己的人民，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也必然会引进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危机，有可能因为危机激发革命被人民打倒。——说到货币危机，无非是经济危机的一种形式。将这种危机解释为“外源性”，指外部引进的危机，难道外源不通过内因就能发生作用吗?所以，这一类解释毫无说服力，欺骗不了人民。俄罗斯发生危机当然有内部原因。这次货币危机“暴力的爆发”，是另外一种不同于直接战争暴力的暴力，是将全社会所有的人强行卷入、带有突然性、短期性、极易造成全社会惊慌失措、对俄国全社会所有人的生活都有直接影响、也必然影响到俄国政治制度的金融暴力，是在内外交互作用下、因引进西方制度造成国内公有制度发生质的变化、丧失了抵御能力而产生。但这次由西方突然发动的卢布战争又和第一次金融战争有显著的不同——带有明确的政治目标。

　　这种金融暴力的突然爆发，对同样引进西方“信用—股份制度”的中国，当然具有无比重要、极其强烈的警示作用。

　　这种警示所产生的首要效果就是：使所有中国人不得不审视目前中国一切政策的出发点“改革”和“开放”这“两个基本点”是不是背离原则、无比荒谬?使所有中国人都不得不检讨全面引进西方的“信用—股份制度”的“改革”是不是走上了邪路?不得不反思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的“开放”是不是引狼入室、是不是已经将中国人民置于无比巨大的风险之下?但这还不是全部。现在中国所面对的最大的风险，是中国现政府几乎所有(但不是全部)的现任领导人，对这种风险产生的根源看不到有什么较深刻认识——从他们采取的可以判定为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对中国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对GDP世界第二的沾沾自喜，——都可以得出这个判断。中国现政府几乎所有的领导人直到目前还在相信并推动实现从“市场决定论”到西方经济学“资本市场可以决定资源配置”的虚假说教。他们似乎相信在“资本市场”就像麦子种在地里会自动长高一样可以自动地生出钱来，竟然忘记了党性变成一个“金钱拜物教”的疯狂崇拜者，也完全忘记了资本市场上所有的钱全都是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这才是现在中国的最大风险。

　　接下来，看看马克思对信用制度(包含股份制)的最终定性和提出的解决方法：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资本论》第三卷，第4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赌博欺诈制度!——这就是马克思对西方金融制度也包括目前中国和俄罗斯实行的金融制度的定性说明。“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则是他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根本的建议和忠告。从后面的文字当中，很容易看出，马克思所说的“新生产方式”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为了避免文字过于冗长，下面不再继续引用《资本论》的原文。

　　用不着过多论证，就可以证明，马克思的解决方案——转化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肯定能够彻底解决经济危机——无论是金融、还是货币危机，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为满足全社会物质需要在科学计划指导下的生产，而不是仅仅为了少数官僚资产阶级、投机分子和赌徒来组织生产，这就彻底消除了生产过剩——产生各种危机的根源;也决不会允许整个社会的财政、金融、管理部门重新变成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巨大赌场，以赌博的输赢或者靠欺诈行为来决定生产资源、人力资源的科学配置。既然消除了产生各种经济危机的根源，问题自然得到根本解决。

　　下面联系马克思的解决方案分别谈谈俄中两个国家的应对措施：

　　应对卢布暴跌、经济危机，俄罗斯采取了什么措施?

　　大约在一年前，俄罗斯总统普金就提出了发展国内轻工业生产、解决生产不平衡的任务——带有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味道。还根据总统令公布了要求政府官员提交个人收入情况以及关闭海外账户、转让海外资产的报告，否则将被解雇。禁止本国官员和议员在俄境外拥有不动产、海外存款和外国公司股票的法案——具有隔断内外勾结渠道、防止金融卖国的意义。此外，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修订历史教科书、为苏联卫国战争正名，这些都对民众产生凝聚力、增强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的抵御能力。但还没有看到普金公开提出重建公有制口号，俄罗斯的多个政党也没有出现按共产主义原则统一、合并的迹象。由此推断，俄罗斯一定能够抵御这次卢布暴跌的冲击，但恢复社会主义、彻底根绝经济危机的道路可能还非常漫长。如果俄罗斯在危机中不堪重压，严重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所需要的时间会短些;如果俄罗斯能顺利渡过此次货币危机，所需要的时间反而会更长。

　　目前中国情况如何?任何人都不要为中国建设的成就感到沾沾自喜，这些所谓的成就丝毫不能说明中国三十多年走过的道路是正确的。世界第一的贫富差距、收入上的两极分化早就完全否定了所取得的任何成就。中国面临的风险比俄罗斯要大得多。中国政府已经坐到一个巨大的火山口上。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再想将苦难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不过是白日做梦。无非是美国尚无能力同时发起两场金融战争。因此针对中国的货币战还在准备当中，发令枪暂时还未打响。

　　再看中国采取的措施：人民币国际化，——远水不解近渴。扩大外资进入中国股市的渠道——将外资和中资捆绑在一起，要死一起死!有些饮鸩止渴的味道。还有一个可能存在的、在紧急情况下的备用措施：公布中国真实的黄金储备，和人民币挂钩。但这种措施犹如羊入狼口，只能属权宜之计，可以延缓人民币崩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终会将所有黄金储备丢个精光。

　　要根本消除经济危机的风险，只有马克思给出的唯一一条道路：恢复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隐隐约约感到，中国似乎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又看的不是非常清晰。

　　社会主义宪法起着方向牌的作用，指示出社会主义方向。有这个方向牌暂时够用了。

　　整党——整军——整党——整军——不断重复，一次比一次力度大、一次比一次涉入的深。

　　打老虎——反贪腐——没收财产——老虎越抓越大——财产越来越多，不仅是整党整军，也是用暴力剥夺剥夺者。

　　不需要自作聪明地反对“政左经右”。那不过是脱离实际的空谈。只有党和军队才能最终决定中国要走的道路。

　　等着美国人的发令枪响。

　　也许中国会冲在俄罗斯前面。对准的都是美国。

　　中俄必胜，美国必败。

　　也许这就叫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