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犹不及：论《查理周刊》事件

　　孙若怡

　　(稻江科技暨管理学院副校长)

　　「过犹不及」出《论语‧先进》，「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译成白话文为，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比较贤明?」孔子回答道：「子张做事过分了些，子夏却有所不及。」子贡接着问：「那么子张比较贤明吗?」孔子则说：「事情做得过头，就跟做得不够一样，都是不合适的。」

　　儒家没有倡导特定的宗教信仰，而是以「仁」作为生命实践的核心价值，并以宽厚、包容与谦卑教化人心。儒家也强调应以「中庸之道」为人处事，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何谓中庸之道?简单的说就是一种不偏不倚、中正平和的认知与态度。或许正是这种不偏不倚、包容、谦卑观念的陶冶与教诲，中国人总是喜欢和谐圆满的结局与气氛，为此似乎而减低了表达并欣赏黑色幽默的能力。但自整体而论，这种态度不但为多元民族与文化的共存共荣奠定了基础，也稀释了因信仰差异而带来的冲突与战争，在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诚然是中华文化的光辉篇章。

　　近代西方文化中的道德养成教育，主要来自两大传统：基督教信仰与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而基督教信仰在历经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圣经批判运动与唯物主义者的质疑后，已然丧失在社会中的话语主导权。在丢掉了对超自然神的崇仰与信服后，言论自由的尺度该如何拿捏?又当以多大的宽容程度来面对异文化的共存呢?

　　一神教与宗教的俗世化

　　公元476年当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成为主导西方世界的唯一力量。法兰克、布根地、央格鲁萨克逊、东哥德与西哥德等蛮族，在教会的教化下逐渐脱离原有的蛮夷之气;从而开启了一个信仰统一、知识统一、权力统一，并以基督教会之阶层组织为统治基础的「基督教共和国」(476-1303 A.D.)时代。

　　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跳脱了单一民族宗教的狭隘视野，号称是各民族都可以崇信的普世宗教，但该宗教却也继承了犹太教一神信仰的特性。基督真神是绝对、最高、唯一的存在，祂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人是由祂创造，也是祂忠诚的仆人。相传耶稣在复活后升天前，曾向门徒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示福音，信而要受洗的必将得救，不信者必将判罪。」因此，作为一神信仰的基督教，一如犹太教也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另一方面，基督教会之阶层组织则是一个极为封闭且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体系，在长达千年的统治期间，为确保自身在宗教与政治上的正统性，面对「异端」教派或改革呼声，动辄以铁血手腕剿灭之。

　　中古时期的欧洲是一个封建、静态的农业社会;14世纪以降，随着商业与城市的复兴，文艺复兴运动的启迪，不同蛮族在各自所居处的地域上，逐渐发展出雄霸一方的「民族王国」;例如法兰克人的「卡佩王朝」、哥德人的「哈布斯堡王朝」、央格鲁萨克逊人的「都铎王朝」等。各王朝的国王为扩张自身的势力并确保统治的合法性，不但埋下与基督教会政、教冲突的火种，也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宗教改革运动的推进和成功提供了庇护与支持。

　　自路德开启宗教改革(1517-1648)运动后，西欧各地先后出现卡尔文派(Calvinism )、兹文格理派(Zwinglism)、长老会(Presbyterian)以及英国国教会(An-glicanism)等许多新教派，统称为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 );而由罗马教会所主导、俗称天主教的罗马公教，则被泛称为「旧教」。新旧教徒都坚信自身信仰的神圣性、唯一性与绝对性，彼此难以相容，致使在宗教战争的百余年间，不论王朝或民间都持续爆发极为残酷、血腥与恐怖的大屠杀。

　　宗教信仰本在充实灵性、导之以善，使人获得身心的平静;但宗教战争却活生生见证了人因观念、认知的偏差与坚持，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648年欧洲结束了30年的宗教战争，各参战国彼此签订《威西伐利亚合约》。该约在原则上具有两项重要意义：一、就政治上言，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邦国取得独立平等的地位，象征着主权独立国家的诞生，也为日后的国际体系奠定了基础。二、就宗教上言，各邦享有改信宗教信仰的自由权;欧洲人也在血洗的过程中，体认到对不同信仰宽容与尊重的重要。

　　因此，近代西方文化中的宽容，实非来自其信仰传统中既有的本质，而是历经战争的残酷所学得的教训，乃困而知之也!

　　另一方面，宽容不同基督宗教派别的信仰，固然在西方基督教国家内逐渐成为一种文化教养。但这不等于适用于与异文化接触时的态度。基督徒所发动的「十字军东征」(1095-1270)，正是基督徒为收复圣地对异教徒伊斯兰教进行的战争;战斗持续200余年，先后发动八次大规模的攻击。19世纪，远到中国传教的修士，也把不信教的中国人视为「异端」。

　　历经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洗礼，欧洲人认为自然宇宙以外的人类社会，必然也存在着有如「万有引力定律」般的自然法则。

　　启蒙运动中的哲士们深信「理性」的力量，主张宗教宽容，反对教会权威，并提出了「自然神论」的观点;指出虽然上帝创造了宇宙，但在此之后，祂就不再会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产生任何影响。同时，他们也否定「耶稣复活」、「圣灵感应」等奇迹之说。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政府除没收教会财产外，并推行教会国有化措施;修士因领有国家的俸禄而犹如公务员，身分上隶属于国家，效忠于政府，自然也就丧失作为神代理人的崇高性。

　　由政教冲突、教会国有化到教会与信仰俗世化的延续，其实也是一个去「上帝」与超自然信仰的过程;随着科技与工业的精进，不但近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趋势下的必然产物，无形中更宣告了「上帝」的死亡。此后，个人主义、自由、平等与民主等概念，构成了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

　　《查理周刊》事件面面观

　　1月7日，两位信仰伊斯兰教的蒙面枪手，袭击位于巴黎总部的漫画杂志《查理周刊》，造成包括四名画家在内12名员工的当场死亡。总统欧兰德(François Hollande)致哀时表示，「法国被击中了心脏」。

　　据《〈查理周刊〉为什么会惹怒恐怖分子》一文的报导，创立于1970年的《查理周刊》，是一家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型态的杂志社，以刊载讽刺性漫画和恶搞时政文章为主;言词幽默尖锐，喜欢使用粗俗的语汇，在表达态度时不喜欢遮遮掩掩。这本杂志宣称自己偏左的立场，并反独裁、反宗教及反制度性。

　　自2006年起，该杂志就陆续刊载了一系列亵渎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文章与漫画，引发穆斯林的愤怒。其中又以2012年所引发的事件最为严重;一部名为《无知的穆斯林》影片在youtube流传，激怒了广大的穆斯林，与此同时，《查理周刊》发行一系列嘲弄的漫画以为响应。其中一幅描绘穆罕默德光着身子跪在地上，屁股上画着一颗五角星星，旁白写着「一个新星诞生了」。另一幅画中的穆罕默德则躺在床上，呈现被拍摄的状态，旁白是：「我的屁股，你喜欢我的屁股吗?」

　　该刊物虽然屡遭黑客的袭击与警告，但始终不改其笔绘风格。主编夏尔伯(Stephane Charbonnier)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穆罕默德对我来说并不神圣，我是按照法国的法律而非《可兰经》生活」。他甚至坚持：「应该继续嘲弄伊斯兰教，并揭露大众对于伊斯兰教和多元文化虚假的虔诚。」

　　虽说基督教、两性关系、种族、劳工与政要等国内议题，都是该刊嘲弄的对象，但对真主阿拉与穆斯林的嘲讽，由于涉及不同文化的禁忌，的确引发了言论自由分际的讨论。

　　言论自由的界线应如何界定?法国政府基于保障言论自由，也明确地限制了煽动种族或宗教仇恨言论的自由。不过，落实到实际执行层面，界线则一直难以明确划定。

　　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由不是应建立在自制且互相接受的基础上吗?一但受挖苦嘲弄的对象不愿接受这个对待时，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警告、表达愤怒之际，基于尊重的立场与宽容的态度，不就该停止行使这自娱娱人又自觉崇高的自由权吗!若不停的在别人的忌讳与伤口上洒盐，报复性的悲剧也就自然难免。

　　杀人与暴力行为致人于死，当然应受到谴责;但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帜，进行不为当事者接受的挖苦嘲弄，不也会使人痛心疾首，泪流满面吗?看到西方主流媒体痛斥「恐怖主义」暴力，控诉其不民主、不自由的行径之际，不禁想起罗曼罗兰在法国革命期间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自由和民主只是人所形塑的概念与价值，若是将其意义与作用无限上纲，其实只是为无数个人的独裁造就合理化的空间而已!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观点下，西方近代文化本就存有高度的优越感。一次大战后，英法强权在割裂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划分国界疆域的过程中，始终以自身的利益作为考虑，不尊重当地不同种族、教派的差异，已为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乱埋下祸根。二次大战后迄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全力支持以色列建国并彻底牺牲巴勒斯坦人的权益。在面对伊斯兰世界个别组的报复，西方世界动辄以「恐怖主义」称之，却对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暴力视若无睹。阿拉伯人与伊斯兰世界的激愤与仇恨，已然累积200余年;《查理周刊》事件一如「911」事件一样，决不会是最后一件。

　　要彻底根除类似的祸患，有待西方社会自文化的根源处，进行真实而诚恳地彻底反省，进而大踏步的迈越出虚骄的文化优越感。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将传统颠覆、解构、重组并零碎化，是后现代西方社会时尚创发的泉源之一;但似乎已经丧失了文化原创的爆发与反省力。时至今日，西方学者仍习惯性的以「冲突与对立」视角看待并检视不同文明的发展，这与中国人和谐共生与共存共荣的观点，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