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绩是集体的，错误是斯大林的” | 苏联走向崩塌，从否定斯大林开始
欧洲金靴
“在民众中，我们（共产党人）只是沧海一栗，只有当我们正确代表民意时，我们才能管理国家。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也不能引导群众，于是全部机器就会倒塌。”
“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把一堆垃圾扔到我的坟墓上。但历史的风会无情地将它刮走。”
1
1956年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
这天的莫斯科鹅毛大雪纷飞，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揭幕召开，
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新晋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震动了社会主义阵营。
在半年前，1955年的7月，当时苏共中央全会就已经决定于1956年2月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但是在二十大上是否就斯大林的问题进行批判和挞伐，这并非人们日后所认为的是“苏共中央全会”的意见。
按照正常的日程，二十大主要是听取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中央委员会对苏联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的指导，并进行中央机构的选举，这才是既定的二十大会议内容。
根据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解密的资料，档案卷宗里有一份1956年2月13日（二十大会议前一天）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第188号会议的记录摘要：
“关于召开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问题，委托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开幕，并向中央委员会全会提出建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在党的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是必要的，确定赫鲁晓夫同志为报告人。”
在档案记录中，赫鲁晓夫是这样回应的：
“主席团研究了这份报告并同意了这份报告，但报告将不以主席团的名义作，而是以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名义作，怎么样？全会将听取报告。”
大厅里传来一片声浪：
“同意，明天听取报告！”
如释重负的赫鲁晓夫做出结论：
“那么我们将认为：报告就是由中央委员会全会作出的，并且是全会要求在代表大会上做这个报告。”
紧接着，赫鲁晓夫又说道：
“还有一个需要在这里讲的问题。主席团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并研究了斯大林同志去世后的形势和材料，感觉到并认为：有必要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在秘密会议上 (即在没有任何客人的时候)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在主席团里我们商量好了，委托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即我，来做这个报告。有没有反对意见？”
见没人提出反对意见，赫鲁晓夫遂陈：
“我们这次全会应当解决的所有问题，已经解决了。”
事实很清晰：二十大上那份举世皆知的批判斯大林的材料，那份被阴谋包裹的《秘密报告》，并非苏联共产党全党同志的意志。
甚至，都并非象征着党的权力中枢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意志，而仅仅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这个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意志。
也就是说，对斯大林同志进行颠覆性的历史批判，其实不过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等小集团做出的决定——在他们成功扳倒贝利亚这个他们眼中的“第二个斯大林”之后。
小集团，在没有任何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行为的情况下，就悍然代表了全党的意愿，推选由赫鲁晓夫在2月14日做《秘密报告》，并成功撬动了这个世界的格局翻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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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是何等处心积虑。
将斯大林的水晶棺移出红场、又毁掉斯大林的铜像后，1954年在边疆地区视察时，他第一次大张旗鼓地说：
“党面临着一项任务，这就是‘要把在斯大林年代被糟蹋掉的、被轻率地消耗掉的人民信任的善意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
不知不觉，连斯大林格勒也被改回原名“伏尔加格勒”。
赫鲁晓夫又是何等心虚。
二十大召开之前，向大会做《秘密报告》这项工作，他根本没有正式列入大会议程，而是以中央主席团向中央全会建议的方式，将这一工作列入备忘录。
这其实也是赫鲁晓夫及其背后的主席团给自己留的后路：一旦大会气氛不利于作《秘密报告》演讲，可随时取消。
而中央全会对主席团的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内容，当然实际也是不清楚的，也就万万不会料到主席团的报告会是一场如晴天霹雳般的政治地震。
为了给2月24日（大会最后一天）的《秘密报告》做足铺垫，在2月16日（大会第三天） 时，擅长吹风的米高扬在大会上突然点名批评斯大林，大谈特谈斯大林的工作作风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大清洗、集体农庄等），并在其中使用了大量添油加醋的反动言论。
米高扬毫无征兆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发言，随即引来不少与会代表针锋相对的谴责。
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特普利采市党组负责人，专门向莫斯科方面寄来一封电报：
“我完全不同意右倾分子米高扬的讲话！这一讲话是对活在整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心中的斯大林光辉形象的亵渎！并且将会为整个资产阶级所欣然接受。教导我们进行斗争与建设的不是米高扬同志，而是斯大林同志！”
米高扬的讲话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了火力侦察，并且收到了激烈反响，这证明了斯大林同志不可撼动的历史功绩与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强大威信。
但尽管如此，在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还是头铁得向代表大会作了《秘密报告》。
2月24日，苏共二十大按照程序闭幕。
当晚，当选为新一届中央委员的代表们参加由赫鲁晓夫主持的中央全会，其他代表则收拾行装准备次日打道回府。
可就在深夜，所有代表又突然被召回克里姆林宫。
当他们来到会场时，发现场内多出了许多人：一百多名30年代遭受过所谓“斯大林迫害”、后来又恢复名誉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党员干部。
赫鲁晓夫，这位苏共中央的第一书记缓缓登台，用胜利者的目光扫视台下，旋即正式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当夜，外国党代表中，赫鲁晓夫只邀请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贝鲁特。
而正是这位波党领袖贝鲁特，在3月12日时心脏病发作，在莫斯科去世。诊断显示，是“受到强烈的心理刺激”。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约两万字，内容大体上包括所谓斯大林大搞独断专行、残酷屠戮异己、在卫国战争中“用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导致苏联人民蒙受惨重损失、严重忽视农业、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国际关系上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等“严重错误”。
《报告》总的精神，就是对斯大林进行批判和颠覆，入手点是“个人崇拜”，落脚点则是“去斯大林化”。
只不过，那时没有人会有胆量和思绪去考量这份《秘密报告》的真实度，比如集体农庄和大清洗的罪责，第一罪人到底是斯大林同志，还是……
想想，为什么赫鲁晓夫平反了那么多人，却唯独不给季诺维也夫、列夫·加米涅夫等人翻案？
那只能是因为：当年让清洗运动扩大化、处死季诺维也夫等人的不是别人，正是赫鲁晓夫自己。
事实上，这些油光满面的“新领袖”们，在他们所控诉的所谓“大清洗”中，哪个不是双手沾满鲜血呢？
马林科夫清洗了自己在中央机关中的政敌，莫洛托夫清洗了外交系统的政敌、伏罗希洛夫清洗了军队中的政敌……
结果斯大林死后，罪责全部推到斯大林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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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晚，与会听众被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惊了。
会议记录显示：“大厅内躁动起来”、“大厅内躁动不安”、“大厅内情绪激动”、“大厅内一阵骚动”、“大厅内冲动起来”……
赫鲁晓夫及其背后的主席团究竟哪里来的自信呢？在二十大会议上已经有同志为斯大林发声，为什么赫鲁晓夫仍敢于在最后一天做《秘密报告》？
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给予了赫鲁晓夫以信心。尽管客观而言，他并没有正确领会中共、特别是领会毛主席的看法。
二十大召开前三天，以朱老总为团长、小平同志为副团长、震林同志、稼祥同志、刘晓同志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抵达了莫斯科。
赫鲁晓夫在会见朱老总时说：
“斯大林在农业上犯了严重错误，他根本就不了解农民，以为把土地分给农民就万事大吉了，以后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他们身上挤出东西来！太错了……”
紧接着，赫鲁晓夫向朱总暗示：苏共将在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
对此，朱老总立即做出反应，向国内致电询问毛主席和其他常委，中方代表团是否还要参加苏共的二十大。
中共中央在毛主席的主持分析下，经过反复论证，回电朱老总：
“同意代表团参加。”
中共的决定参会，给赫鲁晓夫传递了一个信息：毛泽东同志同意批判斯大林。
这显然是会错了意。
在莫斯科，中共代表们对于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不表态，不发言，拒绝给出任何意见。
在苏方事先不与中方商量文件内容就贸然发表《秘密报告》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采取回避的态度。
2月14日当夜，格鲁吉亚（斯大林的家乡）就发生了暴动，苏军出动了军警予以镇压。
当时，朱老总下榻的招待所被格鲁吉亚人团团包围：
“东方的朋友，你们来评评理！他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这么对待斯大林同志，到底公不公平？！”
朱老总站在阳台上，顶着呼啸的寒风，无奈挥手：
“我知道你们现在遇到了困难，但是大家要冷静……”
中共代表团返京后，3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
毛主席说：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但是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自己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这是不对的！”
毛主席的思路很清晰：斯大林同志不仅仅属于苏联共产党、属于苏联人民，他也属于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属于全世界劳动人民、工农阶级。
因而，苏联共产党并没有单方面对斯大林同志进行历史评价的权力，苏共必须与各兄弟党进行交流，共同对斯大林同志做出公允的历史定位。
3月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连续召开会议，继续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毛主席再次指出：
“问题在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开，倒三七开，还是倒四六开？我觉得，还是三七开比较合适，他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他也还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我们中国党，要维护斯大林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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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当然不是没有犯过错，作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组织，我们当然是深以为然，毛主席自己心中更是百感交集。
斯大林同志所犯的错误大致可归四点：
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支持王明，把当时根据地力量搞垮90%，并几乎丧失白区；
②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把王明从莫斯科派回来，从“左”倾转向搞右倾；
③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决定把中国的一部分交给美国，交给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更雄厚的蒋介石来管理；
④1949年底毛主席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对于“废约”“签约”意兴阑珊，仍有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做派。
可是，即便如此，拥有大局观、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毛主席，仍旧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
正如他在革命生涯中数次“受斯大林的气”但依然不止一次公开向斯大林祝寿，并通过祝寿肯定斯大林践行的列宁路线。
毛主席看得很透，赫鲁晓夫一棍子将斯大林打倒，这必然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也会动摇马列主义理论的历史正确性。
现在，斯大林同志已逝三年，毛泽东同志早已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新的领袖，中共作为重要的无产阶级执政力量，眼下必须要对《秘密报告》做出反应了。
赫鲁晓夫演讲后的第40天，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社论，作为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斯大林问题的正面回应。
社论首先肯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接着，社论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的“难免论”，论述斯大林难免会犯的错误和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
社论鲜明地指出：
“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这篇社论的发表，摆明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毛主席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不同立场。
这也是中国贯彻“一边倒”路线后，第一次不指名地公开表明同苏共中央不同的意见。
4月6日，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毛主席再度明确表示：
“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我们不反对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而是认为在批判的同时就应该对斯大林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只讲错误，不提功劳！”
这实质上是对赫鲁晓夫提出了批评。
4月29日，毛主席在会见拉丁美洲六个国家共产党代表时，又重申了中共方面对斯大林的评价：
“否认他的正确的东西，这是不对的”。
其时正值五一节临近，苏联驻华大使通知中方，莫斯科已经决定不再挂斯大林同志的画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共领导人（就是赫鲁晓夫）的像，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撤掉斯大林像。
这位大使没有明确要求中国也照办，但用意很清楚：你们中国也不要挂了！
然而，毛主席的态度很明确：
“不挂斯大林像不行！因为中国人民不满意，世界人民不答应！”
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集体讨论决定：1956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时，社会主义阵营活着的领导人像，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像，统统取消，一概不挂不举——但斯大林的像不能摘，要挂要举！
彼时，在社会主义阵营范围内，几乎已经开始了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浪潮，唯有中国共产党独树一帜，坚持对斯大林客观评价、且高举斯大林旗帜不动摇。
从历史看，这或许也决定了中苏两国日后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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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报告》发表后不久，在第比利斯和其他大城市举行对斯大林的悼念活动，并逐渐转化为针对《秘密报告》的抗议和示威。
1956年3月4日起，第比利斯的示威者高举斯大林画像，高呼“斯大林主义万岁”、“打倒赫鲁晓夫”等口号；3月10日，苏军出动实弹部队和坦克驱散游行，部队和示威人群发生了冲突，最终士兵向人群开了枪，有数百人伤亡，超过200人被逮捕……
这是曾称作“红军”、“人民军队”的苏维埃武装，第一次将枪口对准苏联人民，仅仅是为了维护《秘密报告》的威信。
同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受到巨大冲击。
在意大利，许多曾为党增光的优秀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党对意大利工人的吸引力远不如从前。战后初期，24％的意大利工人加入了共产党，但《秘密报告》公开后，已不足14％”。
在美国，美国共产党退党人数最多的一次就是在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后。很多美共党员纷纷表示：
“我们有责任自己进行思考，再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靠自称万能和永远不犯错误而使别人立即效忠于他了。”
世界范围针对斯大林同志的讨论、针对斯大林模式的激辩、针对《秘密报告》的反应，第一次爆发世界性影响的，就是波匈事件。
波匈事件，在史学界也被认为是美国方面受到的一次启迪：在军事力量无法撼动苏联、颠覆苏共执政的情况下（1949年苏联已成功爆炸原子弹），完全可以通过颜色革命、舆论煽动、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对红色阵营进行瓦解。
二十大结束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就通过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获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本。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看到后兴高采烈地称：
“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是炸毁共产主义世界的原子弹。”
他建议艾森豪威尔总统立即公布它。
1956年3月10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英译本在《纽约时报》全文发表，这比许多社会主义阵营的党、群众看到报告全文还要早。
接着，法国的《世界报》也刊登了《纽约时报》所刊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法文译文，迅速传遍资本主义阵营。
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是对斯大林在世期间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在美苏冷战和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仍在对峙的情况下，西方舆论界趁机贬低和丑化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反苏反共浪潮。
而赫鲁晓夫本人，则成为了西方政客眼中的“美人”，他们对这位苏联新领袖垂涎不已，也为三年后臭名昭著的美苏戴维营会谈埋下了伏笔。
1959年9月，赫鲁晓夫屁颠屁颠地飞往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举世瞩目的美苏会谈。
在玛丽莲梦露吹弹可破的肌肤诱惑下，伴着香气扑鼻的美国牛排，纸醉金迷的赫鲁晓夫在戴维营创造了“戴维营精神”，正式开始谋求“美苏G2共治”。
这些，都被毛主席和中共方面看在眼里，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赫鲁晓夫同志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然而张着獠牙血口的美帝国主义是不可能与苏联做朋友的，敌人想的只有一件事：灭掉你！
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判断，半年多后的苏联五一大阅兵，美国派出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检阅台的赫鲁晓夫无奈之下只能下令拦截击落。
通过审讯飞行员、招供出美军的对苏侦察战略，赫鲁晓夫一年前在美利坚满面春风地“对美交好”彻底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笑柄，也被各国共产党视作为“否定斯大林”的后遗症。
两年后，古巴导弹危机爆发，赫鲁晓夫在美国人面前的怯懦又直接暴露了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的虚伪和政治幼稚。
正如毛主席就赫鲁晓夫在整个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表现所做出的精准评价：
“前期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后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
很难想象，如果斯大林在世，苏联、苏军会是如此风貌。
赫鲁晓夫依靠着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而握住权杖，然其自身却十分欣赏甚至鼓励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其当政十一年，苏共党内的阿谀奉承之风远远甚于斯大林时期。
1964年10月14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即将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发表了他的最后的政治演说，他流着泪坦言：
“在座的各位，从来没有公开地、诚实地指出我的任何缺点和错误，总是随声附和，对我的所有的建议都表示支持，你们也缺乏原则性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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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共最高领导集团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以列宁同志为核心，主要成员有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等人——其出生年代大致在1870年至1885年之间；
第二个时期以斯大林同志为核心，主要成员有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其出生年代大致在1890年至1902年之间；
第三个时期以（篡权的）赫鲁晓夫为核心，主要成员有米高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葛罗米柯等人——其出生年代大致在1902年至1910年之间；
第四个时期以勃列日涅夫为核心，主要成员有柯西金、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等人——其出生年代大致在1910年至1920年之间；
第五个时期以戈尔巴乔夫为首，主要成员有利加乔夫、雷日科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等人——其出生年代多在1930年之后，都是在斯大林同志去世后成长起来的，世界观基本上形成于赫鲁晓夫时期。
苏共后期的信仰西化，正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这一批「30后」为主导，他们最终成为了苏联共产党、苏联国家和苏联共产主义事业的掘墓人。
而且，这一批「30后掘墓人」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二十大产儿」，意指淬生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会议。
80年代后期，这帮人在美元的感召下，肆无忌惮地将1956年的二十大路线高高举起，将“反斯大林”的道路走出了新宽度、新格局。
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公开性”，这是苏联舆论界和意识形态领悟坍塌的开始，也是苏联国内“反斯大林”的又一次高潮。当然，也是最后一次高潮。
当年3月，戈尔巴乔夫公开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他对新闻媒体说：
“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
闸门被打开，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便成了政治正确。
典型如雅科夫列夫的反动作品《一杯苦酒》，他这样写到：
“赫鲁晓夫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1953年初，专制制度的狂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千百万人还关在劳改营和监狱里……农村过着赤贫生活，战后完全荒芜……儿童们拎着粗布袋在收割过麦子的布满麦茬的地里捡掉下来的麦穗……每个农户在整个春天和夏天向收货站交牛奶，而秋天交牲畜和家禽，这是在交实物税。”
《人民友谊》杂志在1989年刊登了雷巴科夫丑化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发行量突破了100万份。
1988年中期，苏联出版了一本由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主编、以倡导西方政治经济体制为主旨的政治论文集《别无选择》，当时在苏联被称为“改革力量的宣言书”，其中有大幅谩骂斯大林的段落。
而这部风行一时的文集的作者都是当时苏联知识界的名人，他们中有经济学家波波夫，政治学家布尔拉斯基，哲学家弗罗洛夫等。
你大致类比后来中国的张口鸟、贺X方、茅X轼之流。
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这样分析道：
“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广大知识分子能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人民群众利益根本一致。斯大林去世后，自由化现象加剧，部分知识分子的权力逐渐扩张。但当时苏联的国内环境仍在压缩着知识分子自由化的空间，于是企图谋取自己特殊利益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便把目光瞄向国外，通过内外勾结推动苏联解体，进而攫取俄罗斯更多的资源，从而成为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巅覆社会主义苏联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阶层。”
力量从来都是双向的。
1989年，美国国会仅拨给“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的款额就已经达2500万美元的巨额，主要就是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发展民主”和“支持反对派”。
很难说苏联国内的巨大变化有无对中国产生影响。
1989年5月，小平同志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都没有搞清楚。”
到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已多达上千种。
同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颁布，反对派和私人办报正式合法化。
斯大林早就不在了，而苏联和苏共的丧钟也快敲响了。
跋
1994年，苏联已覆灭三年之久，俄罗斯作家邦达列夫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情景时曾说：
“在六年时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无数的菌，污染着斯大林同志及其代表着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史，也就不动声色得侵蚀着苏共这个政党的肌体。
2010年7月时，俄罗斯电视台第五频道开播了一个名为“时代法庭”电视辩论节目，其主题主要涉及苏联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当辩论“布尔什维克是挽救了俄国还是葬送了俄国”这一问题时，72%的电视观众和88%的互联网网民认为是布尔什维克挽救了俄国。
俄罗斯著名作家、《明天》报副主编弗·格·邦达连科也表示：
“现在差不多有70%的俄罗斯老百姓很尊重敬斯大林。无论是年迈的老人，还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很尊敬斯大林。”
功绩都是集体的，而错误是斯大林一人的……
苏联走向崩塌，正是从否定斯大林开始。
圣保罗为了传教，再怎么篡改教义，也不能否定耶稣。穆阿维叶再怎么打着绿旗反绿旗，也不能否定穆圣和四大哈里发。
苏联人否定斯大林，垮了；
罗马尼亚人否定齐奥塞斯库，垮了；
阿尔巴尼亚人否定霍查，垮了；
南斯拉夫人否定铁托，垮了；
伊拉克人否定萨达姆，垮了；
利比亚人否定卡扎菲，垮了。
朝鲜人没有否定金日成，活着；
越南人没有否定胡志明，活着；
古巴人没有否定卡斯特罗，活着。
凡是否定领袖的国家，都没有好下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