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解体前，美国盖洛普公司在苏联做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的题目是：“你希望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调查的结果是：70%的普通民众认为苏联应该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而85%的苏联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则认为苏联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反映了那时苏联社会的分裂。至于为什么苏联普通民众希望苏联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苏共的官员们却认为苏联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有关的报道没有说，也可能是盖洛普的民调没有涉及这更深入的调查研究，或者不愿意公布结果。

至于那85%的苏共官员为什么会认为苏联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看得更多一些。他们中有不少人去过西方发达国家，对那里富足的甚至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印象深刻，也非常羡慕。而这些官员们一致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给西方带来了富足与奢华。另一个原因则是，这些苏共官员，特别是较高级别的官员，长期以来，一直享受着苏共的所谓特供待遇，即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能够得到苏联普通民众从来享受不到的各种优裕的待遇，可以在只向苏共高级官员开放的“小白桦”商店里购买来自国外的而价格相当低的消费品。这些消费品，苏联国内的普通国营商店里是见不到的。苏联普通民众有钱也是买不到的。苏共官员们的住房和交通工具都是由这种特权制度所提供的。他们对这种待遇的享受已经感到习以为常了。离开这种特权的享受，他们会很不适应，也很不舒服，会非常痛苦。然而，根据苏联的制度，一旦这些官员离开了这个岗位，这些待遇就都不复存在了。于是，他们要设法把这种与职务相关联的特权待遇永久化、长期化，甚至私人化。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当时苏联的制度，当然也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允许的。而只有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官员们才有可能把这种特权待遇以及相关的财富资本化，私有化，他们才能永久地占有和享用。这恐怕才是苏联官员们希望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最主要的原因。

由此可见，特权待遇，是导致苏共官员们向往让苏联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动机。而后来在苏联解体之后，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大批苏联时期的高官，在苏联解体前后，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苏联大批国有资产卖给西方资本，这种出卖的价格是低廉的。而西方资本作为回报，也向这些官员们支付了一大笔佣金。相对于上万亿元的苏联国有资产，数百万美元的佣金对于西方资本来说，真也算不上什么。但对于这些苏联时期的官员们来说，他们就成为一夜暴富的寡头了。

在苏联没有解体之前，苏联社会不存在资本，也没有资本主义制度。然而资本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观念，在苏联的高级官员当中却很有市场。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已经有了让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什么完整的计划和蓝图了。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只要尽快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学习模仿西方发达国家，使苏联变成了资本主义，他们就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成为首先暴富起来的那一批人。

这类人，在苏共的领导层里，就是一种“关键的少数”。虽然大多数苏联人民希望自己的国家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种关键的少数，却能够利用手里的权力，违背大多数苏联人民的意愿，悍然通过苏联的解体，让俄罗斯，以及前苏联的全部加盟共和国，都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而且。全部这些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加盟共和国，在今天，也都成为国内外资本势力横行的天下。

第十九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斩断资本与权力的联系。这样的观点极为重要。这就是说，如果任由资本与权力发生各种勾连，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就都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资本与权力的勾连，也是腐蚀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如果中国共产党要真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成为持久的，永远不变质变色的为中国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就必须斩断任何权力与资本的勾连。

全面从严治党，也必须要求斩断资本与权力的勾连，否则，全面从严治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要把资本与权力的勾连全部斩断，也是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的重大要求。如果某些官员，再与资本势力勾勾搭搭，为资本势力谋取不当利益提供各种便利和服务，那么这样的官员就必须拿下，必须要受到党纪国法惩处。

2013年1月22日，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说，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这种对反对特权观念与现象的强调，对于全党，特别是对党内的高级干部，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不太拿这样的反对特权的强调当作一回事。他们总会顶风作案，总会存在侥幸心理。而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坚决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把特权思想特别是特权现象坚决杜绝。对任何还在滥用特权的党员干部进行严厉的惩处。这不仅仅是反腐败的必要手段，更是稳固人民江山的必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