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牧导村并非“良性殖民主义”
朱君杙
耶稣会牧导村存在期间，从自身宗教、政治、经济利益需要出发，改造印第安人，丝毫不顾及印第安人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权利。这不是“良性殖民主义”，或可称之为“宗教殖民主义”。
1609—1767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今南美巴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国交界处建立以“牧导”原住民为目的的传教区，西班牙语称之为“印第安缩减地”（reducciones de indios），亦即“耶稣会牧导村”。牧导村是耶稣会经西班牙殖民当局同意，在其难以控制的边远地区建立的。牧导村内部实行天主教神权统治，同时有限度保留印第安酋长自治体系，成为西班牙美洲殖民帝国的“国中之国”。部分西方学者对牧导村予以积极评价，称其为“良性殖民主义”。其实，耶稣会在美洲教化印第安人的活动，只是欧洲殖民者实行殖民统治的另一种方式，毫无所谓“良性”可言。
将原住民的信仰“连根拔起”
耶稣会牧导村人口最多时约有14万，在耶稣会士神权统治下，天主教理念进入原住民生活中，出现所谓天主教“文明化”。
事实上，在白人殖民者来到南美之前，当地印第安瓜拉尼人原本尊奉原始的万物有灵信仰，既崇拜树木、森林等自然神，也有类似萨满的巫师。但随着耶稣会士的闯入，他们千百年来尊奉的信仰体系遭到颠覆性破坏。
将美洲原住民“天主教化”，是耶稣会士建立牧导村的首要目标，而原住民自古以来的原始信仰就成了耶稣会士推行“文明化”的最大障碍，成了他们必欲铲除的对象。原住民原先的自然神信仰，被耶稣会士贬斥为“异端”，惨遭破坏；原住民原先位于山巅之上、供奉有萨满巫师骸骨的圣地遭到摧毁；萨满巫师原先召唤神灵的仪式被谴责为邪恶的迷信。
倘若原住民“执迷不悟”，继续信仰原有的神灵，不遵从“上帝的召唤”，将会遭到放逐、监禁和体罚，而且耶稣会士还将原住民儿童训练为检举揭发长辈们“不端”的“道德警察”。耶稣会士的报告显示，1635年，一原住民男孩检举家人崇拜魔鬼，耶稣会士循踪而至，在小屋中发现部分被烧毁的脚蹬和蜡烛后，便捕风捉影地声称魔鬼曾驻足脚蹬，而蜡烛则是人们纪念魔鬼的凭证。结果，该小屋被焚毁，涉事人员遭受惩处，只有那位检举的男孩受到较轻处罚。
可以说，正是由于耶稣会士在诸多方面的强力压制，牧导村建立后，原住民的原始信仰被“连根拔起”。
推行刻板的“天主教化”生活
众所周知，在宗教改革期间，因反对新教而诞生的耶稣会，活动宗旨是绝对效忠罗马教皇及天主教会，降服一切“异端”。在耶稣会看来，这些理应被降服的“异端”，既包含各种非基督教的信仰，也包含路德、加尔文、慈温利等新教各派的信仰。为此，他们不惜远涉重洋来到南美，在欧洲之外寻找一块“净土”，并将其改造成堪称“耶稣天国”的圣土，以达到彰显“主荣”的宗教目的。
耶稣会对牧导村中的原住民推行一套刻板且严厉的“天主教化”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宗教活动和体力劳动两大部分。每天清晨，原住民都要被耶稣会士唤醒做弥撒，早餐后再被带到田间劳作，途中路过圣徒雕像要祈祷。上午劳作结束后，还要聆听教父诵经并祷告，午餐、午睡之后继续在田间劳作至傍晚，晚餐之后仍是诵经。第二天又重复前一天的生活，周而复始，烦琐刻板。原住民儿童不跟随大人一起劳作，但他们会被耶稣会士组织起来在教堂中学习天主教课程。
在原住民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大量天主教会的宗教活动及宗教仪式、庆典。耶稣会将原本欧洲天主教徒通用的节庆游行、唱诗班、宗教乐器引入牧导村，无时无刻不在向原住民灌输天主教会的宗教理念及价值观。耶稣会还要求原住民在风俗习惯方面靠近教义，强制“移风易俗”，革除与天主教教义不符的内容，如为增加劳动力，强迫所有14—15岁的瓜拉尼人结婚。对于原住民有违天主教“道德”的行为，耶稣会士毫不留情地予以鞭笞等肉体惩罚。一位原住民酋长抱怨，“魔鬼给我们带来了这些人，他们用新教义从我们这里夺走我们祖先的美好生活方式”。
刻板的生活和严厉的惩戒的确使原住民牧导村远离了各种“异端”，使之被塑造成耶稣会心中的“天国之地”。不过，在这种塑造下，印第安原住民失去心灵自由，无法选择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沦为耶稣会治理下的“宗教顺民”和“心灵囚徒”。
实施残酷经济剥削
耶稣会在世界各地传教过程中热衷“积累”财富，这使其成为当时世界最富有的宗教社团之一。耶稣会在亚非拉所从事的商贸活动，大多是掠夺性的，当地教民是他们剥削的对象，其在南美建立的众多牧导村同样如此。
然而，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种牧导村模仿了早期基督徒建立理想社会的做法。的确，牧导村主要生产资料如土地、牲畜、工具都是“公家”财产，原住民在耶稣会指导下工作，劳动所得归“公家”所有，个人所需归“公家”分配。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公家”的“公”不是原住民自身的集体所有制，而是耶稣会领导、管理、支配下的集体公有制，耶稣会掌握原住民生产成果的分配权、销售权并从中获得巨大收益。
在牧导村生产的多种作物中，一种巴拉圭当地的马黛茶利润最大。采摘马黛茶是一项艰巨工作，被牧导村派遣的采茶者不仅要走几百英里前往森林，还面临蛇、美洲虎、葡萄牙奴隶猎人的袭击和疾病等各种危险。原住民费尽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采摘的马黛茶，被耶稣会运往圣菲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两个城市贩卖，不少收益被西班牙王室、罗马耶稣会总会和当地耶稣会组织瓜分。以1667年约27个耶稣会牧导村的贸易活动为例，它们售卖马黛茶收入4 万比索，售卖布匹、棉花、烟草收入2 万比索。其中，2.2 万比索作为贡税上缴西班牙王室，3000 比索用于缴纳货物的运税，剩下的则被分配给各牧导村，牧导村每年还要向耶稣会总会缴纳大量贡金。
耶稣会牧导村实施这种剥削制度，有较深历史原因。在早期殖民阶段，西班牙王室和被其派往美洲的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实行简单粗暴的统治，残酷屠杀敢于反抗者并实行委任监护制、米达制等。这些制度本质上是极端残暴的奴隶制，过度繁重的劳动及传染病吞噬了无数印第安人的生命，也影响了王室从美洲获利。而耶稣会建立牧导村的主张和实践，迎合了王室改变统治方式以持续获利的想法。耶稣会使印第安人“天主教化”，给他们套上精神枷锁并使之成为服从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顺民，起到了铁锁链起不到的作用。
耶稣会隶属于罗马教皇，它对教皇的忠诚影响了对西班牙王室的忠诚。因而，耶稣会与王室发生冲突只是时间早晚问题。1767年，耶稣会被西班牙国王逐出美洲，耶稣会牧导村的历史就此终结。
耶稣会牧导村存在期间，从自身宗教、政治、经济利益需要出发，改造印第安人，丝毫不顾及印第安人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权利。这不是“良性殖民主义”，或可称之为“宗教殖民主义”。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