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二〇一四年，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文章中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柏林墙为谁而倒？”是为了大多数的人民，还是一小部分人？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所带来的整个东欧的社会转型，是否成功？长期以来，围绕着东欧“后社会主义”转型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主流经济学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东欧的社会精英认为这场转型符合东欧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在他们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转型阵痛之后，东欧的经济已经重新起航，东欧人民目前享受着充分的自由民主和经济繁荣，人均收入、生活水平及生活满意度都较转型前有了较大的提高。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东欧的社会转型是西方顾问和东欧的社会精英为了一个强加给东欧人民的，这场转型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彻底失败了，给东欧社会和东欧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后果包括：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贫困率上升、两极分化严重、政治腐败、犯罪率上升等。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看来，苏东剧变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得在东欧社会中产生了一种反思新自由主义转型并怀念原有社会主义体制的情绪。围绕着苏东剧变的这两种叙事，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长期存在。那么，哪一种叙事符合东欧社会的实际情况呢？

为了回应这一问题，长期关注苏东问题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克里斯汀·戈德西(Karsien Ghodsee)和米切尔·奥伦斯坦 (Mitchell Orenstein)在二〇二一年合作出版了新书《重估休克疗法——一九八九年“革命”的社会后果》。尽管戈德西和奥伦斯坦的学科背景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对东欧地区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跟踪研究。克里斯汀·戈德西是一名民族志学者，在东欧进行了二十五年的实地考察和人类学研究，而米切尔·奥伦斯坦则是一名政治学者，从一九九〇年以来一直关注东欧的政治与经济问题。他们一起合作出版了十五本与东欧转型问题相关的书以及九十多篇论文。在《重估休克疗法》一书中，两位作者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用详实的经济数据、人口统计数据、民意调查数据以及民族志的调研结果，对苏东剧变后二十九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转型及其后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成为这本书的特点与优点。西方学者加博尔·沙依林（Gabor Scheiring）评论说：“不同学科之间严格的学术壁垒，使得我们无法正确衡量‘后社会主义’转型的全貌。但戈德西和奥伦斯坦的新书《重估休克疗法》一书打破了这些学科壁垒，对‘后社会主义转型’进行了最全面的评估。”

“一小部分人获益，大部分人受苦”——这就是两位作者得出的结论。他们指出，苏东剧变及之后推行的“休克疗法”确实让一些人获益，但这些人只占东欧人口的一小部分。对于绝大部分东欧人民来说，发生于三十多年前的那场社会转型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就其所造成的死亡和贫困而言，其后果堪比一场大型战争或革命”。“获胜者有权讲故事”，获益者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舆论权力，竭力美化这场转型的结果，而失败者的声音则被掩盖、被压制、被边缘化了。即使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剧变对失败者造成的创伤依旧存在。柏林墙虽然倒塌了，但 “新自由主义的建筑师用不稳定与不平等建造了新的围墙，来阻止东欧人民用他们所获得的‘自由’来做任何事情。”（加博尔·沙依林）戈德西和奥伦斯坦正是要通过这本书，来提供被东欧和西方主流精英所遮蔽的另外一种转型叙事，倾听那些被刻意遮蔽和掩盖的失败者的声音。

一、失败的经济转型：一场超过“大萧条”的经济灾难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墙倒塌后，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曾向东德人保证：没有人会生活得比以前更糟——只有更好。这一承诺，让很多东欧民众燃起了对“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希望，助推了当时的政治经济转型。但是今天东欧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景象，证明科尔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在《重估休克疗法》这本书的开头，描述了当下东欧社会两个相互矛盾的面向。漫步布拉格、基辅或布加勒斯特等城市的市中心，人们会看到一派繁荣的西方式消费社会景象：闪闪发光的购物中心中，摆满了进口消费品——法国的香水、意大利的时装和瑞士的手表；在当地的电影院，温文尔雅的年轻市民排队观看最新的漫威大片；市中心布满咖啡馆和酒吧，为在大型超市购买美食的外国人和当地精英提供服务。然而，在离这些都市中心不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另外一番景象：处于底层的穷人、老人难以满足最基本生活需求，他们要在“取暖、药物和食物”之间做出选择；失业的年轻人梦想着能够得到他们难以负担的消费品以及出国留学的机会；无家可归的失业者绝望地睡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些农村家庭已经回归十九世纪的自给农业；年轻人成群结队地逃离祖国，企图在国外寻找更好的机会。经济上的困境和政治的动荡，让东欧人对当下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充满了不信任情绪，而对于社会主义时代“安全和稳定的怀念与日俱增”。

戈德西和奥伦斯坦指出，在苏东剧变后，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快速经济转型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原苏东国家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主导转型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虽然也预料到可能出现衰退的局面，但他们认为这种局面顶多持续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就会结束——此后将会出现“J字型”的反弹。但事实上，这场席卷整个原苏东国家的大衰退，整整持续了十七年，直到二〇〇六年才宣告结束。戈德西和奥伦斯坦利用美国农业部、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 的数据，计算了这场衰退的规模。在他们看来，原苏东国家的这场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超过了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大萧条”，是人类在和平时期所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衰退。他们根据经济衰退的程度，将原苏东国家分为三组：在转型最成功的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拉脱维亚、罗马尼亚），经济衰退的规模可以与美国“大萧条”（人均GDP下降 30%）相媲美；次一个等级的国家，转型衰退对经济的破坏程度超过了“大萧条”（人均GDP下降 40%）和持续时间（持续了十七年）；而转型最失败的国家（如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塞尔维亚），目前的人均GDP仍低于一九八九年的水平。

伴随着新自由主义转型所造成的经济崩溃，东欧国家的贫困率快速增长。截止一九九九年，东欧社会中有一亿九千一百万人每天生活费用不到五点五美元（世界银行确定的绝对贫困标准）。这也就意味着在转型的第一个十年中，该地区47%的人口陷入了贫困。直到二〇一四年，东欧社会仍然有八千万人生活在每日不到五点五美元的绝对贫困线之下。社会主义时代国家提供给人民的普遍性社会福利（包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住房补贴、食品补贴等）被取消了，代之以世界银行所建议的针对特定穷人的“有针对性”补贴。但是在官僚主义、腐败、经济衰退等因素的作用下，这些补贴并没有真正起到保障底层人民生活的作用。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贫困率迅速上升的同时，一小部分前政府官员、资本寡头和知识精英利用转型的机会暴富。东欧社会从一九八九年之前世界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沦落为两极分化极为严重的地区，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正如戈德西和奥伦斯坦所说：“人生中第一次陷入极度贫困是一回事，但是当你陷入贫困时，周围的一些人却享受着以前不可思议的个人财富，这就变成了另外一回事了。”在经济下滑的同时，东欧国家的社会秩序走向了崩坏。在大规模私有化进程中，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所获得的非法财富而努力寻求政府官员的权力庇护，催生了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在社会矛盾激化的状况下，黑社会犯罪组织和私人的武装安保产业也随之泛滥，有组织暴力活动和犯罪率激增，一些东欧国家的谋杀率增长到了苏东剧变之前的两倍甚至三倍（俄罗斯的谋杀率从一九九五年的10.42/每十万人，增长到一九九五年的30.3/每十万人）。

在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危机之下，东欧国家的死亡率大幅度上升，人口大量外流，成为世界上人口减少最为迅速的国家，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危机。戈德西和奥伦斯坦用非常详实的数据，对东欧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危机进行了分析。在一九八九年后，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所造成的私有化、去工业化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生活水平下降、酗酒、精神压力增大等原因，前苏东国家的人口死亡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俄罗斯的总死亡率在二〇〇四年上升到了16.4‰，比一九八九年上升了53.27%。直到二〇一六年，仍然有十九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死亡率高于一九八九年的水平。在总死亡率上升的同时，人口出生率却在大幅下降。从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俄罗斯、保加利亚、波兰的人口出生率分别下降了23%、20%和5%，前东德地区甚至下降了47%。与死亡率的异常下降一样，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对于和平时期的工业化社会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它通常只发生在战争或饥荒期间”。与此同时，由于工业体系的瓦解和就业机会的大幅度减少，东欧的人口（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大量外流，外流的速度、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是前所未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估计，自一九八九年以来，已有两千万人离开了东欧地区，占其总人口的5.5%。其中东南欧（SEE）国家受到的影响最大（失去了16% 的人口）。从二〇〇四年到二〇〇七年，波兰在加入欧盟后仅三年的时间就流失了3.3%的人口，其中主要是二十至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大规模的人口外流，使得东欧国家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与引擎，陷入一种无法挣脱的恶性循环。同时也加剧了东西欧民众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刺激了西欧社会中排斥移民的右翼民粹主义情绪。

二、“时光倒流”——对社会转型的失望与充满着怀旧情绪的东欧

面对“休克疗法”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东欧民众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戈德西和奥伦斯坦引用了大量权威机构所做的民意调查，来分析东欧民众对于“市场”与“民主”的态度转变。二〇〇六 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和世界银行对于苏东剧变后的经济转型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即“新转型生活”（LiT）调查。该民意调查覆盖了中欧、东欧以及中亚的所有二十八个“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除去东德）。在当时，各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渡过了转型之后最困难的阶段（这些国家的贫困率在一九九九年达到了顶峰，之后便缓慢下降）。调研的目的是为了宣传社会转型给这些国家所带来的“民主自由”和“经济繁荣”。但是两位作者指出，这场调研并没有达到预期，“调研结果并不是EBRD所希望看到的（在经过十五年‘成功’的转型之后）。” LiT的调查数据显示，只有30%的受访者认为二〇〇六年他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好于转型之前；只有不到40%的受访者表示二〇〇六年的政治形势好于转型之前；当被问及二〇〇六年的腐败现象是否少于一九八九年时，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同意，67%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对于转型之后所形成的所谓“民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只有37%的受访者表示认同。尽管主导调研的EBRD希望从这些数据中发掘出东欧人对于社会转型的支持与认同，但我们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到东欧人民的失望情绪。

除了用民意调查的数据进行研究和分析之外，戈德西和奥伦斯坦还采用了基于实地调查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于东欧剧变后民众的社会生活与社会情绪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们指出，东欧“后社会主义”社会中民众存在一种常见的生活体验：“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戈德西在二〇〇五至二〇〇七年通过对保加利亚的马丹市的田野调研发现，很多农村家庭为了生存，已经回归传统农业。一些失业的年轻人甚至被迫沦为罗多彼山脉的牧羊人。一名当地村民说，他们正在“倒退回十九世纪”。戈德西的研究中，提到了马丹市当地一个由九名成员组成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完全靠土地和饲养家畜为生，基本脱离了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家庭中辍学的孩子们负责采摘野生蘑菇和浆果，妇女们在周围的土地上种植蔬菜和烟草，取暖用的柴火是在村子周边非法捡拾的，晚上照明用的蜡烛是用蜂蜡自己制作的。在他们的生活中，只有两种商品不是由自己生产的：面包和食用油，而这两种商品是用他们祖母的养老金购买的。

这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沦落和倒退，使得东欧社会充满着一种绝望、压抑以及虚无的情绪，进而产生了一种被克里斯汀·戈德西称之为“红色怀旧”的对原有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怀念情绪。二〇〇一年，一项对中东欧七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15%—30%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了对过去社会主义制度的怀念。尽管这个比例在当时还相对较小，但是它一直处在不断上升的趋势之中。戈德西和奥伦斯坦在书中还引用了人类学家内林加·克拉姆拜特（NeringaKlumbyte）在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八年间对立陶宛三个村庄的田野调查。克拉姆拜特访谈了一百五十多位三十五岁以上、对苏联时期生活有个人记忆的东欧农民，发现很多农民都沉浸在对逝去的社会主义舒适生活的怀旧情绪中。克拉姆拜特说：“对于农民来说，放弃集体农场、让森林替代以前的黑麦田而转向自给农业和临时性就业，并压制他们作为农民的身份，这是他们在后苏联时代地位下降和被边缘化的表现。”一名被迫从城市回到农村生活的立陶宛妇女在接受访谈时说：“在那时候（即苏联时期），我和我的孩子在生活上一点都不匮乏。我自己买得起我想要的一切，我丈夫常常和我们一起去餐馆或酒吧。我们可以带孩子去度假。我们以前每年夏天都会去海边的度假村。现在？现在我甚至没有钱去城里领孩子的津贴。当我必须带孩子去看病时，只能骑马去。”

三、绝望与愤怒：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在东欧的兴起

转型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灾难，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从表面上看，东欧人民获得了“民主”，戈德西说：“东欧国家的人民可以选举政府，但这些民选政府仍然必须按照西方政府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去做。”因此，这种所谓的“民主”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它只能决定选举哪些政党和领导人来充当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西方代理人。即使是曾经的左翼政党,也纷纷转向，沦为新自由主义的同谋。左翼政党不再将自己定位为工人阶级及其他在转型过程中利益受损的群体的代言人，相反，他们与自由派一样，将这些转型过程中的“失败者”视为新自由主义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潜在威胁。正因为如此，左翼政党无法获得民众的信任。

近些年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东欧社会中迅速崛起，获得了很多东欧民众的支持，甚至在一些国家中上台执政。戈德西和奥伦斯坦指出，东欧社会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社会基础，正是社会转型的“失败者”和“被抛弃的人”，如老人、工人阶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居民等。这些选民转向右翼民粹主义，并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因为这些人天生就倾向于给“非自由主义者”或“仇外政治家”投票，而是因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最鲜明地反映了他们的经济诉求。戈德西和奥伦斯坦在书中概括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一些共同理念：第一，关注生育率下降、人口外流等与人口数量下降相关的问题；第二，要求实行普遍主义的社会福利政策；第三，要求针对不同类别的穷人提供相应的社会福利（而不仅仅是针对最穷的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如二〇一五年，波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法律和公正党” (PiS) 政府启动了名为“家庭500+”的计划，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普遍的社会福利。按照该计划，每个波兰家庭的孩子从上学的第一年开始，即可每月收到五百兹罗提（二〇一九年合一百三十美元）的补贴。在该政策的刺激下，波兰的生育率从二〇一五年的1.32小幅上升到了二〇一七年的1.39，儿童贫困率下降了80%。匈牙利右翼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án）在二〇一九年也宣布了新的生育政策，其中包括为日托中心提供更多的补贴、为结婚生子的妇女提供贷款等。

这些带有社会福利色彩的政治纲领，实质上反映了生活在绝望和愤怒情绪中的东欧人民对稳定与福利的怀念。但是，由于左翼政党的转向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东欧的缺席，这种对新自由主义转型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导向社会主义，反而走向了极端民族主义。当下国际社会关注的俄乌冲突，就是这种民族情绪泛滥的政治后果。泛滥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无助于解决东欧人民当下所面临的困境，反而会进一步激化东欧国家的内外矛盾，加剧全球社会的动荡。东欧当前的社会状况，佐证了罗莎·卢森堡在一百年前提出的那句名言：“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

作者：赵丁琪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读书》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