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这一问题上，封建残余与军国主义传统固然是导致德国使用武力解决外部问题的重要原因，但殖民掠夺这一资本主义发展条件，才是导致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而一战后西方列强对德国的报复式处理方式，在本质上反映了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
德国的现代化与英法等国的现代化一样，都属于西方式现代化，但与英法等国相比，德国的现代化道路又有其自身特色。特别是在早期阶段，德国的现代化进程曲折复杂，充满坎坷，成就显著，教训也十分深刻。
封建残余严重
德国的现代化产生于拿破仑战争的直接冲击，并非内部力量的推动。19世纪初，拿破仑率领军队横扫欧洲大陆，不仅彻底颠覆了“神圣罗马帝国”，重组德意志各邦国版图，而且按照法国模式，在德意志各地强力推行资本主义改造。受其影响，普鲁士一些开明贵族和官僚率先开始了向现代化迈进的“大改革”：废除农奴制，解放农民；废除中世纪行会制度，实行营业自由和城市自治；限制贵族特权，改善国家体制；普遍征收所得税、财产税和消费税，放宽犹太人的从业限制；严格贯彻义务教育，培养“好的手工业者、商人、士兵”；开办柏林大学，建设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研究型高等院校；取消雇佣兵，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由“爱国公民”组成的国民军等。
普鲁士改革开启了整个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但因保守势力顽固抵制，改革既不顺畅，也不彻底。大部分农奴无力缴纳高额赎金，不得不继续担负各种劳役和捐税。容克贵族继续享有领地裁判、治安和宗教保护等传统特权，并在新建军队和政府管理部门中身居要职。还有一些贵族地主，利用政府帮助农奴赎免封建义务而割让部分公用土地的机会，大肆圈占土地，扩充私人庄园领土。在反法同盟打败拿破仑之后，德意志大大小小30多个邦国统治者又热衷于封建复辟，组织“德意志同盟”，恢复自行其是的独立地位，继续维持德意志国家的分裂局面，严重阻碍了德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革命广泛开展之后，德国的农奴制才基本消失。一些在解放农奴过程中获得大量赎金和土地且头脑灵活的容克贵族，或改造庄园，从事商业性农业生产；或投资工矿企业，从“佩剑骑士”变身为“财富骑士”即资产阶级化的贵族。
出身于普鲁士容克贵族世家并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奥托·冯·俾斯麦，领导普鲁士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白色革命”。首先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德国，建立起一个号称“德意志帝国”实为“大普鲁士帝国”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其次推行一系列全国性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为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支持和保护；最后开展均势外交，大施平衡技能，为德国国家安全营造了40余年的和平环境。正是在俾斯麦统治时期，德国完成了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以迅猛的发展势头跻身于西方大国行列。
但在新建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中，新旧容克贵族继续保持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优先地位；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贵族村长、县长仍旧是当地农村的“皇帝”，只是由世袭继承改为政府委任。俾斯麦虽“毫无贵族团结感情”，但也尽力维护行将没落的容克贵族阶级利益。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波莫瑞、西里西亚和勃兰登堡地区的容克贵族、军官、富农和福音教神职人员还组建“德意志保守党”，并在帝国议会中占有一定席位。他们虽然默认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却坚决反对帝国权限扩大；赞成发展工业，但又特别强调保护农业。他们尽管人数较少，但与皇帝关系密切，誓与封建王朝共存亡。
个人独裁超越民主力量
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在刚兴起的时候，曾受到封建君主的卵翼，英法封建君主恰恰是通过与新兴资产阶级联盟才彻底消灭了分裂割据势力，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当君主专横无道达到极致时，羽翼渐丰的资产阶级又在人民群众支持下发动革命，推翻封建王朝，掌握国家政权。但在德国，由于历史原因，资产阶级自诞生之日起就力量软弱，既无力对抗实力强大的封建贵族，也未能通过革命途径，建立统一国家和民主政体。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虽令德意志一些“知识资产阶级”精神一振，但随后出现的雅各宾派“恐怖统治”却又使之胆战心惊，不敢再言革命。
19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德意志“经济资产阶级”开始形成，资产阶级整体力量得以加强。普鲁士自由主义者还在1861年成立进步党，运用宪法赋予的议会权力与政府讨价还价。但在普奥战争之后，大多数自由派人士为了早日拥有一个统一国家，放弃了自由主义优先权，转而支持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俾斯麦十分反感民主政治，“认为普鲁士求得荣誉的地方在于：普鲁士首先摆脱与民主的任何可耻的联系”，但却不得不在表面上装作“民主”。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俾斯麦虽签发宪法，实行宪政，但宪法却赋予德意志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规定皇帝为帝国全部权力的化身，他本人则以“帝国监护人”身份大权独揽。为了使其统治“合法化”，俾斯麦利用议会多数的支持，玩弄“波拿巴主义”的专制策略：操纵议会选举，不断更换盟友，分化瓦解“帝国敌人”，拼凑集拢“帝国朋友”，甚至挑拨两派相互争斗，坐享渔翁之利，导致民主政治根本无从谈起。即使那些通过购置地产、与贵族联姻和受封而挤进贵族行列的大资本家、大资产者，也大都被排斥在政府的关键部门外。
随着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不断加强，以及在威廉二世“亲政”下“多元专制统治体系”的形成，首相个人的专制独裁越来越难以维系，部分开明派官员与中间派一起，顶着巨大压力进行一些温和改良。然而，资产阶级的斗争终究是软弱的，他们坚持“消极抵抗”，以“不引起革命，不许街头斗争”为行动准则，不愿也不敢发动人民群众，不敢把议会里的斗争同议会外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进步党活动家麦·希尔施和弗·敦克尔虽早在1868年就组织工人建立工会，但主要从事设立互助储金会和组建文化教育团体的活动，严禁罢工斗争，规定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人与企业主之间起媒介作用并积累资金。德国资产阶级缺乏革命意志，注定不可能推翻封建王朝和专制政权。
工人运动半途而废
工业革命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德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此时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已接近尾声，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业革命正方兴未艾。然而，后来者自有后发优势，可以通过引进资金、设备和技术，学习、借鉴、模仿先行者的发展经验，在较高的起点上快速发展。例如铁路和机车都是英国人率先发明的，德国人在引进这一新生事物之后，迅速加以推广，很快就创办了多家股份有限公司，建成了多条铁路线，并以铁路建设为契机，带动煤炭工业、钢铁工业和大型机器制造业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
德国还利用教育科研比较发达、国家干预比较强劲，以及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时并进等独特优势，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科技新浪潮中脱颖而出，迅速建立了一个以电气工业、化学工业和高效型农业为主导，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现代工农业体系，从而在19世纪末一跃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
高速发展的工业革命使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产业工人迅猛崛起。德国的产业工人主要来自丧失土地的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以及其他无产者。他们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劳动时间长，工资却少得可怜；忍饥挨饿，工伤事故频发，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多子女的工人家庭、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工人，经常难以维持基本生活。为了减轻贫困，争取平等权利，德国工人逐渐在思想和组织上摆脱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影响，组建起社会民主党，同资本家和偏袒资本家的国家政权展开激烈斗争。
面对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德国政府一方面推行“皮鞭政策”，进行严厉镇压；另一方面又辅以“甜面包政策”，实行“社会立法”，在恢复帝国健康的菜料中“加几滴社会主义的油”。但无论镇压还是拉拢，德国政府都没有消除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运用一切手段”，取得了反对《反社会党人法》等一系列斗争的胜利，赢得了众多选民。到一战爆发前，社会民主党已成为拥有100多万党员和400多万选民的大党，在帝国议会中也占有不少席位。
然而，堡垒被突破始于工人阶级政党内部。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一部分工人上层开始向中产阶级蜕变，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主张放弃暴力革命，只从事议会斗争和社会改良，幻想“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并为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接受。一战爆发后，社会民主党右翼公开抛弃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致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从马克思主义政党演变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进而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政党。“十一月革命”爆发后，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人为了阻止革命向纵深发展，仓促成立了一个“自由德意志共和国”，既没有没收容克贵族和垄断资本家的财产，也没有清除国家机器中的保守派官员，反而与旧军队结盟，血腥镇压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他们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合作，组建了被称为“魏玛联盟”的联合政府。联合政府中留用了大量帝国时代的军政官员，致使魏玛共和国沦为“一个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不仅完全放弃了社会革命，自身也只存在了14年，就被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党彻底颠覆了。
军国主义招致深重灾难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德国不仅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以飞速发展的态势赶超了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跃居欧陆之冠。无论在以钢铁、煤炭为核心的重工业领域，还是电气、化学和光学等新兴工业领域，德国都向世界展示出巨大的活力和优势。特别是庞大的军工生产力，为德国陆海军提供了先进的武器装备，极大提高了军队战斗力。
普鲁士素有军国主义传统，统一后的德国继承了这一传统。从俾斯麦到威廉二世，德国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军队建设，国防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首位，且总量逐年增长。与军费开支的大幅度增长相对应，德国的陆海军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到一战前夕，德国的陆军野战部队达230万人，海军拥有各种舰艇196艘，总排水量641595吨。
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急剧膨胀，德意志帝国这个“新巨人”不再甘心踞守欧陆，而是迫不及待地要求重新瓜分已被老牌帝国基本瓜分完毕的世界，跻身殖民大国。如果说俾斯麦的海外殖民政策还比较务实，强调“内政优先”，那么代表着大地主和大工业家利益的威廉二世提出的世界政策则极富称霸性：争夺“阳光下的地盘”，缔造大德意志帝国。
德国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使英法俄等国深感威胁。视德国为宿敌的法国在1893年与俄国结盟。英国也放弃“光荣孤立”政策，先后在1902年、1904年、1907年与日本、法国和俄国签订协约，建立起“协约国”军事集团。面对威胁，盲信军事优势和坚持战争决定论的威廉二世及其大臣决定发动“先发制人的防御战争”。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爆发后，德国误判英国会“严守中立”，极力鼓动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强硬措施，以便引来俄国和法国介入，打一场“不可避免的”局部战争。然而，英国的参战彻底粉碎了德国的“施里芬计划”，美国的参战更注定了德国的失败。
一战结束后，高傲自大的德国不甘心认输，决意“复仇”。《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任意宰割和羞辱，激起了德国社会各界的普遍仇恨。崇拜军队和战争的希特勒和纳粹党，在夺取国家政权后，立即单方面撕毁《凡尔赛和约》，大规模扩军备战，肆无忌惮地对外侵略，最终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在战争中屠杀了600多万犹太人和其他被视为“劣等民族”的无辜平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最终，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沉重打击下，“第三帝国”土崩瓦解。
德国的现代化具有典型的外源、后起和追赶等特征，虽然在科学技术、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表现突出，但因封建残余大量保留、个人独裁势力强大、资产阶级力量软弱、社会民主党退变和国家决策层崇尚战争，最终成为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推手，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深重灾难。需要注意的是，德国现代化道路中经历的曲折，其内在原因仍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固有问题。换言之，上文举出的四点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端的“德国式表现”。比如在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这一问题上，封建残余与军国主义传统固然是导致德国使用武力解决外部问题的重要原因，但殖民掠夺这一资本主义发展条件，才是导致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而一战后西方列强对德国的报复式处理方式，在本质上反映了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