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于1990年6月。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趁打击苏共之机禁止了俄共的活动，由此引发“苏共案”。1992年，俄罗斯宪法法院对“苏共案”做出裁决，俄共解禁。1993年，俄共恢复重建，成为合法政党。自此，俄共以体制内反对派身份开启议会生涯，一度成为国家杜马第一大党，实现了组织复兴。普京上台后，进行政党制改革，加强对议会的控制，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分化、打压俄共。俄共步入低谷，失去了国家杜马第一大党位置。俄共做出调整以适应新形势，并逐渐发展定型。在近三届杜马选举中，其得票率波动回升，长期稳居国家杜马第二大党。总体而言，俄共的发展主要受制于当局。在有限生存空间内，俄共长期稳居议会第二大党的关键在于自身。在诸多属性中，反对派立场相对不稳定，是影响其得票率的重要变量。俄共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与当局趋同，削弱了其反对派政党底色。应对地缘政治事件的战略风险以及长期存在的自身局限是俄共面临的双重挑战。
【作者简介】
刘雪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博士后。
一、俄共的重建：从解禁到复兴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简称“俄共”，最初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俄罗斯联邦分支成立于1990年。1991年俄共随苏共一道被叶利钦禁止活动，1993年得以恢复重建。
（一）“苏共案”与俄共解禁
1991年，“8•19”事件之后，叶利钦解散了苏共，并企图禁止俄共的一切活动。37名原共产党员的人民代表向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审议叶利钦禁共令的合宪性。一群反共代表提出反诉，指责苏共是违宪组织。这两起诉讼同时审理，史称“苏共案”。法院对“苏共案”的受理和裁决是俄共开启政治生涯至关重要的一步。
1991年8月23日，叶利钦发布“关于暂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的第79号总统令。该总统令指控俄共支持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强行罢免苏联总统的行为违反苏联《社会团体法》；俄共机构一再违反俄罗斯宪法，妨碍“关于停止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组织机构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构、机关和组织中活动”的总统令的执行。因此，叶利钦要求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和检察院对俄共组织活动违宪性事实进行调查。在指控得到最终司法解决之前，暂停俄共的机构和组织活动。同时，对俄共组织和机构的财产和资金进行了规定。8月25日，叶利钦发布第90号总统令，对苏共和俄共组织机构在俄联邦境内外的动产、不动产做了详细规定和限制。11月6日发布的第169号总统令，指责苏共应该为国家崩溃和使苏联人民陷入历史性僵局负责。总统令指出，俄共作为苏共的分支机构，支持“8•19”政变是必然的政治逻辑。苏共和俄共的非法活动为加剧危机及新一轮政变创造可能。基于此，总统令规定，“停止苏共、俄共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一切活动，解散他们的组织结构”，并重申“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财产转交国家所有”。叶利钦发布一系列限共禁共总统令，目的在于重创共产党及左翼力量。
面对当局打压，俄共采取积极抗争的态度。俄共领导人公开表示要恢复党的队伍。1991年11月16日，8名俄共中央书记发表声明，要求法律对苏共和俄共的命运做出公断，并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此事。占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1/3席位的共产党利用各种手段为俄共的重建积极活动。12月，巴布林等37位俄罗斯人民代表联名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审议叶利钦的禁共令是否符合宪法。叶利钦则授意俄联邦宪法委员会责任秘书鲁缅采夫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宪法法院“承认苏共违反宪法，从而证明俄总统令符合宪法”。宪法法院受理了“关于审查三个总统令合宪性”和“关于苏共和俄共合宪性”的两个申诉，将二者合并，认为后者是前者的附属问题。此案被称为第79号、第90号、第169号总统令的合宪性案以及苏共和俄共合宪性案，简称“苏共案”。
1992年11月30日，宪法法院对“苏共案”做出裁定。宪法法院对第79号“关于暂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的总统令裁定如下：总统令第一条“对俄共活动违宪事实进行调查”的规定不符合宪法。要求检察院将调查材料送交司法机关审查并确保对法令执行进行监督的指示不具法律效力，因为这是检察机关的职责。总统令第六条“本总统令自签署之日起生效”不符合法律原则。限制公民权利的法令只有在正式公布后方能生效。第79号总统令的其余要点，包括“在俄共的合宪性问题获得司法程序上的解决之前暂停俄共机构和组织活动”符合宪法。宪法法院对第90号“关于苏共和俄共财产”的总统令裁定如下：该总统令包括将共产党的财产移交权力执行机关，此条款对于那些由“苏共拥有、处置和使用但实际上属于国家或市政的财产”而言符合宪法。关于对苏共所有或在其管辖范围内的财产进行国有化的条款是违宪的。宪法法院还指出，所有非国有财产的纠纷都可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对第169号“关于苏共和俄共活动”的总统令裁定如下：该总统令第一条“停止苏共、俄共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一切活动，并解散他们的组织结构”适用于解散苏共和俄共的领导机构，是符合宪法的。而解散在属地原则基础上建立的基层党组织结构则被认为违宪。关于审查苏共和俄共合宪性问题，鉴于1991年8—9月，苏共实际上被解散并失去全苏组织地位，而俄共作为苏共的一部分，未在司法部登记，不是独立的政党组织，诉讼程序被终止。
“苏共案”实际上是宪法法院同时审理的共产党人和反共势力双方的诉讼，最终以一种折中方式中止了诉讼程序。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原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本案中总统一方的辩护律师费多托夫等案件亲历者和部分学者都认为，宪法法院对“苏共案”的裁决是妥协性的、折中主义的。
从结果来看，宪法法院的裁决体现了法律原则，保持了相对独立性，并未听命于叶利钦。对俄共而言，法院裁决给其重建提供了宝贵的法律依据：对第169号总统令的裁定将共产党组织分成领导层和基层两个部分，认为解散领导机构符合宪法，解散基层组织违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具有社会性，仍有权在现行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此外，共产党人还有望得到原苏共和俄共的部分财产。叶利钦取缔共产党的计划没有实现，俄共得以恢复重建。
俄共重建以后，经过短暂权衡，决定参加1993年年底举行的首届国家杜马选举。这意味着俄共放弃了暴力革命和武装夺权道路，转而走向以议会斗争为主的合法夺权之路。在司法部登记成为合法政党，并以此身份参与国家杜马选举，既体现了俄共的审时度势，也体现了对现行议会制度的认同及与当局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此后数十年间，俄共一直是体制内最大且相对纯粹的反对派政党。
（二）议会选举与组织复兴
1993年12月，俄共参加了俄罗斯联邦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这是其开启议会生涯和政治参与的关键一步。此次选举，俄共出乎意料地获得了450个杜马席位中的65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俄共与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联合，甚至可对民主派进行牵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决策。这一结果给了俄共极大的信心和动力，也使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感到震惊和担心。事后，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表示，参加联邦议会选举的决策是正确的，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加强了党群联系。久加诺夫充分肯定议会的“斗争阵地”作用，认为在叶利钦宪法下议会仍有可能揭露现行政权的专横和不负责任。
1995年，俄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三个阶段性目标：在议会选举中取胜，组成“人民爱国”多数派，提出总统候选人；确保“爱国者”当选总统，组建人民信任的政府；在俄罗斯各地进行地方立法和执行权力机关选举。待三个目标实现后，将召开制宪会议，筹备宪法草案，自下而上恢复苏维埃人民政权。可见，此时俄共对当局采取的是竞争与对抗态度。斗争是主流，参与议会所表现出的合作只是出于生存需要，终究服务于斗争。以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为起点，俄共在杜马选举的道路上逐渐走向顶峰，实现了组织复兴。1995年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俄共得票率为22.30%，加上单席位选区得票，在国家杜马共获得157席。1999年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得票率为24.29%，加上单席位选区共获110席（见图1）。俄共在这两届杜马中均为第一大党。加上盟友，左派议员几乎占国家杜马总人数一半。俄共成员谢列兹尼奥夫当选杜马主席。至此，左派力量已在国家杜马占据优势地位。
就俄共自身而言，灵活的斗争策略无疑是其取得选举佳绩的关键。此外，相对完备的组织机构，庞大的党员数量，继承自苏共的理论基础，都使俄共在俄罗斯政治转型之初众多政治力量里独具优势。就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环境而言，叶利钦等民主派的改革使国家陷入无序，民生艰涩。激进的私有化改革导致经济崩溃，财政资源几近枯竭。低收入和工资、养老金拖欠成了90年代顽疾。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俄罗斯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持续下降。1991年可比价格的平均月薪为598卢布，1998年只有198卢布。工资最大降幅出现在1995年和1998年。1995年，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失业率上升，工资拖欠半年之久。工资下降反过来影响税基，导致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许多依赖国家财政的社会问题更难解决。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月平均养老金基本维持在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如表1），还多次延迟发放。高通货膨胀和整个社会经济情况恶化使购买力大幅缩水。1998年金融危机后，养老金贬值更多。许多老人难以支付基本生活所需。即使在战争和战后困难时期，俄罗斯也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1995年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是在“社会对当局日益不满的背景下展开的”。民众对叶利钦的支持率从1994年9月的29.8%降至1995年9月的14.1%。杜马选举前夕，民众普遍认为俄罗斯局势不稳定，对未来生活水平和车臣武装感到担忧。民众开始怀念苏联时期相对稳定和有保障的生活。俄共准确把握了当时的社会情绪，在竞选宣传中提出免费教育、医疗，住房补贴、廉价公共交通，按时发放工资和退休金等内容，并强调“要知道所有这些您都曾经拥有过”，支持俄共就能恢复这些既往权利。俄共还把矛头直指叶利钦，竞选口号鲜明，具有鼓动性，获得了良好效果。
二、俄共的发展：从适应形势到逐渐定型
（一）形势的变化：来自当局的打压
普京执政后，俄罗斯政治出现新气象。普京对政党制度进行改革并加强对议会的管控。俄共作为最大的体制内反对派受到当局一系列打压。
第一，改革政党制度，扶植政权党。
普京出任总统后，相继出台《俄罗斯联邦政党法》（以下简称《政党法》）、《政党法》修正案以及《选举法》。《政党法》规定，只有足够规模和影响力的政党才能获准登记，只有全国性政党才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政党外组织不得参加议会选举。其目的在于促进各政治团体分化、整合，精简政党数量，加强对政党的控制，从而强化对国家杜马的管控。此后，《政党法》又经多次修改，截至2021年4月30日已修改47次之多。
为在议会中占据优势，当局一直积极组建政权党。历届政权党包括：第一届杜马的“俄罗斯选择运动”、第二届杜马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运动”、第三届杜马的“团结党”等。但这些政权党并未在国家杜马中取得绝对优势。“统一俄罗斯”党的建立成为政权党主导国家杜马的历史性转折。2001年底，“团结党”、祖国运动和全俄罗斯运动合并成为“统一俄罗斯”党。该党起初把普京的《国情咨文》视为纲领的主要依据，着力将自身打造成支持普京且具有竞争力的“真正的政权党”。
“统一俄罗斯”党得到当局行政、财政和媒体资源的加持。第四届国家杜马通过法案修改《政府法》，允许包括部长在内的高级官员担任政党领导人。这为日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亲自挂帅“统一俄罗斯”党埋下伏笔。2007年第五届杜马选举，普京领衔“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名单，带领该党获得了第五届杜马绝对多数席位。“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中确立了一党独大的地位，对俄共形成极大竞争。
第二，当局对俄共进行行政打压与立法限制。
2002年，俄总统办公厅授意杜马中的中派与右翼政党联合，以251票对136票通过决议，重新分配杜马委员会领导职位，夺取了俄共拥有的10个委员会中8个委员会的领导职务。该事件被称为“杜马风波”，俄媒称之为“杜马政变”。俄共中央发布《有关俄共党员自动放弃所有担任的议会职位的决议》以示抗议。俄共中央委员、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等因拒绝执行该决议而被开除出党。俄共元气大伤，失去了提出议案和表决议案的决定权，并出现内部分裂。总统办公厅支持此次“政变”的目的在于动摇俄共杜马第一大党的地位，由政权党取而代之。
为确保政权党在国家杜马获得宪法绝对多数席位，当局常以立法方式限制其他政党，为政权党保驾护航。以2016年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为例。为赢得选举，当局早早开始立法准备。2013年，普京向国家杜马提交新《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草案，2014年2月三审通过。该法规定，政党可以提名非本党成员作为候选人，但不允许提名其他党派成员。该规定凸显了政权党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大党的优势，使之吸引到社会各界优秀人士加入竞选行列，同时防止其他政党，特别是反对党之间互相提名候选人而形成政党联盟。2012年底，俄罗斯启动政治改革，简化政党登记规则，将杜马准入门槛由7%降至5%。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前，77个政党通过了国家登记。但在《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规定中，未能进入上一届国家杜马和地方议会的政党，若要参加全联邦区选举，需征集不少于20万选民的签名支持，且在每个联邦主体的签名不能超过7 000个。这对小党而言很难达到，从而无缘参选。由于建党条件宽松，出现了大量左翼小党，实际上分散了俄共这样全国性大党的力量，又因不能成立竞选联盟而无法集中。俄共等政党被削弱。
第三，吸取俄共部分思想内核，打破俄共对爱国主义话语的垄断。
长期以来，俄共几乎垄断了爱国主义话语，将强国主义和爱国主义融入社会主义内涵，使之成为鲜明而极富感召力的旗帜。“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第四届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曾言，90年代改革者一个严重错误是“容许和容忍‘左翼’把爱国主义话题据为己有”。普京执政后，提出“强国富民”的口号。虽然强国主义、爱国主义与保障民生是俄共一贯主张，但当年轻干练、深受叶利钦及媒体支持的普京提出这些主张时，却取得了更好的效果。长远来看，政权党和普京当局对俄共主张的吸收借鉴起到了软化俄共斗争意识、弱化其竞争力的作用。
第四，普京公开建议俄共更名“社会民主党”，支持俄共内部的社会民主化倾向，实施分化策略。
2000年，普京建议俄共领导人改变意识形态，指出社会民主主义是俄共最佳选择：“如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从其纲领和意识形态中的危险和激进因素转向社会民主主义，那将是一件好事。否则，共产党人就没有历史前途。”2001年，普京在记者招待会上建议俄共改名社会民主工党。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库普佐夫回应说：“普京已经不止一次这样建议了。每一次我们都回答说，党不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在十年之内也不打算讨论。”久加诺夫也明确表示拒绝更改党名。
一直以来，俄共内部都存在社会民主化倾向。2000年，主张与当局进行建设性合作的谢列兹尼奥夫将党内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党员带离出来，组建了“俄罗斯运动”，宣布赞同欧洲社会民主党思想，与普京政权合作。“俄罗斯运动”是在违抗俄共中央且得到普京支持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部分观察家认为，克里姆林宫是幕后的策划者，意在削弱俄共，建立温顺反对派。
第五，扶植其他左翼势力，分散俄共选票。
2006年10月，普京支持由俄罗斯生活党、退休者党、祖国党三个中左翼政党组成“公正俄罗斯”党，也被称为“第二政权党”。该党在支持普京执政的同时，打着中左翼政党旗号，提出“捍卫劳动者利益、维护社会公正”的平民主义方针，目的在于与俄共争夺中下层选民。
综上所述，普京执政以后，俄共的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当局打压加剧了党内本身存在的分裂趋势，致使俄共在2003年第四届、2007年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遭到重创，失去了杜马第一大党的地位，也使通过议会斗争合法夺权的计划成为泡影。
（二）应对形势变化，支持率波动回升
面对当局打压以及第四届、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的惨淡成绩，俄共做出调整，应对形势变化。自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开始，其支持率出现波动回升，并长期稳居国家杜马第二大党位置。经历了打压与低谷的俄共适应了新形势并逐渐定型。
1.总体应对：修改党纲、组织整顿与工作机制调整
2008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俄共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新纲领开宗明义，明确了党的性质、战略目标和指导思想：俄共是彻底捍卫雇佣劳动者权利、捍卫民族国家利益的唯一政治组织；其战略目标是在俄罗斯建立更新了的社会主义、21世纪的社会主义；俄共在进行战略决策时，从分析社会政治实践出发，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并对其进行创造性发展。新党纲比旧版更为精练，删减和调整诸多过时内容，根据新形势增加了新内容。
第一，直面历史问题，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新纲领未回避历史问题，直言苏共存在“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行为，并予以坚决谴责。删除原纲领“苏联是俄罗斯帝国地缘政治继承者”“俄罗斯思想实质上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等容易混淆苏联与俄罗斯帝国、社会主义与俄罗斯民族思想的表述，淡化了民族主义色彩。俄共主张“厘清过去的错误和谬论”，建设完全符合今天现实的更新了的社会主义，即21世纪社会主义。“这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根据劳动的数量、质量和成果分配生活用品的没有人剥削人的自由社会。这是在科学计划和管理、采用知识密集型和资源节约型工艺基础上实现高度劳动生产率和高度生产效率的社会。这是真正人民政权和发达精神文明的、激励个人的创造积极性和劳动者自治的社会。”还特别新增了“人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目的和因素”。厘清历史问题，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有助于消除社会残存的反苏反共情绪，扩大俄共的社会基础。
第二，明确议会斗争属性，强调将议会内斗争和议会外斗争相结合。纲领新增“把议会斗争看作阶级斗争，在斗争中不允许向当局反人民方针妥协”的内容，并强调将议会内斗争与议会外斗争联系起来。议会外斗争包括群众性抗议运动、罢工及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其他公民抵抗形式。新增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左翼内部长期存在的对俄共“奉行议会主义”的诟病。强调议会内外斗争相结合，也说明俄共在经历第四届、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失利之后，开始重视群众性抗议运动。组织群众抗议运动不仅可以扩大宣传，教育群众，反过来也可以辅助议会斗争。
第三，大幅修改最低纲领，突出体制内反对派身份。最低纲领规定了俄共实现战略目标的首要措施。新纲领对其做出大幅删改，并新增数条内容。新修订的最低纲领“是一整套替代国家现行方针的具体措施，吸收了俄共近年来在竞选和人民公决中提出的多项主张”。部分新增内容有针对性地抨击当局，突出了俄共体制内反对派的身份，如“摧毁举行选举时的全面欺诈制度”以及“建立真正独立的司法系统”等。
此外，普京执政后，俄共内部分裂活动逐渐增多，严重削弱了组织统一与竞争力。俄共中央在检讨自身的同时，要求各级地方组织召开全体党员大会，统一思想，整顿组织。2004年10月23日，久加诺夫在《关于国家新形势和执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要重新审视自己，批判性地重新评估工作的所有内容、形式和方法。其中涉及新形势下俄共组织整顿和工作机制调整的内容。
首先，将人事整顿和队伍建设置于优先位置。组织认定，波塔波夫、吉洪诺夫等党内反对派“与党员身份不符”。24个地区组织领导人被免职并进行地区组织改选。党不仅要补充队伍，而且要加强队伍，使能力、青春、精力和奉献精神融为一体。党的机构组建要配备最具专业素养和党群工作经验的人员。在选人用人方面，俄共将注重三个方面：一是保留和加强一直忠诚于党的元老级干部队伍，他们是党的中流砥柱；二是吸收具有“突破潜力”的、积累了良好政治和选举经验以及政府工作技能的年轻同志；三是提升开发和储备后备人才的能力。
其次，调试全党工作机制，建立五个“垂直体系”。一是社会垂直体系。该体系根植于社会各个方面，在群众、劳动集体，劳工、工会和青年运动以及知识和科学界发挥作用。通过上述组织，党可以组织广泛抗议运动。二是组织垂直体系。该体系旨在更新和加强党的队伍，吸引新人，培养专家干部，增强党的实力、稳固性和灵活性，实现党的复兴。三是信息垂直体系。基于俄共已有的信息网络，整合物质资源和技术手段，将中央委员会、州委员会、区委员会、基层组织等连接在一起。四是议会垂直体系。充分整合俄共在中央和地方的、庞大可供调遣的议员团，运用丰富的选举和立法经验，争取在各级议会中建立党团。五是经济垂直体系，旨在为党提供财政和物质基础。
经过上述调整，俄共在把握新形势、巩固组织统一、提升组织决策力和执行力方面取得进展，为其支持率波动回升奠定基础。
2.具体应对：俄共竞选策略的得失
2008年，俄罗斯政治格局出现梅普“王车易位”。时逢全球金融危机，俄罗斯社会稳定受到一定冲击。政权党未能在2011年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取得绝对多数席位，得票率由上一届的64.3%下降至49.54%。俄共得票率则由上一届的11.57%上升至19.16%。自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开始，俄共充分发挥体制内反对派优势，灵活应对具体选情，支持率波动回升，保住了国家杜马第二大党位置。
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前夕，俄罗斯社会涌现抗议当局的情绪。俄罗斯政治文化研究中心2010年年底的社会调查结果表明，民众对当局提出的一系列倡议和许诺未予积极回应。相较于现政权“不切实际的现代化方案”，人们更认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2010年夏俄罗斯发生的火灾，多达49%的民众将其归咎于当局应对不力。社会不满当局和政权党，抗议情绪蔓延。
在竞选纲领中，俄共准确把握了金融危机下社会普遍存在的生活贫困和不满情绪，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金融危机的后果，重申俄共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消灭失业、保障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权益的基本主张。俄共批评现政权不负责任、缺乏国家意识且不能为大多数公民谋利益，“现任政府和政权党在短短几年内使情况恶化”。基于此，俄共呼吁“时代要求改变”，继而提出“三加五加七”的变革方案，包括新外交政策的三个方向、新经济政策的七个方向以及社会发展的五个优先事项。
高通胀率打破了普京十年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神话。俄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能源出口的依赖，追求依靠科技和智力的高增长模式。这一主张是对普京十年“油井和管道经济”的反思。俄共指责当局过分依赖资源出口，造成自然资源流失，进而主张主要经济部门国有化。针对普京十年平稳运行的威权体制，俄共描绘了共产党掌权后的愿景：营造全新社会和政治生活气氛，使选举在所有参与者真正平等和公民意志自由表达的基础上进行，保证政治制度民主化和高效率。俄共倡导的“新型苏维埃民主制度”包括：保障公民投票权，扩大议会权力和监督职能，由民众选举产生联邦委员、行政权力负责人，以及市、区级人民法官，公民有权召回违反选举承诺的任何级别代表和负责人，重组国家管理体系、简政提效，加强反腐力度、没收受贿者财产，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最高智力委员会，多种方式发展人民自治和对官员工作的公共监督。准确把握社会情绪，充分利用体制内反对派身份，制定有效竞选纲领，使俄共支持率在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大幅回升。
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前，社会情绪明显转变。首先，梅德韦杰夫在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使国家政治制度更加现代化，随后出台一系列政治运行机制改革举措。这对争取社会信任、平息当时的抗议思潮起到一定积极作用。此次抗议思潮也是很好的社会情绪宣泄窗口。此后，大部分民众逐渐适应了俄罗斯政治运行机制。一部分人出现政治冷漠态度。其次，在“克里米亚共识”作用下，社会爱国情绪提升，对普京政权的认可度增加。民众认为，在复杂国际局势下，俄罗斯的“危机源自国外”，依靠现政权实现国家安全稳定才是最重要的。社会情绪明显有利于政权党。
在“克里米亚共识”下，政党之间出现同质化倾向。除少数右翼党派外，包括俄共、“公正俄罗斯”党、自由民主党在内的主要政党在克里米亚、俄乌关系等问题上与普京保持高度一致。这一倾向加持了政权党的牢固地位，削弱了俄共作为体制内反对派政党的特色。从本次竞选纲领可以看出，俄共改变了上届竞选纲领中与当局针锋相对的态度，对现政权的批判力度明显减弱，且绝大部分是围绕经济和科教文化领域展开的。其中第九条“强大国家是安全生活的保障”提到了北约的军事威胁、制裁与迫害越发严厉。“俄罗斯需要一个权威的、专业的人民信任的政府，这将加强国家安全，加强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并保证其主权。”这些提法与普京的治国理念相吻合，也是“克里米亚共识”的体现。俄共一贯的反对派旗帜不再鲜明，使一些对现政权不满、对俄共抱有期望的选民感到失望。俄共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得票率由上一届的19.16%降至13.34%，仍优于第四届、第五届的得票率。
2021年，俄罗斯迎来第八届国家杜马选举。本次选举是在新条件和新局面下进行的。第八届国家杜马选举首次采用电子投票形式，将投票时间由1天延长至3天，投票期内可更改选票。反对派指责政权党通过技术性操作获取更多选票。俄共针对莫斯科远程电子计票结果向莫斯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俄共在政党名单“纸质”投票中领先政权党，而这一优势却被电子投票所逆转。
从选举结果来看，国家杜马首次迎来第5支政治力量——“新人”党。该党的出现加剧了政党角逐的激烈程度。这个短期内组建起来的政坛新秀“在竞选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意志和积极性”。“新人”党在政治光谱上属于中右翼政党，与政权党具有相似性。尽管该党否认受克里姆林宫扶植，并以反对派自居，但也没有违反“三项不言而喻的禁令”：不直接批评普京，不组织抗议活动，不从境外获取资金。就其政治实践而言，作为国家杜马的一部分，“新人”党通常支持政权党提出或批准的法案。而对于俄共提出的议案，新派系代表比其他代表更频繁采取弃权态度。因此，一些专家认为，“新人”党是自由民主党的翻版。
第八届杜马选举前，俄共重要代表人物格鲁季宁被中央选举委员会从候选人名单中删除，理由是其拥有国外资产。俄共为此在多地举行抗议活动。久加诺夫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称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决定“不合理且非法”，侵犯了该党平等参与选举的权利和格鲁季宁当选国家杜马代表的权利。但最高法院维持了中央选举委员会将格鲁季宁排除在俄共国家杜马选举联邦名单之外的决定。格鲁季宁2018年曾代表俄共参加总统竞选。其经营的列宁国营农场，为俄共一贯主张的去私有化、全面推行公有制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例证。格鲁季宁被除名，不仅是当局对俄共的选前打压，也为防止格鲁季宁作为俄共总统候选人对普京形成竞争。
虽然面临诸多新局面和不利因素，但从选举结果看，俄共此次国家杜马选举是成功的。除了适时调整竞选纲领和策略外，社会情绪的变化也是俄共支持率大幅提升的原因。
第一，“克里米亚共识”逐渐减弱，当局的政治控制引发社会不满。
进入新选举周期后，“克里米亚共识对国内政策的积极影响已逐渐消失”。公众对“稳定”的概念出现审美疲劳，将其等同于“停滞和缺乏变化”。2011年前后的抗议运动虽然表面上推动了政治现代化，但实际上当局通过一系列立法和行政手段加强了政治控制。2020年修宪后，俄罗斯当局无疑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控制。在超稳固政治运行机制和政治精英固化的背景下，俄罗斯社会一直期待新政党的出现。分析人士指出，“新人”党的成功得益于一个“好名字”，这与部分民众对政治精英更新的要求相吻合。“新人”党打出反对党旗号，目标在于吸引对政府不满却不认同俄共的选民。选举结果也表明，“新人”党的选票并非来自俄共的传统选民，而更可能是吸引了“统一俄罗斯”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潜在支持者。
第二，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和提高退休年龄等背景下，左翼政党支持率上升。
新冠疫情成为影响选举的重要因素之一。2021年6月民调显示，受访者对新冠疫情的关注度和担忧持续上升，对当局采取的应对措施持相当消极的态度。专家指出，俄罗斯人焦虑的不是新冠病毒，而是对战胜病毒没有预期，担心疫情的社会经济后果将长期影响人们生活。负面社会情绪影响了政权党的支持率。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ВЦИОМ）对俄罗斯80个联邦主体1 600名受访者电话调查结果显示，当被问及“如果下周日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您最有可能投票给哪个政党”时，截至6月中旬，“统一俄罗斯”党的平均支持率为30%左右。8月16—22日，政权党支持率只有26.4%，创2008年以来该机构监测到的政权党支持率最低水平。另一民调机构俄罗斯民意基金会（ФОМ）对73个地区1 500名受访者提出同样的问题，结果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在8月20—22日支持率为27%。分析人士认为，新冠疫情的社会舆论持续发酵，或使左翼反对派成为“受益者”。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民调数据支持这一结论。截至6月20日，俄共平均支持率为11.9%。8月16—22日，俄共支持率已经达到17.2%。
当局提高退休年龄引发的社会不满是导致左翼政党支持率上升的另一原因。“很大一部分选民断然不想投票给‘统一俄罗斯’党，他们对当局提高退休年龄的做法耿耿于怀。”俄共抓住了这一社会情绪，在竞选纲领中不失时机地提出“国家政策应该以人为本”。提高退休年龄的法律是“可耻的”和“掠夺性的”，俄共承诺将取消这一决定。就这一方面而言，俄共的竞选策略是成功的。其支持率比上届增加5.59%。其他左翼政党得票率也均有增加 ：“公正俄罗斯-为了真理”增加1.24%，俄罗斯支持正义退休者党增加0.72%，俄罗斯绿色环境党增加1.15%。左翼政党总计比上届国家杜马选举支持率高出7.7个百分点。
俄共在第八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也存在一定策略失误：因抗议电子投票而呼吁支持者不去投票，导致支持者投票积极性受损，俄共失去部分选票；俄共未能充分利用新冠疫苗接种和当局抗疫不力等议题为选举服务。分析人士认为反对派本可以获得更多选票。而久加诺夫则质疑选举的公正性，称“如果公平选举，我们早就赢了”。
三、俄共的挑战：从自身局限到战略风险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引发俄罗斯内政外交系列变动。作为俄罗斯政坛重要政治力量，俄共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其发展前景引人关注。
（一）自身局限
第一，俄共的理论纲领和斗争策略之间存在矛盾。
俄共从1990年成立到被禁止活动期间，一直坚持苏共的理论。1993年重建后，俄共对苏共历史进行反思，认为苏共歪曲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一方面，俄共仍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目标和原则；另一方面，俄共提出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理论，明确表示放弃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共产党传统主张，提倡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并多次表达成为体制内政党的意愿。1995年第三次代表大会，俄共提出要建设“更新了的社会主义”以适应新的时代环境。一边以苏共继承者自居，一边主张更新苏共的理论，扬弃之间，缺乏理论创新的高度和系统性。这导致俄共在制定路线方针时既缺乏明确的方向感，也缺少理论自信，逐渐成为一个为了适应生存需要而灵活应对的实用主义政党，甚至沦为配合当局在可控范围内缓解社会抗议情绪的工具党。有分析可谓一语中的：“尽管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一个所谓的‘左翼’政党，但其意识形态明显右倾。”在俄共领导人的讲话中，相对于共产主义口号，更多的是民族主义口号。俄共的理论纲领和斗争策略之间存在矛盾，削弱了俄共的左翼属性，也容易在党内造成意识形态分歧。
第二，政策主张与现实脱节。
俄共一再强调推翻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但随着普京上台，俄共合法夺权的道路已然失效。俄共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社会主义道路沦为空洞口号。这些政策主张难以得到选民回应，并且与组织本身背道而驰，从而将俄共塑造为“习以为常的党”。全党没有提出旨在发展国家生活关键部门的具体可行的建议，而动辄主张“回到苏联模式”，这在现代条件下是不适用的。选民对俄共夺取政权并实现政策主张持怀疑态度。“相当一部分民众在很大程度上下意识地不相信俄共能够夺取政权和在选举中获胜。”俄共必须在行动和思想方面采取更加令人信服的、明确将马克思主义中最优秀的部分与俄罗斯思想以及争取俄罗斯民族国家复兴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步骤才能有前途。
第三，党内分裂与权力斗争。
重建之初，俄共党内因意识形态不统一而存在不同派别。库普佐夫曾谈道，将各种派别的共产党人维系起来的共同基础，事实上是对叶利钦主义和自由主义改革方针的拒斥。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政局出现新气象，维系俄共团结的共同基础消失。围绕利益和权力斗争，加之外部压力，俄共出现分裂：2000年，以舍宁和科索拉波夫为代表的“列宁派”与俄共分道扬镳。2002年，被俄共开除党籍的谢列兹尼奥夫成立“俄罗斯复兴”党。2003年，俄共代表人物格拉济耶夫离开俄共，组织成立“祖国-人民爱国主义联盟”。2004年，党内反对派成立“全俄罗斯未来共产党”，与久加诺夫的俄共中央分庭抗礼。
同时，在俄共内部，势力集团和强势人物围绕权力展开内部斗争。除掌握中央领导权的久加诺夫集团外，还有弗拉基米尔·卡申集团，拉什金-奥布霍夫集团，阿福宁-尤先科集团以及个别强势人物，如奥廖尔州州长瓦季姆·波托姆斯基、前国家杜马代表富商奥列格·杰尼森科和前国家杜马代表德米特里·诺索夫。“党内斗争是幕后性质的，表现为通过尽可能多地担任领导职务，特别是在地区支部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增加每个团体的影响力。”目前，久加诺夫设法抑制了内部对手的竞争，但如果其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团体选择恰当时机弹劾党主席，则可能改变党内权力斗争的力量对比。
第四，领导层后继无人。
年近八旬的久加诺夫难以长期胜任领导工作。无论党内还是公众，对久加诺夫的信任度都持续下降。年迈领导人加剧了俄共“老年党”的形象。在需要领导人魅力的现代政治条件下，一个年轻有魅力的领导人可以改变党的形象，吸引新的支持者，而“他看起来就像一只笨拙的恐龙”。俄共缺乏年轻而有威望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卡申、伊万·梅尔尼科夫等均年事已高。拉什金-奥布霍夫集团因遭受久加诺夫打压而被削弱。拉什金本人还被指控偷猎而陷入官司和丑闻。德米特里·诺维科夫以及尤里·阿福宁、瓦迪姆·波托姆斯基、阿纳托利·洛科特等有望成为继任党主席的人物普遍缺乏影响力和威望。
（二）作为体制内反对派，遭受当局打压是俄共难以摆脱的夙命
随着俄罗斯当局政治控制能力不断加强，政权党强势崛起，俄共失去了杜马第一大党的位置，也几乎失去了合法夺权的可能性。当局对俄共的限制措施十分有效。在现行体制下，俄共的历史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局能够给予其多大生存空间。
尽管屡受打压，俄共仍不失为俄罗斯政坛重要政治力量。俄共能在有限生存空间内屹立不倒，面对第八届国家杜马选举诸多新局面仍能保住基本盘，首先得益于自身属性，即鲜明的特点及其主张的一贯性（详见表2）。
在诸多稳定性因素中，“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恢复苏维埃制度”是俄共作为苏共继承者的自带属性。在政治实践中，俄共关于国家制度的主张与现行制度格格不入，是现政权无法接受的。从吸引选民角度出发，这项主张造成了选民的意识形态分野：认可苏维埃体制、怀念苏联时代的选民因此而坚定支持俄共；不认可该体制的选民则因此而排斥俄共。这两项属性如何影响俄共的前途取决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俄共能否创新其理论纲领，将政治主张和社会现实有效结合则是其能否增加选民信任的关键，继而影响到俄共能否吸引到年轻一代加入或支持该党，甩掉“老年党”的帽子，不断发展壮大。
结合历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果不难发现，俄共的不稳定性因素，即“反当局”立场对选举结果发挥巨大影响。叶利钦时期，俄共是坚定的体制内反对派，对叶利钦当局的批判甚至比社会主义道路和爱国主义口号更受到选民青睐。普京当政以来，俄共从坚定体制内反对派逐渐成为“建设性反对派”，立场更加灵活，对当局批判的力度总体减弱。这是当局政治控制加强的结果，是俄共无奈采取的生存之道。从近三届议会选举来看，在第六届和第八届选举中，俄共突出了反对派立场，分别就现行制度下的金融危机、对资源开采和能源出口的经济依赖、威权体制、提高退休年龄等具体政策对当局责难，并提出了匡正措施，得到选民支持。而在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受“克里米亚共识”影响，反对派旗帜不再鲜明，支持率也有所下降。可见，如何运用好反对派立场，利用社会对当局不满情绪，成为俄共在议会选举政治实践中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三）地缘政治事件引发的战略风险
1.俄共对俄乌冲突的立场与影响
在乌克兰问题上，俄共有着一贯立场。2014年，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亲俄分离派自行组织公投，要求脱离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俄共表示支持顿巴斯人民争取独立，并称顿巴斯公投不是克里姆林宫授意，而是出于群众倡议。2014年以来，俄共一直积极要求国家承认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个共和国独立。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久加诺夫在电视频道上宣布了他对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他指出，需要用特别军事行动来阻止法西斯、纳粹和班德拉引发的全球战争。俄共的立场取决于其对乌克兰历史的认识以及对基辅政权和俄乌冲突的定性。
俄共认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本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西南部的工业区。为加强乌克兰工业，列宁将包括顿巴斯地区在内的6个工业区移交给乌克兰。因此，顿巴斯地区不仅在历史上不属于乌克兰，而且至今仍对俄罗斯有强烈归属感。乌克兰西部的加利西亚地区也曾是波兰的一部分，1939年才并入乌克兰。乌克兰今日之领土，是其加盟苏联的结果。并且，在苏联帮助下，社会主义乌克兰成为欧洲十大经济体之一，与今日作为“欧洲最贫穷国家之一”的乌克兰形成鲜明对比。
俄共指称当下乌克兰政权是美国扶植的新纳粹政权。希特勒入侵苏联后，在乌克兰西部组建党卫军与红军作战。乌克兰西部成了极端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恐俄和反共主义的滋生地。希特勒的追随者班德拉组织极端民族主义者参与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战后，乌克兰西部反共反苏分子在美国、英国支持下，对平民发起恐怖袭击。1945—1953年间，班德拉杀死了大约5万居民。这些纳粹分子的追随者在美国和北约支持下，于2014年政变上台，复燃了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波兰、恐俄、反共产主义，禁止学校教授俄语，对讲俄语人群进行强制同化。面对顿巴斯人民的独立要求，基辅政权采取武力镇压，造成大量伤亡。基辅政权已然成为受美国操控的新纳粹政权。
俄共对特别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意义的解读与当局保持一致。俄共认为，特别军事行动就顿巴斯而言是民族解放战争。从俄罗斯角度看，这是一场与法西斯外部威胁的斗争。顿巴斯民兵无法独立抵抗“手持外国武器的乌克兰军队”。民兵的失败会导致讲俄语人群受到威胁，其中不乏俄罗斯人。特别军事行动是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为保护俄罗斯公民并确保国家安全而采取的行动。乌克兰已成为北约东扩的先锋。不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国家安全将受到威胁。基于此，久加诺夫认为特别军事行动的意义和任务有三点：一是维护多极世界，二是保护欧洲免受纳粹的伤害，三是维护和加强俄罗斯世界。
俄共对乌克兰问题的基本立场在国际共产主义社会引发舆论。2022年10月28—29日，在哈瓦那举办的第22届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和俄共起草了一份声明《反对美国和北约帝国主义谋求世界霸权的斗争是进步力量的首要任务》。该声明指出，资本主义普遍危机正在转化为帝国主义威胁。2014年以来，基辅政权对顿巴斯人民的武装镇压一直在进行。以美国和北约为首的掠夺性国家正在对俄罗斯实施法西斯扩张政策，目的是建立美帝国主义世界霸权。“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援顿巴斯劳动人民在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支持下进行的正义反法西斯斗争……我们对所有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反苏联主义和俄罗斯恐惧症政策表示坚决抗议。我们抗议美国和北约利用乌克兰纳粹分子对俄罗斯发动的侵略。我们坚决声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共产党人和全体劳动人民。”在与会的57个国家的73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包括俄共和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在内的16个政党联合签署了该声明。
希腊共产党则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希腊共产党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战争，是为垄断企业和资产阶级利益而进行的。俄罗斯资产阶级统治者与其他资产阶级无异，为争夺原材料、市场份额和地缘政治利益而战。希腊共产党对俄共无视当代俄罗斯帝国主义性质而表示失望，称俄共提交国家杜马的承认顿巴斯“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提案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希腊共产党谴责俄共在“特别军事行动”问题上始终与当局保持“团结一致”，几乎重申了俄罗斯政府关于“摧毁乌克兰法西斯主义”必要性的所有官方论点。俄共支持当局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在国际共产主义社会存在极大争议。
2.俄共对特别军事行动立场引发的挑战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共对特别军事行动的立场触发了影响其未来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即对当局的态度。对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使俄共面临来自俄罗斯社会和共产党内部的双重挑战。
首先，俄共的反对党底色减退，可能失去部分支持者。
体制内反对党在俄罗斯政治中发挥有限但重要的作用。在当局政治控制下，它们难以对政权党构成威胁，在更多意义上起到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权平稳运行的作用。普京本人也多次表示，俄罗斯需要建设性反对派。长期以来，当局与体制内反对派之间形成一种默契：前者允许后者存在并给予适当生存空间。后者在行使反对党职能的同时不对当局造成威胁。
俄共与当局保持着这种微妙的制衡关系，成为俄罗斯政坛不容忽视的力量。历届国家杜马选举表明，“聪明选举”的投票逻辑在俄罗斯社会长期存在。人们投票支持反对派政党，并不全因认同其理念和纲领，还有表达对政权党不满的成分。每当政权党出现决策失误或不得民心之际，反对党就得到相对多的选民支持。俄共作为体制内最大反对派，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抗议情绪的受益者。换言之，反当局的民众成为俄共的重要支持者。俄共在顿巴斯问题上的态度严重削弱了其反对派政党的底色，也因此面临失去部分支持者的风险。
俄共领导人也意识到了与当局立场接近的危险。久加诺夫多次强调，俄共早在2014年就主张承认顿巴斯共和国独立。在乌克兰问题上俄共不是当局的追随者，而是推动者。即俄共没有跟在当局的后面，而是走在了当局的前面。久加诺夫指责“统一俄罗斯”党试图垄断“顿巴斯议程”，无视其他政党的功劳。政治学家鲍里斯·马卡连科认为，政治议程没有“版权”，也不是某人的私有财产。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存在着各政党之间互相争夺议程并试图垄断之的现象。但顿巴斯问题一直是克里米亚共识的一部分，是所有政党的议程。俄共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尤里·阿福宁也表示，在2022年秋季选举中，俄共不会放弃使用顿巴斯议程。俄共在顿巴斯问题上的主张是出于爱国主义价值观以及与资本主义制度斗争的一贯立场。
可见，俄共有意识地强调自身在顿巴斯立场上的独立性，并阐明在政治议程角度上与当局存在竞争关系。但正如马卡连科所说，顿巴斯问题是“克里米亚共识”的一部分。而“克里米亚共识”正是造成俄共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失利的重要因素。俄共在顿巴斯问题上的立场客观上使之成为当局的支持者。倘若特别军事行动结果有利于俄罗斯，那么在俄罗斯社会可能进一步出现“顿巴斯共识”，政权党的支持率会明显提高，俄共虽然与当局在顿巴斯问题上立场一致，却难以成为政权党的替代品；倘若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中落败，那么俄共由于没有在该议题中体现反对派立场而无法吸引持抗议情绪的选民。因此，无论顿巴斯问题最终结果如何，俄共的支持率都不会大幅提高，甚至有下降的风险。
上述判断在2022年秋季地方选举中已见端倪。“顿巴斯共识”或许正在形成。相比于2021年国家杜马选举，反对派的良好势头出现逆转。社会对反对派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在库尔斯克、基洛夫和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选区，俄共不仅输给了“统一俄罗斯”党，还输给了其他体制内反对派，跌落到第三或第四位。政治学家亚历山大·基涅夫认为，这种状况正是对俄共高层投机主义的报复。“这个国家不可能有两个复仇党。如果复仇党是政权党，那么复仇党行列根本没有反对党的一席之地。”
其次，俄共对特别军事行动的态度恐引起党内分歧。
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俄共高层虽然随即表示坚定支持，但实际上俄共党内却存在分歧，甚至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的最初几天，许多党员公开表示反对。他们或考虑俄共支持特别军事行动可能面临的后果，或依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传统，对军事行动本身以及俄共高层的立场提出异议。
莫斯科市杜马代表叶甫根尼·斯图平将特别军事行动描述为掠夺性的、为了寡头利益而进行的。滨海边疆区议员列昂尼德·瓦苏克维奇要求从乌克兰撤军，以免增加残疾人和孤儿的数量。沃罗涅日区议会代表尼娜·别利亚耶娃称，特别军事行动是战争罪，是对基督教诫命的违反。国家杜马议员维亚切斯拉夫·马尔哈耶夫表示，“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应该专门针对新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而不是整个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尤其遭到许多年轻党员的谴责。莫斯科共青团一地区委员会本着列宁精神呼吁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顿巴斯的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资产阶级。他们的特维尔同志发表了“人民之间没有战争！阶级之间没有和平！”的声明作为回应。目前，围绕特别军事行动的分歧并未导致大规模分裂，但党内精英和政治专家对此不无忧虑。俄共高层安抚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并达成一定共识：只要不做“真正使当局紧张的事情”，例如发表集体、公开的反战声明，组织内部会议，并将反战决议报送当局，都是可以的。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在社交平台发表观点，但不能代表党的意见。党内精英纷纷担心俄共失去相对独立的反对派大党身份，建议俄共依然要树立反对派形象。即便不直接反对特别军事行动，也要在反对资本主义、参与地方抗议运动、捍卫俄共纲领性主张等事务上继续批评当局。这样一来，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有助于转移党内分歧，将持不同政见者从党内斗争中抽离出来。
四、结论
俄共重建30年来，稳居国家杜马大党地位，是俄罗斯政坛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作为组织健全、理论完整且承袭苏共丰富历史实践经验的体制内反对派，俄共在俄罗斯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中对当局构成一定制约。俄共一度对议会主导权和最高权力发起冲击，并取得非凡成绩。正因如此，普京上台后对其实施一系列限制与打压。俄共失去了合法夺权的可能性。从目前情况看，俄共的历史命运似乎由外部力量掌握，即当局的打压程度以及当局本身的政绩决定的选民支持度。看来俄共在当代俄罗斯只能发挥虽重要但有限的作用。
从参与国家议会选举的政治实践来看，俄共的得票率虽然波动较大，但其在国家杜马第二大党的地位总体稳定。俄共政治地位的稳定不能说与其政党属性无关，但仍需部分归因于社会中总会有不满执政当局情绪的存在；造成选举成绩波动的不稳定因素是该党对当局的态度。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共高层坚定支持当局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引发党内外甚至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争议。俄共的立场削弱了其反对派底色，使之在部分支持者和党内成员眼中沦为虚假反对派和投机主义者。无论俄乌冲突最终走向如何，俄共的支持率和党内团结都将遭遇挑战。此外，俄共30年来面临的固有挑战和近年来出现的领导层危机也是影响其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
结合俄共30年的发展历程和历史命运不难发现，俄罗斯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带有极强的可操控性。作为议会大党和最大反对派政党，俄共无法通过现有制度合法夺权。俄共尚且如此，其他政党就可想而知了。在重大事件上，各政党都易出现亲政府倾向，形成某种“共识”。这说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谓的政治转轨并不充分，俄罗斯的议会制与政党制具有特殊性。
来源：《俄罗斯学刊》2023年第6期
原文链接：
https://elsxk.hlju.edu.cn/info/1175/2894.htm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rCMvAF-4El0JlcBDJIO7R-iJqN6V20VdFxsR-xutHgsXI8PxfKanyQZTt60dyJ--09ActriSULa7H7DWE5A7Uj651m0svq7n8U3bQOMQc8qILrsIQLsSVZVfc9eE-Au6wE71NCr5rz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