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美国公民斯诺登将在中国香港迎来自己的30周岁生日。大约两周前，这位年轻的电脑天才、前CIA技术助理做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举动——将美国政府秘密监听民众隐私的“棱镜”项目曝光于天下。他这样做，也使得自己成为媒体和美国特工竞相追逐的目标。

　　斯诺登的父母都是美国体制内工作人员，他生活优渥，投身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以自己的才能来滋养“棱镜”系统。他被告知为了国民安全必须扩大监听权力。但越是深入这个项目就越是感到不对劲，理想与现实始终在他心中交战。他告诉卫报，美国政府通过棱镜收集百万计的电话记录和互联网数据。“我不希望生活在一个世界里，我所做的和所说的一切被记录。”他触及到了我们每个人都会担心的问题：当那个世界上实力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政府可以不经法律授权监听任何公民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事件爆发后，亚马逊网站上《1984》的销量暴增。斯诺登和我们一样，一定都曾是乔治.奥威尔或者汉娜.阿伦特的阅读者，深受自由精神熏陶。然而现实却使他陷入身心分离的痛苦。他不是“老大哥”，只是为老大哥服务的千万人中的一员。他一定意识到，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自己就是阿伦特笔下执行“平庸之恶”的人。

　　作为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士，他不可能不了解作为国家战士的职责，也不可能不了解政府在西方是必要的恶。但是他了解的显然比这些还要多。虽然奥巴马宣称必要的监听不会越界，但斯诺登一定已经体会到，没有人能抗拒使用不受限制的权力。他也许已经面对过这样的诱惑，他决定毁掉它，即使不能毁掉，也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这并不容易。一旦他选择挑战美国政府，那就是要面对一个巨大无比的敌人。挑战者往往万劫不复。

　　激动人心的电影《云图》用六段故事向我们传递永恒轮回的反抗精神，终于，第七个轮回出现在斯诺登身上。然而现实中的体制力量比电影中更直接。美国政府、两党齐声指责他为叛国者。国家机器正在开动，参议员格雷厄姆称：“我希望追至天涯海角，也要让斯诺登得到‘正义’的审判。”FBI局长声称“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将这名泄密者绳之以法”。前众议员保罗认为美国政府里有人会主张用巡航导弹或无人机杀死斯诺登。澳大利亚《先驱太阳报》则报导，早在斯诺登5月从夏威夷离开后，美国一个叫“Q小组”的安全机构就一直在追缉这个揭秘者。从美国政府如此激烈的反应来看，他确实戳痛了这个巨大的机器。

　　虽然对肉体的消灭并没有展开，但精神空间的清洗已经开始——原本应当承担公开辩论、言论自由实践的美国媒体一致批判斯诺登。纽约时报称他为原子社会的孤独泄密者，赫芬顿邮报称他为刑事罪犯……批判是媒体的正常功能，但大报对于一个孤独个人一边倒的批评则是不正常的。

　　所有这一切都在斯诺登意料之中。“我知道我的举动会让我经受灾难，但如果联邦政府的秘密法令、不平等赦免以及不可抗拒执行力量等这些支配着我所深爱的世界时，而这些被立即曝光出来，我会非常满足。”他和美国政府一样都不相信温情，却义无反顾。个人挑战强权，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从电影中的“国家公敌”到现实中的阿桑奇，无数挑战体制的英雄及其个人主义神话给了他力量。他开始像肖申克与斯科菲尔德一样精心策划“越狱”过程。凭借在信息筛选方面的特长，他最终选定了一位“既敢于反抗体制又擅长使用博客和其他社交媒体”的人——《卫报》评论员格林伍德(Glenn Greenwald)。经过长达半年的加密通讯联络，他带着四台电脑和一些随身物品，与家人和女友不辞而别，孑然一身出发了。

　　个人再周密的安排，也必须仰赖命运，仰赖一些随缘的回响，仰赖更多真心守护自由的人们的帮助。他把这个寄望发送给了香港——“让香港人来决定我的命运。”

　　他来了。严格说，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中国人将如何对待他?

　　中国的舆论看似分成截然相对的两派。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舆论向美国发难，认为美国欠全球网民一个解释，并批判美国喜欢站在道德高地上用自由和人权“两把匕首”攻击中国。官方的说法更含蓄一些，外交部发言人没有正面谈论此事，只批评了美国政府在网络安全上的双重标准。

　　在另一方面，以往与环球时报对立的媒体人这次却比较安静。面对斯诺登，一向热火朝天的反体制舆论却出现了尴尬的沉默。各大商业媒体仅仅发布一些事件报导和资讯，只有财新新世纪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非常正确地反思网络时代体制对人权的威胁，并不忘告诉读者：“一直依靠西方政府道德榜样来提醒本国政府、捍卫互联网自由的人士可以稍微松口气，至少谷歌接到的‘棱镜’项目数据请求，并没有超过之前谷歌在透明报告中提到的政府查询请求模式，似乎政府大手并没有直接伸进谷歌服务器内部。‘天下乌鸦一般黑，各国政府都监控互联网’，也许尚未在这个项目上成为事实。”

　　总体而言，比起当我国的维权人士遇到困境时，媒体的讨论和支持之热烈程度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有媒体人发布文章批评斯诺登违反美国法律咎由自取。某公知型评论员更声称：“他试图为世界人民争自由，却把自己变成世界上最自由国家的叛徒。他应该知道：全人类的自由如果少了美国引领，很可能会倒退而不是前进。”那些昨天还在传播阿伦特思想的人，在面对斯诺登的时候却无话可说。仿佛他们不知道正是因为有斯诺登这样勇敢的美国公民，美国才有可能变得自由。

　　任何政府都值得质疑。我们尊敬美国，是尊敬存在于这个国家历史中、文化中以及美国民众中间根深蒂固的独立自主精神、敢于挑战强权的个人主义精神，而并非无条件尊重他们的政府，否则，那些批评政府体制之恶的美国先哲们就没必要存在了。

　　在中国舆论面前，我深深感觉到斯诺登的孤独。环球时报的评论似乎关注他的安危，认为此事涉及中国国家利益，已经不能由美国说了算。“斯诺登是送上门来的‘一张牌’”。也就是说斯诺登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张牌。我承认，这是事实，是大国竞争时代和全球治理危机时期的时势使然，个人无法拒绝这样的命运。无论环球时报还是财新杂志，都是在拿公权力说事，而平凡的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一个叫做斯诺登的“人”?

　　他天真吗?

　　是的，他很天真。腾讯网评论员连清川严厉批评他有精神洁癖。《华盛顿邮报》则报导，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多数美国人赞同国家安全局的监控方案，即秘密跟踪电话记录。56%的人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所有这些人都比斯诺登世故。

　　但我要说，所有这些人都是置身事外者，不是情报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监听，无法体会当事人的煎熬。而斯诺登必定体会过常人难以体会的内幕，就像《窃听风暴》里长期监听异见人士的斯塔西终于无法忍受良心的叩问。

　　是的，他很天真，他以为政府必须是自由的守护人，必须接受民众监督而不是监督民众。观察者网沈逸的评论认为他不懂得纯粹抽象的自由主义原则在现实中不可能贯彻。可我还是觉得，如此的天真与执著也许正是现代人信念延续所不可缺少的火种。没有这种天真，又怎么会诞生自由主义者的偶像伯尔（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纳粹眼里就是战场逃兵）、遇罗克、索尔仁尼琴？是的，天真者总是显得冲动，总是考虑不周，但他们身上也总有一种会让我们流泪的力量。那个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无论对错，对这个世界的积极作用都超过他们能造成的伤害。如果美国政府监听民众没有错，又何必担心曝光?如果没有监听，又何必担心一个夸张的孩子，而必视作全民公敌?

　　如果说斯诺登天真，更天真的则是那些相信美国天然自由、美国政府必然不会做恶的人。

　　我们理解美国曾受到的恐怖袭击伤害，也理解因为这种伤害而做出的过分反应。但我们同样不要忘记，任何动机都可能被利用。2012年当中国新的刑法修正案出台时，国内舆论界曾经一片质疑，因为83条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罪犯可以不通知家属而采取行动。意见领袖们担心这一条被滥用，谁来判定一个人是否危害国家安全?同理，斯诺登有理由质疑美国政府是否会滥用权力，肆意以恐怖主义来界定对象?

　　可是这一次，大陆的舆论界和良心媒体显然没有给予斯诺登足够的支持，除了一些不痛不痒顾左右而言其他的评论，更有对他的攻击。这一次意见领袖们显然忘记了质疑的意义，也忘记了他们一向主张的观点：就算是谣言，也可以倒逼美国政府的真相。

　　斯诺登很天真。他本可以选择不公开身份，但没有这样做，只因为曾亲眼见过对匿名揭秘的调查给同事带来的影响，他不希望自己的同事再受此煎熬。他深知自己将作为永远的流亡者生活，也许连名声都不会留下，因为国家机器可以轻易将他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他的女友痛哭流涕，因为知道那个人再也难以回来。《盗梦空间》里主人公九死一生，终于战胜体制之恶与爱人团聚的故事恐怕难以在他们身上重演。

　　但斯诺登用清澈、忧郁而坚定的眼睛望着记者，这双眼睛令我回想起另外两双相似的眼睛。青年凯恩斯用清澈的眼睛在《预言与劝说》里凝望着我们，“当我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就痛苦地意识到肯定会有许多人起来反对我，而支持我的人却非常少。”在电影《英国病人》里，沙漠中的艾马殊用清澈的眼睛望着爱人，望着关卡的哨兵却无法得到回应。但那样充满热望和忧郁的眼睛本身却正是沙漠里的绿洲。

　　凯恩斯与斯诺登

　　谁来守护斯诺登的天真?面对这样一个年轻人，如果我们没有起码的同情，还谈何自由、人权?今日欣闻香港居民已经上街示威游行反对将斯诺登引渡回香港，民意调查更显示49%的香港人反对遣返，只有17%支持遣返。香港的舆论和民众表现显然强过了大陆。看来，香港的传奇并不仅仅是人造大黄鸭和电影里的重庆森林，还将在现实中继续。

　　斯诺登的眼睛和凯恩斯一样，即使在全神贯注望着你的时候，也仿佛望向了远方。这样的眼睛不会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