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温纳(Gus Wenner)是目前《滚石》杂志官网负责人，将这个职位给他的是该杂志的创办人之一兼出版商简•温纳(Jann Wenner)，同时也是他的父亲。简•温纳迅速回应了人们对这一任命程序的质疑，说他的儿子极有才能，并且在成为负责人前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众所周知，他是从公司底层一步步做上来的，这充分表明他具有“魄力、教养、魅力，以及一切领导需要具备的素质。”古斯•温纳现年22岁。

　　一出大学，甚至一出高中就到老爸公司任职，古斯当然不是唯一的一个。家族联系是一种寻找临时实习或是长远事业的普遍方式。但是，无论是明目张胆的任人唯亲，或是享有提升能力和抱负的高起点人生，对于处于社会顶层的1%的孩子和其他99%来说，机会是不均等的。

　　这已经不是稀罕事，但它恰恰体现了什么是不平等，揭示了“Just Do It” 版美国梦的虚幻承诺，也让我们更为鄙视那些“人生赢家”。随之而来的是，它削弱了人们对于提升底层儿童境遇的公共政策的关注，这些孩子缺少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他们原本更应该得到重视。

　　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强烈的家庭羁绊正将美国人引向歧途。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在全国范围内调查“美国梦”的意义时，一些典型的答案有“想做啥就做啥，想说啥就说啥”，“只要努力就能取得任何想要的结果”，以及，“不管家庭经济条件如何，任何人都有能力获得成功”。

　　为什么“美国梦”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为什么美国人比其他很多富裕国家的国民能更长久地忍耐经济上的不平等?原因恰恰在此。相信有进入上层社会的可能性，不仅使一些人不道德地用“天赋、能力”等理由为不平等辩护，还加深了低收入者的希望。毕竟，你要是相信你或者你的孩子最终能攀上高收入的阶层，你还会强烈要求减少这种不平等吗?

　　努力工作和坚持不懈永远是成功的必备条件，但巨大的不平等还是让天平发生了偏斜，成功的核心秘诀成了事业有成的爸妈。

　　比起美国，在丹麦和瑞典这类最平等的国家，以及在社会不平等水平居中的加拿大，孩子有着更广阔的前景。

　　较之加拿大人，在社会顶层和底层长大的美国孩子，更有可能承袭父辈们的收入水平。由收入排前10%的父亲养大的孩子，其中25%工作后仍处于前10%，25%不过跌出收入前三分之一。于此同时，收入排最末10%的父亲，他们的孩子一半仍处在原来的后10%，最多不超过后三分之一。而加拿大的高收入阶层人员则没有这么固定，在底层长大的孩子在收入上也更有可能进入中上层。

　　该研究中没有将母亲的收入情况算入，这样做是因为过去女性不算作劳动力。这也许在过去是有意义的，但并不长久。未来，参加工作的母亲将急剧增多，高收入者也将呈现互相联姻的趋势。所有这些都使家庭收入成为巩固特权和地位的一种方式。

　　但是，听了简•温纳夸奖自己儿子的才能之后，家长们被这样一种美国梦所吸引。对孩子的能力抱有巨大期望的美国家长们是不会收拾行囊去丹麦的，也不会越过国境去加拿大。

　　其实吧，孩子们总要从父母那里继承许多事物：身高、美貌、人格，更不用说“魄力、教养甚至魅力”。如果某些遗传特点或者家族文化继续像过去那样对成功如此重要，那么家长和孩子的收入紧密相连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人口相对较少，成分相对单一的丹麦几乎不能和存在巨大种族差异的美国相比。那么，丹麦孩子所面对的社会更为均等，这大概是因为原本丹麦的空想家和企业家们就更少?所以丹麦出生的孩子们也更均等?

　　人的才能是与生俱来的，机会向每一个有理想有激情的人敞开大门，这种理所当然的信念也是危险的。只要有才能，机会就是均等的，成功对贫民出身的孩子也并非遥不可及。所以，当公共政策转而关注贫民阶级时，这种信念会减少人们对贫民困境的重视。因此，为什么穷人的孩子比起他们的大人更容易陷入穷困的境地，其原因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

　　打破这一代际困境的方法很清楚的：在成长的早期阶段要准备一个拥有可靠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教育的成长环境，这会培养孩子的能力，随着其成长提高发展技能，并最终增加他们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

　　才能是可以被培养和发展的，甚至连先天条件都会随着环境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样子。

　　比起其他国家来说，美国孩子和父母的收入相关度最大，其原因这不仅仅是人口学或是美国人天生有企业家精神。公共政策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强调机会均等的政策对低收入家庭更有利，更平等，这样的政策推广和维持起来也更容易。在加拿大人口最多的省份安大略，全天制的幼儿园向所有4岁和5岁的孩子开放，而奥巴马政府若是想在美国做同样的事情，就不得不在明里暗里面对一大堆抱怨和铺天盖地的反对之声。

　　当然，丹麦和加拿大排在前1%的人群也是享有特权的：在这世界上无论有才与否，像古斯•温纳这样的人可不少见。拉塞尔•塞奇基金会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30%的年轻丹麦人和40%的加拿大人曾经在他们父辈工作过的地方工作。收入越高，这一比例越大。在丹麦，在前1%家庭的儿子里，有超过半数在他们父亲曾经的雇主手下工作，而在加拿大这一比例更高：有70%如此。

　　美国的情况与之不相上下，根据2006年的研究，多达半数的工作是通过亲戚、朋友和熟人找到的，而通过熟悉雇主的“上一代的男性亲属”找到工作的人通常能拿到更高的工资。

　　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丹麦、瑞典甚至加拿大的年轻人能够在保持自己顶层地位的同时给多数人提供流动的机会，因为在那里少有对顶层阶级的关注，也少有关于才能和梦想的华丽辞藻，正是这两者阻碍了美国人向社会上层阶层流动。

　　即使他人有着如乔布斯一般的杰出才能，也不能改变这些企业领导的世袭制。这些美国家族企业新任命的CEO是家庭成员的可能性大于三分之一。如今，随着家庭成员的上台，比起那些聘请外人的企业，这些企业更可能遭遇业绩的下滑。

　　平均来说，这些家庭成员并没有特别突出的管理才能，倒是都有坚定的信念，他们相信：他们是连接美国梦的一条重要脉络，并将继续心怀抱负，坐拥前五分之一的收入分配。

　　中上层阶级家庭察觉到，他们的相对低位已经有了一个大幅提升，对他们来说，1%的家庭是重要的试金石。全球化和科技革新改变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这些中产阶级出身的下一代人手握大学文凭甚至更高的学历，他们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这将使他们立于直面顶层阶级的风口浪尖。

　　这是一个更不平等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给了中产阶级更多资源去培养孩子的能力，也激励他们去为孩子的教育投资，因为下一代需要争取的东西更多。这些有抱负的家庭相信，只要再努力一点点，他们就能跨进那1%的门槛，他们想当然地以为他们的孩子和他们一样有可能成功，甚至更有希望。

　　之于他们，一个建立在努力、才能和随之应得的事物上的美国梦依然存在着，因此，尽管有着相当大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力，他们却越来越不可能去支持改变美国的公共政策来迎合最最迫切的需要：底层人群改变境遇的期望。

　　(本文原载美国《纽约时报》2013年7月21日，观察者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