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原名为安琪拉·艾莎道拉·邓肯(英语：Angela Isadora Duncan)，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因父母离异，随做家庭音乐教师的母亲为生，家境贫寒，她从小具有对舞蹈的热爱和天份，但没有受过正规舞蹈教育 ，曾有机会学习芭蕾舞，但只上了三课，由于忍受不了死板严格的程式化教学而拒绝继续学习。她完全依靠自学，读了大量文学作品，从绘画、诗歌、音乐、雕塑、建筑等各种艺术中吸取营养，将解释性舞蹈提高到了创造性的艺术地位，主张舞蹈应建立在自然的节奏和动作上，以本能的舞蹈节奏出发去诠释音乐。

　　她的舞蹈动作完全自由，从人为的技术性限制中解放出来，摆脱对辉煌而空洞的动作技巧的依赖，随兴而发，经常有即兴创作，她曾评价说：“舞蹈是一种伟大的原始艺术，是一种能唤醒其他艺术的艺术”。她为使现代舞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舞蹈艺术铺平了道路。她的著作有《邓肯自传》和《论舞蹈艺术》。她的舞蹈艺术确实刺激了当时许多艺术领域，雕塑家为她雕像，画家为她作画，作曲家为她作曲，诗人为她作诗，她成为欧洲当时的明星。

　　她的舞蹈创新一开始在美国并没有受到重视，1897年她前往英国、法国，她的舞蹈艺术受到欧洲第一流的诗人、画家、音乐家、雕塑家等艺术家的重视，她先后在欧洲各地旅行，在布达佩斯的上演首先引起轰动，逐渐成为欧洲著名的舞蹈家，她到欧洲各地访问博物馆，她到意大利和雅典拜访希腊罗马的古代艺术，从中吸取艺术营养，她的舞蹈迅速风靡全欧洲，她在欧洲各地创办舞蹈学校，培养年轻的自由技巧舞蹈演员。

　　在访问俄罗斯时，对请愿工人被枪杀感到震惊。1920年，应新成立的苏联政府邀请，在莫斯科创办舞蹈学校，并将国际歌创编成舞蹈，免费教育孩子，后来加入苏联国籍。其后为了为学校筹集经费，又回到美国演出，受到当时反共情绪强烈的美国政府层层阻挠，但观众对她的舞蹈反应热烈，她曾在波士顿舞台上边挥舞红色围巾、边裸露胸部，呐喊“这是红色，我也是红色的，这是生命与活力的颜色”，因此被市长以“有伤风化”名义禁演。

　　她一生蔑视传统的道德和“风化”，她访问南美洲，对当地下层流行的探戈舞大感兴趣，在上流社会的宴会上她跳起探戈，引起阿根廷贵族的反感。

　　邓肯在法国尼斯和朋友聚会后，她的长围巾脱落，被汽车轮绞住，虽然汽车立即停住，但她颈骨骨折身亡，棺木上覆盖着她演出《葬礼进行曲》时穿的紫色斗篷，一面美国国旗和一束大红唐菖蒲花，红色缎带上写着“俄罗斯人民永远悼念你”。火化后她的骨灰安葬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壁龛中，和她的孩子们在一起。

　　附：邓肯传

　　第一章 穷困

　　第二章 走出旧金山

　　第三章 伦敦和巴黎

　　第四章 罗密欧与朱丽叶

　　第五章 如火如荼

　　第六章 阵痛

　　第七章 异端

　　第八章 子殇

　　第九章 红色邓肯

　　第十章 叶赛宁

　　第十一章 婚姻

　　第十二章 巡回演出

　　第十三章 灵魂的分离

　　第十四章 最后的岁月

第一章 穷困

　　第一章 穷困

　　引言

　　在贫穷的地窖里保留下来的

　　舞蹈的种子

　　不适应美利坚生硬的土壤

　　渡海寻根

　　到处找不到故乡

　　舞台只是一枚伤心的邮票

　　爱情和毁灭

　　同时击向你最脆弱的部位

　　以叶赛宁的名义

　　旋转旋转，在天地之间

　　那是怎样一次旷古绝今的舞蹈

　　掌声如七月

　　孩子们簇拥着

　　你把这些美丽的花朵

　　别在世界的襟前

　　1

　　所谓时代，不过是一种惰性的总结。

　　人们所实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才被认为是正常的，反之则是异常的，将受到社会舆论的审判与公众心理的裁决。许多新鲜事物就这样被扼杀于襁褓之中，时代企图以此来保持自己的尊严。

　　而从清中的废墟上，兀然破土而出的一枝红杏，为人类带来耀眼的春光，常常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譬如，19世纪至20世纪以来，尼采之于哲学，贝多芬之于音乐，毕加索之于绘画，弗洛依德之于医学，卡夫卡之于文学，爱因斯坦之于科学……在这些先驱者的行列中，有一位伟大的女性：依莎多拉·邓肯。

　　——自然的教徒。舞蹈的象征。美的化身。

　　——诗歌、艺术和哲学之神。苦难与不幸的盟主

　　——世纪之花。

　　2

　　旧金山坐落在美国西部落基山脉和太平洋之间，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这里成为新大陆的移民聚集地，德意志血统、爱尔兰血统、法兰西血统以及非洲的难民、亚洲的劳工，占据了城市80%的人口。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冲撞，融会，使得城市的人文关系和社会思潮风起云涌，丝毫不亚于太平洋广阔海域的澎湃波涛。

　　唐人街。到处都是丝绸、油盐、稻米等小商品店和一些当铺。到处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人。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古老文明所赋予的坚忍与宁静，处事泰然，待人诚恳。

　　这一阵，街上的人们显然被一位金发碧眼的小姑娘吸引住了。

　　她穿着一双烂布鞋，身上的白色长袍罩着她绰绰有余，头发长而乱，发夹斜簪，一看就知道不是有钱人家的子女。

　　她每次走过，街坊们都要稍稍停下手中的活计，因为这是一个漂亮得让你不得不瞅上一眼的小姑娘，哪怕把她丢进垃圾堆里，也不会对她的气质改变多少。她总是去街北的一家丝绸店，望着橱窗里的几块中国刺绣。一连数天，售货员，一位慈蔼的中年妇女，终于走过来问她：

　　“你想买吗?”

　　“非常想，但我买不起，所以天天来看。”

　　中年妇女无奈地一笑，又招呼别的顾客去了。约一个多小时后，顾客全走光了，而且快到了关门的时间，她发现那个小女孩竟然还趴在橱窗上看着那些刺绣。

　　“看得出你真是很喜欢它们。你选一幅吧。”

　　“不要，看看也好的。我没有钱。”

　　“你几岁了?”

　　“下个月就满七岁。”

　　“多乖的孩子，伶牙俐齿。阿姨送你一幅做生日礼物，你选吧。”

　　小女孩的脸上漾开了笑的涟漪，甜甜的，散发着童真的芬芳。她的手指着了其中的一幅，几条金鱼在水中快乐地嬉戏，追逐，听得见它们的笑声呢。

　　“不，我不能白拿您的。我会跳舞，我跳个舞给您看，好吗?”

　　“好哇，太好了!”

　　小女孩就在柜台前的一小片空地上摆开了架势。她一只手伸向前方，另一只手别在身后，脑袋倚着手臂，定一定神。突然一个俯冲，好像是跃入碧涛，她的整个身体像一条小鱼儿，时而穿花绕石，摆尾畅游;时而吐出水面，踌躇四顾。多神气啊!

　　小女孩收回最后一个姿势，只见店铺门口观者如堵，她害羞起来，找了一条缝钻出去。后面传来中年妇女的高喊：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依莎多拉·邓肯。”

　　3

　　接着的那些天，唐人街善良纯朴的人们一直在盼望这位小姑娘去跳舞。可他们没有等到，因为依莎多拉·邓肯已经结束了假期。她是一名二年级学生。

　　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布置她的学生们写一篇作文，介绍各自的家庭，写完就念给她听。当她听到一个又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情况以后，下面站起来的是她这个班上最小、最穷的学生，依莎多拉·邓肯。只见她念道：

　　我五岁的时候，我们家住在23号街上一所小房子里。由于付不起房租，就不能再住下去，只好搬到17号街。不久，由于缺钱，房东不让我们住下去，又搬到22号街。在那里也不允许我们安然住下去，于是又搬到10号街……

　　没完没了的搬家把老师惹恼了，她拍案而起，骂邓肯是捣蛋鬼，故意用恶作剧耍弄老师。

　　这可是担待不起的罪名。邓肯被送到了校长面前。

　　校长冷冰冰地说道：“叫她母亲来领人。”

　　邓肯的母亲来了。这位禀承着爱尔兰血统的天主教徒，有着极其坚强的毅力、博大的爱心和对目标的执着追求，她把这些品质无一遗漏，且“变本加厉”地遗传给了她的小女儿。而现在，当她读着女儿的这篇作文时，忍不住痛哭失声。她告诉校长和老师：

　　“我发誓，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真话。我们就是这样流浪的。”

　　依莎多拉·邓肯还从未看见过父亲。父母离异时，她尚睡在摇篮中。有一次，她问姨母，我为什么没有父亲。得到的回答是：

　　“你曾经有过。但他后来变成了恶魔，他毁了你母亲的一生。”

　　一天，一位头戴大礼帽的高个子绅士来到了邓肯一家住的寓所，他在大门口见到了正在玩耍的邓肯，他把她抱在怀里，不停地吻着：

　　“你就是我的翘鼻子公主呵?知道吗，我是你爸爸。”

　　邓肯一听，高兴得不得了，连忙跑进屋去，告诉母亲：

　　“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母亲霍然站起，脸色惨白，全身发抖。她像生怕被别人抓住一样扑进隔壁房间，门“砰”地一声反锁上了，里面歇斯底里的叫喊透墙而出，更增添了一份郁闷和沉重：

　　“叫他走开，叫他走开!”

　　邓肯从高兴到诧异到惊恐，经历了巨大的感情落差。但她马上冷静下来，走到前厅，很有礼貌地对那个自称“爸爸”的人说：

　　“很抱歉，家里人不太舒服，请您改天再来。”

　　改天，爸爸真的来了，还来过好几回。但他再没要求见其他人，只是带着邓肯一起出去玩，买冰淇淋和点心填饱她饿空的肚子。邓肯渐渐了解到，爸爸是一个诗人，他非常漂亮，又有钱。让他变成“恶魔”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女诗人艾娜·库尔勃利丝，她在一所公共图书馆当管理员。爸爸带邓肯去过那里，虽然她试图冷傲一些，但还是无法对库尔勃利丝产生敌意。

　　小邓肯在女诗人面前有着一种矛盾的心理——她也像父亲一样，不能抗拒她的美丽与热情。对于这个父亲一生钟情的对象，她没有经过母亲的允许，就在心底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刻，她觉得母亲十分可怜。

　　我得加倍地孝顺她，给她足够感情上的补偿。邓肯天真地想。

　　爸爸好久没来了。邓肯很是牵挂，她去询问库尔勃利丝。库尔勃利丝说：“他破产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也在到处找他呢。你爸爸这人就是太倔，谁也拗不过他。”邓肯后来再也没有见过父亲。

　　圣诞节。学校召开盛大的联欢会。老师指着礼品桌上的糖果和蛋糕，大声问：“孩子们，瞧，圣诞老人给你们带什么来了?”

　　邓肯立即站出来，严肃地回答：

　　“你们错了，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

　　老师生气了，厉声说：

　　“糖果只发给相信圣诞老人的小孩儿。”

　　邓肯转身，面向全班同学，激动地说：

　　“我们不能相信谎言。我妈妈告诉我，她太穷，当不了圣诞老人。只有那些有钱的妈妈，才能装扮圣诞老人，送礼物哄她们的孩子。而我妈妈一个子儿都没有，除了四个孩子。”

　　这是邓肯生平第一次“著名”的演讲。班上立刻喧哗起来，孩子们都嚷着“不要糖果”“不要假圣诞老人”。秩序大乱。

　　老师恶狠狠地揪住小邓肯，使劲把她往下按，强迫她跪在地板上。邓肯咬紧牙，将全身的力量灌注到两腿，死不屈膝。老师气急败坏，竟然自作主张，吊销了邓肯的学籍。

　　邓肯昂着头走出了校门，她一点也不后悔，她说的是真话。何况，她早就讨厌课堂里的冷板凳了。

　　回到家，邓肯一五一十地向母亲汇报。母亲拉着她的手说：

　　“孩子，你说得对，没有圣诞老人，也没有上帝。只有你自己的灵魂和精神才能帮助你。”

　　贫困和屈辱，已使得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成了一名彻底的无神论者。她的宗教情感，慢慢地转化成另一种能量，与命运抗争，教子女成人。

　　从公立学校出来，邓肯反而受到了真正的教育。每天晚上，母亲给她的四个子女弹贝多芬、舒曼、莫扎特、肖邦的曲子，或者朗诵莎士比亚、雪莱、拜伦、济慈的作品。白天，邓肯一个人悄悄地去库尔勃利丝的图书馆，贪婪地攻读荷马、狄更斯、萨克雷的全部著作。最让她不忍释卷的是惠特曼的诗，那充满激情的句子深深地打动了她，她一不小心就忘乎所以地在座位上念出声来：

　　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

　　我健康，我自由，整个世界展开在我面前，

　　漫长的黄土道路可引我到想去的地方。

　　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

　　从此我不再啜泣，不再蹰跽，也不要求什么，

　　消除了家中的嗔怨，放下书本，停止苛酷的非难

　　我强壮而满足地走在大路上。

　　地球，有它就够了

　　我不要求星星们更和我接近，

　　我知道它们所在的地位很适宜

　　我知道它们能够满足属于它们的一切

　　……

　　邓肯试着写了一部小说，还自己编了一份报纸，新闻、社论及文学作品，均出自于她一人之手。这些东西，她只给库尔勃利丝看过。她从那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夸奖：

　　“孩子，你会比我和你爸爸都了不起。”

　　4

　　海滩是依莎多拉·邓肯常去的地方。她凝望着起伏的海浪，或迂回，或直捷，或急厉，或舒缓，偶尔有长尾巴鱼腾挪窜跃，使神秘的潮汐洋溢了生命的气息。从这里，邓肯悟到了关于运动、舞蹈的最初的观念。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涛声每天都是新的。

　　邓肯的手臂、躯体在阳光的召唤和涛声的指引下，开始了舞动。她仿佛阳光中的一缕，金色的翅膀拍打着云朵;她仿佛大海中的一滴，融入宇宙的旋律。所有的梦想都顺从自然的旨意。美是天使，自然是上帝。

　　在浪潮最激荡的一刹那，邓肯奋力腾空，双膝猛然收缩，跪倒在海水中，两臂高举向天。

　　奔涌的浪花一哄而上，簇拥在她周围。依莎多拉·邓肯，就像在海中诞生的维纳斯。

　　无垠的蔚蓝里，美的上升，力的发扬，爱的浸漶。

　　邓肯迫不及待地召集了街坊上的六七个孩子，最小的还不会走路。

　　邓肯要他们坐在地板上，教他们挥动手臂。母亲问道：“你这是干嘛?”

　　“这是我办的舞蹈学校。”邓肯认真地说。

　　母亲怔了一会儿，似乎被她打动了，就坐在钢琴前，为他们弹奏乐曲。

　　这个“学校”竟然每年都能办两到三次，孩子们的家长都力所能及地付些“学费”。依莎多拉·邓肯感到很自豪，她能为母亲分忧解难了。

　　10岁那年，邓肯的“学校”渐有规模，还蛮像那么回事了。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邓肯灵机一动，把头发梳拢，在头顶上绕个盘髻，自称16岁。这一招果然见效，博得了旧金山许多有钱人家的信任，他们愿意将子女送到这位“16岁”姑娘的面前。邓肯自知独个儿难挑大梁，就把住在姥姥家的姐姐伊丽莎白请了来，共掌教鞭。

　　学校的开支愈来愈大，而学费却少得可怜。她们没有理由拒收那些穷人家的孩子，由于她们是对舞蹈的热爱而不是对金钱的追求。这就增加了母亲的负担，她除了为学校伴奏外，还得抓紧时间做些编织，去换钱。有一回，商店硬是不肯收购她编织的东西，母亲急得直哭。

　　邓肯安慰母亲说：“天无绝人之路。”她从母亲手里接过篮子，把织好的帽子戴在头上，把连指手套也戴着，自己做“活广告”，挨家挨户去兜售叫卖。几乎所有的人家都相信和喜爱这个美妙的女孩。邓肯带回家的钱比以前商店给的要多上几倍。

　　从这次事情后，邓肯又成了家里的“外交大使”，她被公认为最有勇气。她能够不花一分钱，弄点小花招，诱使肉铺老板赊些羊肉片，还让面包师“乐于继续为您服务”。邓肯虽然过早地体验到了世态的炎凉，但也锻铸了她惊人的意志力。

　　在险恶的环境中开拓人生道路——是依莎多拉·邓肯自始至终的主题。她短暂的一生从来没有脱离过“险恶”，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开拓”。

　　她在自传中写道：

　　“在教学过程中，我和姐姐到过旧金山最富有的人家。对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我毫不羡慕，反而怜悯他们。他们的生活狭隘而且愚蠢，使我万分惊讶。同这些百万富翁的孩子们一比，在使生活过得有价值的每一件事情上，我显然要比他们富有一千倍。”

　　5

　　依莎多拉·邓肯的舞蹈天分最先被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发现。

　　她对邓肯的母亲说，邓肯的舞姿让她想起了意大利著名的芭蕾舞演员范妮·艾斯勒。这句话增添了邓肯的信心，也鼓舞了邓肯的母亲。第二天，她便把女儿送到旧金山最负盛名的芭蕾舞教师那里。那位教师端详了邓肯半天，认为她姿质不错，可以一试。

　　于是开始试了。

　　他让邓肯用脚尖着地，走一段路给他看看。

　　邓肯奇怪地问道：“这是为什么?”

　　“这样才美。”

　　“不，这很丑，我做不来。这不是自然的。”

　　邓肯扭头就走了。母亲紧跟在后，攀住她的肩膀说：

　　“孩子，我同意你的观点。”

　　邓肯没有去做学生，而是继续当她的“老师”。她有些名声了，孩子们都愿意上她的课。她从不斥责学生，她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想法，并鼓励他们异想天开。她教孩子们背诵朗费罗、拜伦的诗，先让他们领会其中的含义，然后根据诗意轮流做出动作，以此评估每一个学生对诗歌和舞蹈的理解能力。

　　一天清晨，邓肯刚起床，正在窗前对着铜镜梳妆。她眼角的余光看见了楼底的白槐树下站着一个大男孩，满头金色的卷发，像燃烧的火，高挑的身材裹在牛仔服里，显得分外动人。他的眼睛痴痴地望着这扇窗户，好像恨不得一跃而上。这是她班上最英俊的一个男生弗农。

　　邓肯不顾头发还没有挽好，连忙跑下楼去，一忽儿就到了男孩跟前：

　　“你在想我吗?弗农。”

　　弗农有些局促，右脚不停地摩娑着地面，好久才说：

　　“是的，依莎多拉，你太美了，我忍不住想你。”

　　邓肯笑了：“你不用这么害羞。你想我使我感到很快乐。”说着，她走上去，在弗农的面颊上亲吻了一下。

　　这是她献给异性的第一个吻。虽然她才11岁，而眼前的男孩比她大了整整七岁，但这个吻却那么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像池塘生春草，像月上柳梢头。这一吻，也将早熟的邓肯推入了情网。

　　她和弗农每晚都一起去参加各种舞会，她甚至嫉妒他与别的姑娘跳舞。温顺的弗农总依着她，但他们之间从没有表露过相互的爱情。邓肯只在日记中含情脉脉地写道：

　　“我在他的怀抱里飘飘荡荡，我掉进了一汪甜水……”

　　弗农在一家药店上班。邓肯常常不惜找借口多走上好几里路，为的就是走进店里对弗农说一声“你好吗”;她劝不住自己，每每晚上跑出去，看一眼弗农房间窗口的灯光，都心满意足。然而，弗农却再也没有那天早晨那样的举动了。后来，他干脆离开了舞蹈班，并宣布即将与一位贵族姑娘结婚。

　　邓肯毅然去参加了弗农的婚礼。

　　新娘蒙着白色的面纱，凡俗的面孔和淡漠的表情依然隐约可见。弗农堆了一脸轻薄与浮泛的笑，是捞了一大笔财富的那种无根底的狂喜。

　　邓肯掩面跑了出去，把自己的初恋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30多年后，邓肯最后一次去美国巡回演出。在旧金山的某天，一位白发苍苍的男子走进了她的化妆室。邓肯一眼就认出了他——弗农。他的漂亮丝毫也没有改变。邓肯轻松地和他谈起了少年时的那桩往事，弗农也深有感触，他说：

　　“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就是那天早晨，你给我的那个吻。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

　　邓肯问：“你当初为何不娶我?我那时是多么伤心呵。”弗农说：

　　“在世俗生活中，人们的目光短浅与心胸狭窄往往让他失去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不过是个极端平庸的人。”

　　此刻，历经种种感情磨难的邓肯，热泪夺眶而出：“弗农，我没有看错你。”

　　“这一生，还有和你见面的机会，我太幸福了，也知足了。多多保重，依莎多拉!”

第二章 走出旧金山

　　第二章 走出旧金山

　　1

　　邓肯失恋了!

　　加上旧金山寡淡的人情与浅薄的艺术，邓肯有了离开旧金山，出外谋求发展的打算。她首先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问她：

　　“你想去哪里?”

　　“我最想去东方，那边一定非常广阔、自由。”

　　“东方太遥远，你要考虑得现实一些。”

　　“不管去哪里，反正不能再在这里呆了，否则将一事无成。”

　　“要是能随一家剧团出去，就最好了，既不会没有着落，又可省钱。”母亲深思熟虑地说。

　　邓肯跑遍了旧金山，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巡回剧团，正在该城演出一周。剧团经理答应看看邓肯表演的舞蹈，如果合适，就带她一起走。

　　表演是在一个空荡荡的舞台上进行的。邓肯有点紧张，手不知所措，只好摆弄着身上那件古希腊风格的“图尼克”长衫。幸好，母亲也来了。她附在女儿的耳边，小声地讲些注意事项：

　　“先看清舞台的全部，找到自己最好发挥的位置。跳的时候不要以为是在舞台上，就当平日在草坪，在沙滩，在自己家里好啦。”

　　邓肯稍一运神，轻快地跳起了一段门德尔松的乐曲。

　　经理把母亲叫到一旁，嘀嘀咕咕说了一通。邓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默默地退出了剧场。

　　母亲赶上来说：“经理认为你跳得不错，只是不宜于在剧场演出，你可以去教堂。”

　　“我不会去教堂的。我一定要离开旧金山，不能再等了。”

　　“依莎多拉，我理解你的心情。如果你执意要走，我愿意跟你去任何地方。你虽然懂事，但毕竟太小，还需要妈妈的。”

　　“那最好啦，我们先走，等赚了钱，再来接姐姐和弟弟。”

　　“嗯。”

　　邓肯没有察觉母亲脸上掠过的一丝苦笑。

　　母女俩将身上所有的钱估算了一下，顶多只够买两张去芝加哥的车票。

　　就去芝加哥吧。

　　2

　　邓肯和母亲走进了芝加哥1890年的酷暑，她们口袋里仅剩下25美元。

　　几个星期过去了，幸运之神都不曾光顾邓肯。她得不到聘用。

　　在一家职业介绍所，柜上的女服务员问她：

　　“你会干什么?”

　　邓肯准备饥不择食了：“我什么都会。”

　　“哼，依我看，你什么都不会!”

　　邓肯气极了：“最没用的人才给别人介绍职业。”这一次有力的反击，让她大大痛快了一回。

　　行李被扣押了，人则被房主拒之门外。没有吃的，没有住的，整整一个星期靠西红柿度日。由于吃不上盐，虚弱的母亲已经撑不住了。

　　又有一线转机。

　　到底还是有人看中了这个婷婷玉立的小女孩，他是共济会教堂屋顶花园的经理。但显然，他并不喜欢门德尔松那些玩意儿。

　　“你长得挺俏，倘若你肯变一变，跳点富有刺激性的，我就马上雇佣你。”

　　“怎样才够得上您所说的刺激呢?”

　　“得穿短裙，越短越好，修点小花边，朦朦胧胧的。跳的时候，你要转动花边裙子，甩开大腿。知道吗，你必须从那些贵族们发晕的眼神里去捞钱，你必须先把那些人的目光拉得直直的，才会看见白花花的银子从那里流出来。”

　　“……”

　　“你还小，我们不会强求你。但看得出，你太需要钱了。”

　　“那我明天再来吧。”

　　第二天晚上，邓肯的表演令经理大喜过望，他真的看到白花花的银子都流进了自己的腰包。他预付了邓肯50元周薪，使她们母女俩不至于坠入地狱。但邓肯却感到了无穷的羞辱，她后来说：

　　“这一年夏天，是我一生中最早承受的真正痛苦的日子。以后，我每次看到芝加哥的大街，都恶心透顶。”

　　周末，邓肯坚决拒绝续约。

　　她偶然结识了芝加哥某报社的女助理编辑安勃，这位年过半百的妇人，以充沛的精力组织着一个“波希米亚人俱乐部”。波希米亚原系捷克斯洛伐克波希米亚地区的一个民族，因其热情奔放、浪荡不羁而成为诗人艺术家部落的代名词。

　　邓肯很快就成了这个俱乐部最受欢迎的客人。那些艺术狂徒们歇斯底里的叫嚣和莫名其妙的举止虽然令人不敢恭维，但他们对舞蹈的理解却使邓肯感到宾至如归。邓肯美妙的形体、流畅的线条以及符合内心律动的节奏，牵扯出“波希米亚人”被劣质啤酒淹没的宗教情绪，他们亲切地称邓肯为“希腊小姑娘”。如果说安勃以其经济上强大的支持而成为这个俱乐部的天神宙斯，那么，依莎多拉·邓肯则以她优美绝伦的舞蹈标榜了自己爱与美的神位——维纳斯。

　　实际上，邓肯一生卓越的艺术活动，使人们毫不怀疑地相信：她是高悬于人类艺术天空的一颗光华灿烂的明星。倘若要从凡人中找一位女性匹配维纳斯的位置，则非依莎多拉·邓肯莫属。

　　邓肯注意到了一双深蓝色的眼睛，总是穿越聒噪与混乱的迷雾，凝望着她。这种目光邓肯已经不陌生了，她曾经在弗农那里体验过。她知道，它之所以如此灼热，是因为那里面藏着一束名叫爱情的火焰。

　　米罗斯基，年龄足可做邓肯的父亲。红鬈发，红胡子偏偏眼睛是蓝的，大海般深不可测。邓肯和他在一起，就像是在海边玩耍，掬一汪海水，撒一把贝壳，好久没有这样的随意了。

　　在郊外的一片林子里，野餐后，米罗斯基抱了一大堆金黄色的菊花向邓肯求婚。邓肯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仪式有些茫然，茫然之间，米罗斯基的吻就像惠特曼的诗句一样铺天盖地而来。

　　令人大吃一惊的是，邓肯答应了这位大男人的求婚。

　　3

　　靠甩大腿换来的钱很快就花光了。

　　米罗斯基告诉邓肯，美国最富有艺术理解力的剧团经理奥古斯丁·戴利正在芝加哥，你应该去见见他。

　　通过几天的努力，在“依莎多拉·邓肯”的名字一次又一次敲击戴利的耳鼓之后，这位著名人物终于传出口讯，愿与邓肯晤谈，时间在五分钟以内。

　　一走进戴利的办公室，邓肯二话没说，把在心中酝酿了几天的演讲倾吐而出;“戴利先生，我要告诉您一个重要信息，我发现了舞蹈，这种已经失传了两千年的艺术。我从什么地方发现了它呢?是从太平洋的滚滚波涛里，从内华达山脉起伏的松树林中，我看见了年轻的美国翩翩起舞的丰姿。当我吟诵惠特曼的诗句‘美洲在歌唱’的时候，舞蹈的灵魂就与我的身体合二为一。我发现的舞蹈足以同惠特曼的诗媲美，可以说，我就是惠特曼精神上的女儿。您是一名杰出的舞台艺术家，但您的舞台上正缺少了这种东西——生命意识和悲剧精神。”

　　至少，这一番演讲让戴利不敢小觑跟前的这位瘦削的女孩：

　　“好吧，我们马上要去纽约排演一部哑剧，有个小角色你可试试。10月1日，我们在纽约再见。”

　　戴利的话无异于给绝处中的邓肯开了一扇门，尽管这扇门很小，而且看不到门里面的究竟，但毕竟是可以踮起脚跟，满怀希冀地望它一眼了。

　　“可是，用什么买火车票呢?”母亲说。

　　米罗斯基没有;安勃失业了，也没有。邓肯不愿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她一连给旧金山的几个朋友发出求援电报，为了说明其重要性，她在每封电报的开头都着重写上“荣获戴利先生之聘”。

　　居然有一个朋友真的寄钱来了!

　　居然姐姐伊丽莎白带着弟弟奥古斯丁也一起来了。好心的朋友将电报的内容转告了她，她断定妹妹就要发迹了。

　　最伤心的是米罗斯基。这几天他一直不离邓肯左右，心想，倘若有一种偶然能让依莎多拉留下来，他不惜去做任何事情。

　　但奇迹没有发生。临行前，邓肯挽着米罗斯基的手臂说：

　　“请相信我对你的承诺。如果我能在纽约打开局面，对我们今后的日子会有好处。”

　　米罗斯基蠕动着嘴唇，什么也说不出。他的一头红发灰暗了许多，深蓝的眼睛里也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霾，仿佛暴风雨来临前的大海。

　　4

　　邓肯一到纽约，赶紧去找戴利。戴利有些疑虑地对她说：

　　“哑剧的主角是来自巴黎的明星简·梅，她对配角的要求相当严格，不知你能否胜任?”

　　邓肯急了，她可是拼了老命才来的：

　　“我一定会尽力而为，请放心。”

　　果然不出所料，比所料更甚。不仅梅的尖酸刻薄让邓肯无地自容，更主要的是，邓肯从一开始就认为哑剧是一种贫瘠无聊的东西，根本谈不上艺术。为了生活，她强迫自己去排练那生硬呆板的一招一式，而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抵触着它，这当然是不能进入状态的。

　　梅大为不悦，几番向戴利告状，要求换人。邓肯也火了，在彩排中，她故意将自己嘴上的红唇膏弄到梅的白脸蛋上。这还了得，大明星梅旋风般刮了邓肯一个耳光，还气咻咻地喊来了戴利。

　　这一个进入舞台生涯的见面礼对邓肯来说，太刺激了!贫困与饥饿，羞辱和痛苦，像一块巨大的针毡，裹紧了这个尚未成年的姑娘。血，一滴滴地从心头渗出，模糊了过去的辛劳和未来的期待。依莎多拉·邓肯忍不住大放悲声，籁籁滚落的泪珠织成了一张苦涩的帘子。

　　戴利一反往日的严厉，温和地说：

　　“她哭起来的表情多么生动。她能学会的。”

　　冲着这句话，邓肯抹干了泪水，重新投入了排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庸俗不堪的动作。

　　六周的试用期是没有工资的。邓肯无钱坐车，每天步行到剧院上班，她一边走，一边留意着叶落和小鸟飞翔的姿态，她揣摩着来自大自然深处的舞蹈，用舞步打发这几里的路程，驱赶疲倦，抵御庸俗。她常常不吃午饭，躲在舞台两侧的包厢里，读一本古罗马诗人马库斯·奥列留斯的集子。她用白开水撑足自己的体力，又继续参加下午的排练。

　　邓肯站稳了脚跟，但理想的破灭使她变得孤僻，在剧团中，谁也不和她讲话，她也不和谁讲话，只有莫德·温特算得上是一个朋友。她是泰坦尼娅王后的扮演者，长得很甜。她从来只吃柑子，不沾一点别的食物，她对邓肯说：

　　“唯独我们两个，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

　　不久，温特即死于恶性贫血病，留下依莎多拉·邓肯还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受难。

　　不与人交往，反而让邓肯忐忑的心舒坦一些，平静一些，大度一些。在读书中，她迷上了斯多噶派，倒不是去扼止自己的欲望，而是找到了一条沟通自我的道路。她不再计较别人眼中的“自己”，那是别人的;她看重的是能否坚持我自己的“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我。

　　巡回演出到了芝加哥。邓肯得以和米罗斯基相会，他们长时间地在郊外的森林里散步，正当邓肯欲以身相许，和米罗斯基成婚时，米罗斯基吞吞吐吐地告诉她：他在伦敦已有家室了。

　　邓肯惊愕万分。她谢谢米罗斯基没有欺骗她，而后随剧团回了纽约。

　　5

　　邓肯的卖力演出改变了全家的经济状况。她的周薪上升到了25美元。弟弟奥古斯丁也加入了一家剧团，另一个弟弟雷蒙德当上了一家报馆的通讯员，姐姐伊丽莎白则办了一所舞蹈学校。情况的发展似乎有点时来运转的味道。

　　不料，戴利的剧团频频亏本，入不敷出。为了赚钱，他竟然唆使演员在舞台上进行艺妓表演，并力邀邓肯参加。邓肯不干，这无异于辞职。

　　邓肯又成了个体户。

　　她惆怅地走在街上，像一架暗哑的梵阿铃，优雅而沉郁。忽然，一阵乐曲飘入她的灵府，多么契合她此刻的心情啊：年轻的那吉苏斯……寂寞地站在小溪边，顾影自怜，他不能在人群中找到自己，他只能在水中找到自己，清纯，单薄，充满神韵。他跃入溪流，他沉浸在音乐的波光之中，成了一朵水仙花……

　　邓肯跑回工作室，迅即编排了舞蹈《那吉苏斯》。

　　一天，邓肯正在练功，门忽地开了，冲进来一位年轻人，怒声断喝：

　　“不准用我的曲子跳舞，舞蹈只会败坏它。不准!”

　　邓肯如梦方醒。

　　他就是《那吉苏斯》乐曲的作者涅文。涅文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音乐天才，他英年早逝，只活了不到40岁，但人们永远迷醉于他那富于生命幻灭感的旋律。他来找邓肯的时候，已身染顽疾。幸运的是，他与邓肯的相识和合作，为他的人生尾声镶上了一道富丽的花边——他不仅是美国享有盛誉的作曲家、钢琴演奏家;而且，他还站在了依莎多拉·邓肯通往“现代舞蹈之祖”圣殿的入口处。

　　邓肯温柔地望着他，无形中消解了他心头的火气。她把他领到房里仅有的一张椅子旁：

　　“请坐下来，我要用您的曲子跳个舞。如果您不满意，我发誓，今后决不再用它来跳舞。要是您觉得还不错，那么，请您抛弃对舞蹈的偏见。”

　　那吉苏斯在水边卓然而立。忧伤的心灵自手指漫开，化作一片美丽的光晕。水光。仙态。花影……

　　邓肯的最后一个动作还没有做完，涅文已经从椅子那边冲了过来。他一把抱住邓肯的肩膀：

　　“天使，你是真正的天使。我创作这个乐曲时，心目中呈现的恰恰就是你所表现的形象。”

　　涅文久久地凝视着邓肯，纤细的手指在她的发间抚弄。突然，他坐到了钢琴边上，手指急不可耐地按起了琴键。

　　泉水叮咚，花开百树。茂林修竹，鹂雀千啭。悬在枝头的太阳，是这个季节惟一的果实，飞翔的女神捧着它，冉冉升腾……

　　“这是我专门送给你的即兴演奏曲，你给它取个名字吧。”

　　“谢谢你。我看，就叫它《春天》。”

　　涅文决定借助他的威望和影响，让邓肯的舞蹈走向观众。他亲自筹备，预订会场，设计海报等，每天晚上和邓肯一起排演。

　　邓肯在卡内基会堂的小音乐室连续几场演出，均获得成功，在纽约轰动一时。涅文的伴奏使许多号称“专家”、“权威”的那一类人也对邓肯刮目相看，邓肯因此结交了不少社交界的名媛大亨，她开始到一些贵族沙龙和别墅里演出，尽管得到的“赏钱”连盘缠和膳食都不够，但只要有人欣赏，有人喝彩，邓肯就会卖力地跳，不停地跳。

　　舞有人看，可看的人不懂。他们的掌声盲目而空洞，他们的目光里蓄满了无聊和淫邪。邓肯受不了。她知道，纽约如此，美国是呆不下去了。

　　钱紧得很。邓肯和伊丽莎白的学校一起搬到了温莎旅馆底层的两个大房间，每周租金90美元。伊丽莎白的学校虽然挺热闹，但她收的都是些交不起学费的穷孩子。旅馆计账单上的数字越来越大。

　　冬天的晚上，邓肯和伊丽莎白坐在火炉旁，盘算着怎样弄一笔足够的钱来还账。算来算去，都无计可施。邓肯“呼”地站起来，大声喊道：

　　“唯一的出路，就是一把火将这旅馆烧光。”

　　伊丽莎白赶忙按下妹妹，她已吓得脸色煞白，四顾无人，才稍稍安下心来。

　　奇怪的是，第二天下午，旅馆真的失火了，化为一片灰烬。邓肯去沙龙表演了，伊丽莎白机智勇敢地把学生们一一抢救出来。等邓肯回来时，整座旅馆，包括她们的全部家当，付之一炬。邓肯对母亲和姐姐说：

　　“这就是命运。我们必须去伦敦。”

　　伊丽莎白说：“你是外交大使，你去弄船票吧。”

　　邓肯在家里居中，上有姐下有弟，但她总是挑起家里最重的负担。这不，她又走在59号街上了。街尾的一幢大厦里住着一位阔太太，曾经盛赞过邓肯的舞姿。她应该会伸出援手的。邓肯想。

　　她真的很顺利地从阔太太那儿拿到了一张支票。邓肯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与她拥抱作别。可是，当她走到5号街时，她想起要看一下这张支票的数额，才发觉上面只填了50美元。天哪!

　　她只好再到5号街的另一位贵妇人处碰一回运气。在这里，她吃足了“冷面”。贵妇人振振有辞地教训邓肯，当初不学芭蕾舞是个错误。邓肯恳切地说：

　　“太太，我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您也许将因为对我的赏识而美名远扬。”

　　“也许?我从来不相信这个词。只有钱，才是实实在在的，给人舒适和幸福。”

　　“您有钱，您还应有些恻隐之心。帮助别人，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不信，您试试。”

　　这个拥有6000万财产的太太的岩石般的心，被邓肯的真诚稍稍挪动了一下。她也开给邓肯一张50美元的支票，并附上一句：

　　“你挣到了钱，得还给我。”

　　邓肯走出大门，忿忿地对着里面喊道：

　　“我宁愿送给穷人，也不会还给你!”

　　东求西讨，凑足了300美元，仍然不够。这时，奥古斯丁和剧团里一位扮演朱丽叶的16岁姑娘恋爱，受到母亲的阻挠，他们一气之下私奔了。雷蒙德又找到了一艘运牲口的小船，船长答应把他们一家四口算入牲口数目，顺便带走。为了不让人格丢尽，邓肯和她的家人在船上都不叫各自的真实姓名。

　　与两三百牲口一起越洋旅行，眼见着这些可怜虫在货舱里日夜嘶嚎，挣扎，那种虽生犹死的痛苦，在邓肯的心灵里烙下了深深的伤痕。

　　弟弟雷蒙德，从此成了一名素食者。这一年，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1899年。

第三章 伦敦和巴黎

　　第三章 伦敦和巴黎

　　1

　　从赫尔坐火车到达伦敦的那天，恰好是依莎多拉·邓肯22岁生日。她长大了，面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大都会，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

　　“我要在此获得新生。”

　　但贫穷仍然没有改变。一家四口在街上流浪，在格林公园的长凳上过夜，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警察。在这种处境下，邓肯还是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抛掷在大英博物馆、库柏学院等地。雷蒙德笑着问姐姐：

　　“饿着肚子读书是啥滋味?”

　　邓肯回答说：

　　“你要真在读书，是感觉不到肚子饿的，读书才真是抵御饥饿的最好办法。一个失业而又不失学的人，会有大出息的。”

　　到了第四天，无论如何维持不下去了。邓肯漫无目的地到处游逛。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她只有这样碰碰运气了。

　　一直走到了切尔西老教堂的墓地里。她不禁悚然一惊，上帝是怎么安排的?一切都还没有开始呵。不会，不会的，上帝是想试探我生存的勇气。我不怕。

　　正想着，邓肯低头看到了地上的一张破报纸。她俯身拾起，报纸上一帧贵妇人的照片她颇面熟。仔细一瞧，她记起来了。这位贵妇人肯定也是新近刚从纽约来的，邓肯以前曾在她家里跳过舞。旁边的报道说，某夫人在格罗夫纳广场买了一幢房子，将在那里大宴宾客。

　　邓肯不费力气就找到了格罗夫纳广场的某夫人的家。夫人还认得她，见面十分友好。邓肯应允在星期五晚上的宴会上来跳几段舞，夫人当即预付了10英镑酬金。靠这点钱，她租了一间小工作室，解决了住的问题;还买了几码薄纱，她得精心武装一下自己了。虽然，邓肯受母亲的影响，从不浓妆艳抹，但穿着乞丐的衣服去王公贵族的沙龙里跳舞，是不太协调的，得给某夫人一点面子吧。

　　星期五晚上，英国王太子威尔斯亲王也来了。

　　邓肯首先跳的是涅文的《那吉苏斯》，母亲伴奏，伊丽莎白朗诵，雷蒙德则在演出前作了一个简短的讲演，关于舞蹈和它在未来人类心理上可能产生的作用。听的人似懂非懂，却大大增添了宴会的热闹气氛。

　　邓肯一跳走红，她又能出入那些社会名流的门厅了。英国人有他们特别的地方，他们绝对是世界上最讲礼貌的民族，英国人都是绅士淑女，然而，你要想从他们的衣袋里抠出铜板，那真是难如上青天。邓肯跳一天舞，有时一分钱都得不到，甚至连饭也吃不上。那些女主人还时常眼红她：“这么多显贵看您跳舞，这种无上的光荣只属于您啦。”

　　一日，饿了几天肚子的邓肯应邀在一个慈善募捐会上演出。她不吝体力，一连跳了四个钟头，得到的仅是一杯茶和一盘草莓。一位夫人举起一个装满钱币的袋子对她说：

　　“真得谢谢您，给我们盲女院募到了这么多钱。”

　　邓肯气若游丝，声比蚊细：“你们太残忍了。”

　　不久，邓肯就从报上读到了那笔款子被侵吞的消息。

　　7月。邓肯收到了一封芝加哥朋友的来信，信中主要讲了米罗斯基的事。他志愿参加了对西班牙作战，随军前往佛罗里达，在那儿患风寒去世。当天下午，邓肯在库柏学院翻遍了前几个月报纸的合订本，在用细密细密的铅字印着的数百名死者的姓名中间，她查到了米罗斯基的名字。

　　邓肯流泪了，不知出于哀伤，还是查得眼睛都生疼了。

　　那封信里附有米罗斯基妻子的姓名和地址。地址离城区较远。邓肯乘坐一辆双轮小马车，找到了那所名叫“斯特拉”的房子。

　　米罗斯基的妻子看上去只有半个正常人高，顶多四尺吧，瘦削，苍白，阴郁。邓肯一见到她，心中就涌起十分难受的感觉，她无法把眼前这个妇人同她所爱的男人联系在一块。同这样的女人争一个男人，邓肯觉得自己的伟大爱情成了一种滑稽和讽刺。

　　米罗斯基妻子的房间里挂满了米罗斯基的相片，从青年到中年，从画家到军人。有一张四寸的穿军装的照片，周围系上了黑纱。当得知来访者就是丈夫不断在信中提到的依莎多拉·邓肯时，她的脸窝在邓肯的手心里抽搐不止：

　　“我当时真该到他那边去，真该跟他在一起呀!他每次来信，都说不久就会有钱了，那我就可以过去了。我一直等着，等他汇钱来。可是现在——他死了……”

　　邓肯没有对这位熬白了头发的可怜妇人表示多少同情，她坦直地说：

　　“你是他的妻子，你想去，怎么又不去呢?没有钱，坐底舱也行呵。一个人想做什么，她就能做什么的。”

　　邓肯天黑才回到寓所。她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平时与她同枕共睡的米罗斯基的信件和照片，用一个信封套好，搁到了箱子的最底层。

　　是夜，邓肯通宵未眠，这是她第一次与米罗斯基彻底分离。她的心中没有悲伤，反而对自己坚强的个性充满了一种奇特的优越感。应该说，从这一晚起，邓肯也告别了自己的少女时代。

　　2

　　伦敦的秋天来得格外早。一阵秋风把夏季赶跑，紧接着便是弥天盖地的大雾，晨夕不去，阴晴不散，仿佛大自然的幽灵，向钢筋水泥建筑和直插云天的烟囱大兴问罪之师。冤冤相报何时了?工业革命造成的人类与自然的反目，不仅铸成了无数自然的冤魂，而且也促使人类步入刻板、机械、愚盲的歧途。

　　伊丽莎白回美国办舞蹈学校去了。她决计以此赚些钱支持妹妹的舞蹈事业。因为她知道，依莎多拉要在舞蹈领域闯出一块新天地，总有一天必须脱离贵族沙龙。那里只有玩乐，没有艺术。

　　秋天以后都是演出的淡季。一家人靠伊丽莎白微薄的汇款维持生活，贫血症使他们的精力大为消减，甚至连早晨起床的力气都丧失了。

　　不能这样下去了!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一个深秋之夜，邓肯对雷蒙德说：“走，我们到公园跳舞去，老躺在床上，都快成植物人了。”

　　舞跳得很尽兴，虽然没有观众，没有掌声，但场地阔大，草木殷勤，晶莹的露珠儿像无数溜圆的眼睛，默默地品味着这场舞蹈。当然，不止是草木和露珠，一个头戴大黑帽的妇人在一丛灌木后面看了许久，走出来才知道她是如何地艳丽动人。

　　“姑娘，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邓肯停下来，戏谑地说：“我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从何处来我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到一个地方去?”

　　“哪里?”

　　“我家。”

　　他们就这样来到了帕特利克·坎贝尔夫人家中，一起唱古老的英国歌曲，一起朗诵勃朗宁的诗歌，一起评论威廉·莫里斯的画。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并非仅仅得到了一个人的赏识，而是借此为契机，邓肯结识了一大批具有卓异艺术特质的人物，他们对邓肯今后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关系最密切的是年过半百的画家查尔斯·哈莱和刚满20岁的青年诗人道格拉斯·安斯利。

　　哈莱那希腊式的大鼻梁、优美如五线谱的嘴唇极富魅力。他是一位钢琴家的儿子，年轻时又和美国优秀的女演员玛丽·安德森打成一片，因而他对艺术各门类均通达融会，无滞无碍。哈莱常常邀请他的好友们来他主持的新美术馆发表演讲，如画家里奇蒙讲舞蹈和绘画的关系，安德鲁·兰讲舞蹈和希腊神话的关系，作曲家赫伯特谈舞蹈与音乐的关系……这些演讲几乎全是为邓肯一个人准备的。为了回报，邓肯就绕着喷泉和棕榈树跳舞，在她的舞蹈里显示绘画的神髓、音乐的灵性与文学的气韵。

　　邓肯赢得了上流社会的尊重，爱德华国王和威尔斯亲王都接见了她，并对她赞不绝口。她取得了曾经看来是梦幻般的成功。

　　安斯利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热情洋溢，似乎读诗比写诗更棒。邓肯经常不由自主地随着他那柔和的嗓音进入到济慈、王尔德、叶芝们的境界。每当她心醉神迷，安斯利就俯下身来，轻轻地吻着邓肯的前额。

　　除了跳舞，邓肯的业余时间就被这一老一少占据着，要么听诗人朗诵诗歌，要么偕画家出去散步。他们都是真正的朋友。邓肯在他们中间感到非常快乐，可心里却不十分惬意，因为，她的舞蹈虽然获得了诗人、画家们的狂热赞赏，但所有的剧场经理都无动于衷，这就使得她的艺术无法面对大众。

　　她要去寻找更加适合于她的舞蹈艺术的土壤。

　　她想到了“欧洲之都”——巴黎。

　　3

　　邓肯几乎和20世纪一起来到了巴黎。

　　她刚一落脚，没有急于展示自己的“舞功”，而是一头扎进了卢浮宫。她带着面包，整天泡在希腊花瓶陈列室里。

　　酒神狄俄尼索斯激扬恣肆，内心的释放宛如高山大林中的飞瀑，闻其声而不睹其形。日神阿波罗像一位圣贤，敦良爽悦，光芒四射，灵魂的自足仿佛一汪湛然的深潭，满而不溢。

　　美神维纳斯没有飘飘欲仙的作态，沉秀温润，形体的呈现像海边拔地而起的林木，婀娜多姿，美而不艳……

　　还有那些舞蹈，看不到过分的扭曲、夸张的表演，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一种内在的律动，一种血脉的传承，有如生命的发生、成长和死亡，热烈和繁荣，凋谢与萎落，都蕴蓄在宁静之中。看这些舞蹈，就像儿时在旧金山唐人街看中国刺绣和古瓷上的花草一样，能感到一股鲜活的力量漫布全身。

　　邓肯还要抽空去巴黎圣母院和凯旋门，研究那些群像与雕塑。她得出了一个结论：任何雕刻，无论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无论浮雕还是圆雕，都是舞蹈某一瞬间的凝固，都展现了舞蹈的一个截面。

　　这一点，邓肯在夏季规模宏大的博览会的“罗丹馆”里，得到了更为坚定的证实。

　　你看《思想者》，巨人坐在那里低头沉思，眉额紧锁，右臂有力地支撑着他那因思考而格外沉重的头。他在想什么?是在思考人的命运，还是在为地狱的灾难感到不安?他弓着的身体、绷紧的肌肉、扣住地面的有力的脚趾，正是一种传达痛苦的舞蹈呵!

　　还有，《巴尔扎克像》，作家高昂的头颅，宽大的长袍，难道不是一种对抗流俗、特立独行的舞蹈么?

　　邓肯豁然开朗。对舞蹈的深刻理解——把舞蹈和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为邓肯即将进行的舞蹈艺术的探索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在这条路上，她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直到她人生的终点。而由她掀起的舞蹈艺术革命的浪潮，却始终不曾停息，源源不断地汇入人类文明的汪洋大海。

　　有一天，在歌剧院，一群人指着维纳斯雕像议论纷纷：“她的胳膊呢?”

　　邓肯愤然回头，呵斥道：

　　“这也不懂!她不是一个单纯的女人，而是一种象征，是对人类理想的渴盼和呼唤。”

　　4

　　博览会前夕，查尔斯·哈莱突然出现在依莎多拉·邓肯面前，他们一起在凡尔赛花园或圣日尔曼森林里漫步，一起到埃菲尔铁塔边的餐馆进餐，一起观赏日本舞蹈家贞八重子的表演。

　　哈莱走了。他把依莎多拉交给他的侄儿夏尔·努夫拉照顾。努夫拉是个25岁的年青人，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但他学识丰富，对美术、音乐、建筑均有涉猎。他真的把邓肯照顾得很周到，像一位无所不能又无所不在的兄长。他还搬来了他的两位挚友，雅克·博利和安德烈·博尼埃。他们很快成了邓肯的莫逆之交。

　　雅克·博利的父亲是知名的雕塑家，母亲德·圣马索夫人更具号召力，她的沙龙是全巴黎最艺术、最时髦的沙龙之一。邓肯在这里结识了不少社会名流，包括作曲家梅萨杰、剧作家杜萨等。而他们也在这里欣赏到了别开生面、令人心旷神怡的邓肯舞蹈，一些敏感的人士已经察觉到了舞蹈艺术革命的火花。

　　邓肯发现自己的感情起了微妙的变化，她的心愈益向其中的一位小伙子靠拢。这个小伙子既不是体贴解人的努夫拉，也不是一表人才的博利，而是个子矮小、苍白的面庞上还戴着一副眼镜的诗人博尼埃。

　　博尼埃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眯成了一条缝，但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双聪慧的眼睛。他抑扬顿挫的朗诵使邓肯了解了法兰西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他们经常乘坐塞纳河上的公共马车到城岛去，凝视着月光下肃穆凝重的巴黎圣母院。

　　圣母院是法国哥特式教堂的第一代元老，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混合的奇特产物。它那环形的圣堂和小礼拜堂，挺拔的扶壁和细长纤弱的飞券，既极尽峻峭清冷，又显得空灵超脱。博尼埃认识这个建筑物正面的所有雕像，他向邓肯讲述每一块石头的来历。

　　“哥特式教堂风行多少年了?”邓肯问。

　　“它在欧洲北部大陆发展了数百年之久。”

　　“哥特式，真是一个激励人的名字。”

　　“的确，人们一听至哥特式这个词，就会将它与一幅尖塔高耸入云的美丽古教堂图画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个词的实际含义却是指不文明的、野蛮的东西。”

　　“那为什么?”

　　“哥特人是边远地区一个未开化的民族，他们无视当时约定俗成的古罗马广场与古希腊卫城的模式，独创了这种用高度表现自己艺术观、人生观以及宇宙观的建筑风格，被认定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现代艺术’。”

　　“但哥特式建筑现在却主宰了欧洲大地。”

　　“是呵，任何一种新事物的出现，首先总是要遭到剿杀。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新对旧的革命，这就是文明历史的艰难步履。”

　　邓肯深有会心地点了点头。

　　但博尼埃神经质的举动，邓肯也捉摸不透。他总是两眼直瞪瞪地望着邓肯，几十分钟一动也不动，不说一句话，却从来没有主动去挽过邓肯的手臂;他在邓肯的额头上久久地亲吻，可他不接受邓肯的嘴唇。

　　有一天，他们坐在墨登树林里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有四条交叉的路。博尼埃为它们一一命名。右边那条叫“成功”，左边那条叫“安宁”，笔直向前的那条叫“不朽”。

　　“我们坐着的这条呢?”邓肯问。

　　“爱情。”博尼埃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邓肯当然听见了。

　　“我宁愿留在这儿。”邓肯高兴地喊道。

　　意外的是，博尼埃立刻站起身来，丢下一句“我可不能留在这儿”，就沿着那条叫“不朽”的笔直大道飞奔而去。

　　邓肯感到非常困惑和懊恼：我们的爱情就一定会毁灭他的事业吗?我不也有事业吗?爱情难道不是“不朽”的吗?这一串疑问像一排铁钩，将邓肯的心绞缠一团，伤心的泪水有如潺潺溪流。

　　恋爱的挫折使邓肯的心理产生了偏差。她不由自主地开始和博利调情，想引燃博尼埃的妒火，可这位呆子诗人却把所有的热情都转化为文字了，他正忙日忙夜地赶写两部新著，后来它们都成为法国文学史上的名篇。

　　在其他女孩子心目中，博利绝对是白马王子的形象，拥抱和接吻的姿势都无比优美。一天，他把邓肯带到一家旅馆里，以夫妻的名义开了一个房间。进去的一刹那，邓肯禁不住全身发抖，即将尝到爱情滋味的甜蜜和紧张，使她不能自已。她倒在了博利的怀抱里，她感觉自己身上的束缚一件件褪去，一切障碍即将被撤除，越来越接近自身，天地间划过一道白色的闪电……这是多么醉人的欢悦啊!

　　突然，博利惊跳起来，用手使劲拍打着自己的脑袋，大声叫道：

　　“依莎多拉，你为什么不阻止我!你为什么不提醒我?我差点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不能这样，你是圣洁的天使，谁也不能碰你!快把衣服穿上，我乞求你的原谅。”

　　邓肯躺在那儿，她的激情还没有消去。当博利将外衣披在她的身上时，她像一片刚刚退潮的海滩，凌乱，驳离，散发着湿润的气息。

　　这一回爱情的探险给了邓肯很大的震动。她对博尼埃与博利的退缩感到不解;同时，她又认为他们都是最有勇气的男人。作为血气方刚的青年，能够抗拒如此浪漫非凡的女性胴体的诱惑，要不是心中对艺术和美怀有一种宗教般的感情，是难以做到的。

　　不久，博利就去法属殖民地了。几年后，邓肯再次在巴黎的街头遇见了他。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那次我太冒昧了，你原谅我了吗?”

　　邓肯的眼中噙满了泪水：“不，你没有地方要我原谅。”

　　5

　　邓肯把自己关进了工作室里，她在潜心探索一种崭新的舞蹈。

　　传统的舞蹈理论将一切舞蹈动作的中心弹簧界定在人体后背的中心脊椎的下端，胳膊、腿和躯干的活动都必须受制于这个中心。这种方法从纯生理角度出发，而不顾人的心理因素。它产生的动作是人工的、机械的，像医生教导病人做的一样。

　　邓肯常常几个小时纹丝不动地站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遮住太阳神经丛。她要通过身体劳累的极限体验，寻找到原始动力的火山口。就这样呆若木鸡了好几个月，邓肯渐渐进入了一种纯粹梦幻的境界，她可以随心所欲表现任何情感和思想。只要一站在舞蹈的边缘，精神的泉流就通过人体的各个渠道，涌遍全身。

　　这种舞蹈，绝不仅仅是手足的反应，也不仅仅是大脑的招引，而是心灵的检阅，一个内在的自我悠悠觉醒，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展示的是生活的原型，是世界的模样——植物的发芽声。蓓蕾的初绽声。森林里的交谈和拥抱。蛙鸣。指间流泻的音乐，颤动着无与伦比的光芒……由此，舞蹈艺术走进了人的内在与本真，成为人的基本素质之一。那么，即使是平常的举手投足，都将具有一种自然力量和优雅丰姿，它能帮助人抵御物质文明的压力，在钢筋水泥的围困中享受精神上行云流水的迤逦景致。

　　邓肯的探索引起了一些具有很高艺术鉴赏力的贵族的注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波利尼雅克亲王夫妇。亲王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他不仅痴迷于邓肯的舞蹈，而且对邓肯把舞蹈作为一种艺术而复兴的理想也十分赞赏。他干脆将自己的工作室作了邓肯的演艺场。有一次演出后，亲王竟然摘下他那顶小黑丝绒圆帽向空中抛去，高呼：

　　“依莎多拉万岁!”

　　这句口号第二天即登上了巴黎各大报纸的版面。关于邓肯舞蹈的各种评论也纷纷出笼。最为人称道的是大画家欧仁·卡里埃尔的一段妙论：

　　依莎多拉为了要表现人的情操，从希腊艺术中找到了最好的典范。她对那些美丽的浮雕形象赞叹不已，从中取得了灵感。但是，富于创新本能的她却以此返回自然，从而产生了她的所有舞蹈。她的成功就在于，相信能够复活希腊舞蹈的同时，还找到了自己的表现方式。她思考的是希腊艺术，表现的却是自己的东西。她的愿望就是要忘记时间，追求幸福。

　　依莎多拉的舞蹈不再像过去的宫廷舞蹈和芭蕾舞，只是填补空闲、激发余兴的节目罢了，而是更有生命力的艺术。它无比丰富，激励我们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

　　卡里埃尔的作品线条简洁，善于处理光色变化，往往在忧伤的氛围中渗透出光明和希望，蕴含着基督般的智慧和博爱。他们的交往对于邓肯的意义，邓肯在自传中写道：

　　“在整个生活道路上，欧仁·卡里埃尔的才华像上苍的祝福，永射光芒，激励我坚持我的最高理想，召唤我永远奔向深入探索艺术的圣洁幻象。说来不信，当忧伤几乎要把我带到疯人院里去的时候，是卡里埃尔的作品给了我活下去的信心。”

　　也不乏庸俗的理解。

　　一位来自柏林的绅士找到邓肯说：“听说你在搞一种赤脚表演，我很感兴趣。能否跟你签个合同?我拥有全欧洲最大的游艺场，那里云集着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他们都挣了大钱哩。”

　　“谢谢。我不是您所说的那种‘伟大艺术家’，我不同意把我的艺术送进游艺场。”

　　“我会打出广告，说您是‘世界上第一个赤脚舞蹈家’。而且，每晚付您一千马克，这可是别人都得不到的。”

　　“不行。总有一天我会去柏林，为歌德和瓦格纳的同胞们跳舞，但要在一个配得上这两位伟人的剧场里。请记住，他们才是最伟大的。”

　　“你真是个傻姑娘。”

　　“而你是个肠肥脑满的资产者。你们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把钱当成宗教崇拜，而不是艺术。”

　　6

　　邓肯一有空，便周游巴黎的街头，考察那些各个时代的、别具风格的建筑物。当信步来到大学路时，她猛然想起了一个人——罗丹。

　　罗丹的工作室就在这条街上。

　　邓肯向前走了10多分钟，看见一块小小的牌子，应该是了。

　　她进去。一个身材矮小粗壮的老人正在抚摸一尊刚刚完成的石雕，嘴里一边吟哦着，仿佛母亲呼唤孩子乳名的音调。

　　“舞蹈家依莎多拉·邓肯参拜罗丹大师。”

　　老人转过身来，行动有些迟缓了，但双目依然光芒迸射;须发蓬乱，粗硬，分明能瞧见历经坷坎的苍凉和威武。

　　“舞蹈?舞蹈跟雕塑有何关系?”

　　“舞蹈就是运动中的雕塑。您在构思雕塑与人们在欣赏雕塑的过程，难道不是舞蹈的过程吗?那种跳跃、生发、于一连串意象中蓦然攫取一个瞬间的灵感……”

　　“哦，我倒很想看看你的舞蹈啦。”

　　“您这地方小，去我那吧。我扶您。”

　　他们坐上了一辆马车。

　　邓肯换上了舞衣。她跳的是博尼埃翻译的古希腊诗人德阿克里特的牧歌。她有意识地将在罗丹工作室看到的各种雕像的姿势融入舞蹈之中。罗丹好像在赏玩自己的作品一样，他又进入了那种得意忘形的境界，不知今夕何夕，不知身之所在。

　　他的眼中喷出烈焰，巨大的火舌吞灭了整个舞蹈。邓肯的牧歌世界忽然炽热难耐。罗丹捏住了她的胳膊，拼命地抚摸、揉弄着她的脖子、胸部、臀部以及全身，口中念念有词：

　　“爱神，美神，艺术之神……好一个神灵，马上就要成型了，马上就要诞生了，罗丹的又一件作品……我的神灵……我的……”

　　邓肯反而非常清醒，大师走火入魔了，她成了他手下的一堆粘土。邓肯急忙披上外衣，用力推开罗丹，也把罗丹从幻梦中推醒。

　　“我刚才怎么了?是不是……”

　　“没有。我送您回去吧。”

　　一路上，他们默不作声。罗丹深褐色的眸子里因为满满的歉意而黯淡无光。虽然，他们日后保持着友好的交往，但双方都一直心存内疚。邓肯每想起或谈起这件事，就后悔那天阻止了罗丹——他是出于艺术，而不是情欲，如果她给了他，也许会激发大师更为强盛的创造力，使他进入一个新的艺术王国。

　　后来，他们再见面，就只剩下了平和的谈话与单纯的友谊。

　　多年后，罗丹撒手人寰。邓肯在他的墓前，插上了一大束紫罗兰，罗丹生前最喜欢看这种花。它们的每一片叶上都写着：“依莎多拉·邓肯”。

　　美国现代舞的另一位奠基人洛伊·富勒找到了邓肯的工作室。她是开创舞台艺术光色变化的先驱，正经营着日本舞蹈家贞八重子的演出，准备去柏林。她力邀邓肯同往。

　　临走那天，安德烈·博尼埃来为邓肯送行。他们最后一次去城岛，瞻仰巴黎圣母院，那是他们最熟悉的地方。霏霏细雨飘洒在他们身上、心头，从往事里勾起浓郁的愁绪。

　　“依莎多拉，你要走了，我朗诵一首诗送给你吧。”

　　“好哇。你写的吗?”

　　“不，你的老乡，爱尔兰诗人叶芝的作品。”

　　当你老了，头发花白，睡意昏沉在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地读，回想你过去柔和的眼神和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虚饰或真诚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脸上的痛苦的皱纹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旁轻轻地诉说那爱情的凄凉飘逝在头顶的山峦它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面庞。

第四章 罗密欧与朱丽叶

　　第四章 罗密欧与朱丽叶

　　1

　　柏林并没有好消息等待着她。

　　贞八重子的演出也许是曲高和寡，富勒遭到了惨败。邓肯呆不下去，只好转道布达佩斯，找一位邂逅过的匈牙利剧场经理亚历山大·格罗斯。

　　于是，邓肯有了第一次在剧场为观众献舞的机会。合同一签就是30个晚上。

　　邓肯还有些担忧：

　　“我以前只跳舞给名流看，不知道普通观众会不会欢迎?”格罗斯打消了她的顾虑：

　　“艺术家是最挑剔的观众，过了他们那一关，普通观众一定会更加喜欢的。”

　　果然，30个晚上，场场爆满。

　　格罗斯带她去市面上的一些小餐馆进餐。在那里，可以听到吉卜赛人美妙的演奏。踢踏的快板，含有飞扬尘土的乐曲，让人联想到马车团队和林荫大道的天籁。难怪，邓肯激动地说：

　　“一个匈牙利的吉卜赛音乐家抵得上世界上所有的留声机。”

　　邓肯尝试着把吉卜赛管弦乐队搬上舞台，为她伴奏。这种长期以来为贵族们嗤之以鼻的下里巴人的音乐一登上大雅之堂，即以其无拘无束的形体语言和奔放浏亮的音乐表现风靡全城。邓肯也常常陷入那种充满渴望与动荡不安的旋律里不能自拔，她就是从那时起开始穿上红色舞衣。

　　因为，红色象征着火一般的热情和不屈的意志。

　　2

　　一位仪表魁伟的匈牙利青年男子闯进了依莎多拉·邓肯的生活。他是这个国家很出色的演员，以扮演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罗密欧”而当红。邓肯一直称他为“罗密欧”，罗密欧则叫邓肯“朱丽叶”，或者，“我的花儿”。

　　那是一个狂热的春天。

　　整个布达佩斯为邓肯的舞蹈而疯狂，邓肯为高大挺拔的罗密欧而疯狂。她沉迷于他雪白的牙齿、性感的嘴唇和紧得喘不过气来的拥抱，当然，还有台词式的甜言蜜语：

　　“呵，可爱的花儿似的姑娘，你让我懂得了真正的爱情，这才是罗密欧的感情体验。你是我心中的太阳，我的朱丽叶。”

　　邓肯每晚与这些华丽的词藻和夸张的手势厮混，她完全被罗密欧那种吉卜赛式的激情熔化了。而罗密欧看上去不过是加演了一场话剧，他索取的“加班费”可真够昂贵的——依莎多拉·邓肯最投入最热切的一次爱情。

　　罗密欧，他跟着邓肯跪下来，跪在布达佩斯郊区的一间农舍里，一张老式的四柱床边。

　　他们以这种方式发誓，白首为盟，终生相爱。

　　紧接着，在惊慌和渴盼之中，一阵极度快乐的剧痛刺穿了邓肯的肉体，一直抵达她的灵魂。

　　邓肯抓住了一根爱情的稻草，只向上扑腾了几下，便是深不见底的沉沦。

　　她睁开眼睛，罗密欧欲望满足后一丝轻浮的笑容飘入她的眼帘。

　　那不是真的。她想。

　　母亲一发现邓肯的心理动向，就对女儿发出了警告：那是一个轻率的男人，只有漂亮而已。刚从纽约来的伊丽莎白更甚，她认为依莎多拉是在犯罪，抛弃舞蹈的事业去追逐虚幻的爱情肥皂泡。

　　邓肯可顾不得这么多了，在爱情的强大火力下，她的理智已经成了一只缩头乌龟。

　　亚历山大·格罗斯也意识到了事情不妙，他赶忙给邓肯安排了一次穿越匈牙利的巡回演出，强行把邓肯从熊熊欲火中拉回到舞台上来。

　　邓肯在外面度日如年，表演虽然引起轰动，但大多是吃以往的老本。回到布达佩斯的那天，左顾右盼的邓肯一看到前来接她的罗密欧，像天鹅一样地飞进了他的怀抱。

　　在她扑上去的顷刻，她就感到了一股彻骨的凉意;再看，罗密欧俊俏的脸庞上没有任何爱情的痕迹。

　　邓肯挣脱了出来，她问他：

　　“你好像变化了许多?”

　　“是的，我不再是原来的罗密欧了。我正在排练马克·安东尼这个角色，一个罗马平民。”

　　“你一直就是在演戏?”

　　“人生不是一场戏么，你以为是别的什么?”

　　邓肯想抽他一记耳光。但她没有，她不愿意伸手打一副面具，或者说，去敲一面丧钟。

　　这时，罗密欧与一位天主教修女的私情正成为布达佩斯市民的新闻热点。邓肯跑回工作室，打开衣箱，一件件地吻着自己的舞衣。

　　泪水把它们全都濡湿了。

　　格罗斯连夜带邓肯去维也纳。首先去的是维也纳的一家医院——邓肯极度虚脱地病倒了。

　　3

　　邓肯病稍愈，格罗斯一行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德国。他没有安排邓肯的演出，而是让她散心，走走，看看，拜会一些王公贵族和艺术家。

　　闲来无事，邓肯以匪夷所思的搭配创制各种舞服，最流行的是她用中国纱罗制成的淡蓝色舞服，大开胸，肩上只有一根吊带，裙子齐膝，裸腿赤足。当时妇女们穿的游泳服还是一身头脚不露的黑衣，让人想起偷偷摸摸的夜行人。邓肯在服装设计领域里也同样掀起了一场革命。一向着意回避女性的迪南德大公都情不自禁地击掌称赞：

　　“依莎多拉太漂亮了，春天也没有这么美!”

　　邓肯居住在阿巴沙别墅。她每天学习德文，通读叔本华、康德的原著，听瓦格纳的音乐。叔本华、康德音乐般舒畅的语言叙述，瓦格纳哲学般高屋建领的音乐流程，频频冲开邓肯的茅塞，使她对艺术的使命感愈益强烈。

　　邓肯说：“我遇到了这种感觉的精灵，就像德国人所说的思想的神圣，使我经常感到被引进了一个高超的、神一样的思想家的境界，他们头脑的活动，比起我旅行过的世界上任何一种思想都宽广得多，神圣得多。”

　　窗前，有一棵茂盛的棕榈树，长长的叶子在清晨的微风中颤动，不停地颤动，像乐曲轻巧的过门和诗歌灵妙的韵脚。邓肯吟咏着海涅的诗句：“南方有一棵寂寞的棕榈树……”不知不觉，她的手指、胳膊已能将这一轻微的颤动模拟得惟妙惟肖。

　　邓肯耐不住寂寞了。她要出山。

　　格罗斯说，那就去凯姆学院吧，学生的领会力是不可估量的。

　　然而，他们还是没有料到会出现那种暴风骤雨般的反应。邓肯的马车被散场的学生团团包围，他们把马解下来，一伙人拉着车游街，另一伙人擎着火炬在后面欢跃。到了一家咖啡馆，邓肯被抬了起来，被抛了起来，在学生群舞的顶峰跌宕起伏。他们不断地高唱：

　　“依莎多拉，依莎多拉。你让我们感到，人生多么美好。依莎多拉，依莎多拉……”

　　邓肯回到别墅，年轻的学子们还聚集在窗户下唱歌，争抢着邓肯扔下的花朵和手帕。

　　这个晚上让所有的慕尼黑市民瞠目结舌，他们真的认为邓肯是“天上来的”，在那儿一个劲地喊“上帝”。

　　邓肯倒是见到了“上帝”的影子。

　　她在“艺术家之爱”的一次盛会上，觉得坐在对面的一位男子十分面熟，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凭直觉走过去，断然肯定他与理查德·瓦格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音乐大师的照片曾经刊登在乐谱上。额头凸出，鼻梁高耸，嘴巴分明是个弱点，与面部的刚硬之气格格不入，却又显得异常风趣。

　　不错。他就是大师的儿子西格弗里德·瓦格纳。

　　“能够见到你，我太高兴了。你父亲是我心中的偶像。”

　　“谢谢。能和你说话，我同样高兴。我看过你十几场演出了，你的舞蹈是一座丰碑。”

　　“我仅仅是一名让人欣赏的舞蹈家，而你父亲还是一位给人启迪的哲人。”

　　“你有很好的潜质，你天生就是舞蹈的精灵。在音乐的陶冶上，除了我父亲，你还必须认识一个人，他对你更加重要。”

　　“谁?”

　　“贝多芬。父亲生前说，贝多芬是音乐史上的太阳。”

　　西格弗里德接着说：

　　“你的舞蹈，宛如出涧的溪流、月光下迎风摇摆的棕榈、清晨草地上晶亮的露珠，生动，活泼，引人向上。然而，它们还不具备阳光普照的器量、海的包容以及风雨后的明净清新，缺乏使人从困厄中振奋的精神力量。你得听贝多芬，你得去希腊。在德国，你顶多是个当红明星，这是远远不够的!”

　　4

　　雷蒙德也从美国来了。他加入了邓肯筹划的希腊之行，路线是从柏林坐火车到威尼斯，再乘船去雅典。

　　他们先在希腊的圣·毛拉上了岸，拜访古老的伊沙卡遗址。邓肯的主要目的是遗址旁边的一座山岩，古希腊杰出的女诗人萨福就是从这儿纵身入海，她蓄满忧伤的诗句至今还在山岩的上空回响：

　　像那甜蜜的苹果，在高高的树梢

　　殷红熟透。仿佛摘果人已将它遗忘

　　忘了?不，是摘不到

　　到现在也还无人摘得了

　　像那开放在荒山野岭的风信子花

　　被撕裂，被伤害

　　复被践踏在牧羊人的脚下

　　直到那紫色花儿被深深踩进泥巴…

　　他们又特意去了梅索朗吉昂。80年前，一位才情卓绝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积极投身于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不幸病逝于此。他的名字人们非常熟悉，拜伦。邓肯站在诗人的骨灰存放地，向那颗“火热的心”表示敬仰。她如此告慰拜伦的亡灵：

　　“你的心供奉在这些烈士们中间。还有什么比死在这个英勇的城市更加感人肺腑呢?正是你们的死，使世界能够再一次懂得希腊的不朽的美。我深信，所有的壮烈牺牲都是会开花结果的。”

　　他们是在一个晚上到达了雅典城。

　　渴慕已久的巴台农神庙眨眼即矗立于晨光之中。这是一种怎样的景致啊，文化与自然的融合，古与今的交汇，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这是一份怎样的心情啊，惊，喜，幸福的泉流迸涌至嗓尖，直想大叫，可谁也发不出声。我们还是来读读邓肯的真切感受：

　　“拂晓，我们满怀崇敬之情，两腿颤抖，战战兢兢地沿着雅典娜神庙攀登。登上高处，已往的我像一件杂色斑驳的外衣从身上脱落，似乎我从来没有生活过，似乎在现在长长的呼吸中，对纯洁之美的初次凝视中，我刚刚降生人间。”

　　获得了盛誉的邓肯，经历过失恋的邓肯，来到希腊寻找光明和梦想。终于，在巴台农神庙的台阶上，在宁静的雅典娜女神面前，希腊的太阳从彭特里库斯山那边升起，照耀着身穿白色“图尼克”的邓肯。

　　邓肯在阳光下宛如一尊白色雕塑。

　　几千年岁月凝聚成壮丽的一瞬，这一瞬，人成了神，拥有宇宙的大美;神变为人，拥有多感的心灵。人神合一，这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也是人类理想的旨归。

　　邓肯决定用在德国演出赚来的钱，建造一座宫殿。圣殿要与巴台农神庙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每天同时看到太阳升起。他们选择了科帕诺斯山冈。这是一块贫瘠无水的山地，尽管看上去与神庙近在咫尺，可实际上相隔了四公里。邓肯只花了一顿饭就将它从五户农民手中巧取过来。

　　安放圣殿奠基石那天，邓肯举行了一个宗教仪式。她请来了希腊祭司，用圣刀割断一只大黑公鸡的喉管，猩红的鲜血洒在基石上……

　　在圣殿的建造过程中，常有一些雅典上流社会的人士来参观访问，他们后面总是尾随着大批平民，加上运输的车队、劳动的号子，一向枯寂的科帕诺斯山沸腾起来。

　　希腊国王也微服来到了工地。邓肯没有理睬他，因为她如今生活在另一些国王的统治之下，这些国王是阿伽门农、墨涅拉俄斯、普里阿摩斯等传说中的人物。

　　邓肯的一家人在雅典团聚。她仿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制定了不可违犯的生活准则：早晨必须和太阳同时起床，用歌舞迎接初升的太阳;而后，一人喝一碗山羊奶作早餐。上午教老百姓唱歌跳舞。中午吃点新鲜蔬菜，不能啖肉。下午沉思默想。晚上进行一些有音乐伴奏的宗教仪式。

　　她还对服装做了严格的规定，禁止现代服装，只能穿戴“图尼克”(长衫)、“克拉米斯”(短斗篷)、“佩普仑”(短裙)等这些古希腊服饰。这样，雷蒙德的齐膝灯笼裤、开领衫，奥古斯丁妻子的金银首饰，全都是堕落的了。为了不弄脏神庙的白色大理石地面，高跟鞋也在被禁之列，改穿平底便鞋。

　　雷蒙德全权负责建房。邓肯和伊丽莎白则选拔了十名全雅典声音最美的男孩，组成了一个合唱队，请来神学院的老师教他们排练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等古希腊悲剧作家的节目。邓肯浸淫于这种直观的悲剧氛围，生命意识里充盈了对至善至美的崇拜。

　　国王乔治捎来了口信。希望邓肯能在王家剧院演出一次。邓肯答应了。可是，邓肯和她的孩子们在舞台上身着图尼克的表演并没有打动那些王公贵胄，他们戴着羊皮手套的鼓掌，就像一群人在一齐皮笑肉不笑，虚伪得令人难受。

　　现代希腊人为什么不能具有古希腊人的情怀呢?文明的链条在哪一个环节发生了断裂，又将在哪一个环节延续呢?

　　此时，银行存款告罄。建筑费用比预算大大超支，邓肯不得不离开希腊，只留下雷蒙德管理工地事务。

　　离开前夕，邓肯一个人走进了狄俄尼索斯庙。她要在这里跳一场告别舞，面对众神，面对光荣和梦想，面对从远古潺潺而来的岁月之流。

第五章 如火如荼

　　第五章 如火如荼

　　1

　　邓肯又来到了德国。她认为德国是一个严肃的国度，她的崭新的舞蹈理论，需要理性的审视。而这里，有《纯粹理性批判》，有《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还有一大群诗人、画家簇拥在她的周围。

　　把舞蹈想象成一种合唱，进而成为一种人所共有的表达方式，愈来愈得到舆论的首肯。每一场演出都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所有的沙龙、酒会和文学艺术中心，都在热火朝天地讨论一个话题：邓肯的舞蹈。报纸专栏，杂志封面，满城的灯光广告，全都写着邓肯的名字。

　　报载，伦敦、巴黎、柏林等大都会，在幕布、服装、舞姿各方面模仿邓肯的赝品，大行其市。

　　邓肯对这些消息付之一笑，她不想去争什么专利、产权，也不想发表什么严正声明。她的一切空闲都在倾听贝多芬和瓦格纳，她决心探访他们音乐的源泉。那天，有一个仪态端庄的女人来到她的寓所，她不是别人，正是瓦格纳夫人——科西玛·瓦格纳。

　　科西玛·瓦格纳向邓肯畅叙了许多瓦格纳的往事，比如，他讨厌芭蕾舞的动作和服装，迷醉于酒神节的歌舞。

　　“他最喜欢看鲜花一般的姑娘跳舞了，你正是他所期待的理想形象。可惜，你来迟了，依莎多拉，他要能看上一眼你的舞蹈，不知会有多高兴呢!”

　　她们一起来到了科西玛·瓦格纳居住的汪弗里德别墅的花园，那里也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墓地。用完午餐后，邓肯尽情地跳了两个小时舞，她看见科西玛·瓦格纳的眼眶里泪水盈盈，在阳光下，仿佛一颗颗晶亮的音符。

　　邓肯的成功，使得她的伴奏乐队变得非常强大，其中有指挥家汉斯·里克特、莫特尔，作曲家汉帕丁克，音乐家海因里希·索德、卡尔·马克等。

　　2

　　邓肯有了些钱，她在拜罗特买了一栋古旧的狩猎别墅，“菲利浦静庐”。伊丽莎白护送母亲去瑞士避暑了，邓肯和她的朋友玛丽·德斯蒂住在那所宽敞的石头房子中。

　　一天半夜，玛丽叫醒邓肯：

　　“依莎多拉，你来瞧瞧，那里，在对面的树下，每晚这个时候总有个男人望着您的窗户。我怕是贼在打坏主意。”

　　那个男人个子矮小，在空旷的夜里仿佛就是一页影子，令人心悸。忽然，月亮破云而出，邓肯马上看清了那副执着而又冷峻的面孔，那是海因里希·索德的脸。这个场景让邓肯想起了弗农，也是如此的夜晚，也是如此的痴情，带给她的，却是一个残梦。

　　然而，邓肯依旧受不了这样的夜晚，依旧受不了这种痴情。她披衣出去，拉着索德的手，一言不发地把他引入别墅。索德像一个梦游人，两眼发直，望得邓肯头晕目眩。她一下倒在了索德的怀里。索德低眉俯首，吻着邓肯的额角。邓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这般的吻，它奇妙得不夹杂任何人间情欲，把邓肯的凡俗之心点化成登峰造极的浩莽。

　　索德对邓肯的爱是无庸置疑的，他有着强烈的情感冲动，却没有丝毫的肉体冲动。他的爱，纯粹是让邓肯在舞蹈中达到肉体和精神愉悦的高潮。他是邓肯的挖掘者，他让蕴藏在邓肯身上的艺术之源汩汩而出;他又是邓肯的超升者，他使邓肯的灵魂光霞万丈，飞入九重云霄。

　　瓦格纳夫人来找邓肯了。她问亲爱的依莎多拉，你能否嫁给西格弗里德·瓦格纳，同他一起继承大师的传统?

　　“夫人，西格弗里德是我的兄弟，我们的结合并不能体现出更多的价值，像现在这样，不是更好吗?”

　　“你难道有男朋友了吗?”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我和许多男性都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包括西格弗里德，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您所说的意思，我一直想在舞蹈上有些作为，没有考虑过那些琐事。”

　　“你是个好孩子，依莎多拉。哦，最近对大师的作品有何体会?”

　　“我发现了大师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同他的天才一样巨大。”

　　“大师会有错误?是不是你的误解呢?”

　　“不，我想了很久。我认为，他宣扬的那种‘音乐剧’完全是不可能的东西。”

　　“这可是大师的毕生追求呀。”

　　“大师的追求很痛苦，因为他必定徒劳无功。戏剧是说出来的言词，它产生于人的头脑;而音乐是激情的抒发，它来自人的心灵，这两者是拢不到一块的。头脑总是在吓唬、欺骗心灵，它们是一对冤家。”

　　“孩子，你千万别对其他人说这些话，尤其是报界。我们要维护大师的尊严。”

　　“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大师也是人。为尊者讳只会污损大师本人。”

　　雨天的下午，邓肯乘了一辆双套敞篷马车赶到了拜罗伊特汽车站，她来接一个人。她写了许多信才把这位老人请来的，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当时，这是一个让人闻之一悚的名字，他的大著《宇宙之谜》由于捍卫和发展了达尔文主义，而受到神学家、唯心主义者们的猛烈攻击。邓肯在伦敦大英博物馆认真读过这本书，对这位偶像摧毁者深怀敬意。

　　海克尔就住在菲利浦静庐。邓肯专门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良辰好景，贤主佳宾，四美并具。在坐的有正在拜罗伊特访问的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德皇的妹妹萨克斯—梅宁公主、柔斯的亨利公主及索德、汉帕丁克等人。

　　席上，邓肯表演了舞蹈。海克尔发表了独具一格的评论。他说，邓肯的舞蹈同一切普遍的自然真理有密切的联系，这正是一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与一元论来自同一个源泉，往同一个方向进化。

　　邓肯心想，他的头脑太科学了，神话魔力和舞蹈激情不能感动他。在他看来，艺术只不过是自然进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3

　　伴随着成功的，总是它的孪生姐妹：非议。

　　有一些人眼里，菲利浦静庐成了“邪恶的殿堂”。那么柔软的沙发床，高质料的垫子，玫瑰色的吊灯，可就是没一把椅子。

　　那个叫冯·巴利的嗓门特高的什么歌唱家，整晚都窝在那里唱啊跳啊，发神经!你说，除了唱啊跳啊，他们总得休息，那休息又坐在哪里呢?没有一把椅子，还不是在床上!

　　那个保加利亚的斐迪南国王，见了邓肯就乐不思蜀，赖在拜罗伊特不回去了，只怕还会申请德国国籍哩。他每次都深更半夜地跑到静庐去，难道真的是极其纯真地讨论艺术吗?讨论艺术偏要半夜去吗?

　　还有，和几个青年军官一起去骑马，穿着长衫和凉鞋，鬈发在风中乱飞，活像一个女妖。有一回，那匹马见自己背上坐了个女人，就胡闹起来，狂奔乱跳，吓得女人尖叫;它跑到一家小酒馆门口又四蹄钉地，再怎么也不肯走了，让那女妖出尽了洋相，哈哈哈……

　　跳舞的时候更不得了，老是穿一件图尼克长衫，透明得就像一面镜子。大家都有一双眼睛，谁瞧不见?这不是，连那个最喜欢她的瓦格纳夫人也看不下去了，派她的女儿把一件衬衫送到了女妖的化妆室，央求她穿在那层薄纱下面。哼，她听得进去吗?人家现在是名贯欧洲的大明星!她威胁说：

　　“要不就按自己的方式跳，要不就不跳。”

　　她读过不少邪书，又会讲，为自己辩护得冠冕堂皇。她大放厥词;

　　“赤裸的人体，当它是为美丽的思想所灌注的时候，是多么圣洁啊。”

　　鬼话!谬论!思想美不美丽关肉体什么事?谁又见过“美丽的思想”?明摆着往自己脸上，不，往自己腿上贴金嘛。

　　邓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她知道，她置身于所谓的传统之中，她置身于所谓的时代之中，她置身于所谓的社会之中。向她挑战的，并非不良用心，而是强大的习惯势力，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抵拒。紧张之余，她平添了战斗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新事物如果遇不到旧势力的阻遏，那就不过是旧的变种，或者，是毫无生命力的新事物，好比温室里培育出来的幼苗。

　　冷静的目光审视着舆论的变化。邓肯觉得，让许多人担心骇怕的舆论，很像汪洋中的一条船，有时左偏一点，有时右偏一点;有时风平浪静，船就停着;有时雨骤风狂，船就晃得厉害。

　　“我要让它来个底朝天!”邓肯笑着自语。

　　与此同时，海因里希·索德正在德国各地巡回讲演，他的主题是：

　　一个美国人给欧洲带来了一种新的美学形式

　　4

　　1905年，依莎多拉·邓肯有了她的第一次俄国之旅。

　　虽然从柏林至圣彼得堡只要两天，但在边境上，邓肯已经强烈地感受到，她进入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冷。白。辽阔无边。——光芒耀眼的雪呵!

　　微弱的灯光。呼啸的风声。童话中的小木屋——贫穷，像一个冻得不能动弹的冰球，压在广袤的土地上。

　　火车一直在风雪中徜徉，晚点了12小时，到达圣彼得堡已是1月6日凌晨四点。零下10℃，这在圣彼得堡不算过分，美国小姐依莎多拉·邓肯可是第一次体验。

　　车站顷刻空无一人。邓肯只好雇了一辆单套马车，向欧罗巴旅馆驶去。经过阿拉里大街，邓肯隐隐看见从远处走来一支黑压压的队伍，一个个衣衫褴褛，面色凄惨。队伍正中是男人们扛着的十几盒棺材……马走得很慢，马车夫不停地在胸口划十字，嘴唇嗫嚅着，仿佛不是人世间的声音。

　　邓肯叫马车夫干脆停下马车，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死者都是昨天在冬宫前面被枪杀的工人。他们去请求沙皇施舍面包，可伟大的沙皇却给了他们一把子弹，而且，颗颗让他们吃进去了。你看，他们都饱了，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他们都受够了，吃饱了，都升到天国去了。”

　　“那为什么要赶在黎明前下葬呢?”

　　“白天，全城人都会看到，就会引起更大的骚乱，死者也将更多。他们自己失去了亲人，不想其他人再作无谓的牺牲。”

　　邓肯浑身发抖，她感到她的整个身体、思想和灵魂，都在变成一串一串的泪珠，滚滚而下。美丽的伏尔加河呵，你承受不了的苦难，让我来为你分担吧。

　　如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我的一生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在那里，面对这个看起来像是无穷无尽的行列，面对这种悲剧，我暗暗发誓，要以自己的全部力量，为人民，为被踩在下层的人服务。啊，我所有个人的爱欲和痛苦，现在看起来是多么渺小无用!甚至我的艺术，如果不能有助于这些人，也将是一无所用之物。

　　邓肯的舞蹈在圣彼得堡的贵族剧场引爆了雷鸣般的掌声。她站在掌声的最高处，蓦然想起那一支送葬的队伍，那马车夫的声音，再看看眼前锦衣玉食的贵族们脸上浮夸的笑容，邓肯木然呆立，久久回不到现实中来。

　　俄国对邓肯的接待是高水平的。前往邓肯下榻处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米哈伊尔大公;著名芭蕾舞演员玛丽亚·克舍辛斯卡娅，她是沙皇的情妇;俄国芭蕾舞的传奇人物佳吉列夫;舞台美术家列夫·巴克斯特和亚历山大·别努阿;舞剧编导大师彼季帕等。其中最不朽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经理，在此之前，他对邓肯及其舞蹈知之甚少。他是跟在一大批作曲家、作家、画家和芭蕾舞演员的后面来看邓肯首演的。

　　他从内心里感到，那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晚上。

　　演出还没有结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跑到台前拼命地鼓掌，掀起了整个剧场的高潮。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位俄国和前苏联最卓越的美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像记者一样地紧紧追踪邓肯的足迹，观赏她的表演，向她询问各种他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

　　“您的舞蹈是谁教的?”

　　“是希腊的歌舞女神，是大自然的森林和山水。舞蹈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但人们没有发现它，反而日益背弃了它。我的舞蹈就是要唤醒人们，告诉人们：全人类，全世界，都必须舞蹈，过去如是，将来也永远如是。”

　　“演出前，除了必要的化妆，您还有别的准备工作吗?”

　　“化妆是次要的。我的舞蹈不是做表面文章 ，而是精神力量的抒发，化妆务必服从于这一点。我从来不做无准备的演出，上台前，我一定要把灵魂安上一台发动机。这台发动机能使我在舞台上，不仅手、眼舒展自如，还能让双目放光，面部、头发，乃至全身都笼罩在一种光环里。”

　　“您怎样看待俄国的芭蕾舞?”

　　“我参观了贵国芭蕾舞皇后芭芙洛娃的训练，她确实有令人惊羡的绝活，但那不是舞蹈，而是杂技。她训练、表演时毫无表情，动作则让人想起钢铁和橡皮，这种脱离心灵的肉体训练是痛苦的。我最失望的是贵国的皇家舞蹈学校，那么小的孩子，一连几个钟头踮着脚跟站立，像接受刑讯的犯人。这种折磨将摧毁孩子们一生的美感。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倘若他们今后又用这一套方法去训练他们的下一代，那就不是关系到个人，而是关系到民族和人类了。所以，皇家舞蹈学校简直是自然和艺术的敌人。”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后来在多种美学论著中，都反复阐述邓肯的舞蹈理论。他由衷地说：

　　“依莎多拉·邓肯，她不仅仅是美丽，绝不仅仅是美丽。她是神!”

　　她是神。

第六章 阵痛

　　第六章 阵痛

　　1

　　回到柏林，在莫斯科皇家舞蹈学校见到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邓肯决意马上创办一所学校。

　　再也不能拖延了!

　　她和姐姐伊丽莎白在格吕内瓦尔德的陶登大街买了一栋新落成的别墅，又订购了40张小床加上布帐。学校就有了。

　　这所学校的确办得有些莽撞，既没有资金筹划，又缺乏管理规章 。邓肯的经纪人也被气得七窍生烟：

　　“我一直在张罗你的环球旅行，这可是一次天赐良机。你在希腊逗留一年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现在又办什么狗屁学校。我告诉你，在伦敦、巴黎那些城市里，有许多人盗窃你的舞蹈杰作，大发其财。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呀，依莎多拉。”

　　这些话不对邓肯的胃口。现在，她的学校高于一切。她的教学让正统的舞蹈学校大摇其头。

　　下午三至五点，体操训练。这是形体美的基础。邓肯开门办学，把孩子们拉到郊野，在河边草地或森林里舒展四肢和筋骨。邓肯一边看着学生的姿势，一边授课：

　　“就像风吹动树枝一样，你的眼睛看到你的内心深处，注意，往内看，那里起风了，在美的阳光下，艺术的和风徐徐吹拂，拂乱你的头发，拂动你的手、脚、腰肢，你随风而动，翩翩起舞。动作要到位，不能中途而止，也不要勉强，顺其自然。风吹到哪里，动作就做到哪里，你的意识、思维完全溶进风里去了。”

　　五至七点的舞蹈练习，尤为有趣。

　　第—课是迈着步子向前慢走，合着简单的节奏。首先极缓，几分钟才准跨出一步。邓肯要求同学们必须慢下来，慢得让别人看不出你是在行走，而你的全部意念却都在行走当中。

　　接着，加快。在复杂的节奏中快速行进。

　　最后，跑与跳夹杂，该跑时跑，该跳时跳，邓肯以此检验孩子们对音乐的感受能力。

　　“你自己就是一个音符，你的跑、跳、行走都有一种节奏，脱离了这个节奏，你的步伐就会乱，你的心理也会跟着乱，舞蹈便无法进行。轻重缓急抑扬，如何达到最微妙的结构上的和谐，使身心合一，乃是你们在训练中要达到的目的。”

　　邓肯的学校照例偏向贫穷的学生。她说，天才被穷困埋没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但事情往往会产生许多负面效应，每一次都得付出代价。邓肯的学校也面临着很大的难题，不仅仅是学费收入不高，而且学校几乎变成了收容所。

　　有一天，邓肯演完日场回来。快到寓所时，马车夫饶有兴味地对她说：

　　“前面住着一个疯子，她在报上登了一则招生广告，学什么舞蹈，优惠得好像慈善性质。缺衣少食的孩子一群群涌来了，好不热闹。”

　　邓肯下了车，付了款，笑着告诉车夫：

　　“那个疯女人就是我。”

　　穷还不怕，最大的问题是病。孩子们的身体状况异常差。法国当时最好的外科医生霍法叹道：

　　“你这儿不像是学校，而是一所儿童医院。这些孩子都患有遗传性感染。你首要的问题不是教他们跳舞，而是不得不耗尽心血让他们活下去。”

　　霍法医术超群，名满欧洲。他的诊费也高得惊人，他从王公贵族、金融巨头那里“攫取”了大量资金，自己创办了一所专门为贫苦儿童开设的医院。现在，他又主动将邓肯的“学校”纳入了他医院的范围。邓肯戏称他是个收拾烂摊子的高手，他的回春妙手让那些孩子们一个个健康成长起来。

　　借了霍法的功德，邓肯也由“疯女人”一跃变成了全知全能的“圣女”。她在柏林家喻户晓，大街小巷都传说，只要把病人抬进邓肯正在演出的剧场，立马痊愈。这样，每次演出，剧场的过道里都挤满了担架，有些重病人呻吟着“依莎多拉·邓肯”的名字，而忙得不亦乐乎的却是霍法。

　　2

　　1905年那天晚上演出前，邓肯预感到，有一个奇遇在等着她。

　　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她的表演更是非同以往的超妙优美，像云中白鹤，如出水芙蓉，天上人间，均是依莎多拉·邓肯施展才华的舞台。

　　一声断喝，把邓肯从沉梦中扰醒：

　　“你太出色了!但你的布景是窃了我的。”

　　这是一个比希腊神话中河神之子纳西索斯更英俊的男子。

　　“您说什么呀?这是我自己的蓝色幕布，我第一次用它时才五岁。”

　　“不，就是我的布景、我的构思。不可能有这么一致，除非你是我一切梦幻的活的化身。”

　　“那……您是谁?”

　　“克雷格。我母亲也是一位像你一样真正的、优秀的女性，她叫埃伦·特里。”

　　“埃伦·特里?!”

　　邓肯的眼前掠过一道强光。这位英国女演员向来是邓肯心目中最完美最理想的女人，她是莎士比亚的旷世知己，将莎剧中的女主角一个个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欧洲具有崇高的声誉。克雷格本人是当时英国最富有创造性的舞台设计家，他的舞台设计以其“象征的诗意”而创立一个崭新的流派，这位“浑身散发着火光和闪电”的中年人最早冲决了旧现实主义的樊篱，成为莱茵哈特、雅克·科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先驱者。

　　邓肯头一遭亲自邀请一个陌生人到家里吃饭。

　　她与克雷格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她的艺术理想。克雷格则以拥抱和亲吻回应着她，他喃喃自语：

　　“你是属于我的布景，我的布景。”

　　爱情的风暴不可避免地登陆。邓肯说，这场风暴让两个孪生的灵魂会合，它们仿佛分开得太久了，一旦会合在一起，就再也不想分开。邓肯连家都不要了，晚上就住在克雷格的工作室里，那里没有床榻，没有桌椅，只得在地板上足足睡了两个星期。邓肯的母亲急得团团转，她找遍了警察局和大使馆，说女儿被一个坏蛋拐跑了。邓肯的经纪人更是不知所措。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家报纸竟然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邓肯小姐患了严重的扁桃腺炎。

　　邓肯和克雷格爱得着实累了，才回到母亲那儿，想找点吃的东西。克雷格受到了一生中最严厉的斥责：“你这个该死的骗子，给我滚出去!”

　　学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校董会由一群贵妇人组成。她们联名写信给邓肯：“鉴于这所学校的领导人对于道德有如此越轨的观念，我们不便再充任该校校董。”

　　这时，所有邓肯身边的人都认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执迷不悟的“爱情狂”。

　　事物的发展总是乖离预想的方向，生活中的悲喜剧大多根源于此。依莎多拉·邓肯在这场爱情冒险中并没有控制住局势。克雷格是个很有趣的人，他常常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喜悦;可是，他一开始工作，就陷入一种冷肃的性格中，而且，这似乎才是他性格的本质的一面。爱情所唤起的女性的温柔看来已经成为克雷格这个工作狂的绊脚石。他越来越多地对着邓肯吼道：

　　“你是一个讨厌鬼，只会干扰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该死的讨厌鬼，你烦不烦?”

　　邓肯谋求事业与爱情共同发展的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挫。她的激情和克雷格的艺术灵感简直成了一对势不两立的天敌。

　　“你可以不干了吗?老在舞台上胡乱挥舞你的手臂，没有用的。你应该贤慧地留在家里，给我削削铅笔。”

　　“胡乱挥舞，你对舞蹈就是这样理解的吗?我留在家里是贤慧，但舞蹈呢?对舞蹈就是一次残忍的背弃。克雷格，你太自私了。”

　　“依莎多拉，女人是不可能成为艺术家的，你要相信这一点。”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我就是艺术家，而你不一定是，如果你抱着这么庸俗的观点。克雷格，我不只是你布景中的一个人物，或者一种装饰;我属于舞蹈，舞蹈就是我的生命。你不能理解它就无法接受我!”

　　母亲因年岁渐大，怕成为子女的拖累回美国去了。邓肯和伊丽莎白姐妹俩把她送到了码头。她们含泪告别。可敬的母亲，将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全部献给了子女，子女有所成就时，她却执意要回去度过自己寂寞的晚年。

　　母亲在甲板上看见小女儿邓肯伏在围栏上呕吐不已。她大声喊道：

　　“依莎多拉，你怀孕了，注意身体……”

　　3

　　邓肯对怀孕溢满了幸福的感觉。她下了一个定义：

　　怀孕——神圣信息在将为人母的躯体里歌唱。

　　克雷格显然对邓肯的怀孕措手不及，他十分烦躁，坐立不安，嘴里叫嚷着：“我的工作，我的工作。”邓肯知道自己将不得不独自走过母难的历程，她悄悄地去了北欧。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邓肯盛情邀请她心仪已久的作家斯特林伯格来观看她的舞蹈。斯特林伯格回信说：

　　“我哪儿也不去，我仇恨人类，他们不是动物就是怪物。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舞蹈吗?或许有，但我不想看，我不能再失望了。”

　　邓肯一直给他在舞台上留了一个位置。

　　但他，一直没有来。

　　斯特林伯格的思想无疑影响了情绪不好的邓肯。她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渴望远离人类，独处。她一口气跑到北海滨上一个叫诺德维克的地方，租了一所在沙丘中的“玛丽亚别墅”。她在这里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迪尔德丽。

　　诺德维克距最近的村庄都有三公里路程，到最近一个城镇足有百里开外。邓肯发作的那天下午，只有一位乡间医生在边上。阵痛持续了两天两夜，依然不见动静。医生耐不住了，他一不做，二不休，拿了一对大夹钳，麻药都不用，就把婴孩强行拽出。

　　“除了被火车辗压以外，恐怕再没有什么能和这种近乎屠宰的痛苦相比了”。

　　孩子的到来使邓肯忍受了一切，也忘记了一切。乳汁源源不断地从自己的胸脯流向孩子的嘴里，邓肯认为这种幸福远远超过了情人的亲吻。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内，我常常把孩子搂在怀里，久久地侧躺着，瞧着她睡。有时看见她的眼睛里露出凝视我的目光，我觉得非常接近于生命的玄妙边缘，生命的奥秘，也许是生命的知识。这个新创造出来的身体中的灵魂，它用显然成熟的目光，永恒的目光，来回答我的注视，而且充满爱恋。也许爱就是一切的答案。用什么言语才能描写这样的快乐呢?我不是作家，根本找不到恰当的言语来描述，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4

　　可爱的迪尔德丽多多少少弥补了一些邓肯与克雷格之间的裂痕。邓肯一边带孩子，一边力撮克雷格和著名舞蹈家埃莉诺拉·杜丝合作。她认为，最富创造性的舞台设计家与最有活力的舞蹈家的联手，一定能给舞蹈事业拓展更加广阔的前景。

　　当然，这不过是一种设想。在克雷格和埃莉诺拉·杜丝的相处中，更多的是争吵与不愉快。虽然邓肯的极力斡旋使局面一度有所改观，但固执的克雷格和孤傲的杜丝还是一拍两散。

　　邓肯心力交瘁，患了神经炎，病得不省人事。杜丝对她非常关切，派了自己的医生来照顾她，邓肯的病情才得以恢复。

　　邓肯在德国的学校步履维艰，资金匮乏。普鲁士的高压统治方式更是容不得新生事物的萌芽。德国皇后去参观雕塑家的工作室时，总要派她的御前侍卫在她驾到前把那些裸体雕像全部用布遮盖起来。那块布遮盖的不仅仅是一尊石头或泥质的裸体塑像，而是清教徒式的极端脆弱与君主专制的极度骄横。

　　1907年1月，邓肯同姐姐伊丽莎白一道去了圣彼得堡，希望奇迹能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发生。她们的全部信心，来自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的帮助，当然敌不过几百年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固有的表现形式。很显然，在这个林海雪原的国度建立一个倡导人体自由动作的学派，为时尚早。

　　1908年夏天，邓肯又去了伦敦。演出的效果倒是相当不错，但办学校，没门。埃伦·特里的造访，亚历山德拉王后的光临，德·格雷夫人的恭维，曼彻斯特公爵夫人的建议，都如过眼云烟，只能留下海市蜃楼式的幻象。

　　钱花光了。

　　邓肯和经纪人签订了一个去美国演出的合同。她必须离开自己心爱的小宝贝迪尔德丽，小家伙快两岁了，金发碧眼，胖乎乎的。这种离别，真让人黯然销魂。

　　邓肯站在远洋巨轮的甲板上，想起九年前，一家人搭乘牲口船在从纽约到欧洲的洋面上漂泊，心中鼓荡如洪。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已经是驰名欧洲的艺术家了。这一切，不是命运的安排，也不是定数的指使，而是漫漫求索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邓肯不由得想起了母亲的那句话：“上帝是大人假扮的。”我也是大人了，我也可以扮作上帝，不，我就是上帝。

　　然而，1908年8月，邓肯不得不在纽约百老汇接受她的舞蹈遭到家乡人民冷落的现实。她一个劲地表演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和格鲁克的《伊菲惹尼亚》，尚未完场，本来少得可怜的观众都陆续退出了演出大厅。他们不认为舞蹈不好，但是觉得没必要为了看舞蹈而耽搁自己的事，比如做生意、打工、赌博等等。

　　对邓肯表示友好祝贺和热情鼓励的，还是一些诗人和画家。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雕塑家乔治·格雷·巴纳德。这位以雕塑亚伯拉罕·林肯而青史留名的杰出艺术家，兴冲冲地跑进邓肯的化妆室：

　　“依莎多拉·邓肯，你是青年美国的象征。你的舞蹈就是美国在舞蹈。美国人不理解只是暂时的，你不要离开。我总有一天要让美国人明白，邓肯的舞蹈就是我们自己的舞蹈。”

　　邓肯被这番奇异的谈话怔住了，她没有被经纪人吓唬，返回欧洲，而真的留在了美国。

　　巴纳德马上付诸行动，他只为邓肯找到一个人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沃尔希·丹罗希。此君系侨居美国的德国作曲家、指挥家，他是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指导和首席指挥。他对邓肯说：

　　“我看过了你的那场演出，主要是效果没出来，问题出在乐队上。那支乐队又小又糟，根本不能与你的舞蹈相提并论。我安排你到大都会歌剧院连续演出，我亲自指挥，怎么样?”

　　“那太棒了!”

　　丹罗希为邓肯的演出，拉起了一支80人的大乐队。场面顿然改观。邓肯在台上跳舞的时候，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跟乐队，跟指挥息息相通，连成一体。乐队恢弘的气势，丹罗希雄壮的指挥，使邓肯的舞蹈犹如一叶张满的风帆，在音乐的海洋里破浪而行。邓肯在舞台上，偶尔望见下面丹罗希俯览总谱时袒露的巨额，感到自己的舞蹈恰如雅典娜的诞生，全副武装地从宙斯的头颅里蹦了出来。

　　1908年11月15日的《太阳报》星期天增刊上，登载了一篇详细描述邓肯表演的长文：

　　“她从腰部以下裹着一幅美妙的带有中国刺绣的纱罗。她那短短的乌黑的头发鬈曲着，蓬蓬松松地编在脖子后面，自然地分开，披拂在两颊旁边，像圣母一般……她的鼻子微微翘起，眼睛是灰蓝色的。许多关于她的新闻报道谈到她的身材高大优美，犹如成功的艺术品，实际上她只有五尺六英寸高，体重125磅。”

　　《艺术》杂志的编辑玛丽·范东·罗伯茨的评论则体现了邓肯的故国对她的舞蹈艺术所能理解的深度：

　　“当依莎多拉·邓肯翩翩起舞的时候，人们的精神仿佛回到了远古时代。那时，人们以形体之美作为自由表现灵魂的手段，运动的韵律和声音的韵律融合为一，人体的动作与风和海洋的运动协调一致，女人手臂的姿势犹如玫瑰花瓣的开放，她的脚踏过草地，好像树叶飘然落地。当宗教的、爱情的、爱国的、牺牲的或者欲望的整个热情，合着古弦琴、竖琴以及羚鼓的节奏表现出来时，当男男女女在他们的炉火旁和神的面前，或者走出家门在森林中，在海边，身上充满了生命的欢乐，以宗教式的狂热跳舞的时候，那必然是：人类灵魂的每一个强烈的、巨大的、美好的冲动，都从精神倾泻出来而化为身体语言，与宇宙的节奏达到完美无瑕的和谐。”

　　5

　　在首都华盛顿演出，又碰到了一些麻烦事。原来，几位慕名而来的政府部长们，夸夸其辞，大谈不是，语调颇为激烈。

　　舆论有反戈的趋势。

　　某天日场，包厢那边突然人头攒动，气氛紧张而又热烈。邓肯忙问发生什么事了。丹罗希兴高采烈地说：

　　“依莎多拉，尽情地跳吧，罗斯福来啦。这可是个机会，就跳给他看。”

　　真的是罗斯福总统，那个圆脑袋在包厢里分外醒目。旁边那些人大约是警察，面部严峻，目光锐利，令人胆寒。罗斯福在每一个节目演完后，总是带头鼓掌，他的话一言九鼎，正本清源：

　　“这些部长们从依莎多拉的舞蹈中能找到哪些害处呢?在我看来，她像是一个在晨曦沐浴的花园里跳着舞、采摘着想象之花的天真无邪的孩子。”

　　这句话为邓肯的巡回演出开辟了道路。所到之处，等待着她的，都是鲜花和掌声。

　　纽约银行邓肯名下的存款额往上猛涨。

　　乔治·格雷·巴纳德正在为邓肯雕塑一个舞蹈石像，题目都取好了：美国在舞蹈。他从邓肯口口声声念着的惠特曼的诗句“我听见美洲在歌唱”中得到了启发。

　　可是，没过多久，巴纳德的妻子病倒了，塑像工作被迫停止。一周后，邓肯即回欧洲去了。“美国在舞蹈”一直是个半成品，但巴纳德还是抓住了邓肯舞蹈的本质，把瞬息的闪电传之久远。

第七章 异端

　　第七章 异端

　　1

　　一场惊吓，让邓肯深切地体会到了孩子与母亲的血肉相连。

　　那天日场演出前夕，迪尔德丽忽然噎住了，顿时呼吸困难，咳嗽不止。邓肯以为是喉头炎，急得双腿发软，站都站不稳。直到一位儿科医生及时赶来，告诉她不过是点小感冒作怪，她的心还悬着，放不下来。

　　演出由此推迟了半个小时。科隆乐队在欢乐剧院里不停地演奏音乐，以安慰耐心等待着的观众。其中，坐在前排的一位，身材修长，隽秀的面庞上挂满了孩子气的笑，金色的头发和胡须给人一种富贵的气息。

　　这个人，邓肯后来一直称呼他“洛亨格林”。这个称呼，有一段罗曼蒂克的背景。

　　前些日子，邓肯的银行存款又告罄。她想，无论我的舞多么轰动，也赚不到一笔可以永久性维持这所尽是穷孩子的学校。40个孩子，20个在德国，20个在巴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邓肯开玩笑地对伊丽莎白说：

　　“我一定要找一个百万富翁，让他把我从经济的困扰中解放出来。不然的话，学校难以为继。”

　　不料，没过几天，真的就有一位百万富翁巴里斯·辛格递过来他的名片。

　　“洛亨格林”是德国古代诗史中，天国帕西发尔王的儿子，乃圣杯的卫护士。他能破各种魔法，常常仗义救人。瓦格纳曾以此为题材创作过同名歌剧。邓肯把来访的美男子看成是她和她的学校的救命稻草，所以，她一激动，就喊出了“洛亨格林”的名字。

　　邓肯没有看错，洛亨格林的确非常慷慨。他为邓肯做的第一件事，是将她学校里的孩子们悉数运到里维埃拉海滨的博利欧别墅，让邓肯在优美、安静的环境中教孩子们跳舞。他则在一旁，饶有兴味地观赏。

　　一天晚上，学生埃里卡患急性喉炎，脸憋得发紫，已经窒息，生命危在旦夕。洛亨格林开车直奔医院，用重金请来了医学权威，进行紧急会诊。

　　邓肯和洛亨格林在门外等着，两人的眼里都蓄满了焦灼的泪水。直至黎明，医生才出来，宣布小埃里卡脱险。邓肯随即全身瘫倒在走廊的长凳上。

　　洛亨格林紧搂着她说：

　　“你真勇敢，亲爱的。哪怕只为了这一个晚上，这一次难忘的经历，我也要永远爱你。”

　　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同时相会，在爱情的舞台上。没有任何装饰，只有人，相爱的人，真实、自然、赤裸的人，攀登欲望的山峰，渡过性灵的河流，穿越精神的森林，最终到达宁静的坡谷。

　　早晨7点，新的一天，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2

　　洛亨格林有一辆白色翼舱的游艇，原名“艾丽西亚夫人号”。他对邓肯说：

　　“现在，我正式将它改名为‘艾丽丝号’。”

　　艾丽丝是希腊神话中为诸神报信的彩虹女神。相遇是一种美丽的信息，相识是一段难得的缘分，相爱则是一份神灵的赐与。上帝与凡人之间，靠什么来沟通呢?靠爱。人类的苦难和幸福，都是上帝施予的爱的甘露。真正懂得爱、理解爱、拥有爱的人，这两种甘露都必须品尝。

　　在游艇上，邓肯就意识到了苦难与幸福是如何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她对眼前这位百万富翁的期盼，远远不止他发自内心的对她个人的爱，而是和她一样，对舞蹈的热爱，对办一所伟大的舞蹈学校的热衷。

　　洛亨格林却不是这样。

　　他爱邓肯，但那是百分之百的男人对女人的爱，真切之中蕴含了霸道。他可以为邓肯付出一切，时间乃至生命，金钱更不在话下，但前提是邓肯得时刻在他的身边，像一只温柔漂亮的小鸟，跳跳舞，念念诗，撒撒娇。所以，当邓肯在游艇上大谈柏拉图，谈卡尔·马克思，谈改造世界时，洛亨格林面色阴郁，一言不发，他似乎对与一名如此狂热的革命者打得火热感到恐慌。

　　邓肯兴会淋漓，她根本不会观颜察色，毫无顾忌地朗诵起惠特曼的诗歌：

　　伙伴哟，当我的头躺在你的膝上的时候，

　　我重述我的自白，我重述我对你和在露天广场上所讲过的一切，

　　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安静，也已使别人心神不宁，

　　我知道我的言词充满了危险，充满死亡的凶器，

　　因为我面对着平静、安全，及一切既定的法则，要推翻它们，

　　大家摒弃我，将比大家接受我使我更加坚决，

　　任何经验、警告和讥笑，大多数，我都不在意，从来不以为意，

　　所谓地狱的威胁，在我看来算不了什么，甚至不值一笑，

　　所谓天国的引诱，在我看来算不了什么，甚至不值一笑，

　　亲爱的伙伴哟!我承认我曾经怂恿你，而现在仍然在怂恿你和我一同前进，

　　虽然我一点也不知道何处是目的地，

　　也不知道我们是否将取得胜利，或者将完全毁灭和失败……

　　“停下，停下。什么乱七八糟的，还不是一伙穷骨头!”

　　“他憧憬着自由美国，你懂吗?”

　　“滚他妈的自由美国，唯恐天下不乱!我可不希望什么‘毁灭和失败’，我在美国有十几家工厂，那是我的命根子。”

　　“你的眼里就只有钱?”

　　“我是那样的人吗?我对钱并不在乎，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叫我‘洛亨格林’。但没有钱也不行的，除非爱情，在这个世界上是无价的，其他都可以用钱买到。”

　　“洛亨格林，你说得对，爱情是无价的，我们不谈那些染上铜臭的东西吧。”

　　沉默。沉默是求同存异的最好方式。

　　须臾，邓肯迷醉于那蔚蓝色翻滚的波涛，她的心亦如那荡漾的碧波，在洛亨格林这艘巨轮的冲击下，不能自已。

　　大海苍茫，云天一色，所有的都不存在了，只剩下了爱情。

　　邓肯依然是邓肯，无论爱情中的邓肯，还是事业上的邓肯，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她遵循自己的情感轨迹，也尊重自己的理智驱使。

　　“我要回去。”

　　“又想你的学校了?”

　　“我的心里时刻装着学校。何况，我对这种生活感到很不安。你看，为了我们两人的享乐，船上动用了50名水手，十几个伙夫，这样太放纵了。”

　　“我给他们钱。他们巴不得你多玩几天。”

　　“但是我不舒服。”

　　不欢而散。洛亨格林赌气还在地中海航行，邓肯上岸旋即又去俄国演出，正好克雷格也在那里。

　　克雷格对邓肯与洛亨格林的关系了如指掌，他怀恨在心。在邓肯作东的一次招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宴会上，克雷格作陪，他要挟邓肯离开洛亨格林，与他在一起，遭到了邓肯的拒绝。他一怒之下，将邓肯的女秘书从椅子上抱起来，带到另一个房间，锁上房门……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吓得面如土色。邓肯则深感伤心和绝望，克雷格，曾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啊!丑恶的心灵怎么会配上一副如此俊俏的外表呢?

　　3

　　邓肯回到巴黎，洛亨格林在车站接她。小别重逢，他们倒不像是相识已久的老友，而像是一见如故的新交。

　　爱情是这个世界上能量最大的发动机，它可以带动一切，也可以毁灭一切。虽然，世俗生活对艺术梦想越来越成为累赘，但邓肯却不想回避。因为，她知道，这也是无从回避的。感情流露是人的本能，是人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邓肯只是讨厌婚姻，在她看来，即便爱情堕落到妓院里，也比婚姻要强，婚姻是一座牢笼。妓院还有性灵的自由，甚至还可以消遣;而婚姻则是人性的枷锁。

　　爱吧，让疲倦的身体在一双强有力的手臂里休憩一会。

　　爱吧，让痛苦的心灵在温柔的抚摸中悄悄入眠。

　　爱吧，让伟大的思想、光辉的梦想在爱情的火花中得到淬砺。

　　秋天的意大利多姿多彩。邓肯独自坐在圣马可大教堂的清香里，凝视着圆屋顶上的彩色浮雕。忽然，她看到一张小男孩的面孔：眼睛蓝得像那天和洛亨格林一起时的地中海，纯粹的清澈的蓝，是招引;一头金发光芒四射，是呼唤;盈盈的微笑，是盼望。

　　邓肯的身体里有一种隐隐的动。

　　她犹疑地去米兰找一位大夫朋友咨询。朋友劝告她：

　　“依莎多拉，你是举世无比的艺术家，生孩子有可能使世界丧失你的艺术，你要想清楚。”

　　一个小时后，邓肯就想得很清楚了。她坚定地说：

　　“不，我相信生活，相信爱情，相信神圣的自然法则。”

　　在随后的赴美演出中，邓肯的每一个动作都回应着波提切利的名画《丰收大地》《怀孕的优美三女神的舞蹈》《怀孕的和风女神》《圣母玛丽亚》……她不断地展示那些画面，她的眼前一片光明，那是新生命的光辉，是人类未来的光辉。

　　邓肯的体态已愈来愈不适宜于演出了。为了休息好，洛亨格林带着她来到了尼罗河。他们租了河上一种名叫“达哈比”的大帆船，逆流而上，向文明的源头驶去，向生命的源头驶去。

　　“在埃及，早晨四点左右太阳就火辣辣地喷薄而出。日出以后，人就不能睡觉了，因为从尼罗河汲水的车开始不停地吱呀吱呀地尖叫。然后就是岸上劳动者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挑水的，耕地的，赶骆驼的，一直忙到太阳落山，这种景象看起来很像一幅活动着的壁画。

　　“水手们划着桨，古铜色的身体一起一伏，达哈比合着他们的歌声缓缓前行。我们懒洋洋地作为旁观者欣赏着这一切。”

　　埃及，给予了依莎多拉·邓肯美妙的平静，也让她感情与感觉的触角深入到了最底层。她从贫瘠中看到了文明之光，从穷困中看到了富丽之花，从劳动中发现了生命之美。

　　埃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梦幻之乡，对于可怜的农民来说，是劳动之乡——不管怎么说，它是我所知道的劳动称得上美好的惟一地方。这里的农民虽然主要以扁豆汤和没有发酵的面包为生，但身体都美丽而柔软，不论他们在田间弯腰劳作，或者从尼罗河取水，都好像青铜雕刻的模特儿，使雕塑家也不禁惊叹不已!

　　5月1日，地中海滨，儿子帕特里克诞生了。迪尔德丽走进妈妈的房间，高兴地说：

　　“啊，多可爱的小男孩。妈妈，您别为他操心，我要天天抱着他，照看他。”

　　当几年后那一次惨重的车祸，夺去了他们姐弟俩的生命时，迪尔德丽僵硬而雪白的小手依然紧紧抱着自己的弟弟帕特里克。这一句话音犹在耳，使邓肯心如刀绞，周身都在淌血。

　　4

　　有钱阶级的生活并不能让邓肯舒坦。洛亨格林的神经质与神经衰弱给了邓肯一个启示——有钱人要找到快乐，就像西西弗斯企图从地狱里把石头滚上山一样办不到。

　　一天，洛亨格林愁容满面地对邓肯说：

　　“依莎多拉，既然人都是要死的，那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邓肯说：

　　“如果一个人不会死，永远活着，那才没意思哩。活的意义就是死给予的，因为人要死，而且不知什么时候就死了，所以你必须抓紧时间做一些有意义、有意思的事情。”

　　洛亨格林突然心血来潮：

　　“我觉得现在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结婚。依莎多拉，我们结婚吧。”

　　“一个艺术家结婚是很愚蠢的。和一个艺术家结婚就更愚蠢了。”

　　“不，要是结了婚，你就用不着四处奔波了。”

　　“那我们干什么呢?”

　　“在伦敦我的家里，或者在乡下我的别墅里，舒舒服服过日子。

　　“那日子怎么过呢?”

　　“散散步，坐游艇，干啥都可以。你试三个月，要不喜欢才怪。”

　　“这种生活，你试了几十年，到头来还不是只叹息生活没有意思吗!资产阶级的颓废，就是根源于钱。腰包里有了钱，心中就没有了目标。”

　　洛亨格林又神经衰弱了，他感到面前这个女人太强大，不可思议的强大。

　　邓肯转身去了美国，她对自己的故乡总怀有一线希望。每次演出前，她都要发表长时间的演讲，呼吁帮助，建立一所真正的舞蹈学校。

　　有记者问她：

　　“据说你在欧洲多次说美国的坏话，是真的吗?”

　　“是的，可你得知道爱之深、恨之切的道理。有一个男人爱着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对他却很冷淡。当初，那个男人每天写一封信表达自己的爱情，把世界上所有动听的词语都用尽了，还是不能打动女人的心。后来，他就每天写一封信辱骂她，把世界上所有难听的丑话都用上了。女的问男的，你怎么给我写那些粗鄙无礼的话，你本不是这样的人。男的说，因为我爱你爱得发疯了。”

　　“有人说，你自己缺钱花就臭骂有钱人。”

　　“我在欧洲过了三年富人生活，它使我确信这种生活是毫无前途的，充满了空虚、无聊、自私。同时也证明了，要获得真正的快乐，只有去创造，尤其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贝多芬、舒伯特都是穷人，没有钱，但他们有有钱人没有的、更值得珍贵的东西，他们有尊严，有思想，有使命，有灵感。他们的灵感不是剥削他人、奴役他人的灵感，而是来自于全人类，对人类的精神和命运的探讨所获得的灵感。他们终生都是德国人民的儿子，但他们属于全人类。你听说过哪个人靠有钱获此殊荣?”

　　“你是一名异端。”

　　“异端?真好，你说得太准确了，我正是一名异端，就让我做异端吧!”

　　5

　　1912年，依莎多拉·邓肯在巴黎遇见了意大利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加布里埃尔·邓南遮。此君后来在墨索里尼政府中任职，充当军国主义的吹鼓手。他的创作看上去走的是唯美的路子，实则傲慢、自大，渲染色情，可取之处不多。其人身材矮小，容光焕发，被誉为爱情“战场”上的拿破仑。可见，邓南遮最拿手的绝活既不是从政，也不是从文，而是猎取女人的芳心。

　　邓南遮追求女人很有技巧。他不急不躁，确定目标之后，他会时刻出现在目标周围，尤其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他通过自己的不凡谈吐与文学素养将目标带出尘世，让一种虚幻的神妙灵光环绕着她，恍惚在天堂中漫步。当女人投入他的怀抱后，他就马上将你推到现实世界，因为他的天性使他不可能在一个女人身边停留太久，哪怕像埃莉诺拉·杜丝那样姿质卓异的女人。

　　从邓南遮晤见邓肯的那天起，他就把邓肯定为下一个目标了。他每天早晨准时给邓肯寄去一首诗，并配上一朵小花。但邓肯对邓南遮抱有很深的成见——他抛弃了杜丝。

　　一次集会，邓南遮走到邓肯面前悄声说：

　　“我半夜到你那里去。”

　　邓肯忙乎了一整天，在工作室里摆满了白花，点燃了白蜡烛。临到半夜，估计邓南遮要来了，他是极准时的。身着白衫白鞋系着白色披巾的邓肯便合着肖邦《葬礼进行曲》的节拍，缓缓起舞，活像一个白色的幽灵。

　　邓南遮一边哼着歌，一边走进门。邓肯以一个白色的旋转立马就到了他的跟前，她双眉一扬，两目一瞪，盯着邓南遮一动也不动。邓南遮发出一声凄厉的吼叫，狂奔了出去。

　　他再也没有来过。但每天早晨的赠诗和小花依然准时降临在邓肯的掌心。整整两年，从未有过间断和闪失。

　　1914年5月，凡尔赛，特里安龙饭店。邓肯和邓南遮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又在同一张餐桌上相聚。

　　吃完晚饭，邓南遮诚恳地邀请邓肯去森林里散步。邓肯答应了。她喜欢散步，对邓南遮的恶意也大为减少。两年来，邓南遮送的诗和花足可举办一个很大规模的展览了。一个男人在爱情上投入这么大的才智和耐心，他一定会攻无不克的。

　　林深云近。

　　邓南遮感喟地说：

　　“依莎多拉，只有与你单独在大自然中徜徉，才觉得爽心惬意。任何别的女人都只会把景色败坏无遗。唯有你，构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你就是这些蓊郁的树林，你就是那些飘逸的白云，你就是天空和大地的精灵，你就是主宰大自然的女神呵!”

　　“你对多少女人讲过这些话?”

　　“依莎多拉，我是追求过无数的女人，但我从不对任何女人重复和别的女人说过的话，我对每一个女人的感受都不同。我都是真的，依莎多拉。”

　　“我值得你那样花功夫吗?”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不认为自己是在花什么功夫，我只是尊重自己的感情。我的心对我说，你爱上了依莎多拉，邓南遮，你无法摆脱她的影子。我不想做违心的事情，不管你答不答应，追求总是我的权利。”

　　邓肯欲成为第一个能抵御邓南遮的女人，这个计划就这样在邓南遮的持久战中失败了。

　　邓肯视邓南遮为天下奇人。邓南遮一身诗人气质，说话天上地下，从不打草稿，却是妙语连珠。他告诉邓肯：

　　“爱情是不会毁灭艺术的，艺术家不能没有爱情。当你审美的时候，你的心灵一定能撞出火花，那火花就是爱。没有爱情的艺术家是不可能不朽的。我一观赏你的舞蹈，就和听贝多芬的《命运》，看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一样，爱的激流涌遍周身，那时，我渴望拥抱你，让你的舞蹈在我心灵的舞台上不停地表演。”

第八章 子殇

　　第八章 子殇

　　1

　　1913年1月，依莎多拉·邓肯以坚强的意志，摆脱了感情漩涡的纠缠，毅然和音乐家亨纳·斯基恩一道赴俄国巡回演出。

　　黎明，他们到达了基辅。

　　邓肯睡意惺松，朦朦胧胧中非常清楚地瞧见马路两边整整齐齐地摆着棺材，那么小小的棺材，肯定是用于儿童的。邓肯惊恐地抓住斯基恩的手臂，叫道：

　　“哇，都是孩子——孩子们全死了!”

　　“依莎多拉，你怎么了，那儿什么都没有呵。”“没有?难道你看不见吗?”

　　“真的没有，除了雪。大雪堆在马路两旁，和孩子有什么关系?”

　　“雪?”

　　“不要怕，依莎多拉，可能是雪光引起的幻觉。人一太劳累，就往往这样，过会儿就好了，但你得注意休息。”

　　晚上的演出，邓肯执意要斯基恩弹奏肖邦的《葬礼进行曲》。

　　“还是不要跳这种曲子吧，依莎多拉，我求求你。”

　　“我一定要跳。白天那个不祥之兆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要让上帝知道，我接受了他的喻示。我要用舞步走向悲哀，走向苦难，以救赎现实中可能出现的一切不妙。”

　　邓肯双臂一举，舞蹈开始了。——首先向上帝致意。

　　掉臂，两手下垂。胸向前高挺。膝微屈。收腹。——表达对上帝的虔敬之心，以及逆来顺受的驯良。

　　躯体歪斜。迟缓。踉跄。怀抱着死去的婴孩，走，走，走。灵魂飞升，光明挤进死亡的门缝。

　　手指绕成白色的花朵，佩戴在命运的襟前……

　　舞毕。全场阒然无声。

　　斯基恩上来恳求道：

　　“千万不要让我再弹这支曲子了。我体验到了死亡的滋味，我闻到了丧礼之花的芬香，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棺材……”

　　4月，他们回到巴黎。邓肯在特罗卡德剧场再一次表演《葬礼进行曲》。她恨不得把天底下所有的悲哀、苦痛、不幸，都在一场舞蹈中渲泻得一干二净，只剩下月朗天清，只剩下风和日明，成为孩子们的乐园，永享天真和欢乐。

　　邓肯急不可待地赶到纳伊。孩子们都好，健康活泼。迪尔德丽已经会自编自舞了，她一边舞一边唱着：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我飞得这么高这么高

　　飞到云彩里飞上九霄

　　白胡子爷爷吓了一跳

　　……

　　帕特里克也能扭摆自己的小蛮腰了。有意思的是，他每次都不让妈妈教他，他的理由一本正经：“帕特里克要跳他自个儿的舞蹈。”

　　邓肯感到，她和她的孩子们之间，不仅仅是母与子的骨肉关系，同时还有一重超越世俗、超越亲情的更密切更本质的关系，那就是艺术上的水乳交融，血脉相承。邓肯对斯基恩说：“我最好的学生就是这两个孩子。”

　　2

　　邓肯的心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晚上睡觉，不能关灯，巨大的黑暗与棺材同一颜色。而昏暗的灯光下，闭着眼睛就能看见床对面十字架上活动着一个人影，缁衣黑发，用凄怨的目光望着她，好像在诉说什么。

　　邓肯把这些情况报告了雷纳·巴德医生。他说：

　　“你的神经过于紧张，必须到乡下疗养一段时间。否则，你会垮下去的。”

　　“去哪儿好呢?”

　　“凡尔赛吧，那里空气清新，交通方便，很适合你的。”休养果然大见起色。邓肯闲不住，她适当地安排了一些演出，还制订了一个读书计划，一有空，她就翻上几页。她的床头搁着巴比·多瑞维利的著作，这一天，她正翻着这一页：

　　美丽的人儿，养育出像你一样美丽的孩子。只要谁说到奥林匹亚山，你就发笑。

　　为了惩罚你，神灵的利箭穿透了你那可爱孩子的头，而你赤裸的胸膛无法庇护他们……

　　当只剩下你的胸膛可以射穿的时候，你就贪婪地把胸膛转向发出打击的地方……你等待!然而，徒劳，高尚而不幸的妇女!神灵的弓弦已经松开，他是在捉弄你。

　　你一生都在这样等待，在镇静的绝望中，在阴郁克制的绝望中等待。你从未发出人类胸膛惯于发出的悲号。你已木然痴呆，于是，人们就说，你已变成石头，这样来表达你的心灵不屈不挠，坚若磐石……

　　突然，电话铃响了，是洛亨格林。自从埃及分手后，有四个月未通音讯了。他要邓肯带着孩子进城去，“我想看看他们。”

　　英国保姆有些担心：“夫人，今天会下雨，最好别带孩子出去。”

　　邓肯的心情被即将与洛亨格林重逢的喜悦的潮水淹没了。

　　一家人团聚，天伦之乐，将烦恼和迷幻驱赶得无影无踪。他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进餐，兴奋地谈着艺术与人事。

　　洛亨格林神秘兮兮地说：

　　“去埃及前，我在市中心买了一大块土地，你猜是作什么用的?”

　　“盖别墅吧?”

　　“不，我打算给你的学校盖一座剧场，名字都取好了——依莎多拉剧场。我想，那将是你发挥天才艺术的最佳场所。”

　　“我看，还是叫帕特里克剧院。帕特里克将是伟大的作曲家，他为未来的音乐创作舞蹈。”

　　吃完饭，邓肯见时间还早，她想排练一会节目再走。保姆说：“我还是先带孩子回去，怕下雨。”

　　“那好，我也会很快回来的。”

　　迪尔德丽把她的小嘴贴着汽车玻璃，望着妈妈。邓肯俯身去吻她，嘴唇碰到了冰冷的玻璃上。

　　邓肯一进排练室，觉得身体有些疲倦。她躺在沙发上，吃着糖，一边回味刚才与洛亨格林的相见，设想帕特里克剧院的富丽辉煌。想着想着，一个人跌跌撞撞冲了进来，双膝一软，倒在了她面前。

　　洛亨格林昏了过去，和着白沫，口里吐出几个词：

　　“孩子们……都死啦!”

　　3

　　孩子们都死啦!

　　很简单，司机驶离正道，将车开进了路边的河中。司机、保姆、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一同冲过了生命线。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感知的一切，瞬间化成一道白光，消失在忘川。

　　四周的人无不涕泗横流。只有一个人没有哭，反而显得精神焕发，清瘦的脸庞上见不到忧愁的痕迹。她扶着洛亨格林的肩膀，平和地说：

　　“洛亨格林，你知道吗?那两个冷冰冰的小蜡像不是我们的孩子，那只是他们脱下来的外衣。他们的灵魂将在天堂的光辉中永生。他们本来就是天使啊!”

　　“洛亨格林，不要哭。流泪是无法表达的，我就哭不出来。我想跳舞了，灯光，音乐，舞姿。我想在和谐、瑰丽的光和美中向孩子们告别。我的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

　　邓肯没有哭，引起了人们的惊奇，但人们丝毫也不会怀疑她的悲痛。邓肯连丧服都不肯穿，则让人有些非议。她还在灵柩旁堆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几乎遮盖了整个棺木。

　　“找个地方埋了吧。”雷蒙德说。

　　“不，送去火化。我不能让孩子的躯壳埋在地里给蛆虫吃掉。在烈火中，他们的灵魂才能升向天堂。”

　　在场的许多人都反对这一点，但他们拗不过邓肯。因为，她是孩子的母亲，她是具有坚强意志的超人，她是反抗流俗的斗士。

　　邓肯在自传中写道：

　　“要在一天内改变丑陋的天性，创造一种美，是多么困难啊!如果按照我的意愿，那就得取消那些不祥的戴黑帽的人、灵车，和那些无用的丑恶的送葬仪式，那样只会把死亡弄成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而不是使人的精神境界得到提高。拜伦在海边柴堆上火化雪莱遗体的举动是多么了不起!在我们这个所谓文明的世界上，唯一的替代只有火葬这种不太美丽的办法。”

　　人去楼空。

　　邓肯呆呆地坐在工作室，她在考虑如何了结此生，快点赶到天堂去照顾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最好的方式，是投海。海，多么醉人的蓝呵，像帕特里克的眼神。这时，学校的一伙小姑娘跑了过来，围住邓肯：

　　“依莎多拉，为了我们，活下去吧。我们不都是您的孩子吗?”

　　伊丽莎白决定带邓肯出去走走，闷在家里她非寻短路不可。

　　在米兰，邓肯独自去了圣马可教堂，独自坐在清凉的地板上，凝视着圆屋顶上的彩色浮雕。四年前，她就是这样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的面孔，关于帕特里克的预示。可今天，什么也看不到，眼前晕乎乎的一片。

　　接着，邓肯又和雷蒙德的妻子佩内洛普经阿尔巴尼亚，到达君士坦丁堡。在这座希腊式城邦的一间阴暗的街坊里，她们碰见了一个奇特的老妇人。她蹲在一口发出浓酽怪味的大锅旁边，告诉客人，她是亚美尼亚人，当年土耳其人进行最后一次大屠杀，她在这间房子里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最小的还不满一岁，都惨遭杀戮，成为刀下冤魂。从那时起，她突然心目洞开，能预知未来。

　　邓肯颇为好奇，她问老妇人：“请您算算我的未来，好吗?”

　　老妇人把头伸向锅里，冒出的青烟裹住了它。邓肯和佩内洛普都看不见老妇人的头部，却清晰地听到了她的声音：

　　“我向你致敬，太阳神的女儿。你是派到人间来给人们以巨大快乐的，在这种快乐之中将创立一种宗教。经过到处游历之后，你将在全世界修建许多神庙。这些庙宇都是供奉美神和快乐之神的。呵，我真幸运能遇见你，你是太阳神的女儿。”

　　佩内洛普忙问：“那我的未来又怎样呢?”

　　老妇人如法炮制。说：

　　“你不要想得太远，你的近况堪忧，你爱的两个人都病得很厉害。你马上回去吧。”

　　她们赶回旅馆，门房就递上一份电报。佩内洛普展开一看，电报上写着：

　　“梅纳尔卡斯(佩内洛普之子—作者注)病重。雷蒙德病危。速归。”

　　4

　　孩子死了，洛亨格林走了。邓肯累累若丧家之犬，在哪里都停不下来。地是伤心地，天是奈何天。天地之网，谁能突然逃脱?

　　在巴黎纳伊的工作室里，邓肯请来了好友亨纳·斯基恩。斯基恩熟悉的琴声挑起了依莎多拉·邓肯的万千思绪，哀愁如决堤之水，顿时，泪花化作倾盆雨。

　　邓肯哭了。

　　孩子死后，这是她第一次哭。她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这场哭泣之中，好比一只小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不停地摇晃……

　　邓肯跑出了屋子。她的泪水使悬诸中天的太阳黯然失色。

　　邓肯开着汽车，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向前飞驰。她恨不得把一切都碾碎在车轮底下。她要和时间赛跑，探问未知领域里的种种不测。

　　汽车越过阿尔卑斯山，驶入意大利。在维亚雷礁，一场暴雨劈头盖脑而下，游人四散逃窜，只有邓肯开着车在水道上狂奔。

　　忽然，邓肯发现前面有一个人在悠缓地走着，视风雨如无物。她一袭白衫，长发飘扬，其高视阔步的轩昂气宇，宛若天人。

　　车子停在了她的身旁。邓肯一眼就认出来了——埃莉诺拉·杜丝。

　　邓肯跳下车，紧紧拥抱着杜丝，泪水汇着雨水，哭声和着风声。良久，杜丝轻轻地说：

　　“我都知道了，依莎多拉。走，上车去，给我谈谈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吧。我喜欢听他们的故事。”

　　与杜丝的相逢，使邓肯意识到，她此前之所以不能和别人共处，是因为他们都在演戏。他们总是很善意地劝她忘掉过去，这怎么可能呢?这种安慰多么苍白，多么滑稽。杜丝从来不说“你不要悲伤”，而是和邓肯一起悲伤，她想象着迪尔德丽的舞蹈天赋，她吻着帕特里克的照片，泪流满面。两个人共同承担的悲伤，无形之中就将悲伤削减了一半。除了杜丝，亨纳·斯基恩勉强可以做到这一点，他的绝招是不说话，用琴声倾诉自己对命运的理解。

　　杜丝，这位热爱诗人雪莱的艺术家，常常在暴风雨中闲庭信步。她认为，雷电是雪莱的魂魄，她永远追随着他。当闪电划破天际，掠过深暗的波涛时，她指着大海对邓肯说：

　　“你瞧，那是雪莱闪亮一生的余辉。他就在那儿，漫步在波峰浪尖之上。”

　　邓肯失子的世俗之苦，在这场暴风雨中，渐渐消融于杜丝先知般的指引里，仿佛《神曲》中贝雅特丽斯对但丁的指引。

　　雨停风住。邓肯豁然醒悟：真正的天堂，不是遗忘，而是永铭;不是脱离苦海，而是承担苦难。

　　杜丝望着海湾彼岸的高山，她平和的语言里哲理无边：

　　“你看那克罗采山两侧峻峭峻峨的削壁悬崖，它们在郁郁葱葱的吉拉登山坡之旁，对比阳光下的万紫千红，显得何等的阴森可怖!但是，只要你再往黑暗突兀的克罗采山顶望望，你就会发现无数白色大理石在闪闪发光，期待着雕塑家去把它们变成不朽的作品。吉拉登山产生的仅仅是人世间需要的餍足之物，满足那些庸俗旅行者的贪婪与虚荣;而克罗采山峰却鼓舞着人的梦幻。艺术家的生活即是如此，黑暗、忧愁的悲剧虽在其中，然而，它给予人的是雪白的、萌发人灵感的大理石。”

　　邓肯在杜丝的别墅附近租了一栋小白屋，她们时刻在一起，谈心，散步。一天傍晚，邓肯打电话找来斯基恩弹琴。她舒展腰肢，跳起了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依莎多拉·邓肯，她终于又投进了艺术的怀抱。

　　杜丝走上去，拥着她，谆谆地说：

　　“依莎多拉，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呀!生命是多么短促，我们没有时间再这么无聊地等下去。摆脱忧伤和无聊吧。”

　　但邓肯毕竟是曾经沧海，在杜丝面前她已基本恢复常态，一旦离开杜丝，尤其是独处的时候，她就不由自主地回到痛苦和绝望的煎熬之中，寂寞的声响让她心凉胆跳，喧嚣的孤独使她彻夜难宁。

　　5

　　阴暗的秋日。下午。沙滩。

　　依莎多拉·邓肯拖着长长的影子。

　　奇怪，别人都没有影子。太阳躲在云里。

　　邓肯的影子那么长，那么长。她惊慌地望着。

　　影子好像还在不断地长……

　　须臾，影子里面长出两个小影子，手拉着手。

　　“迪尔德丽!帕特里克!迪尔德丽!帕特里克——”

　　邓肯一边追，一边喊。但她怎么也赶不上，因为，她赶不上她的影子。

　　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一边跑，一边笑。蓦地，消失在浪花之中。

　　邓肯不顾一切地向前扑去。

　　不知过了多久，邓肯恍惚从噩梦中醒来。一只温暖的大手覆盖在她的额头上。他像一尊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凝重，有力。

　　“我可以帮助您吗?看得出您受了很大的惊吓。”

　　多么好听的声音，来自天堂，来自奥林匹斯山顶的神殿。“那好。请您救救我，挽救我濒于崩溃的理智。我的命不要紧，请您……给我一个孩子吧。”

　　竟然就有了月光。

　　月色如水，倾泻在大理石般的山坡上。两个陌生的身体，在痛苦和爱的磨砺下，显得那么亲切，融洽。这种交流，宛如两条溪水的汇合，肉欲只是沉入水底的卵石。他们感觉到的，是清澈可鉴的河面、潺潺溪水音乐般的流动和一往无前的精神力量。

　　邓肯不断地呻吟着：“孩子呵，给我一个孩子吧。”

　　年轻人将邓肯搀扶了回去，黯然而别。也许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一夜的女人是邓肯，他只是将这一夜当作一回普通的艳遇，这都没有关系。现在，如果他坦然忘记了这个奇特的女人，如果这一夜未曾在他的心里烙上印痕而让他铭刻终生，那他，一定是一个俗物。

　　洛亨格林的一封长电打动了依莎多拉·邓肯尘封已久的心，也唤醒了她内心深处对艺术的渴望。

　　我1908年与你初次相识，是想来帮助你的，然而，我们的爱情造成了悲剧。但是，让我们按照你的意愿建立你的学校吧，让我们在这个悲哀的世界上为别人创造美吧。

　　翌日，邓肯即启程来到了巴黎。洛亨格林买下了贝尔维大旅馆，将它交给邓肯。倘若在这里办成一所学校，至少可以容纳一千名儿童。邓肯在市中心举行了一次严格的选拔考试，初选出50名预备生，再加上原来舞蹈学校的学生，规模不算小了。

　　正巧，罗丹就住在学校对面默东的小山上。他来得很勤，一来就坐在练功房，给孩子们画速写。他有时兴致很高，跟着学生们一起跳舞，动作滑稽得令人捧腹。孩子们当然不懂得罗丹的意义，他们只是喜欢这个怪老头。哪一天他不来，学校就像少了一点什么，乏味多了。罗丹则感慨系之：

　　“要是我以前有这么好的模特，那就妙极了。这些按照自然和谐规律成长起来的模特儿，不仅仅是美丽，而且展示了运动中的生命。他们是表现生活的生动活泼的最佳形式。”

　　罗丹带动了一大批画家手揣速写本来到贝尔维。拿邓肯的话说，就是通过舞蹈学校在画家和模特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理想的关系，模特儿不再是那种干巴巴地坐在画家工作室里的小傻瓜了。

　　1914年，邓肯心中酝酿着一个宏大的计划。她要用一千名学生来表演第九交响乐，以庆祝贝多芬诞辰一百周年。她每天增加了几小时排练时间，怀有身孕，使她累得大部分时间只有靠在长沙发上，用手臂做动作教课。

　　然而，到了7月，一股浓厚的乌云沉甸甸地压在欧洲的上空，一种可怕的郁闷笼罩了巴黎城。

　　邓肯觉得肚里孩子的活动比较微弱，不像前面两个那样有劲，她的心里十分不安，为了不出意外，她只好把学生放了假，自己想静养一段日子。每当站在学校的高台上眺望全城，她总感到有一种慑人的危险正飞快向巴黎进逼。

　　一天清早，凶讯传来，曾热忱支持过邓肯的奥国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身亡。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8月1日，分娩前初次阵痛。奥古斯丁、伊丽莎白、朋友玛丽、学生艾尔玛都应召前来。最重要的是医生，可惜好友博松大夫入伍去了，接替他的是一位陌生的大夫。

　　经过一番艰苦奋斗，邓肯终于听到了婴儿的哭声。护士把一个男婴送到她的怀里，伊丽莎白说：

　　“恭贺，你又快乐了。”

　　邓肯的眼里泪水盈盈，生命的那一点点汁液都化成了这一汪咸涩的水。她轻轻地逗弄着婴儿：

　　“你是谁呀?是迪尔德丽，还是帕特里克。你又回到我的身边来了，我的小宝贝。”

　　小东西紧盯着妈妈，似乎是笑了一下，突然憋住呼吸，好一会，才嘘出一口长长的气，裹着一丝不祥的声音。

　　邓肯大骇，赶忙喊来护士。护士一看，迅即将婴儿抱了出去。

　　……

　　一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一个世纪过去了……无限漫长的等待……

　　奥古斯丁进来了：

　　“苦命的依莎多拉，孩子，死啦。你一定要挺住。”

　　“为什么才来告诉我?”

　　“抢救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放弃。”

　　邓肯的眼前，立即幻化出一片汹涌的大海，波涛席卷，浊浪排空。她看见了死神的面孔，美丽而冰冷，嘴里叼着的正是她的孩子。

　　“把孩子还给我!”

　　“依莎多拉，你错了。这孩子你注定只能看上一眼，他属于天国。”分明是死神在说话，可她又没有开口，因为她一开口，孩子就会掉下来。

　　“那你把我也带走吧。”

　　“不行，人间还需要你。你的苦难和幸福都还没有完，完成了你的使命，我就会来找你的。”

　　邓肯昏迷了两天两晚，滴水未进，第三天才悠悠醒来。她望着亨纳·斯基恩，低沉地说：

　　“谢谢你来见我最后一面，我一定要去照顾我的三个孩子，哪怕是下地狱。”

　　斯基恩情绪激动地说：

　　“依莎多拉，命运是对你太不公平，你的痛苦山高海深。我们都能理解你，希望能够帮你分担。所以，在你昏迷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陪着你，两天两夜，谁也没合上一眼。可是，你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形吗?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战争这个恶魔正在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伤兵、死尸从前线源源不断地运回来。你想想，相比之下，你个人的这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你是一个非凡的人，命运折磨你，就是因为它看准了你是非凡的。和命运抗争吧，依莎多拉。”

　　6

　　邓肯挣扎着爬起来。

　　她把贝尔维开辟成伤兵医院，学校被迫暂时解散。所有的床上，都躺着缺胳膊少腿的士兵、军官，有的已经奄奄一息。邓肯的耳边响起了萧伯纳的警世之言：

　　“只要人类不断折磨和屠杀动物，吃它们的肉，我们就不可避免战争。”

　　这句话深刻地印在邓肯的脑海里。以后，她给任何学生都只吃蔬菜和水果。杀生者必自杀，可怕的自相残杀呵!

　　秋风瑟瑟。战争的萧条使邓肯的身体无法复原，病情反而加剧。她连到海边散步的力气都没有了。她想，正好到伤兵医院看看。奇怪的是，那位留着黑胡子的矮个子医生一看见她就转身欲逃。邓肯大声叫住他：

　　“大夫，为什么您不愿给我诊治一下呢?我都快走不动了。”

　　他的脸上露出歉意。他说，我明天去您的府上。

　　第二天一早，大夫冒雨前来。邓肯正在生炉子，她觉得这位安德烈大夫浑身是个“谜”。虽然还猜不出谜底，但“谜面”却是如此温存、敦厚，令人放心。

　　邓肯一口气向他倾诉了孩子的事，堵在胸口的悲哀之情郁闷之气喷泻而出。安德烈大夫走过来，不可置疑地将邓肯抱在怀里，抚摸着她：

　　“依莎多拉，你知道我为什么昨天不给你看病吗?因为，你没有病。不，是你的身体没有病，但你的心病了，病得很重。我今天就是来给你诊治心病的。我告诉你，惟一能治好你的良药就是，爱。爱将激发你体内的巨大能量，从而振作起你的精神。”

　　安德烈大夫每天都来。在炽热的拥抱和轻柔的爱抚中，邓肯的身体日益恢复元气。可是，安德烈大夫却一天比一天愁闷，他黯淡的眸子里越来越凸现出那个不可知的谜。

　　邓肯问他：

　　“安德烈，你有事情瞒着我。我早就感觉到了，我们之间有一种特别的联系，你一定要告诉我!”

　　安德烈后退几步，眼睛依然注视着邓肯，诚惶诚恐：

　　“依莎多拉，你记不得我了。但我怎能忘记那一切呢!你睡觉时，跟你的婴儿一模一样。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挽救他，从我的嘴里一口气一口气地把我的生命，通过他可怜的小嘴送给他……那是怎样的一小时呵!我觉得不是婴儿，而是我自己，死去了。”

　　邓肯掩面跑了出去，跑得远远的，沿着海涛，沿着从生到死的线路，她恨不得一下就跑到终点。

　　可半途上被安德烈拦住了。

　　“依莎多拉，你不应该干人的蠢事，你是神。你担负着引导人类通往神明之途的重任。上帝是不会让你死的。”

　　“但他为什么要夺走我的孩子呢?”

　　“也许，是为了现在和未来的普天下的孩子吧。”

第九章 红色邓肯

　　第九章 红色邓肯

　　1

　　欧洲的战乱，使奥古斯丁和伊丽莎白都回到了纽约。他们把学校也带过去了，不断拍来电报，要邓肯去主持工作。

　　安德烈也劝邓肯回去：“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吧，那里是你的故乡，能够疗救你心灵的创伤。”

　　邓肯踏上了归途。

　　看到邓肯萧索的病颜，连纽约都吓了一跳：

　　这就是当初走出去的那个活蹦乱跳的小姑娘吗?

　　这就是几年前回来过的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艺术家吗?

　　看到不可一世的纽约，邓肯的心情更加愤怒。在这里，只有夸张的叫卖声和转着小眼睛的幕后交易，没有谁关心战争，没有谁过问流血和死亡。她对伊丽莎白说：

　　“我要演出，要用舞蹈号召美国青年起来保卫时代的最高文明。巴黎正在铁蹄之下呵!”

　　大都会歌剧院。依莎多拉·邓肯裹上红色围巾，跳起了《马赛曲》。她英姿飒爽，豪气勃发。英雄的力量通过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注入美国人的心间。结束动作模仿著名雕塑家吕德塑造的法国凯旋门上的不朽形象，单臂高举，指向天空;肩膀倾斜，俯向大地。赤裸的半边身子，直到腰部，都统一在一个舞姿之中，泛着大理石般的洁白光华。

　　战争在美国的唯一迹象就是物价飞涨，学校很快难以维持。邓肯照例去找百万富翁们化缘，但她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一个腔调、一种表情：

　　“你干嘛要表演希腊悲剧呢，跳爵士舞不好吗?”

　　一气之下，邓肯决定带着学生返回欧洲。可是，直到轮船起航前三小时，她还没有弄到钱买票。

　　一位着装素雅的青年女子走进了邓肯工作室：

　　“听说你们今天要动身去欧洲，是吗?”

　　“我们做了一切准备，除了买票的钱。”

　　“需要多少?”

　　“大约2000美元。”

　　青年女子马上打开钱包，抽出两张1000块的钞票放在桌上：“能在这点小事上帮助你们，我太高兴啦。”

　　“谢谢。美国还有你这样有同情心的富人，我也太高兴啦。”

　　“你弄错了，我并不是富人一族。说实话，为了这笔钱，我昨天把全部股票和债券都卖掉了。你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

　　“抱歉，能否告诉我你的名字。”

　　“露丝。”

　　露丝将邓肯一行送到了码头。邓肯教孩子们列队站在甲板上，每个孩子的袖子里藏着一面法国国旗。待汽笛长鸣，轮船离岸，他们一齐挥动旗子，高唱《马赛曲》。浩浩太平洋为之一震。

　　2

　　战争还在继续。邓肯不得不以五分利息向高利贷借钱支付学校的昂贵费用。

　　1916年，邓肯接受了赴南美演出的合同。但由于南美之行引起了阿根廷、巴西的学生和艺术家的异常狂热，邓肯成为不受当地政府欢迎的人。

　　在阿根廷庆祝自由的节日里，邓肯将阿根廷国旗披在身上，用舞蹈尽情地展示殖民地奴隶的痛苦和推翻暴力、获得自由的欢乐。舞蹈在一遍又一遍的“依莎多拉万岁”的呼喊声中结束。那一夜，邓肯兴高采烈，可结果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上流社会公开抵制邓肯的演唱会。

　　演出以失败告终，又是亏本生意。

　　邓肯一点也不后悔，她赢得了公众，这一直就是她的理想。

　　但她毕竟是想来赚点钱维持学校的。没有钱，她只好回到纽约。在那里，她意外地与洛亨格林会合。

　　洛亨格林得知学校的窘况，马上电汇了一笔巨款去援助学校。然而，太晚了，这笔钱已无处可为，所有的学生都被他们的父母领回去了。

　　学校曲终人散，邓肯的情绪又跌入了低谷。纽约的寒冬不失时机地降临，昔日强健的邓肯如今近乎蒲柳之质，弱不禁风。

　　疾病使身体和心灵变得格外敏感，邓肯每一个晚上都梦见自己的孩子，迪尔德丽、帕特里克，还有那个只眨了一下蓝眼睛的小精灵，她和他们快乐地嬉戏、玩耍、跳舞，然后，经历一场场撕肝裂肺牵肠挂肚刻骨铭心的离别。

　　夜夜如斯。

　　碧海青天，枯霜寒径，地老天荒，依莎多拉·邓肯是多么地不堪!

　　她在自传中写道：

　　人遭受极大痛苦的时候，最可怕的不在开始，那时不幸突然袭来，使人顿时达到异常昂奋状态，结果反倒失去感觉了。最可怕的是到了后来，过了很久以后，当人们说“啊，她已经挺过来了”，或者“她现在很好，她已经度过了难关”的时候，仿佛是在欢乐的宴会上，忽然感到悲哀，像一只冰冷的手一把揪住你的心，或者是一只火烫的爪子叉住了你的咽喉——冰与火，地狱和希望，压倒了一切——你高举香槟酒，就得拼命麻木你的痛苦，湮没在遗忘之中——不管可能还是不可能。

　　3

　　1917年10月，俄国爆发革命的消息传到了纽约，它宛如一剂强心针，振作了依莎多拉·邓肯。

　　“一想到受苦受难的人们，一想到那么多为人类解放事业献身的人们，我的心在燃烧，热血在沸腾。”

　　邓肯又浑身充溢了艺术的活力，她在大都会歌剧院登台表演，主题是：世界对自由、复兴和文明的希望。

　　每场演出的最后，邓肯必跳《马赛曲》，红色纱巾在强劲激昂的旋律中飘荡。她的表演引起了许多人的响应，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安，最不安的一个人是洛亨格林。

　　洛亨格林一连几天都在包厢里观看邓肯的舞蹈，他警告她，这样下去，一个优雅的天才舞蹈家将变成危险分子，使他和他的百万财产一起归于毁灭。

　　洛亨格林买了一串极其精美、昂贵的钻石项链送给邓肯，企图藉此圈住她那颗不羁的心。可是，洛亨格林的努力没有得到邓肯的回报。终于有一天，那耀眼的红色图尼克刺激了洛亨格林，他忿怒地撒手而去，也不管邓肯欠了旅馆一大笔账。邓肯不得不卖掉了自己的貂皮大衣和洛亨格林送给她的一颗祖母绿宝石。

　　邓肯去了一趟旧金山。她要见见母亲，她们已经好多年没见面了。母亲形容枯槁，已远非19年前开始闯荡欧洲时充满想象和活力。她们一起到克里弗饭店吃饭，母亲一言不发，吃也吃得很少。这一切都说明，她老了。

　　人总得老，总得死。邓肯想，她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凉，泪水差点夺眶而出。

　　邓肯取道纽约，乘船再往欧洲。船票是一个朋友赞助的。

　　欧洲还处在战争之中。每天大炮轰隆不止，每天都有不幸的消息传来。自相残杀正在消耗着人类的元气，几千年文明孕育的精、气、神，以及文学的韵致、音乐的旋律、舞蹈的曼妙、雕塑的凝重，都在浓浓的硝烟中被一点点蚕食。

　　此刻的邓肯，既无法登台演出，又穷愁潦倒，一钱不名。

　　自杀，像一个美仑美奂的梦，在向她招手。

　　但她每次陷入绝望之中时，总有一种东西把她使劲地往回拉。邓肯拗不过它，就常常坐在窗前或门口，期待着飞来一枚炸弹，结束她的困苦。

　　真的就有一枚炸弹落在了邓肯的头上!

　　那是一枚爱情的炸弹。

　　4

　　沃尔特·拉梅尔，这位形貌酷似李斯特的青年钢琴家，被依莎多拉誉为“大天使”。他的演奏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狂放之气，这种狂放之气使邓肯的舞蹈重新活跃起来。她又开始召集自己的学生，意欲再展宏图。

　　战争总算是结束了。邓肯和沃尔特·拉梅尔一起去看胜利阅兵式，他们在凯旋门向那些风尘仆仆的士兵们致敬。

　　回到邦浦路邓肯新的工作室。邓肯亢奋的身体一直平静不下来，她在拉梅尔近乎狂野的伴奏下舞蹈，乐曲声来自李斯特的《荒野的祈祷》。恍惚中，邓肯又看到了战争狰狞的面孔，又听到了隆隆的大炮声和垂危战士的微弱呻吟。一种神秘的力量支配着她，一定要远离战争!

　　她奋力举起双臂，灵魂从体内向上升起，犹如“圣杯”的银色光辉飘拂腾跃，冲入云霄。邓肯和她的舞姿，拉梅尔和他的演奏，是那样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独立于个人与艺术门类之外的，灵性的或者是神性的统一体。音乐与舞蹈飞入无限广袤的空间，从天外传来呼应的回声。

　　邓肯连自己都没有料到，最后一个舞姿竟然是扑进了沃尔特·拉梅尔的怀抱，而拉梅尔似乎早就张开臂膀在迎候着她。

　　“拉梅尔，我们不要战争，不要战争!”

　　“是的，依莎多拉，一切都过去了。现在不是很和平吗?在和平的年代，让我们享受艺术，享受快乐。”

　　那天晚上，他们互相通过各自的血肉之躯，摸索、接触对方的内心，他们达到了一种奇妙而可怕的境界。

　　不久，邓肯和拉梅尔同赴伦敦演出。万人空巷，观众如潮。呵，战争，你凶残狠毒的魔掌又怎能摧折艺术的奇葩!

　　一天晚上，邓肯在伦敦交响乐团的伴奏下，跳起了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进行曲》。舞曲刚停，一位精明能干、具有典型斯拉夫民族相貌的中年男子就跑到了威尔士王子剧院的后台，向邓肯致贺：

　　“依莎多拉，您的舞蹈可以和清风明月相媲美。”

　　“谢谢。您是俄国人?”

　　“不，我是苏联人。我叫列昂尼德·克拉辛，正带着苏维埃的商务代表团在伦敦访问。”

　　“苏联，对，苏联同志!克拉辛!”

　　说完，两人都拊掌大笑。

　　“我能去你们苏联办一所学校吗?”

　　“我们求之不得。”

　　“真的?”

　　“我可以马上与您草签一个合同。”

　　“您真具有商人的务实态度。”

　　“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求贤若渴。”

　　“合同是资产价级的合作方式，不能在‘同志’间沿袭。我们抛弃它吧。”

　　“那好，我将把您的意愿不折不扣地带回我们国家。我想全苏联人民都会张开双臂迎接您的。请您等候我的回音。”

　　“我等着。”

　　5

　　邓肯与沃尔特·拉梅尔的爱情结局同样给了邓肯当头一棒。

　　她的“大天使”比她小许多，他能够与邓肯产生灵性的沟通，却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和邓肯同频共振。就在邓肯深情地对拉梅尔说“我一直期待着，希望有那么一次恋爱能有圆满的结局，而且是最后一次——就像大团圆的电影一样”，年轻的拉梅尔却将目光倾注在她的学生群中，他轻而易举地俘虏了其中一个。

　　邓肯的妒火从来没有如此旺盛过，她一看到他们眉目传情，就气得全身发抖，就变得怒不可遏。她感觉自己像中了毒，疯狂的毒素，绝望的毒素，紧紧攫住了她的神经。

　　苏联的电报还没有来。

　　她只好带领学生去了那一块净土——希腊。她渴望那里的古典氛围与清新空气能帮助自己熄灭妒焰。但邓肯的痛苦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原先准备建在科帕诺斯山上的房子也成了一片废墟，夕阳和羊群出没其间，浓重的苍凉与寂寞，像一只巨鹰，啄食着依莎多拉·邓肯的心。

　　她不知不觉地又来到了伊沙卡的帕提农山岩，2000多年前，萨福纵身一跳的身姿该是何等的优美呵。邓肯久久地伫立岩头，只要瞬间的意念，她就可以跳下去。

　　她意外地对着大海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退下山岩。

　　她不是缺乏勇敢。这一场变故正好说明了邓肯的勇敢，在邓肯的灵魂深处，死神是斗不过艺术之神的!

　　邓肯离开了希腊。这是1920年，依莎多拉·邓肯最后的一次希腊之行。

　　她已经42岁了。

　　6

　　邓肯的嫉妒也惹恼了那位学生，她不辞而别，并发誓再也不见邓肯。

　　邓肯在邦浦路的工作室里，独自地回忆曾经幸福的情景。她对“幸福”有了更为清醒又更为模糊的理解。她简直分不清幸福与苦难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它们是孪生姐妹吗?不，它们其实是“一个人”，穿着不同的衣服。

　　这时，她最好的学生艾尔玛来到她的身边，悉心照顾她的生活起居。艾尔玛眼睛大，面庞圆，颇像迪尔德丽。

　　邓肯问她：

　　“你愿意做我的女儿么?”

　　艾尔玛答道：

　　“我从来就把您当母亲待的。我七岁那年，亲生母亲死于瘟疫，您将我招进学校，我才免受街头流浪之苦，您是我的再生之母。”

　　“那你就做我的养女吧。啊，我的迪尔德丽都这么大了。”

　　1921年春天，邓肯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苏联政府的电报：

　　“只有苏联政府能了解您。欢迎速来，愿提供1000名儿童为您建立学校。”

　　电报是苏联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拍来的。

　　邓肯先是木然，继而是惊讶，马上就变成了欣喜。她环视空空如也的工作室，没有“大天使”，没有希望，没有爱情，没有艺术，仿佛囚徒一般。不行，我要冲出这个牢笼，到新的天地里去闯荡。她回电：

　　“欣悉来电。愿教育贵国儿童，唯一条件为一工作室及工作经费。”

　　卢那察尔斯基再次拍来电报，上面只有“同意”两个字。

　　邓肯把将去苏联的事告诉了艾尔玛。艾尔玛不安地说：

　　“您这是冒天大的风险呢。报纸上经常报道那边杀人放火的事，看了都心寒胆跳，您不要去了。”

　　“我主意已定。你不愿意就留在这里吧，这间房子给你住。”

　　“我是铁定了要跟着您的，谁要我是您的养女哩。您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况且，报上的东西也不能信那样多。”

　　“不愧是我的好女儿。”

　　“您这次的行程一定会吓欧洲一大跳。”

　　邓肯迅即打点行装，至于衣服，她只拿了一件红色的法兰绒短外套。

　　取道伦敦时，她去算命。算命的说：

　　“您决心要作一次长途旅行，会有许多新奇的经历，也会遇到不少麻烦。您还会结婚。”

　　邓肯哈哈大笑：

　　“我可是个顽固的反结婚主义者。我不会结婚的。”“那好，等着瞧吧。”

　　虽然邓肯也不知道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但她隐隐地感到，这一次行程将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因而在通往莫斯科的途中，她觉得行走的不是自己的躯体，而是灵魂在向另一个境界迈进。

　　我们来读读《邓肯自传》的结尾，就足以感受到这位女艺术家当时的心情：

　　当轮船向北方行驶的时候，回头眺望我丢下的资产阶级欧洲的旧制度、旧习俗，不禁感到轻蔑和怜悯。从今以后，我就要在同志们中间，作为一个同志，实现我为人类的这一代人工作的宏伟计划了。那么，再见吧，你那使我办不成学校的旧世界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残酷无情!

　　当轮船最后到达目的地时，我的心高兴得快蹦出来了。这一次我的欢欣是为了美丽的新世界，是给予这个同志们的新世界。释迦牟尼头脑中曾经孕育的梦想，基督语训曾经传播的梦想，曾为历代艺术家最终向往的梦想，列宁以他巨大的魔力变为现实的梦想，都在这里了。我现在正在进入这个梦想，我的工作与生活将成为它的辉煌灿烂前景的一个组成部分。

　　旧世界，别了!让我们欢呼新世界的来临!

第十章 叶赛宁

　　第十章 叶赛宁

　　1

　　艾尔玛·邓肯(自从依莎多拉收她做养女之后，她就自称艾尔玛·邓肯了)没有说错。当1921年7月21日，依莎多拉·邓肯登上“巴尔坦尼克”号航轮的甲板时，人们的一致看法是——她疯了!

　　新闻界的反响虽然各执己见，但都对邓肯的出走感到匪夷所思。

　　《泰晤士报》的专栏评论员格兰特就发出了疑问：“依莎多拉·邓肯完全可以在俄国之外的欧洲任何地方，获得她所想获得的一切。她正当盛年，轻易抛开自己事业的顶峰而去苏俄执教，显然是一种女人的天真与幻想。”

　　《巴黎邮报》说：“依莎多拉·邓肯从一位艺术家演变成一名激进分子是合乎逻辑的，但贸贸然跑到那边去，除了她的神经出了毛病外，应该没有别的解释。”

　　慕尼黑一家小报的揣测则显得别有用心：“依莎多拉·邓肯出走苏俄的动机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她冒着自己被侮辱的危险，也许是因为她无法遏制自己艺术的滑坡吧。”

　　瑞士《苏黎士报》以其一贯的中立态度，言辞恳切：“无论怎么说，邓肯都是一位令人信服的伟大的舞蹈家，这个美国人给欧洲带来了动感，而不是动荡;带来了旋律，而不是硝烟;带来了节奏，而不是混乱。但欧洲却留不住她!邓肯的离开给欧洲敲响了警钟——高傲的巴黎人、伦敦人，你们自以为优秀的审美感觉哪里去了?”

　　邓肯这一回领教了舆论的导向作用。临行前，艾尔玛好不容易劝服了她的两位好友、也是邓肯学生的特里萨和莉萨一同前往，以壮行色。不料，她们在即将启航的一刹那突然反悔。邓肯冷静地放她们回去了，这不是去旅行，更不是去做客。她又想起了那位柴可夫斯基小姐。

　　几天前，一些朋友为她设宴饯行。宴会间，闯进来一批俄国侨民，其中就有这位柴可夫斯基小姐，俏丽的容貌掩饰不住憔悴和失落。她是前沙皇政府农业部长的女儿。她径直走到依莎多拉·邓肯的面前，先是俯下身，而后干脆跪倒在沙发旁，恳求她放弃去俄国的打算。邓肯听到的是声泪俱下的控诉：

　　“看看他们干的好事吧。由于缺乏粮食，那些布尔什维克人正在宰杀儿童，把他们的肢体挂在肉铺上出售。”

　　其他人随声附和，一片神鸦社鼓。

　　邓肯顿时变得脸色煞白，她的表情让人看不出，她是信了，还是不信。但是，她严肃地回答了柴可夫斯基小姐：

　　“噢，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更必须去那里。”

　　“你会后悔的，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又冷又饿的时候。”发话者阴郁傲慢，原来是前俄国驻法大使、大腹便便的马克拉科夫先生。

　　“我们会用舞蹈把饥饿和寒冷忘得一干二净。”

　　邓肯耸了耸肩，她脸上一瞬间开放出来的璀璨笑容，艳丽无比。相形之下，矮壮的马克拉科夫先生像一只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甲壳虫。

　　2

　　7月19日，邓肯一行抵达雷瓦尔，依莎多拉·邓肯，艾尔玛·邓肯，还有一位自愿跟着邓肯做佣人的法国姑娘让娜。

　　午夜，她们转乘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在二等车厢中，她们3人，再加一位腼腆的小伙子。他不认识邓肯，邓肯也不认识他。

　　慢慢熟络起来，才知道年轻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名机要员。当邓肯说她是邓肯时，他还是毫无反应。邓肯问他喜不喜欢舞蹈。小伙子搓着手不好意思地说：

　　“很抱歉，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我是穷人家的孩子，后来一直在战场上，我根本没有去过剧院。”

　　“革命成功以后，也不去吗?”

　　“百废待兴，全国人民都忙于建设，哪有那样的闲心?”

　　“你的观念是错误的。舞蹈和建设是不矛盾的，任何时代都不能没有艺术。舞蹈能使人上进，激发人们的热情。”

　　“哦，哦，我真的惭愧，我不懂。”

　　“那没关系，你那一行，你的党和你的国家，我都还不懂。我们都需要给对方时间，是吗?”

　　小伙子真诚地笑了。

　　“许多人说你们是刽子手，你怎么看?”

　　“不错。当敌人侵犯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冲入敌阵的时候，我们子弹和利刃很少虚发。”

　　“你还挺幽默的，我想不到。”

　　“幽默?邓肯女士……”

　　“请叫我邓肯同志。”

　　“邓肯同志，你知道这个幽默的代价吗?它是用十几万劳动人民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火车到达苏联国界。

　　红军士兵威风凛凛地站在新生共和国殷红的旗帜下，宛如一尊壮丽的雕塑，向全世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漠视的尊严。邓肯舞蹈长期以来正是追求这一境界，难怪，她激动得就在狭窄的车厢过道里舞蹈起来。

　　7月24日凌晨4点。莫斯科到了。

　　走下火车。站台上没有鲜花，没有笑语，只有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匆匆闪过。克拉辛那句“全苏联人民都会张开手臂来迎接”的承诺，一下变得渺茫了。幸而外交部一位职员开了一辆敞篷车来接这位年轻机要员，邓肯三人才算是搭上了便车。

　　共和国的开头显然是太艰难了，连邓肯这样一位“贵宾”的接待工作竟然做得如此糟糕，实在令人大惑不解。卢那察尔斯基的解释是：

　　“我们等了她3天，可她突然在晚上到达。”

　　这个解释是很别扭的，因为晚点的是火车，不是邓肯。真实原因是，一贯忠于职守的卢那察尔斯基同志那天恰巧去乡下度假了。可见，他的内心里并不相信邓肯真的会抛弃欧洲繁华舒适的大都市生活，来到新生的、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的苏联。邓肯到达的消息一传到这位人民教育委员耳中，他就感到十分内疚，他立即安排邓肯三人住进格尔采尔公寓。

　　第一个来拜访的客人当然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正在谋求将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搬上舞台。邓肯劝他放弃这种努力，她一贯对歌剧不感兴趣，认为“音乐剧是胡闹”，说、唱、跳三者是不能混合的……两人很友好地争论起来，他们的手始终握在一起，没有分开过。

　　三天后，邓肯收到了一封请柬，苏联政府将为她设宴洗尘。邓肯兴致盎然，她身着鲜艳的红色上装，系红色发带，穿红色便鞋，出现在会上，理直气壮地宣布：

　　“我是红色的!”

　　她直率地对某些与会者提出了批评：“我本来以为今天在这里能看到新的衣饰装束，可是，你们打扮得跟出席外事谈判的外交家一样，只差燕尾服和大礼帽了。你们能把沙皇从王宫里扔出去，为什么还要保持他宫院的陈规陋习?把这些低矮宽大的细眼安乐椅和弱不禁风的包金椅子丢到窗外去吧!”

　　邓肯觉得她所看到的一切，与她理想中的差之甚远。她的心里有些黯然。但卢那察尔斯基的致词还是让她多云转晴起来：

　　“邓肯被誉为‘动作的皇后’，但在她的全部动作中，她所采取的最近一个行动——不畏长途跋涉，不管担惊受怕，来到了苏维埃的红色俄国，这是最美丽、最高尚的行动，理应受到人们的高度赞美。”

　　欧洲舆论界对邓肯在苏联的活动大肆渲染。他们阴阳怪气地称呼她为“共产党员邓肯”“红色邓肯”;他们恶意诋毁说：“一个人老珠黄的芭蕾舞女演员，廉价卖给了布尔什维克。”

　　艾尔玛和让娜气得哇哇直叫。邓肯笑着说：

　　“不要气，你越气他们越高兴。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低级趣味，他们是无可救药的。”

　　3

　　一天，邓肯带着艾尔玛和卢那察尔斯基为她配备的秘书伊利奇·什尼切尔，一道去莫斯科河边散步。在麻雀山下的一片绿荫里，一个身穿军大衣、戴着将军领章的中等个子迎面走来。

　　他瘦削的面庞，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一种名叫“坚强”的气息;而笔挺的亚麻色的胡须充满了成熟男性和成功革命者的魅力。

　　什尼切尔介绍道：波德沃依斯基，“十月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主席，攻占冬宫的指挥者，现任体育教育人民委员，正带领一支运动员队伍从事体育场的建造。

　　邓肯一听，连忙伸出手去：

　　“我向您表示敬意。自从基督教以来，布尔什维克从事的乃是拯救人类的最伟大的事业。”

　　“谢谢你对我们事业的支持。邓肯同志，我早听说过你了，欢迎你，欢迎你。”

　　“我来这里想办一所学校，您能帮助我吗?”

　　“责无旁贷。不过，我担心你的学校会削弱孩子们刚强的性格。”

　　“也许您只看过俄国的芭蕾舞，所以会有这样的误解。我将教给他们伟大的、富于英雄气概的动作，不仅女孩子会舞蹈，男孩子也会像索福克勒斯那样在百万大军面前潇洒起舞，为他们开创新的业绩鼓舞斗志。”

　　“你该不会让我的孩子们全都变成舞蹈家吧?”

　　“过早确定一个孩子未来的职业是不对头的，因为他们还不可能进行选择。舞蹈的目的并不是培养舞蹈家，而是解放孩子们的身体和性灵，使他们的身心朝气蓬勃、美丽大方、和谐一致，这将是他们一切事业的基础。”

　　“那我就放心啦。”

　　波德沃依斯基带着邓肯几位爬过山埂，指着绿色斜坡顶端的那幢楼房说：

　　“那儿，将是你们的学校。”

　　忽然，一群年幼的孩子从树林里跑了过来，他们的赤脚正好向一撮碎玻璃奔去。邓肯举起手想把他们叫住，却被波德沃依斯基阻止：

　　“未来的革命战士必须学会勇敢，不怕任何险恶与困苦。”

　　下山了。波德沃依斯基拉着邓肯的手说：

　　“请跟我来。”

　　他引导着走上了一条小路，越往前走，越来越陡。邓肯感到整个人都在向下俯冲，双脚滑倒了几次，树枝也划破了她的衣服。她有点害怕了，但她没有说。她调动着自己身上的能量来和这条小路作斗争。

　　到了河边，邓肯已是筋疲力尽，困顿不堪。波德沃依斯基却是一脸微笑，他的声音仿佛是在发布神谕，凝练，大气，平和：

　　“亲爱的依莎多拉，我带你走这条崎岖不平、险峻陡峭的小路下山，这是一种象征。我想使你了解，如果你愿意留在苏俄，那你必须准备走这样一条狭窄、险峻的小路。这里，富丽堂皇的大剧院和管弦乐队是不真实的，豪华列车和奢侈旅馆是不真实的，甚至连热情洋溢的观众和热烈的掌声都是不真实的。如果你想有所作为，那么到群众中去，冬天在小谷仓中，夏天在原野上舞蹈，使人民懂得你的舞蹈语言，使孩子们增长知识和才干。还有，即使做了这些，也不要企望接受别人的感谢。”

　　邓肯满怀热情地投身于新学校的组织工作。在政府的关怀下，她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巴拉绍娃别墅。但是，1000个儿童和一个大剧场依然只是空想。从目前的设备来看，只能办一所容纳40名儿童的寄宿学校，学生年龄在4—10岁之间，特别强调优先录取工人子弟。

　　波德沃依斯基的魄力与气势给邓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认为这样的人物全世界都应该知道。她饶有兴趣地重操儿时的旧业，写了一篇文章投给一家很有影响的英文报纸。文章迅速登了出来，令邓肯喜出望外的是，她得到了一张支付稿酬的支票。这可是她第一次靠写作赚钱呵!这张支票她保存了很久，直到食物越来越紧张时，她无奈地将它换成钱币，给学校的孩子们买了苹果。

　　邓肯如是描写她满怀敬意的这位人物：

　　作为一个人，波德沃依斯基同志站在这座巨大的、倾圮的宫殿的高高的阳台上，鲜艳的红旗在他头顶的蓝天里自由地迎风招展。他怀着无限的爱，以洞察一切的目光俯视和检阅他的军队，他们不是凡人的肉眼所能见到，只能出现在天神的梦境里。

　　看他带着这种对新世界充满伟大梦想的目光站在那里，我转过身去对同伴们说：“这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是共产党人的精英，波德沃依斯基同志，他是像上帝一样的人。”

　　4

　　莫斯科画家格奥尔基·雅库洛夫的工作室里，正在举行文艺界朋友的聚会。雅库洛夫是26名巴库委员纪念碑的设计者，一位光芒四射的俄罗斯诗界新星为此专门写了一首《二十六人叙事诗》献给他，这位年轻诗人就是我们下面即将提到的谢尔盖·叶赛宁。

　　雅库洛夫还是卓有成就的戏剧艺术家，常常担任莫斯科大剧院的主角。这次聚会，他特别邀请了初来乍到的依莎多拉·邓肯。

　　邓肯独自坐在靠里边墙角的沙发上，双手撑额，好像是在思考着什么，等待着什么。湛蓝的眸子里，深含几许苍凉的意味。

　　忽然，一个小伙子破门而入，直闯进来，一边高喊着：

　　“邓肯是谁?邓肯在哪?我要见邓肯!”

　　邓肯猛地抬头，四只眼睛就胶着在一块了，再也不能分开。

　　“你是谁?”邓肯轻声问道。

　　“谢尔盖·叶赛宁。”

　　叶赛宁痴痴地望着邓肯，望着邓肯那双痴痴的眼睛。他不自觉地跪伏在沙发旁。

　　“我的小冒失鬼。”邓肯纤细的五指插进了叶赛宁蓬松的金发里，

　　“我的小天使，我的……”

　　凌晨四点，叶赛宁与邓肯双双出门，坐上了同一辆马车。

　　在巴尔绍娃别墅，依莎多拉·邓肯倾听着叶赛宁朗诵自己的诗歌。她似懂非懂地恍惚置身于一种音乐的氛围里，叶赛宁抑扬顿挫的声调激发了她舞蹈的热情。

　　她站起来，伴着那平平仄仄的诗行，用舞蹈表现自己对叶赛宁作品的理解。她越来越觉得身上的衣物妨碍了自己的发挥，她渴望用自己的躯体表达自由的精神。她一件件扔掉那些衣衫，贴身的红色图尼克都被弃置一边，像一堆燃烧的火。而邓肯，已然是一个熔炉，她把密西西比河的幽丽与伏尔加河的粗犷冶炼成一种奔放的舞蹈。她升到了半空，在云海中欢腾飞舞……

　　将邓肯从云海中拉下来的是诗人叶赛宁。他像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匍匐在依莎多拉·邓肯的身体上，从那典型的俄式大鼻孔里喷吐出来的气息，带有浓郁的白桦林的芳香和大平原的泥土味，粗鲁而迷人。

　　第二天上午10点，这一对恋人才松了一口气。依莎多拉·邓肯坐在梳妆台前，意犹未尽，她用唇膏在镜子上写道：“叶赛宁是小流氓，不，叶赛宁是小天使。”或许，在邓肯此刻的潜意识里，她已经感受到了叶赛宁“天使”的一面，“魔鬼”的另一面。

　　叶赛宁的好友马连果夫以及意象派的那群诗人们，都成了巴尔绍娃别墅的座上客。邓肯对一下子能和这么多俄罗斯诗人交朋友，感到非常高兴，她愉快地与他们一起朗诵诗，舞蹈，喝酒，通宵达旦。但不久，她发现这些人中，除了叶赛宁的天才可与惠特曼一比，其余人则是疯劲有余，诗味不足。她劝叶赛宁不要和马连果夫们过从太密，引起了叶赛宁的不满。有一次，意象派诗人们又在巴尔绍娃别墅聚会，邓肯正兴致勃勃地要给来宾跳舞，被叶赛宁鲁蛮拒绝。他说：

　　“你的舞跳得很糟，我能跳得比你更好。”

　　说着，就疯子一般地在房子里绕着圈子，发出怪叫，他那些狂放不羁的诗人朋友们大声喝彩。邓肯的心里一阵绞痛，这倒不全是为了叶赛宁的疯狂，而是她的眼前意外地幻化出帕特里克惨白的面孔，她挂着泪花，默默地退了出去。

　　意象派诗人们虽然知道邓肯试图疏远叶赛宁和他们的关系，但他们都对邓肯有着良好的印象。马连果夫就在文章中写道，邓肯是一位优雅、美丽的女士，全身都是艺术，举手投足，一个微笑，都显示出艺术的魅力和文化的涵养。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优秀的女人，的确优秀，她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让你感到是自然的，是艺术的，是深思熟虑的。总之，她就是真理，她就是美。”

　　马连果夫他们并不欣赏邓肯和叶赛宁的恋情，这一方面由于邓肯力图拉远叶赛宁与意象派同仁的距离，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他们对诗人叶赛宁太了解了，发生在叶赛宁身上的所谓爱情，注定只是一种形似“泡沫”的玩意儿。意象派诗人瓦季姆·谢尔史列维奇说：

　　“叶赛宁爱过极少的几个女人，甚至连她们也没有真正爱过，因为爱一个活人可能使他失去对诗歌的爱……他不过以征服女人来安慰自己。”

　　诗人留里克·伊甫涅夫的措词十分严明：

　　“我的确很清楚，谢辽沙(叶赛宁的昵称——作者注)从来没有爱过任何女人。他从来不会长期跟女人纠缠，她们很快就使他感到厌倦。他一生中从来没有一种‘了不起的爱情’。他从来没有以一种纯粹的人类之爱去爱过任何人。这就是他悲剧的根源，或许这也是他的伟大所在……所有认识叶赛宁的都明白，他的确未曾真正爱过一个女人。”

　　马连果夫说得直截了当：

　　“叶赛宁没有卷入跟依莎多拉·邓肯的爱情漩涡之中，而是爱上了她的名望，她的世界范围的声望。”

　　综合看来，还是评论家伊万·罗扎诺夫教授的解释更能准确地为叶赛宁定位：

　　“我认为，有三种爱感动着他，激励着他：爱出名，爱诗歌，爱祖国。为了这三种爱的缘故，他甘愿牺牲他的一切，既可牺牲他对女人的感情，也可牺牲对友谊的专一，还可牺牲一切别的国家和民族。”

　　叶赛宁确实如此，他之于诗歌，就像邓肯对舞蹈的执着追求一样。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小农意识与诗歌崇拜使他锐意进取而人情寡淡，他以农民式的温良谦恭巧妙地遮掩住自己名满天下的勃勃野心，而非凡的天才又往往助其成功，因而在通向诗歌巅峰的道路上，众星捧月几乎使叶赛宁一蹴而就。马连果夫说，叶赛宁是一个善于利用人们弱点的能手，有博得别人喜欢的各种窍门，“他有很大的魅力。人们通常以爱来报答爱。叶赛宁没有爱过一个人，可是人人爱叶赛宁。”

　　既然叶赛宁和邓肯对文学艺术有同样执着的追求，为什么邓肯的热情与叶赛宁的寡淡、邓肯的宽容与叶赛宁的刻薄隔如云泥呢?我个人以为，这和他们的“人之初”有着很大的关系。邓肯幼年所经历的贫困、她的海洋情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艺术抱负，使她视天下如家园，以艺术为圭臬;叶赛宁虽然渴望出名，但小农意识和殷实家庭带给他的娇宠之气使他固守乡土，且唯我独尊。他用诗歌的方式表达自己恋土与自恋的复杂情结。不错，叶赛宁是世界级的大诗人，对他的最高评价是“俄罗斯的象征”，正如演员符·伊·卡恰洛夫所言：“我在欧洲和美国漂泊的时候，总是随身带着他(叶赛宁)的诗集。我有那么一种感觉，仿佛我随身带着一掬俄罗斯泥土，它们洋溢着故乡土地那馥郁而又苦涩的气息。”然而，邓肯却是舞蹈的象征，是美神。境界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境界正是人格的体现，精神的体现，灵魂的体现。

　　我们不妨追溯一下叶赛宁的来龙去脉。

　　5

　　1895年10月3日，叶赛宁出生于梁赞省柯兹敏乡康斯坦丁诺沃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这个拥有六百余户的村庄平躺在崎岖曲折的奥卡河右岸，奥卡河不宽，但由于猛然穿出山地，奔腾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因而涛急浪卷，水声澎湃，是“天生一条抒情的河”。幼小的叶赛宁常常站在窗前，凝视着蔚蓝天空下的绿色的草原、宁静草原上的清亮的河流、长长河岸边那锁眉弯腰的古铜色纤夫……

　　叶赛宁的父亲亚历山大·尼基季奇读书不多，却很会唱歌，他18岁那年娶了同样喜欢唱歌的塔吉雅娜·费奥多罗夫娜为妻。可惜，共同的爱好抵不过相异的性格，他们总是吵架，弄得家里乌烟瘴气。于是，叶赛宁从小就和外祖父生活在一起。外祖父特别宠他，要什么有什么，将叶赛宁培养成了一个十足的“小皇帝”，他是孩子们中间的淘气大王、打架能手，不断地有大人或小孩跑到外祖母处告状，外祖母每次教训他都遭到外祖父的干扰。外祖父笑着表扬他：

　　“嗯，不错，打赢了比你大的。”

　　然后转过身对着外祖母说：

　　“蠢货，让他去，这样他会练得棒棒的。”

　　慢慢地，架打得少了，他迷上了普希金的诗。他又成了闻名当地的

　　“书痴”，他看书的时候总是独自发笑，有时大笑不止，一家人都非常焦虑。可叶赛宁任凭外祖父鼓励他去找人打架，他自岿然不动，埋首于书山之中。

　　少年叶赛宁恋上了庄园主库拉科夫的女儿吉娜·伊万诺夫娜·卡申娜。卡申娜是一位隽秀的少妇，她出乎意料地对比自己小八岁的叶赛宁一往情深，每天让孩子给叶赛宁送一束玫瑰花，还约了俩人一起去山坡草地幽会。叶赛宁过早地尝到了禁果，而且是一位成熟女性给予他的。男女之间那一种神秘的、奇特的、令人魂牵梦绕的韵味，叶赛宁在不懂事的年龄就尝过了。

　　以后，在叶赛宁人生的筵席上，爱情总是一道“隔夜菜”，味道虽好却不新鲜。

　　1912年，叶赛宁从教会师范学校毕业，父母想要他留在当地做小学教员。他不干，只身去了莫斯科，打工。他站过店，当过学徒和打字员，唯一不变的是坚持写诗。

　　两年后，叶赛宁与排字女工安娜·伊兹里亚德诺娃同居。12月，有了儿子尤拉。这一年，叶赛宁的处女作《白桦树》刊登在《小小天地》杂志，不过署的是笔名“阿里斯顿”。叶赛宁没有跟母子俩呆多久，就离开了他们，使得“尤拉”这件作品也好像是某个人用笔名发表的。

　　叶赛宁发现，莫斯科的诗坛就像一座铜墙铁壁，文学新人很难突破进去。他一边念着自己创作的新诗“压在石头下面的水不会断流”，一边登上了去彼得堡的火车。在著名诗人勃洛克和克留耶夫的荐举下，叶赛宁诗名渐起，1915年11月，他终于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扫墓日》，叶赛宁刚好过了20岁的生日。

　　一战期间，叶赛宁应征入伍，开往前线。战争的残酷使叶赛宁勇敢地站在了自己的祖国一边，站在工人农民一边，站在革命者一边。他思如泉涌，技艺大进，一挥而就的《同志》《天国鼓手》《伊诺尼亚》等诗篇，充满了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时代气息。叶赛宁的工作是登记伤病员。一天，沙皇的姊妹们来探视医院，宫廷警卫司令参谋罗曼是个诗歌爱好者，早闻叶赛宁的大名。他命令叶赛宁赶紧写一首关于这次探视的颂诗。叶赛宁援笔立就，但诗里压根儿就没有公主们探视医院的内容，而是描绘了战场上受伤惨死在医院里的士兵的苦难遭遇，标题是《血水嘟嘟冒气泡》。罗曼一气之下，将叶赛宁送进了惩戒室。

　　1919年1月底，叶赛宁与留里克·伊甫涅夫、安纳托里·伊甫涅夫、瓦季姆·谢尔什涅维奇一共四人在意象派《宣言》上签名，随后，“花花公子”马连果夫也加入进来，他们提出了“形象本身就是目的”“形象战胜思想”的“纯艺术”口号，在苏联诗坛独树一帜。叶赛宁与马连果夫从此相交莫逆，形影不离，他的服装开始向马连果夫看齐，头戴大礼帽，脚穿漆皮鞋，肆无忌惮地把满是污言秽语的诗句涂抹在女修道院的墙上，俨然一个放荡阿飞。

　　幸运的是，叶赛宁骨子里面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不懈的探索使他不断地反省，他发觉形象一旦脱离了思想，语汇一旦失去了内容，诗歌就变得云遮雾绕，连自个儿都摸不着头脑了。1921年，他在诗道上毅然迷途知返，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了诗剧《普加乔夫》，塑造了俄罗斯18世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远大抱负和崇高品德，这是叶赛宁创作史上的第一座丰碑。

　　然而，全国解放的新气象并没有舒展叶赛宁的身心，他内心的矛盾日益突出。他讨厌城市，把城市叫做“机器王国”，把火车叫做“铁蹄钢马”，他害怕“钢铁客人”步步紧逼，侵占他可爱的乡村。1920年8月，他在高加索看见一匹小马驹徒劳无力地拼命想超过一列火车，禁不住怅然良久，他“为离去的可爱的熟悉的小动物的优良品质而感到悲哀”。

　　这段插曲在别人看来可能无关紧要，但于我却意义十分重大。钢铁的马征服了活的马。对于我来说，这匹小马驹是乡村和马赫诺面貌生动的、可爱的、正在消逝的形象……我现在很凄凉，因为我看到历史经过了一个杀戮生灵的痛苦的时代。

　　可是，叶赛宁并不想躲在乡村那样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没有火柴、钉子、煤油、针线、印花棉布，遑论发表诗歌和成名的机会。他把城市当作敌人，而他自己又必须与它长相厮守，内心的抑郁难以言表，他称自己是被城市无情铁蹄毁灭的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

　　简朴的木桥写进了我的歌声

　　我伫立做告别的弥撒

　　用白桦树叶来焚香拜灵

　　……

　　在蓝色田野的小径上

　　很快会出现钢铁的客人

　　朝霞浸染的燕麦

　　只剩下一些干瘪的籽粒

　　……

　　风将要吮吸尽马匹的嘶鸣

　　像举办一场追悼舞会

　　啊，快了，快了，木制的挂钟

　　使我的午夜发出嘶哑的声音

　　1917年，叶赛宁结识了《人民事业报》的打字秘书吉娜伊达·拉伊赫，三个月后，他便与这位具有古典美的姑娘结婚了。拉伊赫为诗人生了一子一女，她还在怀着儿子康斯坦丁的时候，叶赛宁就卷起铺盖走人了，据说是他更迷恋于那个意象派的小圈子。不久，拉伊赫改嫁给被公认为“戏剧界十月革命的领袖”的梅耶尔荷德，日子过得非常快乐，这一刺激彻底击溃了叶赛宁的爱情堤坝。此后，从叶赛宁的私人情感库里泛滥出来的，多是欲望的洪水和油滑的泥浆。在他的眼里，只有女人，没有爱人。

　　诗歌是第一位的，它成了叶赛宁的命根子，全部身心所系。

　　叶赛宁与加琳娜·阿尔图罗夫娜·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交往现在成了一段传奇。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是《贫农报》的秘书，她衣饰简朴，举止大方，为人正派，有很高的文学素养、独到的艺术见解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奉献精神。她是叶赛宁诗歌朗诵会的狂热听众，她和她最要好的女友总是买同一排同一座位的票——第四排，16—17座。她与叶赛宁相识后，立即成为叶赛宁艺术构思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大量史料证明，叶赛宁经常听取和采纳她的精辟见解与建议。

　　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深爱着叶赛宁，但爱情对她真是不公平。叶赛宁先是属于拉伊赫的，后来又投进了邓肯的怀抱，她那里对叶赛宁似乎只有两个用处，一是写诗的好地方，二是与拉伊赫和邓肯吵了架，她的爱抚能消解诗人的闷气。她一直是以叶赛宁“朋友”的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她默默地忍受着叶赛宁的多次“移情”，用善良、宽厚和聪颖滋润着叶赛宁的才思。

　　1926年12月3日，叶赛宁自杀的周年祭日，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来到了叶赛宁的坟头，对着自己开响了重新奔向爱情的发令枪。

　　也许，她永远只能看见爱情的背影。

第十一章 婚姻

　　第十一章 婚姻

　　1

　　1921年11月7日，苏联隆重举行十月革命四周年庆典。

　　卢那察尔斯基征求邓肯的意见，是否愿意在那天晚上表演舞蹈。依莎多拉·邓肯兴奋地说，她引以为荣。

　　她精心挑选着节目，最后决定跳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和《斯拉夫进行曲》，还特意临时编排了《国际歌》的舞蹈。

　　莫斯科大剧院可以容纳3000人，但邓肯的号召力竟然使剧院史无前例地扩大了10倍的容量。免费入场的30000工人和红军，争相一睹现代舞后的风采。在这30000人中，有一位矮个子，前额凸出，平滑如镜，双目炯炯，神采飞扬，融正义、智慧和胆略于一身，尽展大国领袖的非凡气度。

　　他就是列宁。

　　金丝绒幕布徐徐拉开。邓肯在每跳一曲之前，都要简要说明舞蹈对乐曲的理解和表现，以便于文化程度不高的观众能够接受。

　　“《第六交响曲》，这是人类生命的交响曲。在人类存在的初期，那时人已开始了精神上的觉醒，他们惊讶地发现周围的世界，自然界的力量，水的闪光，天体的运转，这一切都震慑着他们。人一认识这个世界，就面临着永久的斗争。

　　“在交响曲的第一部分，反复演奏着一个悲怆的主题，好像预示着人类未来的苦难。第二部分，则是春天、爱情、人类精神的蓬勃生机。在这一乐段中，听得见生命的呼唤、心灵的撞击。第三部分为谐谑曲，那是贯穿人类全部历史的斗争。结尾是死亡，不可避免的死亡。”

　　当邓肯最后表演《国际歌》时，全体起立，包括列宁在内，齐声高唱，响遏行云，气壮山河。

　　旋即，《消息报》评论：“大剧院很久没有上演这样的艺术节目了。这是一次解放了的人们的和谐庆典。依莎多拉·邓肯是一位舞蹈家。但是，这不是一般技巧意义上的舞蹈，这是动作与音乐杰作配合的最优美的表演，而且是一次革命的表演。”

　　演出的成功使邓肯大为欣慰，同时也更让她看到舞蹈艺术对参与社会和振奋人心的巨大作用。她向卢那察尔斯基建议，大剧院应当至少每周开放一次，星期一晚上，免费入场;每晚均以政治讲演开始，然后是艺术讲演，再演出;演出要以最优秀的交响乐作品为基础，用革命的方式来表现其中的力量、光明和英雄主义。

　　邓肯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党派和政府懂得，可以通过音乐和舞蹈，用自己思想、信念的威力鼓舞广大群众，布尔什维克最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共产党人的孩子仍然在接受本质上是陈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当代俄国的芭蕾舞堕落、色情、格调低下，其男演员对于女演员来说，不过是没有丝毫男子气的把杆而已。

　　依莎多拉·邓肯激动地说：

　　“如果你想要未来的一代理解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本质，务必今天就把孩子们从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偏见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我期待着立刻回答，国家能不能为大剧院星期一免费向公众演出提供手段?我离开了艺术和商业紧密联系的欧洲，如果我将再次不得不为资产阶级观众作收费表演，那与我的全部信念和愿望相违背。”

　　邓肯的慷慨陈词虽然得到了一片欢呼，评论家贝斯金就称赞它的“预言的、稚气的、悲剧的智慧”，依莎多拉以她“伟大的胸怀”和“对皇家剧院‘文化’的反感，提醒每一个人，大剧院也是无产阶级的剧院”，然而，政府却没有太大的反应，国计民生的问题已使当时的领导人焦头烂额，对不起，舞蹈、音乐之类只好先靠边站吧。

　　1921年12月3日，“依莎多拉·邓肯公立学校”在普列契斯登卡街20号正式挂牌开学。

　　冬天，漫长而寒冷。列宁著名的新经济政策尚没有出台，房子又大又空，缺乏足够的燃料供暖。令人奇怪的是，申请木柴的报告从一个机关转到另一个机关，从一个领导批到另一个领导，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开始，邓肯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些杂事上，教与学都难以为济。

　　卢那察尔斯基后来不得不承认：“我们给予她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她个人生活全靠自己的美元……在那些日子里，依莎多拉·邓肯向我们贡献出她的全部精力、她的整个生命，她努力把成千的工人子弟聚集起来，教他们自由、优雅的动作，表现崇高的人类感情。那时我们只能从精神上感谢她，给她以微薄的协助作为报答，最后，满面愁容地耸耸肩膀告诉她，我们的日子太严峻了，达不到她那些理想的目标。”

　　卢那察尔斯基同情地劝解邓肯举行售票演出，来暂时维持学校的开支。于是，邓肯在济明剧院首次营业，她用这些演出赚到的钱为学生买木柴，买食物，还买了一株漂亮的冷杉树摆在大厅庆贺圣诞节。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就是因为圣诞节的一场讲演被逐出了校门。

　　2

　　马连果夫说“人人都喜欢叶赛宁”，这句话的含义是双向的。叶赛宁的诗人气质让女人着迷，而他女性化的温存与浪漫也使男士都渴望亲近他。这种潜在的两性特征既是叶赛宁如鱼得水的保证，又是诗人内心剧烈矛盾的根源。

　　这一段时间，叶赛宁的颓废达到了极点。他与马连果夫“牢不可破”的友谊出现了愈来愈明显的裂缝，这个裂缝的起始点并不在邓肯，而在邓肯来莫斯科之前的1921年4月，趁叶赛宁去了中亚细亚，马连果夫拜倒在女演员安娜·尼克里基娜的石榴裙下。叶赛宁对马连果夫的“变心”大为光火，他刻薄地叫尼克里基娜“小猴子”，并从和马连果夫长期合住的房间里分了出去。从这一点看，叶赛宁后来狂热地追求比他大17岁的邓肯，还不仅仅是看中了她的名望和身份，其中肯定包含了对马连果夫的报复。

　　叶赛宁的报复行动并非没有效果。马连果夫和意象派的同仁立刻作出了反应，他们试图拆散这一对国际情侣。有一回，意象派集团的某位要去波斯出差，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对叶赛宁绝对保密。那天，叶赛宁急匆匆地跑到站台来和好友告别。在火车正要开动的那一刹那，他被大家举到了车上，坐在车里的好友伸手接住了他。其他人兴冲冲地在站台上站了很久，看到他没有跳车，才放心地离去。

　　但是，这个计划并不能算成功。因为，叶赛宁坐到下一站罗斯托夫就下车了。第二天回到了莫斯科，而且干脆住进了普列契斯登卡街20号公寓，他的小包袱里只有两件衬衣、一条衬裤、一双袜子，大概这些是他的全部财产了。他笑着对邓肯说：

　　“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了。”

　　朋友的干扰还是在叶赛宁的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加上他当初“爱”上邓肯的复杂心理，叶赛宁喜怒无常的、外表如水而内心似火的脾性暴露无遗。虽然他说邓肯的家就是他的家，实际情形是他如丧家之犬，东跳墙，西越院，居无定所。在马连果夫那里，他就拼命地酗酒，醉醺醺地回到邓肯这里，他打骂砸抢，像一个魔鬼。

　　每当这时，依莎多拉·邓肯总是将他拉住，扶他坐到一张椅子上，自己坐在他的身边。她的手臂放在他的腿上，长长的头发披到了他的膝盖上。

　　“我的天使，你不能这样。”

　　“滚蛋!”这就是叶赛宁通常的回答。

　　“静一静，好吗?”邓肯更温柔地笑着。

　　“你让我怎么静?我怎么静得下来?”

　　“谢尔盖，我爱你。”

　　这句话到底触动了叶赛宁的心弦，他扑进邓肯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就像孩子向母亲倾诉自己在外面受到的委屈一样，叶赛宁用哭声表达心灵的冲撞、矛盾的纠缠和奋斗的迷茫。

　　3

　　在依莎多拉·邓肯的眼里，叶赛宁就是她的儿子帕特里克的化身。于是，在她对叶赛宁倾注出全部的爱中，大部分都是母爱。她曾对好友玛丽说：

　　“哪怕他金色的头上有一根头发受到损害，我都受不了。你看见共同点没有，他活像小帕特里克。帕特里克要是活着，一定会跟他一样的。我能让他受一点儿委屈吗?”

　　所以，马连果夫无法理解，为什么叶赛宁施加给邓肯农民式的粗暴责骂与殴打，邓肯都能原谅、宽容、并为之辩护?

　　叶赛宁经常外出，彻夜不归。邓肯很有深义地送了他一块金表，希望他能够掌握好时间。叶赛宁似乎很喜欢这块表，总是拿在手里摩娑着，马连果夫在一本书中写道：

　　“他对此十分得意，在每个新来的人的注视下，至少要找两次机会把金表从口袋里掏出来，谈论一下时间。”

　　然而，这块表并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像以前一样，叶赛宁还是继续从法国19世纪30年代款式的安乐椅上跳起身来，跑出去赴并不存在的约会。

　　看来，叶赛宁的心里只有表，没有时间。

　　依莎多拉·邓肯常常通宵达旦，等她的“天使”回家，情绪低落，忧心如焚，她开始靠“伏尔加”烈性酒打发漫漫长夜。

　　一天晚上，朋友们围住叶赛宁，取笑那只金表是“订婚礼物”，说邓肯一定在上面下了魔咒，借以拴住叶赛宁的心。

　　叶赛宁跑到邓肯的房间，二话没说，把表还给邓肯：“我不要。”

　　“怎么啦?他们说些什么?”

　　邓肯知道其中必有缘故。

　　叶赛宁什么也不说，嘴里还气咻咻的。

　　邓肯将表递过去，一字一句地告诉叶赛宁：

　　“如果你真心爱我，就必须保留这只表，不要管那些愚蠢朋友的胡乱说法。”

　　说着，她又将自己护照上的相片撕下来，妥帖地放入表壳里：

　　“这样，我可以总是在你身边，有事就提醒你，你不要上他们的当。”

　　叶赛宁立时呵呵笑了起来，他吻了吻邓肯：

　　“你说得对，我最爱你。”

　　过了几天，叶赛宁半夜从外面喝得酩酊大醉回来，又要把表还给邓肯。邓肯又是一番苦口婆心，这一回没有奏效。发疯的叶赛宁狠狠地将金表摔在地上，然后怒气冲冲地走了。

　　邓肯许久还没有缓过神来，她愣愣地看着破碎的玻璃片、扭曲的表壳和散落一地的无声无息的零件，悲伤的洪峰冲决了灵府的闸门。

　　她慢慢弯下身去，从碎片中捡起自己含着微笑的相片，轻轻地抚摸着，然后又端端正正地贴在护照上，一边喃喃自语：

　　“不，他是爱我的。”

　　4

　　1913年2月，改名为列宁格勒的彼得堡市某剧团邀请邓肯前往演出。在尼吉拉耶夫斯基车站，邓肯、秘书什尼切尔、佣人让娜正耐心地等候着待发车次，叶赛宁赶来送行。

　　由于火车没准儿什么时候开，让娜在打盹，看书是什尼切尔的习惯，候车室昏暗的灯光他也不管。邓肯则在笔记本上兴致勃勃地划着纵横交错的线条，竭力向叶赛宁说明古希腊剧院中合唱队的作用。她在半圆形歌舞场的中心重重地写上“诗人”两个字，对叶赛宁说：

　　“你也去吧，我们在一起演出吧。你一个人充当古希腊合唱队，诗人的节奏和舞蹈将造成一个美好和谐的场景，观众会如痴如狂的。”

　　叶赛宁高兴极了，连连点头。

　　邓肯顺手在笔记本上画起叶赛宁和自己的肖像来，那是一个快乐、温馨、进取的两人世界——邓肯早已渴望的。

　　“画得真好，你还有这一手!”叶赛宁赞道。

　　“这是因为心的流露，手是服从心的命令。”

　　邓肯一行下榻在列宁格勒的伊杜列斯特大街安格里杰尔旅馆。

　　房间冷得像冰窖，叶赛宁一天要摸好几次安装在屋角的暖气管，每一次那上面都是冷冰冰的。他缠着旅馆经理，硬是给换了一间房。走出5号房的时候，叶赛宁回头望了一眼。冥冥之中可能有一种默契，四年后，绝望的叶赛宁又住进了这间房，那是他一生的最后时刻，和此刻生动活泼的叶赛宁迥然两样。

　　邓肯想了一个好办法给房间加温，她上街买了一个电炉，整天燃着，效果颇佳。有一天，来了几个美国客人，他们脱下皮大衣，谈得兴起，直到一股异味刺鼻，才发觉某客人崭新的毛皮大衣不小心掉在电炉上，已经烧了一个大窟窿。邓肯风趣地说：

　　“比利时那位叫梅特林克的象征主义诗人真是说得对，物质是有灵魂的。你瞧，这个共产主义的电炉，以它的方式向资本主义的美国代表提出了抗议。”

　　叶赛宁扭着邓肯的胳膊说：

　　“你要是写诗，保准比我强，你真应该是个诗人。”

　　邓肯俏皮地回答：

　　“看你那活蹦乱跳的样子，你应该是个舞蹈家，我们换了一个位置，这就叫天生一对。”

　　邓肯在马林斯基剧院的第一场免费演出，火爆异常，观众主要是来自“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水兵和十月革命攻打冬宫的先锋战士。邓肯要秘书什尼切尔在演出前向观众讲述她的办学宗旨、她对欧洲的失望和对苏俄的向往以及她在这儿工作的美好前景。什尼切尔担忧地说：

　　“那得花半个多钟头哩。他们是来看你表演的，不是来听我啰嗦的。”

　　“这不是啰嗦。他们有权力知道更多的情况。我在沙皇统治的年代曾多次来这座城市，那时他们不能跨进剧院一步。穷人看戏，听音乐，欣赏舞蹈，都只是白日做梦。沙皇政府面对未来惊恐万状，因而仇视有着美好未来的劳动群众，残酷地将他们枪杀在大街上!我来俄国正是为了这些观众，我不要钱，倘若世界能够在和平的环境里，跨着优美的舞步前进，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他们难道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

　　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邓肯刚结束第一个节目，突然停电，剧场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水兵们纷纷擦燃火柴杆，也无法把偌大的剧场照亮。这时，什尼切尔不知从哪弄来了一盏点着蜡烛的马灯，邓肯接过去，高高举过头顶，昂首挺胸，英姿勃发，红色的披风分外耀眼。她镇静地说：

　　“同志们，我请大家唱几支俄罗斯民歌，好不好?”

　　话音甫落，大厅里的观众顿时活跃起来，没有乐队，没有指挥，他们在互相看不见的漆黑里整齐有力、悠扬悦耳地唱着一支又一支俄罗斯民歌。

　　在沉重的奴役折磨下，

　　你长眠了，但死得光荣。

　　在为人民事业的斗争中，

　　你无私地奉献了一生。

　　……

　　亲人啊，你们知道，

　　在我们的累累白骨之上，

　　将站起一个坚强的复仇者，

　　他比我们更加无畏、英勇。

　　……

　　革命歌曲都唱遍了，一直坚持到深夜一点钟，邓肯的手臂始终没有放下。她非凡的意志激励着工人士兵们引吭高歌。事后，她仍然兴奋地说：

　　“那时，我好怕挺不住了。如果我因累而垂下手臂，歌唱就有可能中断。歌声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会有多么遗憾呵。世界上任何最有名的合唱团都不能和那个晚上观众的放声歌唱相比!”

　　5

　　学校逐渐步入了正轨，邓肯的精力主要花在教学和演出上，其余事务归艾尔玛照管;什尼切尔跑腿，是邓肯与政府的联系人。

　　一天晚上，邓肯闲来无事，和什尼切尔玩起了“灵盘”的游戏。所谓灵盘，是一种占卜工具，在写有字母及其他符号的塑料板上，悬着一块心形木板，木板支持在两个小轮和一支垂直的铅笔上面，以指轻触，铅笔则自动写字。

　　邓肯的指尖轻轻地触动了指示笔。

　　“那是什么意思?”

　　“DORA，”什尼切尔答道：“你名字的一部分。”

　　邓肯的脸色陡然变得惨白，她对什尼切尔说：

　　“这是我母亲的名字。前几天姐姐来信说，她病得厉害……”话未说完，邓肯已经呜呜地哭了起来。

　　她猜的没错。

　　早晨，一封从巴黎发出的电报送到了邓肯的房间。邓肯关上房门，擦了擦红肿的眼睛，打开电报：

　　母亲4月12日逝世。

　　多拉·格雷·邓肯病逝在巴黎儿子的寓所中。临终前，她一直念叨着“依莎多拉”，这是最让她牵挂的女儿。

　　从列宁格勒回来后，叶赛宁有了很大的变化。酒喝得少了，诗写得多了，待人温文尔雅，又是那个逗人喜爱的叶赛宁了。但他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胃、肝、脾都有毛病，不想吃东西，不想说话，有气无力。

　　邓肯恳切地劝他：

　　“跟我去一趟欧美吧，那边的医疗条件好多了，我认识许多专家，你要做一次彻底的检查。”

　　“我不想出国，我说不出一句英语，多难耐呵。”

　　“有我哩，我是你的保护神。”

　　“我真的会不习惯。”

　　“谢尔盖，你是天才诗人，你只写过关于俄罗斯的作品，我觉得这还不够。到外面去走走吧，世界很大，开阔眼界总不是一件坏事。”

　　叶赛宁走过来，偎依在依莎多拉·邓肯的怀里：

　　“我听你的。”

　　邓肯修长的手指插进那金色的发丛中，她微笑的面庞放射着慈爱的光辉，笼罩了显得稚嫩的叶赛宁。

　　为了真正地对叶赛宁起到保护作用，邓肯决定通过苏联的法律手续巩固他俩的爱情关系——结婚。这可是石破天惊的事，邓肯一贯是坚定的“反结婚主义者”，竟然要和比她小一大截、禀赋着俄国农民特质的诗人叶赛宁结婚，欧洲人像听天方夜谭。

　　邓肯马上给美国的著名经纪人尤罗克拍去了电报，在这封电报中，她毫不犹豫地将叶赛宁称为自己的“丈夫”。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莫斯科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邓肯备受感染，她在日记中写道：

　　五月一日的莫斯科，场面极其壮观。一条条大街就像一片片鲜红的玫瑰。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戴着红色头巾，举着红旗，高唱着《国际歌》，昂首阔步地走过。所有这些人都已靠黑面包和灰米饭生活了四年，但我认为，这个五月一日带给他们的快乐，超过了沙皇统治下的每一个食物富足的年头。那是一幅雄伟壮观的景象，那一群群兴高采烈、充满自信的人们唱着：“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我观看着，倾听着，此时此刻，我衷心希望这首歌能在整个地球上广播。

　　第二天，依莎多拉·邓肯和谢尔盖·叶赛宁并肩走进了莫斯科哈莫夫尼切斯基苏维埃婚姻登记处。在结婚证书上，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双姓——“邓肯—叶赛宁”。当他们出来到了大街上时，叶赛宁跳起来欢呼道：

　　“哎——，现在我是邓肯啦!”

　　邓肯也同样喊着：“我是叶赛宁啦!”

　　航程已经安排好，先去柏林。班机凌晨起飞，全体学生都要求到机场送他们亲爱的老师，于是，什尼切尔花了很大功夫借了莫斯科当时唯一的一辆公共汽车，在车身上，贴着一条醒目的大横幅：

　　“有自由的身体才有自由的精神!”

　　这是叶赛宁第一次坐飞机，他无比激动，双手握成拳头，不断地划向空中。

　　登机前，他们坐在草坪上说笑。邓肯忽然向什尼切尔要了纸笔，迅速在上面写了两句简短的话语：

　　“如果我不幸遇难，全部财产由我的丈夫谢尔盖·叶赛宁继承。——邓肯。”

　　“这是遗书。”她递给什尼切尔。

　　什尼切尔说：“你忘了你们是一起坐飞机呀，你没了，他还会有吗?”

　　邓肯哈哈大笑起来：“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她又拿过去，补了一句：

　　“如果我的丈夫也不幸遇难，继承人就是我的弟弟奥古斯丁。——邓肯。”

　　飞机起飞后，叶赛宁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上面写着一首字迹潦草的诗，是马连果夫托人捎来的送别诗：

　　我害怕，一切事情都会发生!

　　人们往往拿好友去换女人。

　　也许你回来时，

　　在你睫毛下面的眼窝里，

　　两盏蓝色油灯，

　　不再闪闪发亮，

　　不再燃烧激情的火光。啊，这些头!

　　啊，乌黑头发、金黄头发的头……

　　叶赛宁将诗攥成一团，塞回衣袋，蓝色眼睛里闪烁不定的灵光，仿佛黑夜里风中摇摆的油灯，黯然、迫促而孤独。

第十二章 巡回演出

　　第十二章 巡回演出

　　1

　　1922年的5月，叶赛宁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来到了俄国以外的地方。这里是德国的柏林，豪华的阿德龙饭店接纳了这两位非同寻常的客人。

　　叶赛宁明显地不适应柏林，第一，依莎多拉·邓肯在柏林的名气太盛;第二，德国人不知道叶赛宁的诗歌;第三，柏林是俄国逃亡贵族的聚集地。

　　邓肯一到柏林就陷入繁忙的应酬之中，虽然她总有一只眼睛在叶赛宁身上，但对于依赖性极强的叶赛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叶赛宁抱着一股征服欧洲的雄心壮志而来，他携带了大量的诗歌新作，还包括一首正在修改的《流氓的国家》。邓肯无暇它顾，叶赛宁只好寄希望于他在柏林的旧友，他找到了意象派诗人亚历山大·库西科夫，嘱他安排一次叶赛宁诗歌朗诵会。

　　库西科夫说：“这里不是俄罗斯，那种声势的朗诵会只有俄罗斯才有，俄罗斯是一个诗的国度;而德国的诗歌都在小小的沙龙里。”

　　一天，叶赛宁和邓肯、库西科夫一同来到柏林艺术之家。柏林艺术之家成立于1921年11月，是苏联流亡作家的聚会场所。在这群家乡人中，叶赛宁显得格格不入，他痛恨流亡。席间，有人提议唱《国际歌》，得到了邓肯和叶赛宁的响应，却遭到大批流亡者的反对。在一片嘘声中，叶赛宁毫不畏惧地跳上一张桌子，大声朗诵起诗来。他的义愤填膺的声音盖过了所有的喧嚣。

　　尽管是在德国，叶赛宁的这一举动依然得到了舆论的尊重。柏林《前夜》报撰文说：

　　“革命的俄国得到她的有灵感的歌手，她的宠儿和孝子的热烈支持。我们知道，真正的俄国是通过叶赛宁伟大奔放的才思而不是几个流亡记者卑鄙的起哄叫嚷得到表现的。”

　　5月14日，《前夜》报发表了叶赛宁的两首诗：《我不懊悔，不呼唤，也不哭泣》和《一切生物都有特征》。然而，俄罗斯的天才诗人却在柏林这块异土上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不少德国读者对这些“呕吐出来的东西感到震惊”，他们的评论是：“没有韵律，没有风格，没有思想，只不过是纯粹的没有脑袋的脑袋。”

　　叶赛宁对德国人的武断和不礼貌非常不满，他由此估计到自己的这次出国之旅是不会平坦的。

　　现在看来，邓肯带叶赛宁出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无论对诗歌，还是对身体;但是，出乎意料，叶赛宁的世界观却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位在共产党苏联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似乎认识到了发生在自己故乡土地上那一场变革的必要性。一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爱俄罗斯，俄罗斯除了苏维埃政权外，别无选择。只有在国外，我才十分清楚地理解到，把世界从没有希望的市侩习气中拯救出来的俄国革命的功绩是多么伟大!”

　　过了一个月，叶赛宁和邓肯在库西科夫的陪同下，拜会定居在柏林的俄国作家阿历克赛·托尔斯泰，正好在那里碰上了列宁的挚友、著名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叶赛宁还是七年前第一次见到过高尔基，这次邂逅让他分外惊喜。高尔基对叶赛宁也极为赏识，人们在评价叶赛宁时，常常要引用他的一段话作为可以说服别人的论据：

　　“谢尔盖·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大自然专为诗歌创造出来的一个喉舌，创造出他来表现无穷无尽的‘田野的悲哀’，表现对活在世界上的一切生物的爱和仁慈，这些都是值得人类去做的，应该比一切事情都重要。”

　　但高尔基一看到叶赛宁和邓肯，就觉得一种特别的不协调。这位文坛巨匠，由于过于偏爱自己祖国稚嫩、鲜活的诗歌天才，对眼前炙手可热的舞蹈巨星没有丝毫好感。

　　“这位在欧洲受到成千上万的美学家欢呼的著名女人……紧挨着小小的、娃娃似的、奇妙的乡村诗人，完全体现了一切都和他不相称。这可不是我刚刚想出来的个人偏见，不是的，我是在谈那个不愉快的一天的印象。我当时看到这位女人，就想，她怎么能够理解诗人这样的叹息：我要对着这干草堆微笑/高高兴兴地用月亮般的嘴嚼干草……”

　　作家爱伦堡要高尔基谈谈对邓肯舞蹈的感受。高尔基想了一会，答道：“她留给我的印象不过是一个拼命取暖的妇女。”

　　四年后的3月24日，高尔基从那不勒斯给罗曼·罗兰写信，还说叶赛宁“和老太婆依莎多拉·邓肯的恋爱”对于他是“致命的”，将叶赛宁的死归咎于邓肯，让人感到这位文豪的狭隘和固执的一面。

　　2

　　高尔基和阿·托尔斯泰的态度助长了他们的“宝贝”叶赛宁的骄宠之气，他开始毫无顾忌地展现自己俄罗斯农民的“风采”，看上去是在自家人的面前，他却不曾想到，这毕竟不是俄罗斯，而是欧洲!

　　在邓肯的爱情驱动下发誓戒酒的叶赛宁，又重操旧业，不仅自己喝，还强迫邓肯陪他喝。

　　“癞母狗，跟我喝一杯。”

　　“臭婊子，跟我干一杯。”

　　如此下流、荒唐的句子竟然堂而皇之、原封不动地写进了他的诗里!

　　有一回，邓肯忍无可忍，在叶赛宁大骂她“母狗”时，奋起反击：

　　“那你就是一条公狗!”

　　以当时的情况看，这样的标签贴在叶赛宁的背上，并没有什么侮辱。叶赛宁有过一句诗：

　　“你一向受到这样彻头彻尾的爱抚、败坏……”

　　可见诗人一向的阴暗心理，焦躁的、落寞的、非人性的……隐藏在华丽、婉约的诗章后面，隐藏在乡愁和白桦林般的情怀后面。这种心理或许每一个人都有，越是天才就越多，反衬着灼灼光焰的，是浓重的、摇摆不定的阴影。如今，叶赛宁的这种阴影，紧紧裹住了依莎多拉·邓肯。

　　大约一直到了1927年，叶赛宁和邓肯都已尘埃落定，命归黄泉。高尔基在回忆与他们的交往时，才有了些许的觉悟。那一年，他发表了随笔《谢尔盖·叶赛宁》，其中提到了一次，叶赛宁在成功地朗诵了一首诗后，回到座位上，依莎多拉·邓肯一个劲地朝着他鼓掌，叶赛宁却近乎恩将仇报地“踢了她的国际性的屁股一脚，管她叫‘猪猡’”。

　　高尔基接着写道：

　　“我是一个善感的人，当看到了真正的俄国诗歌和大名鼎鼎的欧洲式的粗野如此可怕地结合在一起时，我不知害臊地哭了……只要想一想他一贯对待克留耶夫和邓肯的荒唐欺诈行径就可以了!”

　　在这里，高尔基先生除了将叶赛宁“粗野”的帽子戴到了“欧洲”的头上以外，看问题似乎清醒一些了。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说：

　　“诗就是爱，可叶赛宁爱什么?他什么都不爱，什么都不关心，这就是他最大的本事。”

　　……

　　手风琴，拉起来。为饭馆拉起来

　　喝吧，水獭，喝，

　　我得好好对付大乳房的那一个，

　　不要考虑她本性如何。

　　你决不是我如此抚摸的第一个，

　　你这种人并不稀罕。

　　可是，和像你这样讨厌的人一起

　　我还是头一遭。

　　……

　　可以说，在爱情上，叶赛宁就是一个疯子。

　　依莎多拉·邓肯深湛的母爱和绵长的情爱每每被叶赛宁的粗野与狂暴弄得天昏地暗，她日益回到自己的内心，回到艺术和过往的岁月，虽然她还是那么执着地爱着叶赛宁。

　　一天，叶赛宁醉醺醺地闯入阿德龙旅馆，摸摸爬爬才找到了自己的寓所。他看见邓肯正捧着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照片痛哭失声，便一把夺了过去，扔进火里，吼道：

　　“你用去太多时间想这些孩子啦!你没有照顾好我!”

　　他像一面冷酷的墙，堵住了邓肯要抢救自己珍贵记忆的去路。他眼睁睁地看着，比他大十几岁的妻子，昏倒在爱情和绝望的叉道上。正如诗人、叶赛宁诗集法文译者弗朗斯·海伦斯所言：

　　当依莎多拉为了向叶赛宁求婚，将他从俄国带到欧洲时，我坚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像她那样充满母爱地扮演引人向上的角色。这是一个崇高的举动，因为这意味着她将要做出牺牲，并注定陷入悲伤。她从未对此抱有幻想，深知这段带有痛苦的幸福时光是短暂的，她会滑进一种极富戏剧性的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中;这个她极望培养长大的粗犷的男孩，迟早会甩掉她情不自禁地赋予他的多情的保护，他的方法也许将是残酷的。依莎多拉热烈地爱着诗人叶赛宁，我发现这种爱即便在一开始就已埋下了绝望的种子。

　　不久，散步的邓肯和叶赛宁在大街上偶然遇见阿·托尔斯泰偕妻子娜塔丽娅·托尔斯塔娅—克兰节芙斯卡娅带着他们五岁的儿子，憔悴的邓肯面容凝重，目露精光，忽地对着孩子就跪了下去，然后她大步走开，再也没有回头。

　　3

　　1922年6月，依莎多拉·邓肯带着叶赛宁启程，经吕贝克、莱比锡、法兰克福、魏玛等地横跨德国。7月13日，叶赛宁在给什尼切尔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怀乡之情和对西方文化的极端不屑：

　　“至于我对德国的印象，等我们见面以后再谈吧。不过我可以先告诉你的是，生命之树不在这儿，而在我们亲爱的祖国。这儿恰如什平格里尔所说的，‘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了。尽管我们是亚细亚人，尽管我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蓬首垢面，身有汗臭，然而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发出死尸一般的霉味，这儿不可能发生任何革命，真个是山穷水尽，日暮途穷。唯一可以挽救他们的东西就是，比如像我们这样的野蛮人对他们的入侵。应该来一次反欧洲的战役……”

　　在威斯巴登，邓肯请医生对叶赛宁作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得出的诊断是，叶赛宁的健康情况不妙，他必须戒酒两至三个月，否则就会成为一个狂躁症患者，神经衰弱也将更为严重。

　　叶赛宁小心翼翼地在邓肯亲自拟写的戒酒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魏玛是诗人歌德的故乡。叶赛宁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参观了伟大诗人生活和创作的见证。他久久地伫立在故居前那棵高大的榆树下，透过玻璃，注视着屋内书桌上歌德未能完成的诗行。他有些凄然地对邓肯说：

　　“不会再有歌德了。”

　　邓肯扶住他的肩膀：

　　“不要想那么多，你是叶赛宁。”

　　叶赛宁绽颜一笑，好长时间来，面对邓肯，这是少有的真诚的一刻。

　　仅仅是一刻。叶赛宁摇身一变，又成了那个肆意辱骂西方文化的人，那个半夜钻到女仆让娜床上去的人，那个用酒把自己浇成一个疯子的人，那个将爱情当作草鞋穿的人。

　　在威尼斯，叶赛宁无心欣赏水城的曼妙风光和意大利源远流长的绘画、雕塑、音乐、文学，而是迫不及待地要邓肯新聘的秘书基纳尔将他的诗歌译成英文。

　　邓肯劝着：“这个不急吧，你应该出去走走，这里是威尼斯呀。”

　　“威尼斯又怎么啦，臭哄哄的。”

　　基纳尔问他：

　　“你为什么那样迫切希望把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

　　“要是我的诗不用英文发表，会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名字?会有多少人读我的俄文诗歌?我们的农民都是文盲……”

　　“我宁愿只读你极少极少一点儿能够领会的俄文诗歌，原汁原味的，也不愿读你全部的诗歌的译文。翻译出来的作品绝对体现不了你的神韵，也不会美。”

　　基纳尔打断了叶赛宁的话，她想这一拉，叶赛宁就能回到现实中来，她还太不了解叶赛宁的性格，她继续说：

　　“诗歌不像舞蹈，舞蹈是形体语言，是直观的艺术，所以它不需要翻译。在这一点上，依莎多拉比你幸运。”

　　叶赛宁脸色阴沉下来，刚才还闪闪发光的眸子也陡然灰暗。他的嗓门越来越大：

　　“但舞蹈家绝不可能伟大，更不可能不朽。”

　　邓肯马上反驳说：

　　“对于舞蹈家，她的伟大建立在能够给予人们一些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虽然可能不懂舞蹈，但舞蹈已经使他们起了变化。”

　　“舞蹈家与演员无异，第一代人记住他们，第二代人看书知道他们，第三代人对他们一无所知。人们看你的演出，赞美你，甚至欢呼。可是你死后，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你的赫赫名声将一去不返，依莎多拉不存在了!”叶赛宁挥舞着手臂，面孔上结了一层嘲弄的表情，“诗人却永远活着。我，叶赛宁，我的诗歌将在身后流传。”

　　依莎多拉看上去很伤心，她低诉着说：

　　“他错了。我把美给了人们，当我跳舞的时候，我把自己全部的灵魂给了他们，这种美到处存在。美是不会死的，美是上帝。”

　　叶赛宁仿佛一下抓着了邓肯的把柄，连忙截住话头：

　　“不，是你错了。布尔什维克禁止出版物中使用‘上帝’一词。”

　　邓肯沉默了好一会，才说：

　　“布尔什维克是对的。没有上帝，这是一个过时的、无能的概念。”

　　一直对西方文化抱着敌视态度的叶赛宁，来到了巴黎——这座被邓肯誉为“现代雅典”的城市。他对巴黎一见钟情：

　　“美极了，这是真正的文化。这儿一切都美!”

　　在这里，叶赛宁才显示出作为一个诗人的本分，他有足足多个月埋头于诗，与依莎多拉·邓肯的相处也十分愉快，虽然吵架是免不了的，但诗歌常常能摆平叶赛宁狂暴的脾气。

　　会见比利时作家弗朗斯·海伦斯夫妇更是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海伦斯决定和他的俄国妻子一道，将叶赛宁的诗集《流氓的忏悔》译成法文。海伦斯不拘泥原诗的韵脚，而又力求准确动人，是上乘的译笔。译本由邓肯出资，在巴黎一家俄国出版社付梓，印了两次，共1023册。

　　1922年9月，叶赛宁就是怀揣着这本诗集，意气昂扬地跟着邓肯登上了驶往美国纽约港的“巴黎号”航轮。

　　4

　　叶赛宁在轮船上又展示了一番俄罗斯农民的风貌，他平生还没有看到过“像一座高山”那样的巨轮，一个餐厅就比“咱们的大剧院还大一些”，船上不仅能跳舞、读书，还能看电影，游泳，踢足球。

　　“这就是一座城市。”叶赛宁窝在沙发里，笑得合不拢嘴，“我觉得我以前曾经住过的那个世界，可笑至极，荒唐至极。从现在起，我再也不爱那叫花子似的俄罗斯了。”

　　1922年10月1日，星期日。屹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跃入了叶赛宁的眼帘。他和邓肯比肩站在甲板上，眺望着威武崇高的女神，各自的内心都涌起了复杂的情感。

　　邓肯像看到了久违的母亲，泪水盈眶。是啊，她身上的艺术之光、精神之火、自由之魂，都是母亲，是故国赋予的。

　　叶赛宁顽皮的心灵蓦然庄重起来，他以诗人的目光注视着女神，喃喃自语，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女神一定听得懂。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邓肯夫妇被拒绝进入纽约。移民检查局的官员生硬冷傲，不作任何解释，只是透露奉了华盛顿方面的命令，要他们去埃利斯岛移民区过夜。邓肯雕像般地挺立在甲板上，一字一句地说：

　　“我和我的丈夫绝不会去移民区，那对我们是一种羞辱。”

　　巴黎号令人尊敬的船长莫拉斯果断地邀请他们作为贵宾留在船上，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记者闻风而至，邓肯没有“无可奉告”，而是侃侃而谈：

　　“我们的手续完全合法。阻止我们是因为我们来自莫斯科，害怕我们宣传所谓的赤色瘟疫。有一件事情让我吃惊，听说美国政府不同情革命。我曾经常受到这样的教育，即我们的祖国是经过一场革命才建立起来的，我的曾祖父威廉·邓肯上将就在那次革命中尽了他崇高的职责。”

　　《纽约先驱论坛报》马上发表了著名歌剧演员安娜·菲特齐乌的抗议书：

　　“依莎多拉·邓肯入港受阻，上帝也会笑掉大牙!以创造舞蹈新艺术而饮誉全球的芭蕾大师依莎多拉·邓肯竟然被当成一位危险的移民!”

　　第二天一早，邓肯夫妇被带至埃利斯—艾兰特，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审问后，官方确信这对夫妇不是“为苏联政府服务”而来的，“没有把某种文件带进美国”，给予放行。

　　邓肯一出来，面对轰涌而上的记者，她严峻地说：

　　“我仿佛有被宣告未犯杀人罪的感觉。他们似乎认为，在莫斯科居住一年足以促使我变成动不动就准备扔炸弹的凶恶的罪犯。他们还向我提出一些无聊的问题，例如，‘你是古典舞蹈家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舞蹈具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又问，‘你跳舞时的形象如何?’我说我看不见自己跳舞，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观众。”

　　美国新闻界没有忽略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他们对叶赛宁的描写非常能够体现美国笔法，试摘一段：

　　“邓肯的丈夫当时正好走过来。他讲法语，是个儒雅的小伙子。他看起来像是可以充当任何一支足球队的一名出色中卫——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一双宽阔的肩膀上端端正正放着一颗轮廓鲜明的金发脑袋。他臀部狭小，那双腿在十秒左右能跑一百码……当晚会在上层甲板上举行的时候，那个颇具古典派头的依莎多拉的愁闷减少了些。叶赛宁先生在别人请他把手臂挽着他的妻子摆出拍照的姿势时，活像一个装作大人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咧嘴而笑。邓肯夫人对他的狼狈相大为开心。她吻着他，让记者拍照……这位丈夫微笑着，抽着含有危险吸入剂的美国香烟……”

　　5

　　10月7日，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外面还挤着数百名观众，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企望能得到哪怕是一张站票。

　　然而，移师波士顿，那里的冷漠和麻木激怒了邓肯，在演出结束时，她照例发表她的演讲：

　　“你们必须读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著作。他说过，世界上有三种人，黑色的人，灰色的人和赤色的人。黑色的人就像从前的罗马皇帝或者沙皇，他们都是些带来恐怖的人，想控制一切的人。赤色的人就是那些为自由，为精神不受限制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的人。灰色的人就像那些墙壁，就像这座大厅。瞧这些头顶上方的雕像吧，它们不是真的，把它们拆除得了!我简直不能在这里跳舞，这里没有真正的生活。”

　　最后，她挥动红色纱巾，大声喊道：

　　“这就是赤色，我就是这个颜色，这是生命和活力的颜色!”

　　惊天动地。波士顿所有的报刊都把矛头对准了邓肯。美国人的白描能力无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他们如是说：

　　“她将轻薄的红色舞衣脱下，拿在手里，高举过头，在她光屁股讲演的时候挥动起来。”

　　“她脱下红色舞衣，露出一只乳房，高喊：‘这就是美!’”

　　波士顿的市长柯利，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政治家，他代表政府发布声明：

　　“鉴于市政当局应对社会道德负责，继依莎多拉最近的一次不愉快的演出之后发布的这一禁演决定，只要在我的任期内，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邓肯的反击是一连串有力的“组合拳”：

　　“如果说我的艺术是某一事物的象征，那就是妇女自由和妇女从墨守成规的习俗中，即从新英格兰清教徒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象征。”

　　“展示人的身体是艺术，隐蔽它才是低级庸俗。我跳舞是为了唤起人们的尊重，而不是使他们想起任何卑下的东西。我不会像美国街头上半裸的歌舞女郎一样，招摇过市地挑动色情。这就是波士顿清教徒们传染上的不治之症，他们害怕真实，裸体使他们反感，而含义猥亵的半裸体却令其高兴。他们惧怕用正确的名称说出他们道德上的缺陷。”

　　“我为什么要关心我露出了身体的哪个部位?为什么人体的一个部位比另一个部位更邪恶呢?难道说整个肉体与灵魂不是艺术家表达美的内在信息的工具吗?难道我不是在努力把灵魂和肉体融于一个美的统一体之中吗?”

　　下一站是芝加哥。事态继续恶化。几乎所有上层人士都要求立即驱逐“红色舞蹈家”，福音传教士比利·森迪的口气完全不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像一个街头撒野的无赖：

　　“那个轻佻的布尔什维克女人，她的衣服短得不足以盖住胯部。我愿意担任15分钟劳工部长，我将把她遣送回俄国，遣回到高尔基那里。”

　　邓肯不信邪，她又昂首挺胸地站到了舞台上，观众依然是人山人海。而且，在演出之后，他们请求邓肯发言。邓肯被感染了，她微笑着的脸庞宛如一朵凌霜傲雪的秋菊，散发出成熟的芬芳：

　　“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假如我再发表讲话，我的巡回演出就要告终了。但是，我相信人民，相信艺术。演出结束并不可怕，音乐、诗歌、舞蹈，是无法消灭的。”

　　“我的舞蹈在全美国的女子学校模仿，而当我亲自登台时却遭到四面八方的诽谤，这是为什么?其实，怕的是他们，不是我!”

　　6

　　叶赛宁本来是怀着一种难得的美好心情来到美国的。他当初看到自由女神像和纽约摩天大楼后，诗兴勃发，准备大干一场。要是这样，我们今天就能看到这位天才的俄罗斯乡村诗人所写的“城市诗”了。美国报界的狂轰滥炸，见轰不倒邓肯，就把目标转向叶赛宁，说他信口雌黄，发泄对美国习俗的不满，抨击美国政府等等。

　　叶赛宁脆弱而敏感的神经受不住了。

　　他破坏性的心性又暴涨起来。其时，美国正在全面禁酒，大量的劣质酒偷偷在地下运行，其中有一条汹涌的“支流”开进了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胃口。叶赛宁借着酒力，在餐厅，把桌上摆着的杯盘连同台布一起掀翻在地;邓肯演出的时候，他就打开剧院的窗户，招集一些观众，大讲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在马路上，他故意违反交通规则……

　　有一次，他从波士顿交响乐大厅的窗户里打出一面红旗，用俄语高喊：“布尔什维克万岁!”他经常全副武装地坐在包厢里，皮鞋，皮帽，腰带紧束，黑色皮外套上面还配有子弹夹子。

　　叶赛宁想用诗歌征服欧美的计划彻底破产。他感到自己离诗歌越来越远，他只有在自己的故土上才能酣畅淋漓地写作，他觉得这是一次充满了灾难和失败的穷途飘泊。所有的自卑、后悔与思乡之情，都转化成对邓肯的怨恨。

　　他不懂英语，更不像美国报纸上说的“讲法语”，他在美国又找不到可以听俄语的朋友;他生性多疑，他总是认为全美国的人们都在嘲讽他，取笑他。他焦躁的性格像一个恶魔，折磨他自己，更折磨别人。他往往突如其来地一把抓住邓肯的衣领，凶相毕露地问道：

　　“你给我说实话，你的美国地痞流氓们说我什么?告诉我!”

　　最不能让他容忍的是，这位自称俄罗斯第一诗人的小青年，一时无法获得世界性的声望，他只是依莎多拉·邓肯的“一条尾巴”，每次介绍，人们都说“著名的邓肯的年轻的丈夫”，而不是说“闻名天下的诗人叶赛宁”。叶赛宁每当听到诸如“年轻丈夫”这样的词句，他在宴会或其他公共场合拔腿就走，以示抗议。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学习英语。他傲慢地回答：

　　“那样会糟蹋俄语。”

　　当大家对叶赛宁所表现出的疯病症目瞪口呆时，邓肯只得不好意思地作出解释，也许这是她平生唯一的一次撒谎吧：

　　“叶赛宁患的这种病症并非完全由于饮酒过度，其部分原因是战争期间曾受炮弹震荡的后果;革命时期那可怕的贫困与疾苦，加上饮用了美国的禁酒威士忌所引起的血中毒都导致目前的发作。”

　　邓肯有了尽快离开美国的打算，她折回纽约，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一场告别演出。她对观众说：

　　“我和我的丈夫很快将返回莫斯科，我们将永远不再来美国。”

　　随后，她靠在寓所里挂着中国刺绣的床上，略显疲惫地接受了专栏作家杨·波斯威尔的采访：

　　“你们美国人不需要艺术。当我把真正的艺术带来的时候，他们却把我押送到艾利斯岛。是的，我和我的丈夫是革命者，每个艺术家都应该是革命者。不，我们不是布尔什维克或虚无主义者，我们仅仅是革命者。”

　　旁边的叶赛宁猛然灵感来了，说了一句诗：

　　“美国就像在欧洲燃烧过的雪茄烟的烟灰。”

　　几乎在邓肯和叶赛宁离开美国的同时，《托莱多之剑》报上刊登了一则报道：

　　华盛顿3月9日讯……劳工部已经决定，依莎多拉·邓肯不是美国公民。劳工部在星期五宣布的决定中认为，由于她和俄国人谢尔盖·叶赛尼(原文如此)结婚，她已失去美国公民身份……

　　美国当然不乏明智之士，他们对邓肯的这次美国之行抱着清醒而独到的看法，这种看法虽然在当时的舆论中不是主流，但对美国却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马克斯·伊·斯持曼就是这样一位贤达，他谈了自己的三个观点：

　　第一，许多愚蠢的美国人料想着他们嘲笑了邓肯，他们大错特错，是邓肯嘲笑了他们。

　　第二，邓肯不仅仅是第一流的艺术家，而且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道德力量。

　　第三，邓肯仍然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人。她被美国放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天才妇女。

　　最后，他说：

　　美国起来战斗反对美国习惯——这就是依莎多拉……如果美国战胜它自己——战胜它可鄙的贪婪和假装正经，战胜它的智能的和道德的怯懦，克服它的精打细算和如饥似渴的伪善——如果美国战胜了这一切，那么，依莎多拉·邓肯将被雕塑成一座青铜像，在将要破晓的新的一天矗立在人类圣殿的大门口。她将挺立在那里，显示出焦急渴盼的姿态，一腿膝部抬起，两臂紧张伸展，就像在表演《军队进行曲》或塞西亚勇士之舞时那样美——一个富有战斗精神而强有力的女人，是那些把勇敢像盔甲一样披在身上并为肯定美国生活而斗争的人们的象征，是他们真正的领袖。

第十三章 灵魂的分离

　　第十三章 灵魂的分离

　　1

　　1923年2月11日，“乔治·华盛顿号”航轮在叶赛宁“美国是混帐透顶的人类渣滓”的咒骂声中抵达了法国瑟堡。

　　热情的法国人民都在等待着他们心中的依莎多拉·邓肯。然而，邓肯却一直不见踪影。两天后，《巴黎晚报》落寞地写道：

　　“今年的忏悔节，由于两个原因而使人黯然神伤，一是阴雨连绵，二是邓肯销声匿迹。邓肯的崇拜者们希望她的光临会拨开法国这几天来的满天乌云。但是，忏悔节没有依莎多拉，变得像月亮一样由盈而亏了。”

　　邓肯并没有去别的地方，她在巴黎。她病倒了，躺在某饭店的一张床上。

　　只有几个朋友来看他，并设宴为她和叶赛宁洗尘。席间，叶赛宁见人们都围着邓肯团团转，他也不甘寂寞，拿起一个杯子朝着挂在餐厅墙上的大玻璃砸去，桌椅盘碟跟着遭殃。诗人当场被保安人员扭送到警察局。在那里，医生给他作了详细的检查，诊断为癫痫病患者。

　　饭店索要一笔不菲的损失费，而邓肯的身上已所剩无几了。女仆让娜说：

　　“叶赛宁有一个小公文包，除了就寝时，从不离手，里面可能有些钱。”

　　邓肯哈哈大笑起来：

　　“那不可能，我们都身无分文，要不是洛亨格林的援手，我们此刻还坐在纽约的码头上呢。”

　　让娜说：“试试吧，暂时也没别的办法了。”

　　邓肯打开包，她大吃一惊，里面真的是钱，全是钱!大多是小面额的钞票，还有几角、几分的硬币，约两千美元。赔了之后还有些余款，邓肯换到了莱茵旅馆。

　　她求助于好友玛丽·德斯蒂：

　　“你必须帮助我救救他，他在俄国会好起来的。他是个伟大的天才，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们知道怎样照顾自己的艺术家。你一定要帮这个忙!”

　　玛丽四处活动，终于将叶赛宁从警察局弄到了一家疗养院，不久就由让娜陪同去了柏林。邓肯因高烧不退只得留在巴黎。

　　没几天，叶赛宁从柏林拍来一封谁也看不懂的电报，只有依莎多拉·邓肯心领神会。电报的内容是：

　　“依莎多拉，勃朗宁手枪定将打死你亲爱的谢尔盖!我亲爱的，假如你爱我，请快来呀，快来!”

　　邓肯急忙将手头上的三幅埃热尼亚·卡里耶尔的油画当了六万法郎，立即赶赴柏林。

　　这样好的新闻由头美国人是绝不会放过的，他们对邓肯夫妇的每一个细微末节都进行大肆渲染，仿佛把一个细菌搁在千万倍的放大镜下，让人看到奇异而滑稽的场面：

　　“接见记者的房间光线很暗，但记者可以看见这位著名舞蹈家眼睛周围的黑圈。这使人想起从纽约发出的一篇报道，说依莎多拉曾经在一次和她粗野丈夫的争执中被打得眼圈发青。依莎多拉解释说：‘那是描眉笔画的。’”

　　“我过去从来没有相信过结婚。现在，我比任何时候更加不相信。我跟谢尔盖结婚，仅仅是为了让他能够拿到一张去美国的护照。他是个天才，但艺术家之间的婚姻是难以忍受的。”

　　流言四起。可邓肯顾不得那么多了，她的心中只装着那个大孩子叶赛宁。去柏林前夕，她还是匆匆给《纽约论坛报》的巴黎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体现了依莎多拉·邓肯对叶赛宁，对艺术，对命运的深刻理解。

　　……我写这些事实是为了公正地对待叶赛宁，你们曾两次捏造说他打过我。我了解，这是美国新闻界拿别人的不幸和灾难开玩笑的惯伎。但是，对这位从18岁起就饱受战争和饥荒恐怖的年轻诗人来说，的确命中注定眼泪多于欢笑。我想，世上　所有母亲都会同意我的看法。谢尔盖·叶赛宁是个伟大的诗人，而且，在正常状态下，是一个心灵很美的人，所有的人都喜欢他。高尔基曾对我说过：“自有果戈里和普希金以来，我们还没有过像叶赛宁这样伟大的诗人。可惜，果戈里死于精神病，普希金早年遇害，诗人们的命运都带有悲剧色彩啊!”

　　……你们可以想象，发生的事情使我深深地悲伤难过。我把叶赛宁从生活困苦的俄国带出来，是为了替世界拯救天才。他现在要回到俄国去，是为了保全他的理性。我知道，世界上会有许多颗心和我一起祈祷，希望这位想象力丰富的伟大诗人会得到拯救，在未来创造出人类十分需要的美。

　　当邓肯的汽车开到柏林阿德龙饭店门前，叶赛宁像一头下山猛虎，直扑过来，他越过司机的头顶，投入了依莎多拉的怀抱之中。他们拥抱着，长长地亲吻。而后，叶赛宁跪在依莎多拉跟前，用数不尽的美丽温柔的俄国名字唤着她。

　　2

　　邓肯和叶赛宁回到了阔别15个月的莫斯科。莫斯科火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艾尔玛·邓肯和什尼切尔都在其列。

　　邓肯轻轻地挽着叶赛宁的手臂，让他紧紧地靠着自己。走出车厢，邓肯笑着用德语说：

　　“我把这个孩子送回他的祖国了，我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大家从这句话中嗅出了一丝不妙的气息。

　　邓肯建议马上去乡下看看为避暑临时迁去的学校。他们租了一辆汽车，在莫斯科郊外崎岖不平的简易马路上颠簸。叶赛宁看见了一群悠闲的母牛，兴奋得跳了起来，头重重地磕在汽车顶篷上。他一边揉着痛处，一边伏在邓肯的肩上说：

　　“没有母牛就没有农村，没有农村的俄罗斯是无法想象的。”

　　学校一切正常。孩子们的舞蹈越来越迷人，叶赛宁用手拍打着膝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恨不得也加入到那支生动活泼的队伍中去。

　　快乐总是痛苦的先遣部队。这不，一件小事，他们又吵起来了。叶赛宁将屋子里能摔的东西都摔了之后，一走了之，三天杳无音信。

　　邓肯天天彻夜难眠，一到清晨，她就起床在外面逡巡，她不断地对艾尔玛说：“他一定遇到什么事了。他受伤了，出事了，得病了。”

　　作家留里克·伊甫涅夫回忆说：“叶赛宁从国外旅行归来后，喝酒更加厉害。他们那引起巨大轰动的酒后吵架，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他常常好几天不回家。我记得依莎多拉四处寻找他，给共同的熟人打电话，心中焦急万分，唯恐他会出什么事。可是，叶赛宁酗酒闹事愈益严重，和他谈话越来越困难，谈话双方都感到对方讲的是不同的语言。”

　　直到有一天，邓肯凄切地说：

　　“不能总是这样，该结束了。”

　　她买了当晚去高加索基斯洛沃德斯克的火车票。让娜留在巴黎未来，艾尔玛亲自为养母准备旅途用品，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老师衣服少得可怜，她甚至连一件睡衣也没有，衣箱空空如也，仅有的几件刚好够换洗，都是在俄罗斯买的。

　　艾尔玛问道：“我记得您原来有很多漂亮衣服的。”

　　邓肯苦笑着说：“我在纽约和巴黎买的那些新衣服没过多久就一一不见了，开始我怀疑让娜，后来我才偶然发现叶赛宁的一只皮箱里躺着我几天前刚从豪华大街上买的一件黑睡衣。我的衣服陆陆续续不翼而飞，钱就更不用说了。”

　　艾尔玛不满地说：“您应该以牙还牙，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打开叶赛宁所有的箱子，拿回您自己的东西!”

　　“那不行，他有一种怪癖，不准别人碰他的箱子;他曾经威胁过我，如果我胆敢瞧瞧他的箱子，他就一枪打死我。这不是假的，我知道他在某一只箱子里藏着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

　　“反正他不在这儿，我们请个锁匠来，打开瞧一瞧再关上，他察觉不了的。”

　　锁匠用无与伦比的技艺打开了那把无与伦比的锁。里面除了几页稀疏的诗稿外，都是邓肯的衣物，包括演出穿的裙子。

　　这时，一声狂吼破门而入：

　　“我的箱子!是谁，敢动我的箱子?我要杀了他!”

　　艾尔玛连忙走上去解释说：

　　“我们都以为你不回来了，才准备将你的箱子搬出去，因为我们也要走了。”

　　这一下倒是分散了叶赛宁的注意力：

　　“走?到哪里去?”

　　“永远离开你。”邓肯平静地说。

　　叶赛宁看着她。邓肯转过身。

　　叶赛宁转过去，看着她。邓肯再转过去。

　　叶赛宁轻轻地绕到邓肯的后面，倚在沙发上，俯身对着邓肯说：

　　“依莎多拉，我爱你，我非常非常爱你……”

　　邓肯伸出手，抱着叶赛宁金色的头：

　　“谢尔盖，和我们一起走吧。”

　　“依莎多拉，我爱你。但我暂时不能去，我们正在努力，政府或许会把我召进克里姆林宫，商谈拨款给我们办杂志的事。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不能走呵。等我将一切安排好了，我就来找你。我们也许会在克里米亚相聚。”

　　“一定。”

　　晚上，叶赛宁赶到了车站为邓肯送行。他难得一回那么清醒而安详，脸上挂着纯真的笑意，充满感情地和邓肯道别。火车启动了，依莎多拉·邓肯不停地向叶赛宁挥舞着手中的纱巾，直至那一头金发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邓肯，叶赛宁，还有其他的人，都不会意识到——这次旅程的起点，竟然是他们爱情长途的最后一个驿站。

　　3

　　依莎多拉·邓肯在皮亚季戈尔斯克的音乐会刚一散场，就急切地对什尼切尔说：“帮个忙，我要去莱蒙托夫决斗的地方。”

　　“还有一段距离。车子都送领导们去了，下午再说吧。”“不，我们走路去，我怕不去就看不成了。”

　　“有一条捷径，走吧。”

　　秋雨淅沥。一条泥泞的羊肠小道将邓肯和什尼切尔拐到了一片森林的空阔地带。林茂雨密，他们仿佛来到了秋天的最深处，闻不到一缕鸟语一丝禽鸣。

　　“他才27岁啊，这么年轻，耐得住这样的寂寞吗?”邓肯弯腰，拾起了一根枯枝，放进嘴里。

　　“秋天的味道真是荒凉呵。”突然，她用结结巴巴的俄语念起了莱蒙托夫的诗句：

　　我俩分离了，但你的姿容

　　依旧在我的心坎里保存：

　　有如韶光留下的依稀幻影，

　　它仍愉悦我惆怅的心灵。

　　“这是叶赛宁教我的。”她对什尼切尔说，语调里有一种小学生似的自豪。

　　基斯洛沃德斯克虽然是一个小镇，但人声嘈杂，秩序混乱，有关暴动的消息时有耳闻。这是邓肯在高加索的第一站，她的心里掠过少有的紧张。

　　剧场座无虚席。两名全副武装的肃反官员几乎与邓肯同时登台，他们正告邓肯：

　　“《斯拉夫进行曲》因有‘上帝保佑沙皇’一段，务必取消。”

　　邓肯据理力争：

　　“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纪念晚会上，我曾在所有共产主义领袖面前表演过这支乐曲，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还写了热情洋溢的赞誉文章哩。”

　　但肃反官员是不懂舞蹈的，他们寸步不让。这时，台下的前排站起来一个人，大声地说：

　　“邓肯同志，您不必担心。我以伊斯普尔科姆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准许您表演柴可夫斯基的进行曲。”

　　上万观众一齐欢呼。邓肯鞠躬致谢。

　　当演出结束，邓肯回到旅馆，才知道她的秘书什尼切尔已被逮捕。邓肯恚懑难消，却又束手无策。来访的作家马克斯·伊斯门了解了情况后，告诉邓肯一个秘密：

　　“军事部长托洛茨基同志正在这里，只能靠他了。但他不见任何人。这样吧，我因为给他写传记，有机会接近他，你写一张便条，我帮你递进去。”

　　几天后，伊斯门捎了话来：

　　“平安无事。”

　　果然，什尼切尔毫发无损地出来了。

　　在从巴库去格鲁吉亚首府梯比里斯的车厢里，一个陌生人走到什尼切尔身边，劈头就问：

　　“邓肯在这个车厢吗?我手上有一封叶赛宁写给她的信，他嘱我当面转交。”

　　邓肯接过了那封信，内容很简单，叶赛宁被杂志的事绊住了，一时半刻来不了，他还是许诺在克里米亚见面。

　　邓肯感到奇怪：“怎么还要留在莫斯科?……”

　　实际上，叶赛宁办杂志的计划早已流产，他趁邓肯远走高加索，住在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寓所专心致志地写一本书《钢铁世界城》，记录他在美国的见闻和感想。然而，叶赛宁的这部书遭到了公众与评论界的无情批评。8月28日的《真理报》头版撰文指出，《钢铁世界城》全篇充满恶意，是作者浅薄轻浮、骄傲自大、荒唐做作的体现。

　　梯比里斯造型艺术舞蹈学校的一位女校长，执意要邓肯去她的学校看一看，希望能从这位名震天下的艺术大师嘴里挖出一两句恭维话，借以提高学校的声威。邓肯去了，她一看见孩子们在不断地受着“舞蹈”的折磨，就忍不住站起来喝道：

　　“你们在做的事情多么可怕，多么可怕!你们没有教会孩子们简朴优美的舞蹈，而是让她们做一些粗俗不堪的动作。嗅，这有多糟，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说完，她目不斜视地走出了大厅。

　　4

　　巴图姆是依莎多拉高加索之行的最后一站。这里有一个十分不错的诗人群体，他们热忱欢迎邓肯的到来，并拜她为“缪斯女神”，但这些英俊的小伙子无法驱走他们“缪斯女神”的脑海中另一个诗人的身影。邓肯听说从这里可以坐小火轮走水路到达克里米亚，她就耐不住了。

　　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邓肯兴奋地给叶赛宁发了电报——速来!

　　“速来”的回电令邓肯悚然一惊：

　　请不要再给叶赛宁来信和来电。他和我在一起。他永远也不会回到你的身边去了。加琳娜·贝尼斯拉芙斯卡娅。

　　邓肯看过电报后，赶忙召来艾尔玛和什尼切尔：

　　“你们相信这是真的吗?这个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究竟是谁?”

　　什尼切尔说：

　　“是叶赛宁过去的朋友。在你之前，他们的关系就很好，但叶赛宁总是和她保持一段距离。”

　　邓肯和艾尔玛商量了一晚上，才草拟了一份“工于心计”的电报，立即拍给叶赛宁：

　　我收到大约是你的仆人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来电，她说我不要再给博戈斯洛夫

　　巷去信和电报，莫非地址变更了，请回电说明。无限爱你的依莎多拉。

　　依莎多拉·邓肯对叶赛宁“无限”的爱换来的是天才诗人叶赛宁天才的、富有诗意的欺骗!前面那封署名为“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电报完全是叶赛宁的亲笔，只不过是借了贝氏之名。此刻的叶赛宁，是下决心要和邓肯分手了。当他又接到邓肯的电报时，匆忙用铅笔写了复电：

　　我早在巴黎时就说过，我要回俄罗斯去。我是属于俄罗斯的。你责怪我，怨恨我吧，我非常爱你，但是我不能和你一起生活。现在我已经结婚，而且很幸福。我同样祝福你。叶赛宁。

　　叶赛宁写完后，得意地读给贝尼斯拉芙斯卡娅听。贝尼斯拉芙斯卡娅说：“也许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还在爱着邓肯呢。”

　　“我承认，我和她在一起，心中有一股巨大的热情，这种感觉延续了整整一年。可是后来一切都过去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你和她分离，会很痛苦的。”

　　“不，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我对邓肯一无所想，我们一定要分开的。”

　　“如果要分手，那么不提爱情之类的词眼更好些。”

　　叶赛宁马上将纸翻过来，飞快地在背面写上简单明了的一句电文：

　　我爱别人，已结婚，并快乐。叶赛宁。

　　电文是发出了，但邓肯却没有收到。因为她在自己发出电报的第二天，即10月12日，便动身返回莫斯科了。她急于了解真相。

　　邓肯找遍了莫斯科的每一个角落，连叶赛宁的影子都见不着，他们熟悉的咖啡馆和朋友均不能或不肯提供他的线索，剩下的就只有一个地方了——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寓所，邓肯伤心透了，但她不愿意马上去那里。她想自己先冷静一下。

　　倒是什尼切尔沉不住气了，他对叶赛宁流氓加无赖的做法极其气愤，他写了一封长笺，痛斥叶赛宁背信弃义：

　　“……在依莎多拉的房间里，你高谈阔论对另一个女人的爱情以及你使其他两个女人怀孕的故事，难道你不觉得这很粗俗吗?人们听了这些话会怎样想呢?依莎多拉是有错，她错得厉害!她唯一的错就是对你太好了。你的所作所为简直像个下流坯。你曾经多次说你是多么爱依莎多拉，但你回到莫斯科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表献给另一个女人的爱情诗来羞辱依莎多拉……

　　“你到处嚷嚷依莎多拉把你送进了精神病院。我看到了账单，它证明你所说的精神病院是一个第一流的疗养院。你想，精神病院能允许你随意外出吗?住疗养院花掉了依莎多拉很多钱，才使你免受了监禁和流放之苦。

　　“在歌剧场，你打伤了一位法国警察。如果没有依莎多拉的保护，你会蹲好几个月监狱。依莎多拉随时守护着你，我曾读到过不少她为你辩护的非常精彩的文章 。正是因为你，她才失去了美国护照。你知道吗?为了带你去法国、意大利、美国，她做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经历了多少艰难和困苦!然而，在你的祖国，你却以卑劣的行径来回报她。我十分清楚地见到了依莎多拉为你所做的一切，却没有发现你所谓的‘爱情’给她带来了什么。我只看到你丢人现眼，谎话连篇……”

　　什尼切尔所说的“发表献给另一个女人的爱情诗”是指叶赛宁献给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组诗《一个无赖汉的爱情》，这组诗的前面两章刊登在莫斯科《红色麦田》杂志1923年10月14日一期上。诗中，叶赛宁厚着脸皮说：“我是第一次为爱情歌唱。”信誓旦旦的组诗还未完成，他就已经让另一位妇女娜杰日达·沃尔萍有了身孕，这个孩子于1924年5月12日问世，取名亚历山大，这是后话。

　　叶赛宁终于露面了。

　　那是一天下午，叶赛宁冲进了邓肯居住的普列契斯登卡街20号，邓肯正在房间里与来访者闲聊，她看见叶赛宁进来，笑着迎了上去。

　　“少来这一套，快把我的胸像给我!”

　　叶赛宁伸出钢铁般的手。他的全身像一堆酵母般地喷吐出浓烈的酒气。他所说的胸像乃是苏联杰出的雕塑家科尼奥可夫用一大块整木雕刻而成，摆在了最醒目的古董柜的顶层。

　　“谢尔盖，你喝醉了，先寄在我这吧，待你神志清醒了，再来拿。”

　　“我没醉，我清醒得很。那是我的胸像。”

　　他拖了一把椅子到柜前，双脚颤抖着站了上去。他紧紧抱住了那只胸像，又好像承受不起，竟然摇晃着连人带物跌在了地上。

　　“啊!”

　　邓肯惊叫着，正要上前去扶。哪知叶赛宁一跃而起，逃命似地跑了出去。

　　邓肯望着他的背影，心的镜子“咣啷”一声摔在地上，纷乱的碎片凸射出尖厉而激越的光芒，那是爱情铸就的光，那是鲜血淬砺的芒，每一个耳闻目睹的人，都要被深深地刺痛。

　　这是依莎多拉·邓肯与叶赛宁人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5

　　依莎多拉·邓肯变得沉默寡言了，她只字不提叶赛宁。她看上去轻松悠闲，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教学上，其实，谁也猜测不出她内心里愁的重量、苦的深度。

　　邓肯不断地教孩子们学习新的舞蹈，有一种“爱尔兰吉加舞”，用舒伯特的音乐伴奏，单纯、跳跃、洋溢着欢乐。她亲自为舞蹈设计了服装，芭蕾舞短裙全是鲜绿色的。邓肯的血管里流着祖父遗传给她的爱尔兰血液。她说：

　　“在爱尔兰，革命的颜色不是红色，而是绿色，因为爱尔兰的革命者都是被吊在树干上绞死的。”

　　她还用俄罗斯、爱尔兰、法国、中国的革命歌曲创作了一批舞蹈，影响波及全球。在法国，在中国，在北美和加拿大，到处都有像莫斯科一样以依莎多拉·邓肯命名的艺术学校，它们的节目广受欢迎。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

　　依莎多拉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站在工会大厦外面从全国各地赶来哀悼的工人农民的行列中。她冒雪等待了好几个小时，刺骨的严寒冻掉了她同伴的一只耳朵，她也几乎被冻僵了。但几十万群众列队缓缓绕过遗体的悲壮场面，给了邓肯无穷的力量。她特意为列宁创作了两首葬礼进行曲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以后，在苏联所有的演出中，邓肯都是以这两支葬礼进行曲作为开场戏，场场爆满。在古老的拥有50万人口的乌克兰首府基辅，邓肯连演18场，满城都在欢呼：

　　“邓肯，邓肯，美丽的女士。”

　　邓肯卓绝的舞姿和非凡的表现，使苏联人民深切地感到：列宁永远活着!

　　这一年10月，邓肯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列宁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真正爱全人类。”

　　“当代的力量就是列宁……他是一个体现了新的精神的人，体现了理想主义力量的更新和新的宗教的人。”

　　学校的财政又发生了困难。邓肯与经纪人季诺维也夫商讨着进行一次庞大的巡回演出，计划前往伏尔加地区、土耳其地区、乌拉尔地区，还将到西伯利亚，从那里进入中国。邓肯听说能去中国，高兴地说：

　　“那是我一生的梦，美丽的东方，那儿有非常美丽的刺绣。”

　　可是，这次巡回演出从一开始就不顺利，边远地区，文盲遍布，愚昧丛生，他们对舞蹈的理解就像牛听弹琴一样，一窍不通。6月24日，邓肯在奥伦堡写信给艾尔玛说：

　　“在灰暗的布景和惨白的灯光下，我的三场演出很不顺利。我们一个戈比也没有赚到就离开了伏尔加，我再也不愿想到这个地方。没有观众。没有理解。我们一无所获。”

　　这封信的署名是“你的头上没有光圈的受难者、可怜的依莎多拉”。末了，还要加上一句：“这真是地狱般的生活。”

　　7月28日，邓肯在叶卡捷琳堡写的信以“这大概是我最后喘的一口气”结尾。

　　8月4日，邓肯一行仍然被困在叶卡捷琳堡，她在信上说：

　　“这次巡回演出屡遭失败。虽然我为广大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们演出，但他们却无力购票。‘新资产阶级’买得起票，他们却非常憎恨我。”

　　8月10日，邓肯在离开叶卡捷琳堡时再次写信给艾尔玛，落款是：

　　“奄奄一息的依莎多拉。”

　　邓肯是不怕吃苦的，邓肯对自己舞蹈的不被理解同样无所畏惧。上述文字，吐露的实际上是依莎多拉·邓肯凄凉的情绪与绝望的心境。

　　雄心勃勃的远东巡回演出只得半途而返。8月中旬，依莎多拉·邓肯回到莫斯科来签订去德国巡回演出的合同。在学校，她的500名学生以美妙的舞蹈迎接她的归来。她热泪盈眶地看着他们，说：

　　“见到这些孩子们在阳光下优美自然地载歌载舞，我所受的磨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邓肯冒着酷暑，天天到运动场亲自为孩子们授课，她为他们的不断进步而欣喜。

　　“孩子们，像我这样把手放在胸部，感受蕴藏在你体内的生命力，这个动作意味着‘人’。”

　　孩子们齐声回答：“CHELOVEK。”

　　“现在慢慢将手臂伸出，伸向天空，这个动作代表‘宇宙’。”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VYSELENAIA。”

　　“再将双手缓缓地放下，接触大地。”

　　童音齐答：“SEMLIA。”

　　“现在向我充满爱心地伸出你们的双手，这代表‘同志’。”

　　孩子们齐声说：“TOVARISH。”

　　1924年9月28日，依莎多拉·邓肯在这个难忘的周末举行了告别俄国的演出。

　　9月30日凌晨，邓肯步履蹒跚地登上了飞往康尼格斯堡的飞机，她频频回头，是留恋俄国，还是盼着一个人的出现?

　　谁也不知道。

　　她的复杂的内心，她的爱与恨，深如江海，耸入云天，即使是她自己，或许也不全明白。

第十四章 最后的岁月

　　第十四章 最后的岁月

　　1

　　依莎多拉·邓肯的不幸似乎是无穷无尽的。

　　当她到达柏林时，才知道她签订的德国巡回演出的合同纯粹是一场骗局。邓肯立时陷入困境，许多曾经表明如何如何“爱”过邓肯的朋友都避而不见。更令人寒心的是，几十年来患难与共的姐姐伊丽莎白也不理她了!伊丽莎白的周围都是一些大腹便便的富翁，她那所设在波茨坦的学校也断然拒绝邓肯的加盟。

　　邓肯像乞丐一样，让人“敬”而远之。弟弟雷蒙德在法国尼斯，邓肯想去那儿求援，法国方面马上传来消息，不能给“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者”依莎多拉·邓肯签证。邓肯走投无路，举首问天：

　　“每一个国家都因为我的‘政治关系’而不给我签证。我的政治关系是什么呀?我倒想知道，我的政治关系在哪儿?”

　　邓肯被迫将自己出场的价额一降再降，仅仅能弄几个碎银子供吃和住，经纪人则在巧取豪夺中大发横财。布卢特内尔大厅里，观众高涨的热情使邓肯暂时忘记了窘境。可是，号称评论家的那一伙无聊文人大多耀武扬威，刻薄无礼。柏林有一家俄国侨民办的报纸《日子》，说：

　　“人们知道，邓肯人老珠黄，不堪造就，那些一贯把她捧上天的各国观众都已将她抛弃。这以后，她才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正是在苏维埃国家，她把她纯朴的艺术、原始的政治与克里姆林宫的思想掺杂在一起。昨天晚上的演出把她折腾得精疲力尽，今天的依莎多拉对一场演出已经大大地力不从心，可是她还是认为应当将她的一些俄国印象介绍给观众。她说，她生来就是她自己艺术的革命派，在安纳托里·卢那察尔斯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自由王国。”

　　并非处处都是冷眼和欺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朋友每天给邓肯送来一块烤牛排，他对邓肯说：

　　“我没有钱，买不起更好的东西。但是，你要挺过去，依莎多拉，全世界不能没有你的艺术。”

　　还有两位年轻的美国留学生，歌手马丁和钢琴师阿伦·科，虽然他们的津贴十分有限，但他们总是为邓肯拿出最后一个便士。当他们也一文不名时，就写信给外地的朋友，托他们找邓肯在当地的朋友，给予支援。细心的阿伦每次都不忘叮嘱，请亲自拜访依莎多拉的朋友，不要写信。可见，写信这一形式是首先使用过的，无效，才让朋友们亲自去。

　　亲自去又怎样呢?

　　杳无回音。

　　邓肯在万念俱灰之际，忽然收到一笔来自美国的汇款，有几百美元。而此时，好友塞西尔·索雷尔恰好帮她搞到了签证。一时间，峰回路转，邓肯到了巴黎，那个让她魂牵梦绕的城市。

　　到巴黎不久，她就听说了昔日的学生马戈特病重的消息。当她赶到医院时，她只见到了这位年轻漂亮姑娘的遗容。邓肯跟着病倒了，支气管炎，牙痛，神经衰弱，慢慢侵蚀着邓肯健美的身体。

　　雷蒙德真诚地接纳了名闻天下而又灾患深重的姐姐。他多年来经营手织地毯和布匹，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他把病中的邓肯带离了潮湿多雾的巴黎，南下气候宜人的里维埃拉。

　　自从雷蒙德伙同全家人坐着牲口船从纽约漂洋过海后，他就一直是个禁欲主义者，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担心这对姐姐的健康没有好处，便在尼斯的加利弗尼亚区为邓肯租下了一家小剧院。邓肯的心情为之大变。

　　1925年4月的一天，邓肯在内格雷斯科旅馆附近的海滨浴场小憩，被苍蝇叮了一下。她当时没有在意，不料过几天右臂就剧烈地肿胀起来，只得让医生用柳叶刀割开隆起的部位。她在卧床期间，对前来看望的作家乔治·莫尔韦说：

　　“真的没用了，一只苍蝇都可以把我打倒。”

　　莫尔韦笑着说：

　　“生命本就是脆弱的，但是命运能让人变得坚强。依莎多拉，你是一个打不倒的人!”

　　这时，美国一家出版商找到了邓肯，他们愿意以重金买下她的回忆录。乔治一听，兴奋地对邓肯说：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这么多年了，你完全能够写出一本好书，不仅仅是畅销，而是不受外界干扰，认真地审视自己的内心。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表演’，用语言文字演绎自己的思想感情。”

　　“可是……我有些懒了，或者漠不经心了。”

　　“你要下决心，我会帮助你。”

　　邓肯在乔治·莫尔韦和西班牙作家布拉斯科·伊瓦涅斯的鼓励下，拿起了在她看来是沉甸甸的笔，她有时自己写，有时口授给速记员，进展较顺利。持续了两年，回忆录写到一半，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能看到的《邓肯自传》。这本优秀的传记乃依莎多拉·邓肯饮泪泣血而成。由于邓肯在1927年意外身亡，这本传记永远只是半部。无论对文学史，还是对艺术史，都是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1925年秋，日子过得稍有起色的邓肯又闲不住了。她还是想办学校。她想，倘若能与法国共产党合作，在他们的赞助下创立一所可以接收1000名无产阶级儿童学习舞蹈的学校，他们一定会同意。她请来了曾为她担任过秘书的小说家安德烈·阿尔恩伊弗尔德，慷慨地说：

　　“请他们给我送来500名、1000名学生，我会让他们创造奇迹。孩子们生来就和谐优美，生气勃勃，他们宛如洁净的陶土，可以被人们打上欢乐、强健、自然等一切印记。如果我们善于引导他们，让他们理解舞蹈的含义，那么所有的孩子都能跳舞。

　　“形体训练还是次要的，我们首先必须培养孩子们的心灵。我会将我最优秀的学生从莫斯科接到这里，她们将在这所学校里担任班长，由我为她们提供衣食。但你得向共产党的领导人强调，要实现这一切，务必有足够的资金。”

　　邓肯确实被钱害苦了。

　　法国共产党对邓肯的提议果然兴趣浓厚，他们专门派了一位代表来与邓肯商讨有关这件事的经济问题。但谈判的进展却十分缓慢，主要原因是法共内部意见不一，代表在每一件事上都犹豫不决，从秋至春，春天又悄悄地走了，这件事依然未能拍板，来自法共的回音总是温和的“继续考虑”四个字。

　　1925年岁末，依莎多拉·邓肯接到了艾尔玛发自莫斯科的电报——叶赛宁死了!

　　2

　　叶赛宁是在一位朋友家里听说邓肯离开苏俄的，他当时木无表情，不断重复着一句话：“我早知道她要走的，我早知道她要走的……”那模样使人感到它是一副丢失了灵魂的躯壳。

　　接着，他多病，纵酒，居无定所。他和贝尼斯拉芙斯卡娅始终没有打得火热，他与1919年以来最密切的朋友马连果夫也疏远了，后来又和意象派诗人们彻底决裂。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写作颇勤，不仅有反映时代活力的政治抒情诗，而且创作了大量表现个人漂泊生涯和悲剧命运的短章 。这些作品较之以前，在风格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不再专注于分行、押韵、措词等精细的技巧，而是追求简洁明快的气质和最大可能的情感冲击力。马连果夫说得很准确：

　　“是的，他会失去一切，而且的确失去了一切。既失去了口袋里的钱，也丢尽了灵魂上的羞耻之心，失去了他最后的朋友和爱过的女人，失去了他头上的帽子，失去了他在酒店的领导地位——但是没有失掉他的诗篇!他的诗歌使人听见他的心在跳动，他的呼吸息息可闻。”

　　1925年3月初，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举行了一次家庭晚会。叶赛宁一反平日的忧郁，成了晚会上的活跃分子，他巧舌如簧，左蹦右跳，为的是吸引一位默默寡言的姑娘的注意。这位姑娘是晚会的贵客，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

　　索菲娅具有名门闺秀的风致，她妩媚而又腼腆，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不凡的教养。她正值情窦初开的年龄，叶赛宁的诗又是她一直爱读的。于是，她的眼睛里便荡漾着丝绒般的柔光。叶赛宁是能够领会那种柔光别样含义的高手，他不时地主动投过去情意脉脉的一瞥。这两种目光很押韵，自然成了一首诗中的两行，不，一首诗仅有的两行。

　　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深知自己不能走进这首诗里，她只是诗的一个小小的引子。她又一次眼睁睁地看着，维系自己一生的爱情阵地，被别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尽管她感觉叶赛宁对索菲娅的爱恋只不过是对理想美神的膜拜而已，尽管她内心希望这种膜拜最好不是以现实中的女子而是以维纳斯像为对象，但她却无力阻止叶赛宁与索菲娅的情爱进程。

　　7月底至9月初，叶赛宁偕同索菲娅旅游高加索，他们的婚姻就建立在这一个多月交往的基础上。

　　可是，当叶赛宁一搬进索菲娅那座古色古香的神秘大院里，他就发现自己又在走向一个悲剧。叶赛宁最不堪忍受的压抑与束缚，此刻，却像一张牢不可破的网罩住了他。他在给梯比里斯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新的家庭也未必有什么好的结果。这里所有的地方都被‘伟大的老翁’占据着，他的肖像比比皆是，桌子上，抽屉里，墙壁上，甚至让人觉得房顶上都有，简直没有活人的地方。这使我感到窒息……我所期待和希望的一切都破灭了。”

　　叶赛宁的妹妹舒拉在《我的哥哥叶赛宁》一文中写道：

　　“在这个寓所里，一切东西都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而且东西多得令人难受。也许，它们对博物馆是珍贵的，但对住家来说，房间的摆设显得太满。谢尔盖在那儿住不下去了……谢尔盖搬到索菲娅的住所，和她单独相处以后，立时明白，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趣味各异，对生活的看法也不一样

　　11月，叶赛宁因患精神抑郁症住进了莫斯科一家医院。医生坦率地告诉他，他们对这种病无能为力。

　　12月23日，叶赛宁特意装束了一番，来到国家出版社大厦。他新的一本诗集正在这里付印，他来清点最后一次校样。该书的责任编辑伊凡·叶甫多基莫夫看见叶赛宁的脖子上系着一条黑丝制作、缀着小红花图案的围巾，惊奇地说：

　　“谢尔盖，你难得这么标致一回!这条围巾真的很适合你。”

　　叶赛宁黯然伤神地说：

　　“这是依莎多拉送给我的礼物。她给我的……哎，这个老太婆，她多么爱我啊!要是我给她写信，叫她来的话，她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都会不远万里，流着眼泪跑到我跟前来的……哎，现在……现在太晚了。”

　　这是叶赛宁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晚上，他独自一人坐上了去列宁格勒的火车。他的身上仅仅带了一只伊特鲁里古花瓶，这是1922年邓肯与他结婚时送给他的纪念品。

　　24日晨，叶赛宁抵达列宁格勒，他径直走进了“安格里杰尔旅馆”5号房间。四年前，叶赛宁陪同邓肯到列宁格勒演出时就是住的这间房，那根当年他频频去摸的暖气管，今天仍然是冷冰冰的，散发出死亡的气息。

　　以后的两天，叶赛宁过得很安静，列宁格勒的朋友他都走了一遍，包括他曾经背弃的老师克留耶夫。

　　28日清早，人们在5号房发现了吊死在暖气管上的叶赛宁。他用一根绳子往自己的脖子上绕了两圈，蹬翻了垫在脚底下的一张床头桌，脸对着窗外蓝色的天空和悠旷的广场。

　　3

　　临终前，叶赛宁割开自己的手腕，让鲜血汩汩流进了那只精巧无比的伊特鲁里古花瓶，然后用手指蘸着写了一首绝命诗：

　　再见吧朋友再见，

　　你深留在我心间;

　　命中注定要分手，

　　相约将来再见面。

　　朋友再见勿话别，

　　不把伤悲锁眉尖;

　　死亡不算稀奇事，

　　活着也不更新鲜。

　　这首诗据估计是12月27日早晨写的。许多研究叶赛宁的专家都认为，这首诗是献给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原因有二：一是叶赛宁生前在公共场合总是称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为“我的朋友”;二是由于叶赛宁多次漠视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爱情，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内心产生了愧疚。

　　然而，这两点都有些牵强。

　　叶赛宁称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为“朋友”，是因为他身边携带的贝尼斯拉芙斯卡娅名不正而言不顺，“朋友”不过是一面幌子罢了。叶赛宁也许对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有过愧疚，但从他在12月23日与伊凡·叶甫多基莫夫的谈话看，使他真正深怀愧疚的，是邓肯。何况，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死，他和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之间的“冷战”都没有结束。

　　专家们对这首诗的判断往往还受了另一件事的影响，或者干脆说是感动吧。那就是一年之后的1926年12月3日，贝尼斯拉芙斯卡娅在叶赛宁的坟头开枪自杀，殉情而死。其实，命运真是十分的残酷，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一厢情愿”延续到了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无怨无悔地为叶赛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青春，爱情，乃至生命。她也非常渴望得到她所渴望的，但她却能坦然面对每一次失去，只是默默地等待，默默地付出。

　　能与依莎多拉·邓肯和贝尼斯拉芙斯卡娅这样优秀的女子共度人生的一段时光，诗人叶赛宁，夫复何求?而邓肯与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爱情惨遭叶赛宁狂暴的摧折，又着实让天下有情人同声一叹!

　　如果说，叶赛宁在弥留之际，心中奔涌着对爱情的怀念，那么，真正使他辗转反侧的，还是她——依莎多拉·邓肯。否则，他不会戴着邓肯送给他的围巾，带上那只伊特鲁里古花瓶，来到安格里杰尔的5号房间。

　　种种迹象表明，这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自杀，而是有着周密计划和充分准备的。

　　这样，绝命诗中的“朋友”究竟是指谁?谜底迎刃而解。叶赛宁的死又成了新闻界再好不过的噱头，各大报刊纷纷登出叶赛宁与邓肯之间的种种“大揭秘”、“大曝光”、“独家报道”等等，谣传四起，流言扑面。邓肯毫不示弱，向巴黎的新闻社去电抗议：

　　叶赛宁的不幸去世使我悲痛欲绝。他拥有青春、美貌和超人的天赋。然而他不满足于这些，他那富于冒险精神的心灵向往着无法达到的目标，他希望压倒那些市侩们。

　　他毁灭了自己年轻美丽的身体，但是他的灵魂将永远活在俄国人民以及所有热爱诗人的人们的心中。对于在巴黎出版的美国报纸上所刊登的一切无聊的不实之词，我提出强烈抗议。我与叶赛宁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吵或离异。我万分悲痛地哀悼他的逝世。

　　依莎多拉·邓肯

　　艾尔玛从莫斯科来信，详细地汇报叶赛宁去世和下葬的情况。邓肯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其中说：

　　“谢尔盖的死使我大为震惊，我痛哭了好久。他似乎经历了人世间的一切痛苦。我自己也遭受了一系列的灾难，以至时常想到随他而去，不过我会选择投海。但目前我还不能这样做，我有一个未来的计划需要完成。”

　　这个“未来的计划”就是指与法共合作办一个千人规模的学校。邓肯还在苦苦努力。

　　她写信给玛丽·德斯蒂说：“我的眼里已经没有泪水可流了。”

　　不久，邓肯接受英国联合报刊驻尼斯记者的采访，末尾语含沉痛：

　　“现在全世界都在笑，而我却在哭。”

　　4

　　1926年9月10日，依莎多拉·邓肯在巴黎举行了一场李斯特专场作品的演出。期间，法国诗人让·科克多朗诵了他的成名作《埃菲尔铁塔的婚礼》，而后，又即兴朗诵新作《俄耳浦斯》。

　　俄耳浦斯是希腊神话中善弹竖琴的歌手，邓肯在诗歌婉转的旋律里听到了缥缈的琴声，她翩翩起舞，仿佛又回到了希腊那神话般的氛围中。

　　科克多与画坛巨擘毕加索相交甚笃，而1926年的毕加索正如日中天，他在巴黎妇孺皆知，里巷相闻。邓肯既没有在别的场合，诸如名流集会之类，与毕加索谋面，也未曾通过科克多这架桥梁，将舞蹈与美术天堑变为通途。

　　两位不同艺术领域里的革新者，在各自的追求与探索中登峰造极，他们的会面一定会是一场精彩的“高峰对话”!

　　邓肯与毕加索都是同龄人，邓肯只比毕加索大三岁，他们肯定互相听说过，为什么会没有相遇的机缘呢?

　　历史就是这样，留下一个又一个的空白，耐人寻味。

　　依莎多拉·邓肯决定拍卖她在纳伊的住宅。那是一块伤心之地，她的两个孩子就是从那里出去被塞纳河水夺去了生命。另一个原因则是她负债累累，1922年的一笔3000法郎的欠款，利滚利，到1926年已超过一万法郎。

　　11月24日，邓肯接到了莫斯科法院的通知，鉴于她是叶赛宁的遗孀，确定她有叶赛宁财产的继承权，一共约40万法郎。这笔钱对邓肯来说，应该是太宝贵了，她的口袋里连吃下一顿饭的钱都没有了。但她不为所动，马上草拟了一份电报，发往莫斯科法院的首席法官，声称放弃对叶赛宁财产的一切权利，并建议将其赠与叶赛宁的母亲和妹妹，她们比她更迫切需要这笔钱。

　　第二天，法院就以31万法郎的价格低贱地卖出了纳伊的住宅。

　　31万法郎并没有使邓肯发财，相反，这是她破产的开始。这笔钱很快就被她以前欠的各种债务侵蚀一空。不久，她托身的吕特蒂阿旅馆的办公室给她送来了一张账单，9000法郎!信封内附有便条：

　　如果这张账单不能在当晚付讫，邓肯女士必须搬出此室。

　　有生以来，她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被勒令离开旅馆。

　　依莎多拉·邓肯为舞蹈艺术事业奋斗了一生，她所遭遇的困境，激发起许多文化人的良知。在巴黎上层社会极具感召力的多萝西·爱尔兰小姐的公寓里，正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主要议题是迅速成立一个委员会，筹集资金，争取在纳伊住宅第二次拍卖时将其买回，让邓肯重新成为它的主人。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塞西尔·萨尔托里斯女士、伊奥尔斯卡女士、安德烈·阿尔恩伊弗尔德先生、乔治·丹尼斯先生和阿尔弗雷多·赛兹先生。

　　伊奥尔斯卡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女演员，她的热心肠和责任感享誉欧洲演艺界。有一天，她来到了萨布隆斯大街邓肯蛰居的那间阴暗的小工作室里，只见家徒四壁，连一只衣箱也没有，邓肯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一本书。伊奥尔斯卡问道：

　　“依莎多拉，你随身的东西呢?”

　　“在那儿，那只手提袋里。”

　　伊奥尔斯卡走过去看了看：“这只有些纸。我问你的衣服放在哪?”

　　“衣服吗，我都穿在身上了。那个手提袋装着我的全部财富，它们是无价之宝——我赖以寄托感情的信件和回忆录。”

　　“依莎多拉，你还剩多少钱?”

　　邓肯笑了，她掏出钱包里所有的钱说：

　　“来，咱们一起数数……哦，5法郎，35生丁。”

　　“这太可怕了。你怎么还能坐着安心读书呢?”

　　“我过得很好，我在读《雅歌》。你能给我读一段吗?”

　　“现在?不行!依莎多拉，答应我，为生活作一次让步，如果你能在香榭丽舍大街音乐厅工作两周，他们就会付给你5000法郎，他们马上想和你签合同。”

　　“亲爱的伊奥尔斯卡，你的好意我领了。我不会原谅任何背叛自己艺术的人。艺术是神圣的，除了儿童之外，艺术是世界上最圣洁的东西。”

　　“依莎多拉，你不是要办学校吗?办学校离不开钱啊!”

　　“说实在的，我并不怕没钱。我最怕的是夜晚到来，我总在那时想起我的孩子，可怜的孩子……来，请给我读《雅歌》吧。”

　　伊奥尔斯卡为此次专访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 ，她说：

　　我读完此书时，她在哭泣。当她告诉我她仅有5法郎时，她还在笑着……当她告诉我那个已被信件占去一半的手提袋装有她的全部财产时，她仍在笑着……然而，当她听到《雅歌》时，却泪流满面!

　　的确，这位美国妇女是由神圣的材料做成的。她的名字应流传千古，这位天才确实改变了整个世界。

　　5

　　专门成立的那个委员会做了大量实事，譬如公开募捐、拍卖礼物等，但内部也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导致效率不高，买回纳伊住宅的钱迟迟没有凑起，不过这些钱使邓肯的生活大有起色。

　　1927年夏，许多朋友来到了依莎多拉·邓肯的身边，也让她心境顿然开阔，除了玛丽·德斯蒂外，还有上十年没有见过面的“大天使”，他弹的钢琴更加令人如痴如醉，还有爱德华·斯泰肯，他于1920年在希腊摄制的一幅邓肯的照片，被誉为最能展示“最伟大的舞蹈家的风采”。艾尔玛·邓肯也来了!她专程从莫斯科赶来看望自己的养母，并汇报学校的近况。

　　7月8日下午，邓肯在莫加多尔剧院举行了她一生中最后一场公开演出。乐队指挥艾伯特·沃尔夫，节目是依莎多拉·邓肯精心选定的，有舒伯特的《圣母颂》和瓦格纳的《绮瑟之死》等。

　　许多作家、记者、评论家都对那次演出写过印象记，而且是难得的众口一辞的颂扬。我们看魏尔纳的一段描述：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成功，没有过这样的令人入迷，甚至在她年轻时名声显赫的日子里，也不曾如此地动人心弦过。这里有一种神秘的、神圣的东西。当她表演《圣母颂》时，观众的眼睛没有一只是干的;所有在场的人，评论家、舞蹈家、美术家、音乐家、舞台工作人员……都看得出神入迷，失去理智。表演刚刚结束，整个大厅的观众全体起立，鼓掌欢呼。

　　啊，天啦，她取得了这最后一次胜利，是多么美啊!

　　这次演出几乎付出了依莎多拉·邓肯所有的心力，面对热烈鼓掌欢呼的观众，邓肯含着泪水，只是挥手致意。她将指挥沃尔夫请到撒满鲜花的台上来，一起向观众鞠躬，微笑。她一言不发。而以前每次演出之后，她都会来一段具有轰动效应的讲演。

　　邓肯怎么了?

　　台下的老朋友们都隐隐感到一丝无言的伤痛。

　　法国作家亨里特·索雷特意到她的化妆室去向她表示祝贺，他看到邓肯“躺在那里，尚未完全脱掉的衣裙，露出一双赤脚，疲惫不堪的头靠在迷人的双臂上。她看上去心情沉重，涂有口红的双唇紧紧关闭在一起，红发如同古代雕像中的头发那样卷曲着，宛若稻茎无力地搭在肩上”，像有一块石头从天上落下来，砸在索雷的心坎上。他默默地退了出去。

　　8月初，邓肯和玛丽·德斯蒂等人启程前往尼斯。在车上，玛丽·德斯蒂突发奇思，她问邓肯：

　　“依莎多拉，你一生中最爱的是哪一个男人?”

　　邓肯回答：

　　“我也不知道。我爱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爱得无以复加。现在，我仍然全都爱……”

　　“你对叶赛宁的感受是不是更特别?”

　　“对，我忘不了那双蓝眼睛，它的目光总是直射入人的心里。”

　　“你认为，你一生中哪段时间活得最愉快，最得意?”

　　邓肯毫不犹豫地说：

　　“俄国，俄国，只有俄国!我在俄国的三年，尽管受尽了苦，还是顶得上我这一辈子加在一起的其余的时间。在那里，我对我存在的意义体会得最深刻。在那个伟大的、不可思议的国家，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不，玛丽，你必须和我一起去俄国。我们很快就走。要是他们支持我的学校，我将在那里度过我的有生之年。”

　　6

　　8月12日，美国艺术家罗伯特·钱德勒和克莱门斯·伦道夫小姐主持午宴，邓肯和玛丽应邀出席。来接她俩的是一辆漂亮的布加蒂赛车和一位英俊的意大利司机，他叫本奥伊特·法尔凯托，他们一路上谈笑风生，很快成了好朋友。邓肯喜欢各式各类的车，而法尔凯托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相约后天一起去英格兰游乐场乘车兜风。

　　13日，依莎多拉·邓肯来到经纪人奥托伊斯先生家，研究去法国其他地区举行冬季巡回演出的可行性。一进家门，奥托伊斯儿子那双明亮的、泛着微笑的蓝眼睛，像一把利刃刺痛了邓肯脆弱的神经，她惨叫一声，冲出屋外，身体抖动得像狂风中飘荡的花瓣。

　　邓肯一整天没有出过自己的房间。玛丽守在窗外，令人心碎的抽泣声一直没有断过。

　　第二天清早，依莎多拉·邓肯对玛丽·德斯蒂说：“玛丽，如果你对我有一点点爱怜之心，请你替我找一条出路离开这个可恶的世界吧!我一天也不想多活了，这14年来天天忍受着可怕的痛苦。任何事情都减轻不了这种痛苦。在一个蓝眼金发的漂亮孩子随处可见的世上，我不能活下去了，我不能!”

　　晚上，法尔凯托来接邓肯了。

　　一看见法尔凯托，邓肯的心情好转了许多，仿佛从来没经历过不愉快的什么。她饭还没吃完，将一条又长又大的红色的中国绉纱围巾草率地围在脖子上，就要走。

　　玛丽望着她说：“你最好穿上我的外套，不然会着凉的。”

　　“不用，我戴上了红围巾挺暖和。”

　　“依莎多拉，早点回来，我有些不好的预感。”

　　“我只是出去转转，很快就回来的。你又迷信了，玛丽，抽支烟吧，心情会好些。”

　　邓肯说完，快步朝汽车走去。

　　当她正要弯腰进去时，又回转身来，对着玛丽·德斯蒂喊道：

　　“再见，朋友，我走向光荣去啦!”

　　这是依莎多拉·邓肯在人世间讲的最后一句话。一分钟后，她的围巾在汽车启动时不慎从左肩滑入车轮，汽车猛然加速，又戛然而止。只见法尔凯托哭着跑出来，一边哀号：

　　“我杀死了圣母!是我杀死了圣母!”

　　邓肯被迅即送往圣克罗医院。她的灵魂已经安详地到了另一个世界，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世界，也许，还有叶赛宁的世界……

　　但可以肯定，那将仍然是一个舞蹈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