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肮脏选举与对新政治文明的想象
郭松民
最近一段时间，轮番上演的“韩剧”和“美剧”让隔岸观火的中国人大饱眼福。在韩剧中，总统任期已近尾声，国民才蓦然发现，他们的总统可能是一具被邪教操控的傀儡，“选举的是朴槿惠，执政的是崔顺实”。在美剧中，FBI宣布重启对希拉里的调查，与其说是让美国选民舒了一口气：终于揭开了黑幕！不如说让他们更加沮丧的认识到，揭开黑幕是不可能的，正如他们到今天也没有搞清楚究竟是谁杀了肯尼迪。
“韩剧”和“美剧”的演出让我们更加直观的意识到，当西方民主政治的推销者对我们说“选举式民主”可以选出“正确的”领导人时，他们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选举式民主”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必须存在这样两个前提：一是信息是充分透明的，并且可以免费获得；二是选民是高度理性的，并且具有理解和分析政策的能力。但近世各国的选举实践都表明，这两个前提是不存在的。
选举时的信息不透明，我们就无须多谈了，因为如果信息足够透明，韩国人、美国人就不会在今天大吃一惊了。必须强调的是，选举时消耗的大量经费——美国上次选举花了创记录20亿美元，这次可能更高——和冗长的选举活动，主要的功能就是遮蔽真相，让信息的天空变得更加混沌——即让自己变得看上去不符合实际的完美，让对手变得看上去不符合实际的邪恶。
至于选民的理性和分析政策的能力，就更不能高估了。比如中国台湾地区2004年的“大选”，本来连战、宋楚瑜胜券在握，但投票前夜的两颗子弹，居然让陈水扁凭借不到三万张“同情票”当选，所以当陈水扁的贪腐丑闻曝光后，台湾选民就只能自嘲“民主就是自作自受”了;再比如尼赫鲁家族在印度的长期执政，也和印度选民对孤儿寡母的“感情”密切相关。
至于这次美国大选，特朗普提出的政策，如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在美墨边境筑长城等，诚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茨所言，这只会让美国人更贫穷，处境更糟糕。但特朗普的竞选之路之所以能够一路走到今天，距美国总统宝座只有一步之遥，靠的就是这些不靠谱的政策主张，因为这迎合了那些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了的美国低教育水平、低收入白人的情绪，注意!是他们的情绪而不是理性。
这两个前提对选举结果的决定性作用，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钱、能够操控媒体就能够赢得选举——因为这两件选举神器可以决定信息的走向，也可以操控选民的情感。
不过，对中国那些西方民主的推销者和美国选民来说，更令人尴尬的是，大选虽然曰“选”，但其实别无选择。用美国媒体自己的话说叫“只能在两个烂苹果之间选一个”，那么选民有没有选择“好苹果”的权利呢？答案是没有。当然你可以不选。不选，就只能接受别人选择。
但是，别无选择的选举还能叫选举吗？我以为不能。这其中的原因，概由于政治市场和商品市场是一样的，经过短暂的自由竞争之后就会形成垄断，而垄断的格局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打破。美国驴象两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形成之后，再也没有第三党或独立候选人能够成功入主白宫，就再清楚不过的证明了这一点。
行文至此，我已经预见到有人会拿丘吉尔关于“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来质疑我了。其实，丘吉尔的话是不错的，关键是那些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上自由派对民主做了一个窄化的、僵化的理解，即只承认西方的“选举式民主”是民主，而不承认存在高于西方民主的民主。但实际上，比西方民主更高级的民主是存在的。
这种民主就是人民民主——在西方赢得了冷战胜利后的今天，人民民主这个词汇已经被高度扭曲、误用、乃至妖魔化了。在自由派的词典中，它甚至成了一个“坏词”，但当我们拭去蒙在其上的尘埃，就会发现曾经实践过的人民民主仍然熠熠生辉，启示着我们追求更高程度的政治文明。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人民民主实践中，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前后的苏维埃民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的上海人民公社及遍及许多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堪称人民民主的三大火炬。以苏维埃为例，首先其代表是由工人以生产单位为选举产生的，这就打破了西方民主选举中无法克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也避免了金钱对选举的操纵；其次，苏维埃内部并不是只有布尔什维克一个党，也包括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第三，布尔什维克需要在苏维埃内部争取到多数才能把自己的政策主张转变成政策法令。我们看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革命活动的照片，大量是在群众集会上演讲，这正是苏维埃民主决策机制的一种体现。
人民民主的精髓是什么?毛泽东主席的结论是：“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而不是假手他人行使管理权，自己在这种管理下享受一些福利。这是对民主概念的革命性更新，是迄今为止在民主问题上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在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指导下出现的鞍钢宪法，使民主摆脱了“四年投一次票选一个烂苹果”的低级境界，进入到了直接管理自己的生产、生活单位的高级境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工厂和公司里的生活才和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对这里的事情毫无发言权和参与权，才是一种真正令人感到窒息的专制。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丧失对新的、更高级的政治文明的追求与想象。历史的车轮滚动到了今天，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相互竞争的态势已非常明显，西方“别无选择的选举”之不适合中国，也毋庸赘言。但我想指出的是，“中国模式”单靠经济增长方面成就是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是不够的，除非中国道路意味着更高的政治文明，否则是不可能彻底战胜西方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