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情局操纵的新型“第五纵队” 是怎样在全球策动“颜色革命”的？
戴 旭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这既是美国现代战略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美国未来一个时期全球战略特别是对华战略特点的描述，值得我们重视。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安全方面的双重压力，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国家和民族安全的重心。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整体安全态势一度有所好转。但随着美国建立世界帝国战略的实施、重拾冷战思维，以及中国的快速发展“脱出”了美国对中国的“设计”轨道，因此，美国战略东移，妄图围堵中国。世界政治格局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安全形势整体上又陷入了复杂而严峻的状态之中。
今天，在中国沿海，几乎集结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海陆空天兵器，各类针对中国的战争预演从太平洋一直延展到印度洋。就在外部战鼓擂响的同时，中国互联网上也连续发生多起围攻军人和爱国人士、曲解国家政策，甚至造谣煽动、误导公众的网络事件。由于国内大型门户网站几乎全部有外资背景，其网络动员能力巨大，甚至可以任意制造舆论并以此绑架民意。近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虽已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网络执法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网络空间、打击了美国“第五纵队”的嚣张气焰和隐藏在互联网中的不法分子，但我们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文化搏杀、思想争夺，网络大战虽无硝烟炮火，但一样惊天动地、惊心动魄，其对中国安全领域的威胁也将日益凸显。
联想到20年前，拥有数万枚核弹头和近400万大军的苏联军队，被无影无形却无处不在的信息思想战彻底侵蚀、肢解的场景；联想到不久前，被“推特”(Twitter)轻易“推”倒的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等国，国家政权倾覆始于思想瓦解，网络时代“政权一夜垮台”的事实，都让人不寒而栗。正所谓“静水流深”，中国打击网络谣言的行动引发境外“非民间力量”大举进行网络攻击等，已经让这种新形态战争初露端倪。而美国总统候选人洪博培试图依靠几亿中国手机用户和网民“扳倒中国”的公开演说，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新型“第五纵队”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关注点。
二战以后，美国几乎每一次战略转移都包含着一场由新技术应用引发的世界军事革命，冷战是核武器，海湾战争是信息化。此次，美国战略东移包含着的是由网络技术引发的网电空间战和信息思想战的混合物。前者被局限在传统军事领域，而后者隐然成形的战争形态则突破了一般的军事概念。当中国人开始重视并认真打量这个逼近眼前的对手和威胁的时候，战争的模样已经似是而非：看起来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轮廓还在，但实际上真正发生着的却是信息思想战。这是一种似曾相识但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战争。中国人清清楚楚地看到眼前躺着苏联和中东列国的“尸体”，但一些人就是不肯相信中国可能会遭遇同样的“战争”。
毋庸置疑，这的确是当今中国面临的真正的“现代”战争，而且这种战争正在不分昼夜地进行着。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还在准备着飞机对飞机、航母对航母，甚至卫星对卫星、导弹对导弹的战争。当然，这也是必须准备且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当前情况下，从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角度而言，只准备此类金属武器的战争，有可能会像“马其诺防线”里的法国军人，手握枪炮，却没有等到德军坦克出现在阵地的正前方。因为，战争理念的落后与不对称，有可能在你一闪念间，原本固若金汤的阵地后方早已燃起了“熊熊烈焰”。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往往导致“后院失火”“不攻自破”，苏联的解体便是前车之鉴!
苏联的解体和中东、北非事变表明，新战争的确已经来临。这不仅是一个需要新技术的时代，还是一个需要新思维的时代。当互联网技术出现，战争不仅从此将进入“无名将”时代，而且与传统战争相比，战争平台和战役、战术的概念都将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原本泾渭分明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概念，则可能混合成为一个力量综合体。国防的界线早已被突破，战争已经超越军队和军事层面，省略肉体血战阶段，直取对方的人心意志……
二战后，美国国家战略已经根据时代的最新特点，从军事帝国主义转向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对苏冷战胜利之后，又在中东进行了文化帝国主义和军事帝国主义配合使用的实验。现在，美国将这三种帝国主义战略同时用于对中国的立体夹击。也就是说，中国不仅面临着“五维一体”的物理空间的威胁，还面临着超物理空间的社会和心理空间的全方位合击。对此，只从纯军事层面强调国防意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安全现实。中国的经济需要抓住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技术特征布局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需要从抵御入侵、捍卫族群特征的角度重建、振兴，意识形态不再仅仅是一种政党政治教育，而应是国家和民族安全的重心。中国的军事，因此也已成为一个具有许多新内涵的大安全概念。
在这个时候，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的话听起来就如暮鼓晨钟了：“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因此，我们也理解了伟大的毛泽东注重政治思想教育的跨时代意义。
由于网络把世界事实上组织在一起，世界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和政治理念、不同价值观念对某一个国家传统意识形态的冲击，已远远大于对一个国家领土、领空、领海的直接武力威胁。换言之，在政治安全领域，远比一般性国防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更严峻、更复杂。因此，加强“心防”，就成为国防建设的第一要务。
习主席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必要性强调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安全方面的双重压力，需要有两支专门的抵御力量去支撑和化解。对于外部的军事威胁，中国已有完备的军事体系，足以应对；而在“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我们尚需从思想认识、理论研究等初始阶段，尽快着手锁定主要威胁，有的放矢地构建防控力量体系。
威胁中国“内部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代理人即新型“第五纵队”。
“第五纵队”是国际政治学界一个通称的俗语，用来描述那些隐藏在敌人(国)后方的内应力量。他们不属于正规军队编制，但却起着远比正规军队更大、更广泛的破坏作用。他们也不是一般性间谍，中性地说他们是敌方政治思想盟军更贴切些，其受害母国一般称其为国家叛徒和民族内奸。
“第五纵队”一词来自西班牙内战时期。佛朗哥的一位将领率领四个纵队的法西斯军队，进攻共和军控制的首都马德里。战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该将领说他会用四个纵队围城，但另外还有一个潜伏在城内的纵队会做内应。从此，“第五纵队”就作为敌后内应力量的总称流传开来。希特勒非常钟爱使用“第五纵队”。从二战前期几次不流血的征服，到二战全面爆发后对众多国家的大规模入侵，德军每次行动几乎都能得到不同国家内部支持纳粹的“第五纵队”协助。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是德国“第五纵队”的直接培育者和指挥者。他认为，就算在对手内部不存在这股力量或力量很小，也要虚张声势，造成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第五纵队”的假象，以扰乱对手阵脚。
其实，二战中德国内部也存在着强大的反纳粹势力，但同盟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及时加以利用，而是把过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在支援沦陷区游击队的工作上，因此，错过了好几次可以缩短二战进程的良机。
二战后，美国对国际政治的本质有了全新认识，其世界观和战略理论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形成以经济、文化力量为主，以军事力量为辅的征服形式。这是冷战的根本原因，也是二战后近70年，世界没有发生以军事对决形式为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而实际上，以苏联被解体、东欧和中东社会发生根本性政治剧变为标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当前，美国的战略东移和对中国的战略围堵，是以网络为主战场，以心理战和思想战为主战样式，以传统军事力量为佯攻和辅攻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它与解体苏联和里应外合解决中东国家的样式，从战略上说有类似之处，但在技术手法上又有所不同，主要是依据中国的特点，更加重视各类反政府、反华势力组成的“第五纵队”的思想文攻和舆论围攻，借助美资控制的中国互联网舆论和经济平台，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争夺人心和经济控制权，伺机策动社会动荡，挑起民族内斗，最后以武力介入的方式，完成其征服中国的战略目的。
伴随着美国的战略东移，我们绝不能只看到其人员、装备、基地的东移，更要看到其隐蔽战线的重心东移。现在，我国整个信息产业几乎全部被美国控制，从高校到互联网的主流舆论声音也不时被美国的思想同盟军操纵。美资控制的一些经济网站，已经基本具备控制中国金融和销售市场的实力。美国在朝鲜半岛、日本和南海地区施加的压力更像是明修栈道、声东击西；而其利用互联网的压倒性优势，培养“第五纵队”，对中国进行无声无息、无休无止、无时无刻的进攻，才是暗度陈仓、釜底抽薪!
美国现在借助互联网优势，正在对中国展开全面战略进攻，“第五纵队”在中共十八大后以近乎总攻的姿态，一边展开宪政攻击，一边疯狂制造网络谣言，绞杀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保卫者。
美国在互联网方面对于中国的优势，远远超过核武器和信息化军事体系的优势。在这样的新型战争面前，中国的核武库、中国庞大的常备军将无用武之地，有劲也使不出来。苏联解体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新时代的新战争模式下，网络舆论思想战远比军队之间的任何作战样式都现实。“第五纵队”通过他们的言行，利用强大的互联网优势，每时每刻都在把中国的一些青年变成他们的“媒体战士”，并进一步将其塑造为下一步社会动乱的主力。如埃及那样的“傻子革命”的炮灰。“第五纵队”的威胁，已经超过美国的核武器和美国的传统军事威胁，成为中国政治安全领域的心腹之患。
美国的文化帝国战略和对“第五纵队”的战略性重视
因为长时间的隔岸观火，美国从双方的整体性国家对抗中发现了不少战略秘密，并通过一个叫摩根索的德裔美国学者深刻地揭示出来：
1.普世价值不存在。摩根索认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国际政治领域从来就不存在，它只是强国用来美化自身、控制对手的策略。
2.国际法、跨国经济合作靠不住。和虚假的普世价值不同，国际法、经济合作是真实存在的，但都靠不住。国际法的问题在于没有真正的世界政府，也没有真正的世界警察和世界军队，所以，国际法的裁决无法落实，最终沦为强者的游戏。至于经济合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战前的英德，二战前的日美，经济合作和相互依赖程度非常深，但丝毫不妨碍二者刺刀见红，拼个你死我活。
3.帝国主义正在由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过渡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是最隐蔽、最持久、最有效的帝国主义形式。
4.普世化的民族主义最可怕。就像前面所说的，摩根索不相信有普世价值，但很多国家在标榜自己代表普世价值。摩根索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披着普世价值外衣的新民族主义。这种普世化的民族主义更具有攻击性和欺骗性，是未来国际社会中的重大隐患。
因此，摩根索提议美国必须有自己的文化战略和“第五纵队”，要严防被别国鼓吹的普世价值所欺骗、蛊惑，但要不停用美国版的普世价值去迷惑和欺骗别的国家。
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崛起为世界性帝国，和苏联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霸战。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美苏两大阵营的庞大常备军虽跃跃欲试，但谁都不敢先跨第一步、打第一枪，只能通过代理人“推推搡搡”。谁都知道，核国家间的战争必将是一场互相毁灭的战争和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在这个前提下，核大国之间的战略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都十分尚武的美苏，在争霸中选择冷战模式的根本原因。
于是乎，双方情报系统则大显身手，中情局和克格勃不相上下，除了基本的暗杀、窃密之外，双方博弈的重点就是煽动对方阵营国家的社会动乱，在对方政府内扶持自己的力量，推翻自己不喜欢的政府，做的其实都是操纵“第五纵队”的事情。不同的是，美国有着清晰的理论做指导，而苏联则没有。
摩根索针对冷战的新形势指出，在后殖民时代，大量新独立的国家存在先天缺陷，可供“第五纵队”进行渗透。美苏中三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取决于谁能更有效地渗透、颠覆、控制最多的新生国家。这个研究成果很快引起了美国官方和学界的重视，他编写的《国家间政治》一书也成为风行美国高校数十年不衰的黄金教科书，为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中情局、兰德公司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
核战争烟幕下的心理战争：美国经略的“第五纵队”是打垮苏联的主力军。
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苏对峙态势初现。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在美国总统杜鲁门参加的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办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民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改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不知不觉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杜勒斯说：“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民族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中的真实感人故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在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的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赌注押在青少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1947年，美国冷战教父乔治·凯南的那篇著名的8000字长电报《苏联行为探源》，堪称是美国战后对外战略的“奠基石”。凯南敏锐地发现，苏联高层的政治权力移交并不稳固。他在电报中说：“一种巨大的不确定因素给苏联的政治生活蒙上了阴影。那就是把权力从某个人或一批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批人手中的难以预测的局面。”当政治权力从列宁转移到斯大林手中后，斯大林用了12年时间才巩固这次权力转移的成果，为此，苏联“牺牲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余震波及整个国际革命运动，对克里姆林宫本身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可以想见，类似的不稳定以后还会周期性出现，而每一次动荡都是美国的机会。
苏联后来的历史印证了凯南的判断，苏联最高权力转移一再出现“难以预测的局面”，先是出了彻底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后来是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戈尔巴乔夫，美国则趁机利用这些人大作文章，最终将苏联肢解。
凯南还注重观察和研究苏联政党和民间的问题。他说：“必须作出以下推论，即使是在一个像共产党那么纪律严格的组织里，在新近加入这个党的人和一班自我延期、盘踞高位的少数人(这些新党员绝大多数跟他们从未见过面、谈过话，不可能建立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之间，在年龄、观点和兴趣方面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一旦分裂因素侵入了党的肌体并使之陷入瘫痪状态，俄国社会的动乱和弱点就会以难以想象的形式暴露出来。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苏联政权只不过是掩藏着一大群乌合之众的空壳。最终的结果是，一旦发生任何破坏党——这一政治工具的团结和效力的事件，那么苏联便可能在一夜之间由最强变成最弱、最可怜的国家之一。”在此基础上，凯南明确建议，美国不应坐以待变，而是要主动地影响苏联国内的发展，美国必须给全世界民众造成这样的印象，美国的体制是成功的、有活力的，借此来打击共产主义支持者的热情和希望。
美国在摩根索理论的基础上，完全采纳了凯南和杜勒斯的主张，制定了分化中苏同盟，肢解社会主义阵营，进而渗透苏联，实施“第五纵队”颠覆行动的计划。
冷战开始，标志着美国对苏联的思想战全面展开。美国和整个西方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文化战略为主，经济战略和军事战略为辅；二是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组建“第五纵队”。
1948年6月18日，杜鲁门总统签署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0/2号文件中，就明确提出了颠覆敌对政权的各种方式：“宣传活动；经济战；……支持地下抵抗运动……支持自由世界中受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内部土生土长的反共力量。”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西方世界曾开列600多亿美元宣传费用进行和平演变。美国政府的著名顾问基辛格讲：“何必要花这么多钱进行宣传?不如直接在苏共党内建立‘第五纵队’，培养我们的代理人。”
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秘密的总统75号训令，其主旨就是颠覆社会主义国家。而达成目的的主要手段就是建立和集合相关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力量，在外来的支持下夺取政权，并使自己的国家在政治上转向西方。该纲领特别规定，拨款8500万美元在未来两年内培植“第五纵队”，此外，还拨款1780万美元控制相关国家的工人运动，拨款550万美元用于出版和发行批驳“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的印刷品。
美国的努力很快收到了丰硕的回报，连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成了“第五纵队”成员。结果是，庞大的苏联空有百万雄师和无数的先进武器，真的在一夜之间，因为内部的“第五纵队”而土崩瓦解。
美国在苏联扶持的“第五纵队”中，有作家、艺术家、学者。简单地说，他们使用笔和嘴代替枪炮、飞机、坦克作战。美国之音是他们增大杀伤效果的“放大器”。
冷战期间，美苏军队始终未在核战和热战中交手，但美国“第五纵队”不分昼夜地进攻苏联的体制、苏联的人心、苏联的经济。美国为苏联植入了致命的“病毒”，并且让“病毒”在苏联体内发作和蔓延。
美国前总统塔夫特曾经宣称，“美元将代替士兵而战斗，美元将比炮弹更有杀伤效果”。1989年8月15日，美国《基督教箴言报》写道，“对苏联的伟大美元攻势正成功地发展。用3万颗核弹头和最新科技成果装备的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却不能掩护自己国家的领土拒绝渗透的美元，美元攻势已把俄国的工业消灭了一半，打垮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瓦解了苏联社会。苏联已不能抵抗。所以专家们预言说，苏联的覆灭就是未来2～3年的事……而我们则应当对那些伟大计划给予应有的评价，塔夫特制定了它，罗斯福润色了它，而且之后的历届美国总统都彻底地执行了它”。《基督教箴言报》的预言惊人地准确，2年后，苏联解体了。
前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美国为瓦解苏联花费了几万亿美元。可我认为，不光有美国人参与其中，还有一支隐藏在苏联内部的‘第五纵队’。”这些人依靠美国人吃饭。人数虽然不多，但也正是他们打残了苏联。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也认为，“‘第五纵队’这股势力是客观存在的。他们的活动是经过幕后操纵者协调的，是代表西方利益的。他们‘歪曲苏联历史和社会生活中的真相’”。
1995年10月25日，克林顿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秘密会议上说：“最近10年来，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地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最强大军事联盟的路线是多么正确。我们利用苏联外交的失误，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人的非同寻常的自以为是，其中还包括利用那些公开站在亲美立场上的人，我们获得了杜鲁门总统想要通过原子弹从苏联获取的东西。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还附带获得了原料供应，而不是原子弹毁掉的国家。如果是那样，恢复起来可就不容易了。”
曾经的世界超级大国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1990年，苏军有399万人，洲际弹道火箭1398枚，潜艇弹道火箭940枚，重型轰炸机162架，各军种战斗机8207架，坦克63900辆，步兵和装甲运输战车76520辆，齐射火力火箭炮和迫击炮66880门，潜艇113艘，大型舰船(包括航空母舰)113艘。一支曾经打败了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军队，在这样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中灰飞烟灭。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所遭遇的最彻底的覆灭。而消灭它的不是全副武装的对手，而是无影无踪、无声无息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采取积极防御的文化战略，使中国避免了1989年党亡国破的悲剧。
赫鲁晓夫上台后，首先清算自己的前任斯大林，立即在苏联党内造成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分裂，接着是苏联民众与苏联共产党的分裂，然后这种裂变几乎是以冰河开裂的速度扩展到国际上，势不可挡地造成中国和苏联的东方国际阵营的分裂。美国欣喜若狂，立即放大苏联统治集团的战略错误，将斯大林描述为十恶不赦、与希特勒齐名的恶魔，以此打击、摧毁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信仰。苏联和东欧自身覆亡的种子也就此埋下。
美国早就“将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基本的、集中的打击方向(杜勒斯语)”。为此，美国的顶级苏联问题专家对数百名苏联难民进行了专门的心理研究后认为，“首先必须打破苏联人头脑中的所谓‘列宁综合体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各种反列宁的理论和谣言从西方蔓延到了苏联的报刊、无线电广播、电视和电影上，关于“德国黄金”“铅封的德国车厢”和“雇佣间谍”等谣言，也传播到苏联的各个角落。这些美国精心制造的各种信息思想战武器，终于将苏联的意识形态防线全线击溃。这种情况，和今天中国互联网上正在上演的一幕幕闹剧非常类似：到处是丑化毛泽东、污蔑共产党、抹黑社会主义的新闻，以及他们精心编造的所谓的“历史”。
毛泽东曾指出，赫鲁晓夫之所以对斯大林进行妖魔化，一个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对西方十分强硬，而赫鲁晓夫集团则幻想能够与西方和平共处，与资本主义取长补短、搞和平竞赛，最后完成和平过渡。这既是赫鲁晓夫政治幼稚的表现，也是美国一手诱导的结果——美国和整个西方，一直在对赫鲁晓夫“暗送秋波”，试图让赫鲁晓夫相信双方的文化交流，可以让双方“和平共处、互利共赢”，根本没有意识到，对方进行的是隐藏在笑脸背后的文化进攻，所谓的“文化交流”其实就是“文化交战”。
1998年出版的《20世纪》一书第51章《苏联和冷战的结束》这样说：“(苏联的)解体发生在非共产党国家多年来力图与苏联‘和平共处’、谈判、签订协议和进行文化交流之后——那些妖魔化共产党的人，那些错误地把与苏联讨价还价并且交朋友的人与在慕尼黑姑息希特勒相提并论的人反对这样做。但事实证明，缓和苏联和资本主义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划算的。冷战结束了。”
毛泽东不愧为博古通今、融贯东西的大战略家。在打赢抗美援朝的大规模军事战争之后，立即意识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已经调整。抗美援朝战争证明美国根本不可能从军事上战胜中国，在双方都有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也根本不可能与苏联发生军事对决，东西方的战略决战，必将转到经济和文化方面上来，所以，毛泽东一边提出加速工业化的口号，一边整顿思想战线，防止和平演变问题。在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来说，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当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更加意识到西方文化战略的危险。自20世纪60年代后，抵御西方文化战略进攻，始终是毛泽东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一直到晚年，他还写道：“凭栏卧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针对美国已经“政治挂帅”以及苏联事实上已经“鬼魂附体”的战略现实，毛泽东石破天惊地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把广大第三世界团结在中国周围，同时，中国舆论战线全面开动。在冷战貌似平衡的军事对峙态势下，其实是美国文化战略在横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而美国的经济战略也在东南亚和日本等国家和台湾地区大获成功。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非常清楚，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十年的浴血奋战，只是完成了从西方列强和封建传统、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下把中华民族解放出来的任务，但并没有使已经被西方欺凌了百余年的中华民族，免于被文化入侵的威胁。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文化侵略是一种全新的“战争”，而中国所进行的“文化”防御，相对于传统的军事防御，也是一种全新的“战争”。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有这种高度的前瞻和预判，才使中国在1989年世界性的颠覆共产主义浪潮中没有翻船，从而避免了新中国的亡国命运，而东欧和苏联则无一幸免。
配合美国全球扩张的“第五纵队”，在东欧、中亚颜色革命中大获全胜。
苏联被打败之后，美国把战略征服的主要对手锁定为伊斯兰世界、俄罗斯和中国三大潜在对手。
就在苏联行将就木的时刻，美国战略学者约瑟夫·奈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美国注定领导世界》。他认为，传统的帝国太依赖硬实力，容易因扩张过度、树敌过多而瓦解。美国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软实力优势，通过灌输美式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从而控制世界。
苏联解体后，美国按照摩根索的主张，一边嘲笑苏联模式的失败，一边大肆宣传美国梦、美国模式和美国代表的普世价值。利用美国掌控下的全球贸易体系，将麦当劳、转基因、好莱坞和华尔街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经济理念，“合法”输入目标国家，既洗劫赚钱又“洗脑赚人”。对于那些苏联阵营的“孤儿”国家，美国则毫不客气，文武并用，果断、彻底地予以清除，南联盟就是这样被强行肢解的。
早在科索沃战争爆发半年前的1998年10月，中情局就先行一步进入了科索沃地区。当时，在欧安会的名目下组建了一个停火观察员小组前往科索沃，进行所谓的和平调查。实际上，其中美国使团的很多成员是中情局成员，或与中情局关系密切的人员。他们利用这次机会，成功地和科索沃的阿族非法武装建立了联系，并秘密向后者转交了有关南联盟军队和警察的战略情报。
在单靠“第五纵队”无法颠覆该政权的情况下，美国于1999年3月23日，在北约的框架下，以科索沃发生人道主义危机为理由发起了科索沃战争。而前述欧安会的停火观察员小组则直到战争爆发前一周才离开科索沃。中情局的相关人员临行前又将卫星电话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重要通讯设备给了阿族武装部队，为日后联军的空袭提供了地面引导。
战争结束后，当各方以为事情已经告一段落而放松警惕的时候，好戏其实才刚刚开场。美国及西方情报机构花费巨额资金收买了大量的南联盟军队、反对党和媒体，通过美国第二中情局——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在1999年和2000年的两年时间里，资助塞尔维亚反对派4100万美元，反对派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南斯拉夫发生颜色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在2000年的大选中，米洛舍维奇和反对派争执不下，都宣布自己获胜。西方主流媒体一边倒地指责米洛舍维奇选举舞弊。最后，在中情局的协调组织下，反对派于10月5日发动政变，他们占领了议会大楼和电视台，在此关键时刻，米洛舍维奇的特种安全部队“红色贝雷帽”也倒戈。第2天，米氏被迫宣布辞职，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反对派中的各派系随之瓜分了国家政权里的各个要职。第2年的4月1日，米洛舍维奇被逮捕，随后移交给受美国操纵的海牙国际法庭。4年后，米洛舍维奇离奇死亡。
2001年，“9·11事件”发生一个月后，美国又以打击基地组织为名，出兵并控制了阿富汗。和科索沃战争时一样，在美军的军事行动展开之前，中情局的人员即先行进驻，负责搜集情报，接洽反塔利班武装，收买线人，笼络地方部落首领。开战后，又为美军的空袭指引目标，并为地面行动提供信息。阿富汗战争结束后，据CIA的初步统计，他们共计花费了7000万美元(内含建立战地医院的费用)。在一场现代化战争中，这个数字不过是2架俄制三代战斗机的价格，尚不及一架美制四代战斗机价格的1/3。所以，连小布什也不无得意地赞扬：“这实在是太便宜了。我真的很奇怪，前苏联在对阿富汗的战争中花了那么多钱，为什么到最后还是一败涂地?看来在这点上，他们没有我们聪明。”
与此同时，美国也意识到，中情局之类的机构不宜频频露面，所以，美国开始更多地借助NGO(非政府组织)，更加巧妙、间接地达成美国的国家战略意图。成立于1983年末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就是此类机构中最著名的一个。用该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的话说：“我们今天做的许多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偷偷摸摸做过的事情。”
新的运作程序一般是先由美国战略决策层圈定与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然后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威胁度和重要性进行排序。随后，有针对性地锁定具体目标，利用当地的反政府势力，以民主化为旗帜，以人权斗争为手段，展开颠覆现政权的政治活动。中情局的工作是在幕后进行秘密策划与指导，并安排人力与资金的支持。关联性民间机构则在半公开地扶助当地的亲美派反政府势力。其手段包括境外的电台、网络宣传，进入当地创办纸质期刊，以宗教组织、文化社团和论坛的形式延展其力量触角，组建培训性机构训练运动骨干，同时广泛发行所谓的“民主”指导手册，引导当地民众组织街头政治斗争和反政府行动。其手册内容从一般性的组织结构、运作方式，到统一服装的设计制作，再到活动地点、时机的选择，以及如何对国家暴力机器进行怀柔式渗透(如事先数年即开始向警察与驻军寄送精心准备的礼物包裹与宣传信件)，事无巨细，包罗万象。
继塞尔维亚之后第二个遭到美国策动的“颜色革命”毁灭的国家是格鲁吉亚。该国的重要性在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波斯湾资源圈占据了世界石油已知储量的65%，里海资源圈则是全球第二或第三的潜在资源产出区。一个脱离了俄国势力范围的格鲁吉亚，使美国可以经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绕开俄罗斯直接将里海资源外输。这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全球地位，并使美国与欧盟能够更便捷、更安全地获得里海资源，也将有效削弱俄罗斯对里海-波斯湾地区的影响。
在这个战略指导下，中情局将塞尔维亚颜色革命中的领导层成员(尤其是学生运动代表)组织起来，与来自美国的专业讲师一起，对格鲁吉亚的同类反政府势力骨干进行系统的培训与指导，并向后者提供资金支持。后者最终在2003年的11月(即美军全面控制伊拉克的7个月后)，在格鲁吉亚掀起了被称为“玫瑰革命”的新一轮颜色革命浪潮，颠覆了原亲俄政权，成立了亲美派主导的新政府。
第三个被美国策动的“颜色革命”颠覆的是乌克兰政权。乌克兰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农产品、煤铁资源，还在于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特殊文化渊源。如果乌克兰保持独立地位并奉行亲美的外交路线，则俄罗斯就难以得到其他前苏联加盟国的认同与支持。
2004年是乌克兰的大选年。这一年的12月，乌克兰发生了因抗议选举舞弊而引发的“橙色革命”。这一行动同样以亲俄势力瓦解、亲美政权组建而告终。这次运动之所以得名“橙色”，首先在于橙色是亲美派政治家尤先科的选举颜色。其次，运动参与者广泛领取并使用了大量橙色物品(如雨衣、围巾、帐篷、食品袋)，以形成“雪球效应”、向心凝聚力与视觉冲击力。中情局及相关基金会不仅是这个创意的来源，而且落实了所需的大部分资金。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4年一年，美国就在乌克兰投入了6000万美元的资助金。如果让小布什来评价，这无疑又是一个划算到近乎廉价的数字。
2005年3月，通过复制输出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与乌克兰的“成功”经验，在吉尔吉斯斯坦又发生了相同效应的“郁金香革命”。此外，2007年缅甸那场未果的“袈裟革命”，和2008年3月发生在西藏的事件、2009年新疆的“7·5”事件的背后，中情局主导下的基金会元素和美国控制下的“第五纵队”无不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关于美国如何操纵世界各地的“颜色革命”，可参照法国情报研究中心推出的实地调查《阿拉伯革命——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法国记者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先后前往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美国和俄罗斯等国，采访了“颜色革命”中的当事人及一些“幕后推手”，推出的电视纪录片《革命.com——美国：征服东方》，更向人们形象地展示了美国从2000年以来如何在幕后策划了东欧和中亚国家发生的四场“颜色革命”。美国政府出钱、出人，一方面成立专门政府机构，向世界“推广民主”；另一方面积极通过各种基金会在国际上具体实施。而一些国家的反对派则极力投靠、里应外合。法国电视片称，美国有一个征服东方的战略，而且势头难以阻挡。
毫不夸张地讲，美军、美元、美媒、美“狗”(即美国在世界的铁杆盟军)，业已成为美国进攻世界的“四大军团”。很快，美国又找到了第五个军团——美国操控下的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