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非军事化的战争从未停歇过！

王  文

非军事化的战争骚扰着“中国梦”

21世纪初，美国学者托马斯·巴内特所著《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红极一时。书中认为，核武器出现造成的相互摧毁以及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使得大国之间的战争几乎走向终结。巴内特说："大型战争走开了，小型战争已经出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正在走恐龙的发展道路。"此书的根本初衷是呼吁美国寻找新型的敌人，比如恐怖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公共安全，但大国战争终结的假设仍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一片争论。

对于中国而言，巴内特的判断至少应引起人们对未来战争形式的深层思考。换句话，当中国有实力避免再次"被挨打"时，中国应当防止怎样的国家利益"被侵犯"？

对华经济战争每天在发生

广义上的经济战概念，是指竞争双方为夺取战略优势和胜利而进行的一切经济斗争，严重一些如战争期间各种形式的经济斗争、经济封锁和经济扰乱；常见一些则诸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战争、金融战争、货币战争、粮食战争、石油战争等一些围绕经济要素而展开的斗争。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面临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困难的局面。很多国家为了自保，挥舞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为的就是从贸易顺差中能够取得像战争那样的利益。发动这场贸易战争的，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

自1980年以来，美国平均每年都有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且呈加速之势不断增长，尤其在小布什任职总统期间，美国的贸易赤字更是连续5年创出新高，2006年达到了7635.9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占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7％。2012年美国贸易总额达到38628.59亿美元，贸易赤字有所降低，约为5400亿美元。

在这个巨额的对外贸易赤字中，其中的2955亿美元是对华贸易赤字，约占55％。长年的对华贸易赤字，使得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截至2013年7月，中国所持美国国债总计12758亿美元，依然稳居世界各国榜首。

这使得美国对华贸易战争变得异常激烈、凶猛并带有自觉性，即通过各种贸易、金融、货币手段抹去债务、获取经济利益，成为美国不择手段、不顾道义要实现的目标。然而，鉴于中美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度，美国的对华贸易战又是异常隐蔽的。大致来看，这种战争手段有三大类：

一是自2008年以来，美国连续四轮的量化宽松政策，简而言之，即开动印钞机印制巨量美元纸币投入流动市场，推动美元的强行贬值，使中国的美元资产严重缩水，仅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就使得中国外汇储备和所持美国国债分别损失546亿美元和270亿美元。而美元的不断贬值，也严重冲击了中国的外贸出口，加剧了中国的通货膨胀。更糟糕的是，美国增发的美元，据称有40％都以各种渠道流入中国。大量涌入的热钱加剧了中国资本市场资产的泡沫化，给中国经济留下恶果和隐患。

二是通过构建孤立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全面介入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阻止亚洲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贸易集团，确保美国的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换句话说，美国希望在环太平洋地区再打造一个自由贸易带，将中国排挤出去，重塑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稀释中国的区域影响力。

三是以各类商品为基轴的对华贸易战，比如石油战争、粮食战争、药品与疫苗战争、光伏战争等。以石油为例，1998年石油仅11.8美元/桶达到近年来的150美元/桶左右，涨了12倍，同期全球石油需求上涨不足8％。美元却贬值了20％。换句话说，相比之下，在全球石油需求增长有限的情况下，石油价格暴涨的目的就是变相掠夺石油进口国的财富。中国则是最大的受害者，中国石油的对外依赖度已达60％，巨额的外汇结算资产，将在石油贸易中损失殆尽！

总之，天天爆发的经济战争，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时代下腹背受敌。中国是全球化的新学生，该如何应对全球化的风险与挑战，中国一直在积累着经验，缴纳着高昂的学费。但中国梦要实现，中国必须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战斗高手，要拥有强大的全球经济掌控、规划与谋利能力。在这条经济战争的道路上，中国的确还要走很远。

网络战争每时都在进行

自1999年科索沃战场上的"全球第一次网络战争"以来，网络战争频度越来越大。2008年8月俄格冲突、2009年"肉鸡电脑"对美韩政府的攻击都是近年来网络战的典型。2011年2月，美国《国家军事战略》首次将"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单列为一项军事战略，并明确表明要有"攻击性能力"。2011年5月16日，美国白宫、国防部、国务院、国土安部、商务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美国的焦虑：一位智库学者对美国的调研手记300略》从国家顶层设计的高度阐释美国在互联网空间进行的政治、经济、安全、司法、军事等领域的国际安全战略调适。在此报告中，美国力推在互联网领域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互联网自由"，使"网络主权"和"信息边疆"的概念成为各国舆论与学界热议的话题。

在这场网络战争中，中国是主要的受害者。据美国安全领域的领先厂商赛门铁克公司发布的互联网安全报告显示，全球网络攻击有33％来自美国，近阶段31％的网络恶意活动来自美国，这两项纪录都排名榜首。

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受网络攻击威胁最严重的国家。全球受木马感染和控制的计算机中，有26％处在中国。其中，仅仅北京一个城市，受感染的计算机就占到全球的5％，是世界上受网络安全威胁最严重的城市。而通过木马病毒操纵他人计算机的"黑客"，则有40％来自美国。

2013年夏天，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主动公布身份，对美国进行的绝密网络监控进行资料揭发。据爱德华·斯诺登说，美国情报部门在全球范围内共实施了61000余次黑客行动，其中大量都是针对中国，袭击目标包括大学、企业和政府人员。一直以来，美国官方都渲染"中国黑客威胁论"，指责中国黑客潜入美国军队和企业电脑，而斯诺登的揭秘证实了美国在撒弥天大谎。

在Web2.0时代，新型国际博弈关系正在形成，由于社交媒体对本国及他国强大渗透力与传播力，很容易成为某种外交力量，各国尤其是大国纷纷展开外交创新，利用社交媒体开展新一轮"E外交""数字外交""2.0外交"。

美国对华社交媒体外交的攻势更是明显。2009年11月，在奥巴马访华前，美国驻华大使馆还专门邀请了一些博客作者，举办针对中国博客的奥巴马访华吹风会。2010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宴请10名美国IT界高层时提出，美国21世纪的重要策略就是利用谷歌、Facebook、Twitter等网络新技术力量推动外交。5天后，谷歌突然提出退出中国市场，引起世界舆论的轩然大波。2011年5月16日，美国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中公开宣布："鼓励世界各地的人们使用数字媒体……组织社会和政治运动。"

近年来，美国驻华大使馆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展开围绕驻华大使的个人形象公关、北京空气质量的数据，都是旨在加深美国政治价值观与标准在中国国内的影响。美国2012年总统参选人、前驻中国大使洪博培11月12日在CBS辩论节目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联合互联网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扳倒中国（take China down）。……这就是我（如果）当上总统所要做的。"

对此，处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必须要提升与强化互联网主权意识。中国不仅需要继承与强化在Web1.0时代所确立的互联网既定战略，更需要重视Web2.0时代所引发的社会分化、矛盾突发、集聚快速、内部分裂等消极效应，尤其是要警惕来自于外部世界的恶意中伤、造谣、挑拨等。处于社会转型敏感期的中国，在Web2.0时代的平衡过渡更加需要小心翼翼。

对于政府而言，需要有更为主动、全面、严谨、长远的互联网国家安全战略，分层次、分级别地构建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提高互联网世界中的风险辨析力、危机预警力、挑战控制力，并分等级地设立相关防线；对于民众而言，也需要提升互联网的安全意识，端正理性的价值观念，须知"网络无国界，网民有国家"的基本逻辑，不要受国外不良信息的蛊惑，更不必迷信充斥于社交媒体中个人发布的形形色色的信息。

社会心理战每分每秒都存在

早有哲人说过，欲乱其国，必先乱其思想。将人们心理的长城摧垮，比用导弹摧毁防御工事的危害性还要大。这是转型期的中国人每分每秒都应警惕的。

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矛盾多发集中体现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能否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时刻。在这个时期，对华进行文化心理战的攻击，是中国崛起的竞争对手每分每秒都在做的事情。

从微博、BBS等各类网上的各种言论看，中国的各种弊端时时都被暴露出来。不能否认，这些暴露一方面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和进步，但另一方面，其效果是明显激化了民族矛盾（如汉维之争等），挑拨了地域矛盾（如抹黑河南人等），混淆是非的标准（如为秦桧翻案、抹黑毛泽东、歪曲一些英雄人物等），全面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挑拨中国与战略友好国家的关系（与俄罗斯、东南亚国家等），挑动中国参与国力不适应的国际军事竞争（比如直接出兵伊朗），等等，但是其目标就是制造社会焦虑与恐惧，营造某种"中国即将崩溃"的预期，让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停滞。

在当下的社会舆论中，批驳这些揣测似乎要比接受它们更难，因为类似"崩溃论"的言论，总能在屡屡曝光的收入不公、腐败、信仰迷失、环境污染等社会缺陷中找到证据。这直接导致了当下中国社会"抱怨文化"的流行，以至在自由主义倾向严重的市场化各类媒体中，尤其在微博世界里，骂政府、批官员总能得到更多人的附和，而力挺政府、理解中国复杂性、坚持大政方针的言论，就有被戴上"五毛党""御用文人"甚至更恶劣骂名的危险。

但另一方面，这些"盛世危言"显然又是荒诞的。它正在"异化"中国发展的基本盘，与当下中国社会欣欣向荣的成就极不相符。中国的确面临不少社会问题，但环顾整个世界，在过去20多年，中国肯定是犯错误最少的大国，是最有前景的大国，是最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大国。一个重要的例证在于，近年来赞许和肯定中国发展的西方声音越来越多，"中国崛起""北京共识"等讨论都起源于西方，诸多国际政治学大师都在修正过去看低中国的看法。

显然，中国社会焦虑的蔓延与国家整体局面的看好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解释力悖论，社会正负情绪之间出现了"舆论逆差"，"负面情绪"正在压倒"正面陈述"，抱怨的声音远远盖过主流舆论。

笔者把这种悖论视为中国社会思潮进入了"第四次徘徊情绪"中，即在20世纪70年代末"要不要'两个凡是'"、80年代末"姓社"还是"姓资"、90年代末"国有"还是"民有"之后，产生了要"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犹豫和选择。十年一轮回的历史表明，每当"徘徊情绪"在社会普遍蔓延时，人们的焦虑感就会上升，在舆论上往往变得异常波动，并很容易掩盖和忽视国家整体向上的真实景象。这并不是说民众的普遍担忧是虚幻的，也不是说体制内外精英惊呼"不改革就有可能亡党亡国"的观点不值一驳。事实上，"第四次徘徊情绪"与前三次一样，都在形成对国家体制修补与变革的巨大推动力。

目前，从各地政府都将利益协调、矛盾调处、权益保障等作为各自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角度看，只要"第四次徘徊情绪"处理得当，就会与前三次一样，不仅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能催生社会进一步的大繁荣。毕竟，相比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存在社会问题的死结，中国困境的解决空间与成功概率显得更大。

在1949年中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前，西方就预言"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20年前，西方再次预测中国将重蹈苏联的覆辙；10多年前，美国华人学者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风靡全球。"中国崩溃论"间断性流行，一方面在于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的高傲与天生优越感，认为西方模式才是中国发展的最终归宿，进而使"中国崩溃"的预测一度主导着西方社会舆论；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社会科学界对国内发展模式解释力的苍白与无力，使猜测"中国崩溃"的言论屡屡占据舆论的上风，这使民众过于依仗和趋从于西方及传播西方声音者的判断。

但是，成功是最好的理论。中国持续快速的发展使全世界都为之着迷，争相解释中国成功的秘诀。现在，即使20多年前"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都已修正先前的看法，高度评价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公开撰文认为"在民主问题上，美国没什么好教中国的"，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也在重塑原先仅以西方少数国家为研究范本的整个社会科学范式。遗憾的是，现在国内一些人却依然还在延续西方20年前的观点，不愿看到中国的长足进步，仍用西式的逻辑框架来丈量中国，这无疑是中国知识界一些人长久以来习惯于"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思想残余与惰性。

对此，中国社会理应树立信心，真正理解中国崛起正在开创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并最终克服自卑与悲观的情绪。要知道，中国的现代化还只是刚起步不久，政治自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现在的首要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必须要尽一切可能消减Web2.0时代造成的信息扩大效应，扭转在微博中以谩骂政府为荣、理解国家为耻的"逆向政治正确"互联网氛围。

正如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讲话中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民众的恐慌与各级执政者的草木皆兵，是当下中国不适应感的典型反映，但中国持续崛起的事实不断证明，当下的困境是暂时的、局部的、可解决的，中国体制的一些问题是本土原生的、超越西方的，是可以纠错的，而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也必将像物理学伪问题永动机原理一样，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中。

【本文摘自《美国的焦虑：一位智库学者的美国调研手记》（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2018年第四版）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