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大幅度调整对华政策的解读、思考和建议
摘要：美国想要确保对世界的统治，不是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它的附庸，就是用金融手段铲除社会主义中国的威胁。中美建交以来，接触和封杀始终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两个基本内容。接触战略只是美国的权宜之计，逼中国改制才是它的真实意图。美国对中国封杀完全符合金融垄断资本先投资、后奴役的规律。股市是金融危机的策源地。金融危机爆发时财富没有凭空蒸发，而是从一部分人手中转移到了另一部分人手中。我们在对外经济合作中，要敢于给资本立下规矩。要借鉴我党领导金融业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的金融政策，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友好国家的人民币贷款而不是外汇贷款。用这种办法可以有效增加海外订单，利用境外市场需求拉动国内企业走出低谷。
2018年，因美方全面改变对华政策使中美关系出现历史性拐点。美国对华政策为什么会出现180度的大调整，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分析。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想要确保对世界的统治，不是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它的附庸，就是用金融贸易等手段铲除社会主义中国的威胁，这可以算作“美国优先”原则在对华关系上的具体表现。美国副总统彭斯于2018年10月4日的讲话中，以最严厉的措辞批判社会主义，并以解释美国恢复对华友好前提的方式，表明了中国必须向资本主义方向变革的态度。
特朗普总统是商人出身，他的商业集团和中国也有业务往来，他突然变脸给中国设定了一个政治目标，这似乎超出了他的商人本色。但是，我们结合美国经济金融化转型的历史，就不难发现隐藏在其后的经济目的和险恶用心，那就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阻碍，让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在中国实现金融化的资本积累。金融渠道畅通了，美国才容易凭借自己的金融实力搬空中国的财富，用低价将中国最优良的资产收入囊中。在特朗普总统的天平上，不是千亿的订单平衡不了他的“政治利益”，而是中国允许美国获取的商业利润平衡不了美国希望得到的金融垄断利润。
中美建交以来，接触和封杀始终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两个基本内容。一边封堵，一边诱导，千方百计使中国走上改旗易制的道路。国内一些人之所以感觉不到美国封杀中国的政策，第一是中国的媒体揭露不足；第二是因为美国只在第三国坚决地堵截和封杀中国,在中国本土则换上一副亲善温和的文明面孔，执行接触战略，鼓励中国与世界接轨。当然，其中也出现过洪博培大使这样的个例，他亲自走上北京街头鼓动“颜色革命”，将美国反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暴露无遗。
苏丹是美国在第三国封杀中国最典型的事例之一。了解了美国在第三国坚定地堵截和封杀中国的历史，我们对美国今天的态度就不会感觉丝毫的突兀。因为美国的行为逻辑没有改变，接触战略只是美国的权宜之计，逼中国改制才是它的真实意图。
苏丹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地下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在中石油来到苏丹之前，英美法等国的石油勘探队都来过苏丹，勘探或开发苏丹的石油。苏丹石油含酸较高，在国际市场卖不出高价，而且对输油管道腐蚀极其厉害。中石油在很多国家知难而退的背景下，得到了一个接手别国转让油田的机会，与苏丹开展了石油合作。中石油用十年的时间不但帮助苏丹采出石油，掌握了炼油技术，而且还生产出了石油的下游产品：塑料。中国给苏丹带来的工业能力是西方百年海外采油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苏丹的成功吸引了其他有石油资源的非洲国家，它们也要求中石油到它们国家去复制苏丹的成功。就在中石油榜样效应正在形成之际，美国跳了出来，无所不用其极地封堵中国和苏丹的石油合作，不允许中国影响其他非洲国家。
2004年6月29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带着约3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及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的话题到访苏丹，他直接要求苏丹总统巴希尔断绝与中国的石油合作，遭到拒绝之后，美国当年就利用联合国使达尔富尔问题国际化，组织国际声讨，为外部干预苏丹事务奠定基础。国际刑事法院于2009年3月4日，以涉嫌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犯有战争罪和为由，宣布正式对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这是国际刑事法院首次对一个国家的现任元首发布逮捕令。逮捕令遭到苏丹政府拒绝后，美国就鼓动与苏丹接壤的乍得武装分子，频繁越境对油田和炼油厂进行武装骚扰。为保护油田，中国向苏丹派出了维和部队。美国的上述措施没有明显成效，索性就利用苏丹的种族矛盾，鼓动和支持南苏丹独立，2011年肢解了苏丹以儆效尤。
东北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是我国的近邻。美国要封堵中国绝对不能放过这些国家。凡是与中国奉行友好政策的邻国领导，美国出面施压、捣乱直到搞政变从不手软。最新的案例是缅甸昂山素季事件。为了反对缅甸军政府，美国率领西方势力把昂山素季捧上了天，给她戴上各种桂冠。由于昂山素季最终选择站在中国一边，她的桂冠就都被拿走，从西方的盟友变成了敌人。
小资本与垄断资本获取利润的途径截然不同，小资本需要抓住商机获取利润，垄断资本追逐的是垄断利润和超额利润，它另有一套行为模式。实现行业垄断是保证实现垄断利润的唯一途径，所以垄断资本需要先把别人的资产收到自己的旗下才能完成行业垄断，进而保证垄断利润，这就形成了垄断资本先投资后奴役的行为模式。垄断资本可以撒出大量的资金去铺垫市场，它也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市场成熟，最后的企业兼并还要选择资产价格最低的时候去完成。从殖民主义者出现到当下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它们追逐垄断利润的套路始终没有改变。我们今天喝的咖啡，吃的腰果、香蕉等，不少就来自这类永久驻扎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金融垄断财团或者跨国公司。
美国在今天和中国打贸易战完全符合金融垄断资本先投资后奴役的规律。美国垄断资本认为，培育中国市场花了很多钱，用了很多时间，现在是收获垄断结果的时节了，可中国还在挡路，因此不能再耗下去了，必须向中国摊牌，要求中国必须彻底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已经近70年。经历了两代人，我们对帝国主义吃人的警觉本能弱化了，二氧化碳的危害有人已经认不清帝国主义的吃人本质了。他们把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创造出的世界发展奇迹归功于美国的恩惠，认为得罪了美国中国就再也不可能发展了。我们必须结合现实，从中美贸易战开始，层层剥笋，将美国垄断资本追求的真实目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特朗普在中美贸易问题上采用哀兵策略，宣称中国的贸易顺差过大，自己一直吃亏。美国有世界上最精明的商人群体，连老牌的大英帝国都被美国逐出美洲大陆，世界霸主地位也被它取而代之。难道美国人宁愿吃亏也要帮助中国人民发展吗？
显然不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采用国民贸易统计方法研究的结果，中美国民之间的贸易是基本平衡的。原产地统计法和国民贸易统计法的区别在于，国民贸易统计是按照利益归属的国籍进行统计，而原产地统计法则按照生产所在地进行统计。按照原产地统计法，在中国设厂的美资企业的外销数量都计入中国的对外贸易量。按照不同的统计办法自然就会出现贸易数量上的差异。美国政府是采用两种统计方法来了解对外贸易情况的，但它不对外公布国民贸易统计数据。因此，美国政府对中美国民贸易基本平衡的真相是心知肚明的，特朗普揣着明白装糊涂，借原产地统计法给出的数据硬要加征中国进口商品的税负，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美元本身就是不平等、不公平的象征。特朗普不愧为商人出身，他居然能罔顾事实指责中国与美国进行不公平、不平等的贸易！确实，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明白，美国不是用真金白银而是用纸币在换取别国大量的商品。二氧化碳的危害丧失了商品属性的美元难道不是从本质上使商品贸易改变了性质，变成不折不扣的不等价、不公平、不平等的交易吗？特朗普真的没有道理用“不公平、不平等的贸易”来指责中国。我们应该联合所有被特朗普指责从事不公平贸易的国家，围绕使用美元交易是否公平的问题展开全球大讨论。垄断资本御用的经济学家对美元从“美金”变“绿纸”的话题一向讳莫如深。今天，美国债台高筑，世界各国难道就不可以共同评估美国的国际信誉吗？今天，债务人美国反倒来逼债权人中国打开自己的金库，允许它进去搬钱还债。天下还有这样的道理吗？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经济开始金融化转型。高端产业流向欧洲，中下端产业的一部分进入中国。就整体而言，美国不是近40年中国主要的技术来源地。
从中美经贸内容来看，中国为美国提供的主要是物美价廉的吃穿用等日用品，都是美国可以用货币向全世界采购来的普通商品。美国的消费市场倒是值得一提，它进口数量巨大，对拉动中国出口还是有贡献的。美国用提高关税的办法缩小美国市场对中国的贡献自然要冲击中国的生产企业。但是，美国政府的举措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市场在经济战中的作用，为我们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提供了参照。
工业产值在美国GDP中只占20%，服务业占70%。2015年，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额高达484亿美元，顺差为333亿美元。对华服务业出口在2014年为美国创造了27.3万个就业岗位。美国出口给中国的主要商品是：大豆、飞机、载人机动车辆、未梳棉花、铜废碎料、处理器及控制器、放大器、玉米、废纸等。美国经济的特点及对华贸易的基本数据都表明，美国的核心利益不是制造业而是金融业。
垄断资本御用的经济学家及其发明的经济理论，或是人为地割裂先投资后奴役的周期，或是只讲投资产生的结果。接受投资国家后续发生的一切都被抛在经济学研究范畴之外。至于为什么这些国家发展举步维艰，就和他们无关了。2000年6月，法国经济学大学生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封对经济学界的请愿书。请愿书认为，现有的经济学教学存在着严重缺陷：数学本身已成为一种追求的目标；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支配地位是压倒性的和不公正的；教条的教学方式不允许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思考。请愿书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智力缺陷，已使它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中许多重要的问题，因此呼吁对经济学教育体系进行改革。
纸是包不住火的。无论资本的御用经济学家怎样帮助资本主义清洗罪恶，谎言必然被现实戳穿。带给穷人饭碗的企业同时也是资本奴役劳动者的牢笼。垄断资本营造的现代经济，不是劳动者的乐土，而是资本登上霸主地位的阶梯。
美国经济完成金融化转型，积累资本的方式也就从产品利润转移到了金融利润。实现金融利润与实现垄断利润对外部的制度环境要求完全不一样。
有了垄断企业就可以实现垄断利润，因此，获取垄断利润的前提和核心是能否建立企业，逐步让企业垄断市场，形成垄断企业。反垄断法各国基本都有，但是各国设定的标准并不相同。而实现资本积累金融化则对国家的制度安排有明确的要求。它要求国家的司法体系必须承认和保护在利润最大化原则掩护下的所有金融投机活动。而中国恰恰是在这点上始终没有松动。所以中共今天成了资本攻击的头号目标。
金融垄断、金融投机活动、金融危机相互有什么关联？它们与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世界排名前30位的金融机构掌握有超过全球GDP的财富，这就是今天国际金融垄断的规模。他们凭借财力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上坐庄，设局挣取“快钱”。
在资本市场人为设局，操纵股市来实现自己人的投资利益最大化，就是金融投机活动。
借助股市、利用金融投机鲸吞财富是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主渠道。只要有人利用股市鲸吞财富，就必然会出现金融危机。只要一个国家为金融投机提供法律保护，金融危机就不会消失，而且重复上演，为资本大鳄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源。这就是资本积累金融化与金融危机之间内在的联系。
“金融危机”这个词其实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一部分人实现了投资收益最大化，一部分人血本无归才是“金融危机”的全部内容。可在现实世界里，很少有人告诉大众，金融危机爆发时财富没有凭空蒸发，而是从一部分人的手中转移到了另一部分人的手中。有一批人从别人身上发了大财。更没有媒体去披露，股市庄家集体套现离场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基本事实。媒体只把资本离场后剩下的“一地鸡毛”展现给大家看，并用这“一地鸡毛”哄着百姓继续掏钱去弥补金融损失，填平钱“窟窿”，为金融资本下次洗劫百姓财富做好准备。
有两位美国教授研究了800年来的金融危机历史。根据他们的研究，金融资本800年以来都用“这次不一样”来回应民众的责难。金融资本的意思是说，我们之所以这次没能避免金融危机，是因为这次的危机和上次的危机不一样。两位教授的研究结论则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只要国家的司法体系承认和保护金融投机活动，金融危机就是无法避免的。靠金融危机来攫取财富是挣钱最快的方法和途径，也正是美国现在实现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和主要渠道。统计数据也支持两位教授的结论：美国经济完成金融化转型之后，世界发生金融危机的次数成倍增长。贫富之间的鸿沟非但不见弥合，还在穷国后边又多出来60多个“失败国家”；为了摆脱“无望”和“绝望”，上亿人口在洲际之间流动……这些血淋淋的现实难道还不能说明，世界人民应该反对和反抗国际金融垄断集团的暴行吗？
总之，只要政府站在资本一边，保护他们剥夺百姓的权力，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路径就畅通无阻。让美国人着急的第一件事是鲸吞财富的路径在中国至今还没有打通。让美国人着急的第二件事是，时间耽误得越长，中国就越不好对付。让美国人着急的第三件事是，实施接触战略以来给中国投的钱和投入的人力，不但都打了水漂，而且可能还帮助了中国发展。“美国不能再当冤大头了！”这是特朗普和彭斯在不同场合反复重复的一句线。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接受垄断资本的逻辑。
资本不但要在体力上奴役劳动者，更要在精神上奴役他们。资本要让劳动者相信，因为有了资本家，没有活路的穷人才能有地方去挣钱，从而才能生活下去。因此，他们要人们相信，以资本家为核心的制度是天下唯一合理的社会制度。幸好，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建设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们不接受资本家的这套逻辑。我们欢迎资本家来中国兴办企业，帮助中国发展，我们也愿意为此向资本家支付合理的报酬或正常的资本回报，但我们拒绝依附资本，拒绝让政府以资本为核心。
美国资本搭上了中国发展的快车。从中国的迅猛发展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是美中两国能长期保持并发展经贸关系的另一个基本原因。但是，“中兴事件”表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变化。他们对正常的商业利润丧失了兴趣，攫取超额利润的冲动已经让他们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害怕“和平演变”战略给了中国太多自主发展的时间，甚至认为他们的战略已经被中国利用来发展自己，成长为一个不可遏制的挑战者。他们不能再等了，他们要卡住中国的脖子，执意要让中国听命于资本的指挥，在中国实现他们屡试不爽的先投资后奴役的老套路。
根据美国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博弈期间成功的战术，可以推断美国对中国也会采用类似的三大策略。第一，成功解体苏联的经历，会让美国的战略家把分裂领导层作为第一目标。特朗普政府将无所不用其极地向中国施加最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然后静观中国领导层的分化迹象。只要有一点裂痕被确认，他们马上就会采取措施加深裂痕。美国就是用这套办法成功分裂了铁托和苏联的领导。第二，借助金融优势，策动金融攻击。当年香港金融保卫战之后，西方对双方的攻防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复盘。结论是：美国基金再坚持两周，输掉这场金融博弈的就是中国。就从事金融战的实力、经验而言，我们对自己处于劣势地位应有清醒的认识，并立足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设置多重的保护机制，严防死守不出现系统性错误的底线。第三，我们对他们的武装挑衅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人民军队必须加强战备训练。我们打败来犯者的把握越大，发生武装冲突的概率才能越低。在帝国主义垂死挣扎时期，时刻做好迎战准备是中国保持独立自主最重要的举措。
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能接受垄断资本的逻辑，也绝对不可能放弃独立自主去换取美国的投资和奴役。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里充斥着美国式的傲慢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无知，他们需要多花点时间来理解中美之间在发展模式上的本质区别。从根本上说，恢复中美友好的主动权握在美方手里，只有美国收回自己的妄想，中美关系才能回到理性的轨道上，只要美国不一意孤行，中美之间就不会发生全面对抗。
所谓让美国回归理性指的是：美国认识到中美之间发展道路的不同；美国认识到中国不可能走美国的道路；美国尊重中国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美国收回现行的霸权政策，双方回归正常国家之间的关系。
不少人认为，中美之间大量的经贸利益迟早会让美国回头。但先投资后奴役的资本主义规律决定了，中国让出再大的经济利益也比不上美国通过中国金融市场获取的超额利润，通过奴役中国而获取的垄断利润，因此，这个选项被美国人排除了。中国需求巨大，多采购一些美国货是可以的，这并不损害我们的原则。虽然这种举措会起到缓解危机的作用，但距离对方的胃口太远，无法从根本上让美国回归理性。
还有人认为，在中国技不如人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之前，中国应该满足于世界第二的位置，甘居中国目前占据的世界生产链条中的位置，不要让“老大”感觉自己受到威胁。这种观点对中国现状的评价较为客观，但对美国的判断失于表面化和主观化。美国感觉到威胁是肯定的，但美国的对策不是停留在让中国收敛竞争的锋芒，而是要用金融手段，彻底消除中国对美国造成的威胁。把美国的感受作为我们调整政策的标准，恐怕会马上突破中国的所有政策底线，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同志审时度势，根据中国必须加速发展经济的需要，果断调整了全党的工作重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制订了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框架的对外合作格局。这次历史性转变的核心是把资本从单纯的敌对力量划入合作对象。中国自力更生用30年时间构建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大胆引进资本解决了中国工业完成现代化最需要的经济要素，使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用40年时间就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发展的世界奇迹。这种政策调整的深度和历史转变的规模不亚于我党为推动抗日救国、化死敌为盟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无论是国内人士还是国际人士，产生不理解或者对中国发展方向产生误判实属正常。
在美国看来，中国同意与资本合作，鼓励私人企业发展，就说明中国出现了与资本主义趋同的发展势头，这既是挣钱的机会又是扩大资本主义阵营的机会。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美国制订了国内接触、国际遏制的两面政策，它要推动中国朝向资本主义发展。西方专家唱衰中国的论调此起彼伏，满足了西方中心主义者的虚荣心；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也使西方更缺乏真实信息。在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下，西方政客对中国的前进方向出现误判是完全可能的。发生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根源在他们自己，因为，只需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中国在内政和对外关系领域主张的理念和行为范式与西方的主张完全不同。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民拥有的财富数量直线上升；改革带来的发展成果日益强化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不是瓦解这个共同利益；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愈发坚强。在这三大因素的作用下，人民主体地位的内涵越来越实在，越来越丰富；人民主体地位激发出的国家活力越来越旺盛，用70年就彻底改变了社会的整个面貌。这个成就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仅让资本主义国家相形见绌，而且给它们的体制带来了压力和冲击。
在国际领域，中国主张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合作共赢理念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行为范式，它顺应了世界相互依存的大势，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中国赢得了国际道义，美国想封杀也办不到了。相反，美国的国际霸权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连它自己也承认其霸权在衰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在目前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的政策允许与资本合作，这是不是搞资本主义？美国今天带头表明了否定的态度，这从反面证明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不是资本主义道路。现在美国人也明白了“橘生淮北则为枳”的道理，知道了中国的私营企业与美国的私营企业没有可比性。世界发展到今天，中美关系走到这一步，以人民为主体和以资本为主体的两个制度也就到了全面分野的节点。中美关系出现拐点正是我们迈过这个历史节点后，符合历史逻辑而必然出现的现象。
资本主义国家在根本发展道路上苦苦相逼。断绝它们臆想和希望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我们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的大旗，用更清晰、更明确、内容更丰富的制度创新，首先和特别是在国家的投融资体系进行制度创新，在聚集、运用和分配社会财富的领域落实社会主义原则，让全世界从制度上看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不同。受国际经济总体下行的影响，受市场机制痼疾的影响，我国也不同程度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现象。之所以称之为市场机制的痼疾，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药方从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之利，只要使用得当，用社会主义的“药方”一定能治好市场机制的痼疾，我们要用事实来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善于利用中国的发展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我们断绝资本主义国家臆想和希望的有效办法。
简而言之，不管中国和美国在过去并行了多少时间，它们仍旧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从今以后，我们证明中国道路正确的最好途径和办法不是以美国为参照，衡量中美之间的距离又缩小了多少，而是要说明中国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差别与不同。这种区别越明显，我们承受的国际趋同压力越小，凝聚国家的力量越强。这种区别和差异是我们的体制、机制可以有别于西方制度的现实支点，是我们理直气壮反击冷战、热战和金融战的道义基础，也是我们与金融帝国主义保持安全距离，进行自我保护最有效的措施。
金融垄断资本近50年的统治使市场经济运行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中最重大的变化，是市场要素排在了资本和技术两个要素之前，成了拉动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和第一资源。市场作用的提升为中国开辟了一个新的战略维度，在以征服土地和人口为传统的热战之外，市场本身变成了作战空间并创造出了利用市场绞杀企业的新型作战样式。市场资源只要运用得当，对资本密集型企业既具有毙敌于无形的能力，也可以推动技术直上九霄，独步世界舞台。中国手机市场发展的历史、美国芯片企业来华合资的初衷都是最好的证明。毫无疑问，市场作用的提升大大巩固了我们奉行互利共赢政策的基础，丰富了我们具体操作的抓手，奠定了我们与不友好国家进行柔性“经济战”的物质基础。
我们首先扼要回顾这三大要素的变化历史，进一步明确市场成为资本软肋的原因。中国使用“洋火”、“洋钉”的时代，就是技术优先的时代，那时候有资本、有市场都不管用，只有掌握了工业制造技术，才能实现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的时代，必然是资本优先的时代，工业化生来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没有充裕的资金要发展经济是绝对办不到的。市场经济一统天下之后，市场就成了支撑发展的战略资源，没有市场就卖不出去产品，卖不出去产品技术也就无用武之地。资本的软肋是销售，没有销售就无法实现利润，没有利润就无法实现资本积累，没有了资本积累资本就将枯竭和死亡。简而言之，今天谁掌握了消费市场，二氧化碳的危害谁就拥有了拉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13亿人口构成的统一的中国消费市场是我们今天最大的发展优势、最深厚的发展资源，是中国能让资本屈服的魔力源泉，也是中国得以持续发展的源泉。中国的飞机订单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平衡作用，解决过不少我们面临的国际政治难题。中国在引进全球高铁技术的过程中，依靠中国市场巨大的消费潜力折服了所有的外国投标人。资本的根本就是利润。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们就懂得了资本家可以与合作的道理；就不难理解美国高通公司、特斯拉公司为什么不顾中美贸易大战，不怕特朗普施加压力也要来中国设厂，设立研发中心的初衷。
当然，西方资本家也不傻，他们一再谋求搞垮中国的国有企业，要求彻底私有化就是要拆解和分化中国的统一市场，让我们难以形成合力来折服资本，让我们无法借助中国市场来支撑自己的发展。这是我们必须十分警惕的事情。
特朗普总统提高关税，不让美国消费市场支撑中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就是把市场当武器使用的一个范例。这也提醒我们，千万不能把中国改革开放单纯解释为中国市场无条件对外开放、开放、再开放。中国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政策应该完整地表述为“改革开放和互利共赢”。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我们学会把开放市场和中国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利用市场服务于我国的发展，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完整、准确地把握互惠和互利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将它们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们应该感谢特朗普政府帮助我们认清，世界上还存在着不接受我们互利共赢理念的国家，既然做不到互惠和互利，我们也没有必要死缠烂打请它合作，因此，美国挑起贸易战给我们发挥市场作用创造了一个顺势而为的好机会。用好中国的市场资源，首先就是拒绝敌对势力侵占和使用我们的发展资源，没有了市场，利润下降，资本才能感觉到疼，到这个时候，二氧化碳的危害资本必然会改变对中国的态度。我们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方法和敌对势力展开柔性的经济战。
中国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互利共赢不再只有经济含义，互惠和互利应该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氧化碳的危害这就是说，我们在对外经济合作中，要敢于给资本立下规矩，对违反规矩者，需要用退市来进行处罚。敌人是我们最好的教员，认真向他学习，我们才能不断丰富与资本斗争的武器。
美国改变对华政策才刚刚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我们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才能转危为安。单纯脱离接触是消极的防御，积极防御才能更有效地保护自己。在以下三个方面采取不同的对策，可能有助于缓解来自美国的经济压力和武力威胁。
美国要鲸吞中国的财富离不开股市炒作。建议政府近期不托市，适当时机甚至采取抑制股市上升的措施。让中国股市持续保持一段“地板价”，好处大于坏处。股市的本质就是炒卖预期。鉴于美国股市泡沫巨大，建议选择“苹果”这类美国股市的标杆性企业，学习美式炒作手法，向下炒作其行市和预期，随时要刺破美国股市泡沫的威胁，可以对特朗普产生有效牵制。
建议利用蔡英文辞任党主席、地方选举失利的机会，放宽一国两制的条件，实现祖国统一。实现了两岸统一，哪怕是形式上的统一，也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杜绝美国利用台湾将中国拖进武装冲突的可能，不给它用武力阻断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任何机会。
美国的金融发展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信誉货币时代的“钱”只是一种发展资源，而不是传统意义上自身有商品价值的“等价物”。信誉货币掌握在垄断资本集团手中，它是鲸吞他人财富的媒介；掌握在人民手中，它是助推发展的甘露。新中国成立之初，信誉货币就成功地振兴了百废待兴的国家，支撑了抗美援朝战争。今天，中国银行业受资本家银行“嫌贫爱富”的影响太深，几乎彻底遗忘了人民银行曾经的丰功伟绩和成功的经验。
建议借鉴我党领导金融业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的金融政策，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友好国家的人民币贷款而不是外汇贷款。用这种办法可以有效增加海外订单，利用境外市场需求拉动国内企业走出低谷。只要这些贷款的总额不超过中国企业的供给能力，就不会造成中国的通货膨胀。
人类文明史昭示我们，值得深度开放的是人文交往；否则，就没有文明的互鉴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国发展到今天，无条件地开放市场无异于使用自己的宝贵发展资源去养活他人。如果是亲人、是朋友，我们可以和他们分享发展资源。如果我们拿自己的宝贵资源去接济敌人，那难道不是在重演农夫与蛇的故事吗？
中国人民可以通过立法渠道，制订出明确的、向世界公布的中国开放市场的章法。例如，友好互利原则、对等原则、战略资源互惠开放原则等。对不懂得尊重别人发展权利的民族和国家，我们当然也无法与之共享中国的发展资源。现在是中国利用自己市场优势的大好时机，让我们和朋友互通有无，让我们和商人等价交换，让我们用人文交流来化解敌意。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无法从制度上容忍中国的国家，中国就应该用“互利”做大门，可以做到互利的，允许进入中国市场，分享中国的发展资源。居心不良，进来捣乱的就应该拒之门外。这不是民粹主义，也不是经济民族主义，这只是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与资本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