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汇率武器，是刺刀还是原子弹？
余云辉
【原编者按】在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规定，中方应在每月结束后不迟于30天内，公布每月外汇储备和远期头寸数据；应在每季结束后不迟于90天内，公布每季度国际收支金融账户的子项数据，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贷款与应收款）；以及每季结束后90天内，公布每季度货物与服务进出口情况。
在执行机制中约定，汇率政策及透明度出现的问题，应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或美国财政部长向第七章（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中建立的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安排提交。这意味着美国可以及时了解人民币汇率走势并有权参与人民币汇率定价，也就可能存在着控制中国汇率武器的核按钮，进而严重削弱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之巨大风险，显然是不可低估的。为了深刻理解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重大影响，重发此文。
美国的汇率武器不是刺刀而是原子弹。中国已经遭遇了十年的经济金融核打击，面临着极大的经济金融与社会困难。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也必须以人民币贬值作为重新出发的起点。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已经为中国反击美国对华的“巧实力”围剿创造了良好的时机。“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财政部长雅各布·卢(JackLew)于5月13日又来了。去年日元狂贬30%以上，美国没有表示异议；相反，人民币持续升值了36%而仅仅贬值了不到3%，美国政府就不干了。在中美大国博弈中，汇率是玫瑰还是武器？是什么武器？这种武器承载着美国什么样的战略使命?这是中国经济决策者必须清醒认识的问题。
一、重新认识汇率武器
当年义和团在战场上与洋枪队进行生死决战的时候，只关注毛瑟枪上那把白晃晃的刺刀而忽视了暗藏在枪膛里那颗致命的子弹。今天，中国在事关存亡的大国博弈之战场上对于美国汇率武器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当年义和团的水平之上：政府官员和民间百姓全都认为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仅仅是为了解决中美贸易逆差，把汇率武器仅仅当做刺刀，而不认为汇率武器是隐藏在贸易幌子后面的子弹——一颗完全可以摧毁中国经济、阻断中国工业化进程、剥夺全民财富、引发国家财政税收危机和金融系统危机、最终导致执政党危机和全面社会危机的原子弹。
如果汇率武器仅仅属于刺刀，那么，这种武器交给高盛、摩根等经济杀手就可以了。美国总统和财长难道是端刺刀与中国对阵的人选吗？这与他们自认为的世界领袖身份相称吗？没有领袖人物会端着刺刀赤膊上阵的。他们手上握着的一定是足以摧毁中国的战略性武器，是和平时期每天都在使用的核武器。在国际金融的认识水平和实战经验上，不要看到中国经济领导人手里仅仅拎着大刀和菜刀就以为奥巴马和雅各布手里端的只是刺刀而不是原子弹。对汇率武器的认识差距一定会把中国经济推向绝境。
其实，中国经济已经十分危险，岌岌可危。这恰恰是美国十多年来对华实施汇率攻击的结果。遗憾的是，由外资控制的国内舆论平台和一群被收买或洗脑的“经济学家”却把引发中国经济危局的原因推给了政府政策失误、推给了四万亿、推给了所谓国企垄断、推给了共产党官员的腐败，等等。一切似乎与美国的汇率武器和汇率攻击无关。事实上，中国政府宏观调控失灵、经济结构失控、房地产和涉外经济领域的官员腐败的终极根源恰恰是美国的美元武器和汇率武器。
二、汇率武器属于美国的“巧实力”范畴
当中国的进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超过60%之后，意味着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经济独立、政治自主的国家。这是中国历经三十年发展和退化并存的结果。同时，美国及其盟国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主导者，对任何潜在挑战者也绝不手软。这就是现实，必须面对。这也是思考中国问题的前提条件。
美国统治世界的综合实力是美国“三大国家力量的总和”，即美国以工业和军事力量为核心的硬实力、以科技和舆论力量为核心的软实力、以美元和汇率为核心的巧实力。美国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之间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构建一个个针对不同潜在对手的“魔鬼三角阵”，将其置于死地(详见笔者《美国的“魔鬼三角阵”及其中国的全球突围对策》)。其中，美元武器和汇率武器作为美国统治全球的巧实力，与美国的军事威胁和舆论煽动进行配合和组合，足以打击任何国际对手，包括曾经的苏联和当今的中国。
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完全透视美国统治世界的力量构成、力量组合及其背后的运行逻辑，仍然把美国的“软实力”和“巧实力”混为一谈。于是乎，美元武器和汇率武器作为战略核武器的地位被忽略了。把美国的汇率武器误认为是刺刀而不是原子弹，甚至把人民币升值说成美国献给中国的一朵玫瑰(详见央行副行长易纲关于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的讲话)。这代表着中国央行官员对汇率问题的基本认识，也代表着中国央行官员的业务水准。
今天中国经济的所有乱象，如宏观调控失效、热钱漫溢、房地产泡沫、实际利率飙升、实体经济凋敝、本土企业举步维艰、外资企业高歌猛进、汇率与通胀齐飞、钱多与高利率并存、中国工业化面临中断的危险、经济社会危机四伏，等等，这一切致命的问题就是起因于2005年的汇率改革，起因于十年多来人民币的持续升值，起因于美国控制了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看看人民币被迫升值十年所产生的全局性恶果，至少应该认识到汇率武器绝不是刺刀而是经济金融领域的核武器。
美国利用汇率武器摧毁中国经济的过程是十分隐蔽的，几乎欺骗了中国经济金融界的所有决策者。首先，美国以市场化的名义要求人民币放弃锁定美元，实行所谓的“双向波动”；然后，以贸易顺差和平价购买力等理论要求把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变为“单向升值”。贸易顺差如何解释日元不是升值而是大幅贬值？贸易逆差又如何解释美元摆脱贬值周期而步入升值周期？
此外，哪一个国家的汇率水平是根据平价购买力理论计算出来的？这类所谓的汇率理论其实就是强势话语权之下的汇率霸权。遗憾的是，中国央行那批被洗脑的海归领导者把美国胁迫人民币升值的霸权与借口当做真理，毫不抗拒。美国不仅设计出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理论”，还拥有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大棒”——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一唱一和、时常挥舞着“汇率操纵国”的大棒。美国这种“理论”的软实力与“大棒”的硬实力之组合，一举夺得中国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
人民币汇率的运动方向和升值幅度始终是中美战略对话的主要议题。根据美国在战略对话层面设置的议题，不难看出，美国事实上已经把汇率武器升格为战略性武器，但中国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意识到汇率是武器而不是玫瑰。每次中美战略对话之前人民币往往都有一波加速升值的行情。人民币汇率成为中国向美国示好和献媚的外交工具。国之利器，拱手于人。
三、汇率定价权属于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
美国控制了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进而控制了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权。美国借助着胁迫人民币升值的强势话语和威胁大棒，打造出一个人民币持续稳定升值的预期。从此，美国开动了毫无信用保障的美元纸币印钞机，形成了美元纸币涌入中国的狂潮。中国外汇储备十年间由6000亿美元上升到3.9万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占款数量和中国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数量之间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换句话说，美元完全主导了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美联储彻底掌控了中国的货币主权，人民币已经美元化。这种本币与美元完全挂钩的情况类似于国民党撤离大陆之前的中国。
当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和美联储完全控制了中国基础货币发行权和人民币汇率定价权之后，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已经丧失了。为什么近十年来中国宏观调控、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改善民生等目标没有一项达到预期?根本原因就在于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的丧失(详见笔者《谁掌控了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一文)
遗憾的是，宏观经济的决策者及其智囊至今没有在战略层面上真正理解上述“三大顶层权力”运行的秘密和巨大的威力，他们的关注点仍然停留在自贸区、棚户区和长江流域大开发区之上，而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新夺回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
货币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根基。人民币升值率和国内高利率之和远远高于海外热钱资金成本，二者之间的差价，促成了国际热钱涌入中国的狂潮。
热钱的涌入造成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增加，央行开始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等手段回笼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这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美元流入中国越多，央行回笼的商业银行流动性就越多，实体企业贷款额度就越少，贷款利率和民间利率就越高，股票资产价格越低，企业直接融资就越困难。由于经济是一个不断循环周转的系统，利率持续走高和人民币升值形成的双重无风险套利收益，又进一步吸引更大规模的热钱涌入中国;同时，资本市场的持续低迷、低效和IPO停滞又导致大量企业选择海外上市，募集大量美元货币返回中国境内。
随着美元的持续流入，央行又要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回笼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由此形成了一个以中国央行为轴心的恶性循环系统。如果把中国央行一手给美元热钱兑换人民币，另一手向国内商业银行回笼人民币流动性联系起来看，那么，可以发现，中国央行是把国内企业的流动资金转移给了美元持有者做了资本金，而这部分外资资本金在具体的运营中还要进一步挤占国内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经营企业的人都知道：资本金仅仅影响企业发展速度的快慢，而流动资金则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近十年来，中国央行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把决定国内实体企业生死存亡的流动资金倒手交给美元热钱的主人，成为后者在华攻城略地的资本金，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把中国实体经济逼向绝境。
美元热钱一旦转换为人民币就稀释了中国人的储蓄财富、降低了人民币的购买力、推高了房地产价格、挤占了国内企业的贷款规模、推高了国内企业贷款利率和民间利率，推高了百姓的生活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使工业企业和实体经济难以生存和发展，于是，社会资本逐步逃离工业企业和实体经济。房地产泡沫和产业空心化趋势同时在中国出现了。
当实体经济不再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土地财政又难以为继之时，煮青蛙的温水就成为烫手的开水。这正是中国经济当下的处境。中国现代经济难道又在重复着明朝末期“危于财政、毁于金融”的历史剧目吗？
四、人民币升值的产业后果
人民币持续升值一方面有效打击了中国本土企业的真实出口，几乎摧毁了整个外向型经济体系(几乎所有的外向型企业都不同程度地转向“套汇差”和“套利差”的所谓“资金生意”);另一方面却有利于跨国企业借助人民币升值所形成的进口成本优势，通过进口组装抢占中国市场，压制本土企业的发展空间;同时，人民币升值还有利于外资企业利用国内企业的经营困难进行产业并购和产业链控制。中国实体经济空心化的过程成为外资企业控制中国产业核心环节和控制中国产品市场的难得机遇。
五、当前应该重点防御美国“巧实力”的巧取豪夺
代表美国“巧实力”的汇率武器基本实现了其预定的目标：人民币完全美元化、人民币汇率被高估化、房地产资产泡沫化、商业银行高利贷化、资本市场窒息化、实体经济空心化、外资主导化、经济殖民化、社会两极化。在此背景之下，代表美国“硬实力”的军事力量开始重返亚太，剑指中国，并与美国在中国长期打造的思想舆论“软实力”相互呼应，形成全局性、立体化的围剿态势。
面对美国“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的全面立体围剿，中国反围剿的最薄弱环节究竟在哪里?如果说，美国还不敢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美国的军事“硬实力”暂时还没有用武之地;同时，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已经开始阻击美国在华培植的文化舆论与意识形态“软实力”；那么，以美元和汇率为核心的“巧实力”围剿和掠夺应该是美国对华攻势的战略重点。
美国对华的“巧实力”围剿足以掏空中国的财政、金融和产业，足以摧毁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是美国围剿中国的主攻方向，而军事攻势和意识形态攻势属于侧面呼应。换句话说，美国发挥“巧实力”攻势是主要手段，而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属于副攻力量。美国知道集中优势力量打击中国最不设防的、最薄弱的、美国培植的代理人最密集的经济金融领域，通过直接和间接掌控中国的货币主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可以对中国的产业、科技、信息、装备、教育和财政税收进行一网打尽，对共产党执政基础进行釜底抽薪。美国在追求不战而胜、完败中国，同时还可以挣得钵满盆满。
如果美国的“巧实力”一旦完成对中国财政、金融和产业的摧毁，那么，美国的“硬实力”攻势和“软实力”攻势将成为围剿中国的主攻力量。
六、应对美国“巧实力”围剿与掠夺的对策
面对美国的“巧实力”围剿和掠夺，中国需要迅速行动起来，及时扭转目前认识不足、组织不足、对策不足和人才储备不足的现状。
第一，抓住一切有利机会实施人民币快速贬值。
人民币贬值的目标价位是实现外向型出口企业全面盈利。决定人民币汇率的核心因素是确保国内外向型出口企业可以达到社会平均盈利水平，而不是依据美国教科书上的平价购买力模型和国际贸易顺差水平。中国的汇率政策应该为本国企业的长期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外国利益集团服务，不是为热钱的套利服务。
美国宣布退出QE和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事件是实施人民币快速贬值的二次绝佳机会。遗憾的是中国已经错过。
第二，在人民币贬值并提高外向型出口企业盈利能力的同时，取消所有出口补贴。
把每年一万多亿人民币的出口补贴节约下来转移支付给农村、农业和农民，推动中国“三农”的重新组织化和现代化。国外市场不是中国的立国根本，城镇化如同遍地的开发区更是一场历史闹剧，但中国“三农”的再组织化和现代化则是中国的立国根本(中国三农的重新组织化和现代化也是扭转中国农村基层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无序化、混乱化、黑社会化和恐怖主义化的根本性措施)。
中国应该大幅提高资源税和环境税，严格环保执法，提高外向型出口企业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同时，国家通过人民币贬值、提高出口企业盈利能力来给予补偿和平衡。过去十多年的做法恰恰相反，人民币不断升值并侵蚀企业利润，外向型出口企业只好钻环境、资源和银行的漏洞来生存。这种发展思路实属自我毁灭。
第三，迅速开征赠与税，围堵海外跨境热钱。
魔鬼就在细节里。在香港给地下钱庄的个人银行账户汇入一亿美元，在国内就可以得到对应的六亿多人民币;同样，给国内地下钱庄个人银行账户汇入六亿多人民币，就可以在香港拿到一亿美元。资本项目管制是中国金融安全的最后防线，但在地下钱庄面前则显得形同虚设，正如中国的互联网安全防线在美国高盛设计的VIE模式下形同虚设一样。为什么美国等国家没有地下钱庄?因为美国有开征50%的赠与税。资金在不同自然人之间转移就必须缴纳50%的赠与税。高额的赠与税大大提高了外币与本币的兑换成本，使得地下钱庄在制度上无法生存。
开征赠与税不仅可以在制度上防止热钱进出，而且可以在制度上预防钱权交易和腐败。如果税务部门紧盯着个人账户的资金往来、对赠与行为进行征税，那么，腐败问题可以得到有效抑制。中国财政部没有开征赠与税，这是中国产生大量腐败的制度根源。制度性腐败才是最大的腐败，一批批倒下的大小官员无非是制度性腐败的牺牲品。因此，尽快开征赠与税不是与民争利，而是大慈大悲。
第四，以降低社会资金成本、提高融资效率为轴心，展开金融改革。
如果金融改革导致金融机构暴利和实体经济凋敝，那么，这种改革就是失败的。中国远未完成工业化，离实现四个现代化还很遥远。如果全社会最优秀人才长期向金融等虚拟经济领域集中、全社会资金向房地产等泡沫经济领域集中，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必将被迫中断。
为了降低全社会资金成本，一方面必须大幅提高房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门槛，甚至不惜采取行政手段进行规模控制；另一方面必须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存贷款利率的方式，增加实体经济的流动资金供应量，并且把工业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贷款利息率降低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之下。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化过程中的赶超型国家，工业和高科技企业的资金成本必须低于工业化发达国家，直接融资和上市的效率必须比纽交所和纳斯达克还要高。这是发展经济的常识。
第五，政府要重新夺回资本市场的定价权，限制甚至取消资本市场上所有金融做空工具。
中国资本市场的怪现象表现为：一方面实体经济、产业部门和高科技企业缺乏补充资本金有效机制，资本市场投融资效率低下，IPO近乎停滞，优秀创业型企业被逼出走海外；另一方面却发展各类指数期货、融券工具等鼓励做空市场的金融衍生品，使得股票指数持续低迷，投融资效率更加低下，各类企业上市的时间成本和财务成本长期居高不下。
中国资本市场这种荒唐的顶层设计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最大障碍。因此，为了发挥资本市场的正常功能，中国政府必须拨乱反正，限制甚至取消到期的指数期货和融券项目，削弱资本市场的做空力量;同时，央行的货币政策不能仅仅盯住物价指数，还要盯住证券市场的资产价格指数。如果证券市场的资产指数持续低迷，央行必须放松银根，及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以维护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
如果西方国家的央行行长只关心猪肉市场行情而不管资本市场指数，他早就下岗了，更不可能延迟退休和超期服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低迷的根源在央行，而中国央行的问题之根源在于美联储、美国政府和国会。中国央行不仅需要检讨业务能力，而且需要检讨政策立场。
第六，提高全社会的工资水平，扩大内需。
货币金融政策一方面需要向中国本土企业(不包括房地产企业)提供充足的货币供应量和流动性，降低间接融资成本，提高直接融资效率，创造商品供给和物质财富，另一方面需要大幅度提高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并提高农民收入。让货币政策回归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轨道上来。如果货币政策可以提高生产力和商品供给能力，特别是农副产品的供给，而不是流向制造房地产泡沫等领域，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
让本币创造国内市场需求，让国内市场来培育和发展本土企业，让本土企业和居民向国家提供稳定的税源。这是德国战后振兴经济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中国发展经济的榜样不是美国、不是新加坡，更不是曾经的英国殖民地香港，而是德国。
美国的汇率武器不是刺刀而是原子弹。中国已经遭遇了十年的经济金融核打击，面临着极大的经济金融与社会困难。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也必须以人民币贬值作为重新出发的起点。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已经为中国反击美国对华的“巧实力”围剿创造了良好的时机。“天予不取，反受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