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上台后，宣布“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是当代国与国之间在意识形态关系上的主要内容。将“民主”与“专制”对立起来的拜登，实际上是把西方政治模式与非西方政治模式对立起来，将世界划分为“正确”的西方和其他应向西方学习的世界。

实际上，没有任何例子可以证明非西方国家有计划破坏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民主”，或在西方植入非西方政治模式。事实上，西方政治模式和西方价值观也没有受到任何西方以外的国家的威胁。因此，世界面临的是美国霸权主张在拜登执政期间的又一轮鼓噪。

在这场斗争中，作为美国主要竞争者和敌人的“威权主义”代表，首先是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其他奉行独立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国家。西方把这些国家视为一种威胁，因为这些国家的发展表明，世界上存在成功的非西方政治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西方的这种观点，主要是美国对外部威胁的看法，实际上否定了非西方国家具有独立确定本国政治与经济发展模式的权利。

西方国家强推自己模式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强迫他国以有利于西方的宣传概念来理解西方。结果，那些反对西方宣传的人，因为使用了西方术语和概念，被西方阐释所束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

借助这种宣传伎俩，西方国家把“民主”等同于吸引民众参与国家管理的一种形式，而“民主”本身作为一种现象，与西方的政治模式画上等号。此外，一些带有情感色彩的概念也与该模式联系在一起，如“自由”。这些概念被西方用在隐喻的文本中，即转义的意义上，缺乏严格的界定。西方宣传中使用的“民主”概念已经失去了其严格的原始意义。“自由”概念的原始含义与政治学也完全没有关系，西方宣传以隐喻的形式用“自由”概念来表征自己的政治模式（“媒体自由”“观点自由”等）。

西方宣传为了方便自己，在不同的情况下赋予这些概念不同的含义，为自己保留“正确”阐释的权力。因此，这些被西方宣传固化为西方政治模式的概念，被“西方价值观”所宣扬的概念，获得了情感内涵，进而影响了人们的感受。

想要纠正这种情况，须将“民主”“自由”等概念从西方政治模式中剥离出来，并在学术研究、专家讨论和媒体报道中，合理地使用“西方政治模式”这一中性术语。这一方法将为“西方民主”只是可能的民主形式之一（并不比其他形式更好），“西方政治模式”只是许多可接受的政治模式之一的思想发展提供巨大空间。

拜登政府把“民主”和“威权主义”对立起来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所谓进步人士的观点基础上，即在2016年总统选举输给特朗普之后民主党内部形成的意识形态趋势。“进步人士”支持美国在世界传播西方政治模式和自由（所谓的“进步”）价值观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认为这是“唯一的人道”和“对人权的最佳保护”。这些人通常包括民主党中的希拉里·克林顿的拥护者，以及共和党中的新保守派，例如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杰布·布什、米特·罗姆尼。

这部分“进步人士”对特朗普政策的回应就是对美国积极参与建立以西方模式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进行更猛烈的宣传。他们通过指出西方面临的新挑战，特别是“威权主义”“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主要指俄罗斯和中国。他们也承认，这些国家也提供了自己版本的国际秩序，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糟糕的秩序，因为它是“非自由”的。因此，“对付俄罗斯和中国”只能是“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努力”。

经过“进步主义”阵营不同派别之间的讨论，专家们为民主党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获胜者制定了一个共同的外交政策纲要，其中包括减少使用军事手段来达到预期目标、缩减美国国防预算、更加重视外交和“软实力”工具等内容。

拜登目前正在实施的正是这一稍加修改的计划。它维持了美国外交政策向世界强加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危险倾向，忽视不干涉主权国家事务的国际准则，比特朗普的直接和正面攻击更具危险性。拜登外交计划的前提是，美国在盟友的参与下更积极地使用“软实力”工具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在广泛的战线上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攻击。

美国向别国强加西方政治模式的政策在原则上是不可行的。归根结底，这一政策就是把西方的社会政治秩序标准强加于他国人民，而在特定国家的条件下，这些标准与秩序并不能发挥其功能。例如，他们不能在统治阶层内部建立利益平衡，并破坏了国家可控性。

美国和西方以“保护责任”为幌子，干涉别国内政，最初普遍向反政府势力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在这种干涉过程中，西方并没有试图与冲突各方保持距离。事实上，这是西方为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并制定干涉世界其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地区的方案而直接参与的敌对行动。

美国宣扬欧洲-大西洋价值观（所谓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西方认为武装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可以防止侵犯人权的观点，很容易被以下事实推翻：“人道主义干预”本身（例如在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导致平民大规模伤亡，并剥夺了个人的主要权利——生命权。没有这项权利，所有其他权利都毫无意义。

为了对美国意识形态攻势进行回应，需要澄清西方在学术研究和宣传中同样积极使用的一些关键政治学概念。为此，有必要揭露具有操纵性的宣传手段，借助于这些手段，西方宣传将西方政治模式描述为世界上唯一可能和可行的民主形式，由此衍生出其普世性和向他国植入西方模式的正当性。

在现实中，西方政治模式，包括对政治和人权的特殊理解、三权分立、代议制民主、选举等，是一个程序性和技术性过程，并不能成为独立的价值观。就像任何技术一样，这种程序的意义只是为了以最好的方式开展工作。因此，只有一种权利是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每个国家都有独立探寻最适合本国的政治模式的权利，其中包括制定本国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的规则和程序的权利，即制定自己民主模式的权利。 

作者：维克多·彼罗仁科，系俄罗斯《消息报》政治观察员，译者康晏如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国外人士看中美民主”课题组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