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对待去全球化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摘要：今年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表明，无国界世界的长期愿景不再可信。不幸的是，意识到这一基本真理不等于完全纠正过去人类所犯下的错误。

编译精选：

受疫情影响，近两年多来首次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Forum，因在瑞士达沃斯首次举办，又被称为“达沃斯论坛）与自1995年以来作者参加过的明显不同。这个向来致力于推动全球化的论坛如今主要关注的却是全球化的失败：供应链断裂、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导致数十亿人无法获得新冠疫苗、少数制药公司赚得盆满钵满的知识产权制度。

对这些问题提出的应对措施包括“回流(reshore)”或“友岸外包(friend-shore)”生产，以及“制定产业政策以提高国家生产能力”。每个人似乎都在为一个无国界世界而奋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突然之间，每个人都认识到，至少有一些国界是经济发展和安全的关键。

对于曾一度提倡不受约束全球化的人来说，这种转变导致了认知失调：“回流”或“友岸外包”的政策建议意味着国际贸易体系的长期规则将被扭曲或打破。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大多数政商界领袖由于无法调和“友岸外包”与自由非歧视性贸易原则之间的矛盾，遂用陈词滥调来打圆场。而关于事情如何以及为何走到这一步，或者全球化高峰期盛行的那些有缺陷且过于乐观的推理，却少有人反思。

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全球化。整个市场经济都缺乏韧性，人类的做法就像生产没有备用轮胎的汽车，为了节省当前几美元而罔顾未来的紧急状况。准时库存系统（just-in-timeinventorysystem，JIT）在经济只遭遇轻微扰动时，会是了不起的创新；但面对因新冠疫情而带来的停工时，准时库存系统会却引发各类供应短缺的连锁反应（例如芯片供应不足导致新车产量不足），进而带来一场灾难。

正如作者在2006年出版的《让全球化发挥作用》一书中警告的那样，市场在“定价”风险方面做得很糟。以德国为例，德国选择让其经济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而俄罗斯显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现在，它正面临着可以预见和已被预测的后果。

正如亚当·斯密在18世纪所认识到的那样，资本主义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它存在垄断的自然倾向。然而，自从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启“放松管制”时代以来，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已成为常态，不仅限于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等备受瞩目的行业。今年春天，美国婴儿配方奶粉的灾难性短缺本身就是垄断的结果：在雅培公司因为安全问题被迫停产后，美国人很快意识到，仅这一家公司就占美国婴儿配方奶粉供应量的近一半。

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也充分展示了全球化失败的政治后果。当俄乌冲突爆发时，克里姆林宫立即受到了几乎所有国家的谴责。但三个月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emergingmarketsanddevelopingcountries,EMDCs）却采取了更加模棱两可的立场。许多人指出，美国要求俄罗斯负责是虚伪的，因为美国自己就在2003年以虚假借口入侵伊拉克。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还强调了欧洲和美国最近的疫苗民族主义。正是30年前强加给它们的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条款成为了疫苗民族主义的基础。当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地承担着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后果，加之历史上的种种不公，西方所倡导的民主和国际法治声名日益狼藉。

尽管可以肯定许多拒绝支持美国捍卫民主的国家不是民主的，但也存在民主国家对此持有反对意见。而美国领导这场斗争的地位也因其自身的失败而受到损害——从美国国内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特朗普政府与威权主义者的“暧昧”，再到共和党持续试图压制投票和转移人们对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等事件中可见一斑。

对美国来说，最好的做法是通过帮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应对不断飙升的食品和能源成本，以表现团结一致。这可以通过重新分配富裕国家的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资产）以及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实行强有力的新冠疫情知识产权豁免来实现。

此外，高粮价和高能源价格可能会在许多贫穷国家引发债务危机，进一步加剧疫情导致的悲惨不平等。如果美国和欧洲想要展现真正的全球领导力，那么他们需要不再站在那些诱使各国承担超出其承受能力的债务的大银行和债权人一边。

在倡导推动全球化40年之后，很明显，达沃斯这帮人把事情搞砸了。他们承诺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繁荣。但是，尽管全球北方的巨头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但本可以让每个人过得更好的流程却在四处树敌。“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economics)”声称富人致富会自动使所有人受益，这是一个骗局——一个既没有理论也没有证据支持的想法。

今年的达沃斯会议错失良机。这本可以是一个机会，认真反思那些将世界带到如今地步的决定和政策。既然全球化已经走过顶峰，那么我们只能希望我们在应对其衰退时比应对其崛起做得好一些。

译者评述：

本文从经济学的视角，反思了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全球化失败”现象及其后果。本文认为，全球化已经走过其巅峰时期，而缺乏“韧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失败”的负面影响。本文着重关注“全球化失败”的政治后果：面对“去全球化”的冲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隔阂扩大，随之而来的是欧美国际领导力的下降和发展中国家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模糊。针对这一后果，本文作者主张欧美反思长期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承担起道德责任，帮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化失败”。

本文对中国外交的启示有：1.抓住外交机遇期，积极发展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争取国际支持；2.承担国际责任，努力成为全球化的捍卫者、稳定者，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为新兴发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全球或区域性公共产品，提高国际领导力；3.保持战略定力，不断改善国内治理，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有力的国内支撑。

问题互动：

问题1、你是否认为当前全球处于“逆全球化”阶段？这究竟是一种长期现象，还是短期事件？

问题2、美国国内治理的失败，是否是当今国际秩序混乱的根源？

（作者系全球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因对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工作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由张鸿儒、王若彤、柯洁楠编译，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库智交外大”，授权红色文化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