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是21世纪全球头号威胁，因长期存在且难以察觉，成为全人类的致命敌人。大流行病的暴发，一夜之间改变了全球的贸易、工业、旅行和日常生活，我们所关切的不仅是感染率和死亡率的数字，还有疾病对世界经济、政治、人类福祉的次生灾害。

如今，我们对现代大流行病的类型、传播途径、治疗手段和预防方法了解得太少，对于公共卫生事业给予的关注和投资太少。每当人类战胜一次重大疫情，常将疾病的伤痛和损失抛诸脑后。只有少数科学家在积极准备应对下一次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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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制造者，来自德特里克堡

2001年10月4日，我做客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时，执行导演唐·休伊特突然冲进演播室，打断了录制。他手里正捏着一份新闻简报。“快告诉我，关于炭疽病你们究竟都知道些什么！”他冲着我们问道。

就在几分钟前，佛罗里达州的卫生官员刚刚宣布，超市小报《太阳报》的图片编辑罗伯特·史蒂文斯被确诊感染肺炭疽病。这是美国近25 年来首例肺炭疽病例。史蒂文斯于次日死亡。

众所周知，炭疽病毒一向被列为制造生物武器的首选。当炭疽病来临时，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更未想过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与它朝夕为邻。该病例是一个由偶然接触受感染动物、暴露于易感染环境导致的孤例，还是一场大规模袭击的第一声枪响？这个问题的答案价值万亿赏金。

一周后，我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汤米·汤普森的同事们在华盛顿会面，讨论这场逐渐显现的炭疽危机。截至那时，除了出版《太阳报》《国家询问报》等同类八卦小报的美国媒体公司（American Media）外，还有四家位于东海岸的新闻媒体机构收到了装有高致命性的炭疽粉末的邮件。这四家机构为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纽约邮报》。

10月16日，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中达施勒参议员所在的办公室收到了装有炭疽粉末的信封。这是第一封寄给媒体界之外的信。同日，一封寄给佛蒙特州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的信抵达华盛顿。这些信上粗鲁地写着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谴责以及对真主安拉之伟大的称颂。

总共至少有22人感染炭疽病，其中11人以吸入粉末的方式受到危及生命的感染，5人因此死亡，其中包括2名供职于美国邮政服务布伦特伍德公司华盛顿分拣部的邮递员。

联邦调查局宣称，犯罪者并非如大家预想的那样是某个伊斯兰恐怖分子，而是一个名叫布鲁斯·艾文斯的生物防御研究者。他在德特里克堡工作，据传存在心理健康问题。2008年，他在被起诉前自杀身亡。

然而，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和其他国会办公室、媒体办公室、邮政公司等收到过这些炭疽粉末信件的机构，花费了超过10亿美元进行彻底清洗、去污和消毒。人们夜以继日地忙碌，却还是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重新开放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布伦特伍德公司邮递分拣部花了超过2年的时间才重启，位于新泽西州汉密尔顿的另一个分拣部则花了超过3年的时间才恢复正常。

很显然，恐怖分子的首要目标是制造恐怖。从中世纪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感染原就是各种社会中滋生恐怖的最大温床。

公元前184年，汉尼拔在备战与帕加马国王欧迈尼斯二世的海上对决时，就指挥他的水手们在罐子里装满“各种各样的毒蛇”，在作战时将它们投到敌方的战船上。1346年，在围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时，鞑靼军队将感染瘟疫的死尸高高抛过坚固的城墙，令瘟疫在城中蔓延。

1763年的庞蒂亚克战争中，英国民兵指挥官威廉·特伦特（William Trent）在被围困于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皮特堡之际，写到他曾送给渥太华的印第安人“取自天花医院的两张毛毯和一块手帕”。后来“肆虐的传染病”很可能真是因此出现的。这个建议来自当时的陆军元帅杰弗里·阿默斯特，享有盛誉的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装有炭疽的小瓶从被俘的德国间谍奥托·卡尔·冯·罗森男爵的行李箱中被搜出。他原本想用它感染协约国联军中的牲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曾在中国浙江上空投放被污染的稻米和使人感染瘟疫的跳蚤。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都曾持续推进有关大规模细菌战的研究计划。在种族隔离终结之前，实行高压政策的南非政府曾设有生产HIV病毒、埃博拉病毒和其他致命生物武器的兵工厂，以防止其政权受到攻击。

1969年，尼克松总统缩减了美国的生物攻击计划。他指出，生物武器的使用不能实现任何合法的军事目标。从那时起，德特里克堡的医生、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就只从事与生物国防相关的研究。

尽管生物战有漫长的历史，我们也在有生之年切身感受过它的威胁，但自2001年炭疽恐怖袭击以来超过15年的时间里，我们面对它时惊慌无措、逃避否认的态度，并没有多大改变。然而，我们的功能获得技术却已极大进步。

2001年，能够根本改变某种病毒或细菌的致死机制的工具还未出现，甚至连改变其传播方式的工具都还没有问世。但现在，它们已遍及大学、学院、高中、商业实验室，为数以千计的科学工作者所拥有。如何利用新型实验技术工具激活一种可能具有杀伤力的微生物，这样的信息在网上就能轻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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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意识到被感染时，已然太晚

20年前，最令人忧虑的生物恐怖主义A级感染原共有5种：炭疽杆菌、天花病毒、鼠疫杆菌、土拉弗朗西斯菌（兔热病病原体），还有出血热病毒如埃博拉病毒。眼下，我最担忧的是炭疽杆菌、天花病毒，以及任何我们能通过超级实验室新工具加以改造，使其能传播到人或动物体内并无法由现有的治疗手段与疫苗攻克的微生物。

炭疽杆菌是一种尤其强效的生物武器。它并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在离开活体的情况下，这种细菌能以极小极轻的孢子形态存活数十年甚至更久。考古学家甚至曾在古埃及墓葬中发现了它们的踪迹。

当这些孢子被吸入并停留在肺部和胃肠道潮湿、舒适的环境中时，它们会再度萌发，恢复到休眠前的活性状态，并释放出3种致死的蛋白质毒素。在未得到治疗的患者当中，吸入炭疽杆菌引发的肺炎致死率高达45%～85%。在干燥状态下，炭疽杆菌制剂能被隐藏在任何白色粉末中，不会引起机场安检人员或其他人的怀疑。

1993年，美国国会技术评定办公室拟定了一份名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风险评估》（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Destruction: Assessing the Risk）的报告，其中比较了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与核武器在华盛顿特区可能造成的打击效果。当中一项结论是，一架小型飞机散播仅100千克的炭疽杆菌孢子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要多于投下一枚由飞毛腿导弹运载的氢弹造成的人员伤亡。在77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根据天气等因素以及降落地点的不同，氢弹爆炸造成的死亡在57万到190万人之间。相似条件下，炭疽杆菌的散播造成的死亡在100万到300万人之间。

已故的威廉·比尔·帕特里克极富才华，他曾带领德特里克堡的美国生物武器项目团队。比尔有一个习惯，他常随身带着一个小瓶，里面装有7.5克的无害细菌培养物，看上去就像显微镜下的炭疽杆菌。1999年3月，他在国会当着众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各位专员的面，掏出那个小瓶，向他们解释这是什么，然后宣称：“我曾携带着它经过所有的重要机场、国务院的安检系统、五角大楼，甚至中央情报局，没有一个人曾经拦下我。”顺便提一句，7.5克炭疽杆菌足以杀死参议院或众议院办公大楼这等规模建筑物内的每一个人了。

炭疽病能够通过某些广谱抗生素如环丙沙星来治疗，但快速诊断十分重要，治疗也可能要维持数星期甚至数月。实验室研究已经证明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的菌株是多么容易形成。

生物武器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同，因而，我们应对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策略并不适用于生物武器。在一场生物恐怖袭击事件中，事件发生当日的结束，仅仅是个开始，甚至在那一刻，还没有人意识到悲剧已经发生。我们或许要等一星期之后才恍然察觉，但那时，最初一批感染者已经将他们身上的致死传染病带到整个美国以及世界各地。

即便是那些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生物制剂，也会带来令人却步的挑战。距我的住处不远的明尼苏达州布卢明顿美国购物中心是全美国最大的购物中心。每天平均高达10万人次的顾客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如果炭疽粉末通过四通八达的购物中心高效地向四周播散开来，轻而易举就能造成数千例的感染，进而导致地方医疗系统过载，而后带来数以千计的死亡。

感染者最初甚至不知道他们已经被病原体攻击。直到几天过去，发烧、寒战、胸痛、呼吸短促、无力、呕吐和恶心纷至沓来。对很多感染者来说，意识到自己被感染时，一切已然太晚。

如果这个假设真的发生，无疑将是一场令人无法忘却的历史性事件。这不仅仅是因为所有随之而来的死亡、病痛和几乎无法想象的恐惧，也同样是因为给整个购物中心彻底消毒的艰巨任务。当然，你也不能索性把它拆掉。

在接收到装有炭疽粉末的邮件后，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媒体公司大楼关闭了超过5年时间，以防止炭疽杆菌孢子向附近的社区扩散。最终，在经历艰苦卓绝的“大扫除”后，这栋大楼在2007年宣布完全清除炭疽威胁。美国购物中心的规模是美国媒体公司大楼的好几倍，它如果被炭疽杆菌污染，将会沦为一个被废弃的、笨重的、坐落在明尼苏达州草原上的庞然大物。它将如切尔诺贝利一样毒物弥漫、杳无人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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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天花？比你想象中简单》

我最担心的三大感染原的第二种是天花病毒。尽管近40年间它没有伤害过一个人，天花仍是这世上最可怕的怪兽之一。在人类历史上，它曾造成的死亡人数累计达10亿，还有不计其数的病例遭受剧烈疼痛、毁容等持久影响。

天花对文化的影响极强，它也许是唯一一种在多种文化中被人们用男女神祇的形象来表现的疾病。时至今日，我们不会再将病毒暴发归咎于神灵，但有关天花归来的想法却总是让每一位有责任心的公共卫生官员夜不能寐。

20世纪90年代末，面对天花，我们还十分脆弱。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保护世人不感染上偶然传播或者有意散播的天花病毒。疫苗储备几乎为零，因为已经有太长时间用不上了；而对于依旧留在身边的天花病毒，我们并没有评估过其尚存的威胁。

2014年，人们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场地内的食品与药品监督局的实验室储藏间里一处废弃不用的地方，发现了一批标记有“天花”字样的小瓶。看样子，这些小瓶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物。自1972年这间实验室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移交给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局管理后，便没人再注意过它们。

现在，假如这些瓶子是被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种心怀不忿的实验室雇员发现的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答案不言自明。我相信，还有其他天花样本正藏在某些研究者的冷柜中，等待着某一天重见天日。

这恰恰令事情更加复杂，更加可怕。

如我们所见，21世纪见证了基因科学的蓬勃发展。在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DNA分子双螺旋结构的数十年后，现在的我们已经能探索出数千种腺嘌呤、胸腺嘧啶、胞嘧啶、鸟嘌呤分子的排列方式，这些嘌呤和嘧啶构成了每一种动植物的基因序列。在受政府重金支持、意义深远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努力下，掌握各种生物的基因序列已经成了现实。

2002年，在发明互联网的美国国防部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的支持下，杰出的分子遗传学、微生物学教授埃卡德·威默博士在长岛的石溪大学带领研究团队从头合成出脊髓灰质炎病毒。这种病毒由7500对带有遗传信息的碱基对组成，腺嘌呤、胸腺嘧啶、胞嘧啶、鸟嘌呤的特定组合中蕴含着生命的密码。

就在数年前，从零开始制造出可致病的脊髓灰质炎病毒还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事件，这是人类首次利用现成的实验材料，按照已发布的基因序列，创造出一种致病的病毒。

相比天花病毒，仅有7500对碱基对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算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病毒。HIV有约1万对碱基对。1994年，J.克雷格·文特尔和他的同事测定了天花病毒的整个基因序列，那是整整186102对碱基对。如果说脊髓灰质炎病毒相当于一栋100层的基因大楼，天花病毒就是一栋1600层的基因摩天大楼。所以我们用不着太担心有人在实验室中制造天花病毒。威默能重建脊髓灰质炎病毒，但没人能重建天花病毒。

然而随着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基因工程的摩天大楼越来越有望建成。现在，在实验室中再造天花病毒马上就会和威默再造脊髓灰质炎病毒一样可行，甚至已经可行了。

事实上，在2014年《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名为《复活天花？比你想象中简单》的评论文章中，南加州大学德高望重的伦纳德·阿德尔曼曾表示他的实验室或者其他实验室通过类似的方法或可造出天花病毒。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能建造1600层的基因大厦了。

这会是件容易的事吗？当然不是。相比之下，制造和引爆核武器反而容易许多，这才是我们一直以来忧虑不已的事。但比这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研究者或许能够通过功能获得技术修改、完善他们的新天花病毒。若真如此，我们将无力以现存的天花疫苗与之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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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猴痘患者，让整个医院失去秩序

想了解我们面对投放天花病毒的生物恐怖主义袭击时，会有多么手足无措，让我们看看一种与天花紧密相关，但严重程度不及天花的真实案例。

2003年，一名年仅10岁、感染猴痘的女性患者被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的瑞典美国医院收治。

你也许没怎么听说过这种病，因为致病的猴痘病毒与天花病毒都来自正痘病毒属，而天花疫苗能让人体对猴痘病毒免疫，所以它没有成为人们的心头之患。但两种病毒都能引起相似的致命症状。猴痘的致死率虽然远低于天花，但仍高达10%。另外，猴痘病毒还有一个天花病毒没有的特点：它能够在不同物种间传播。

20世纪50年代，这种病毒从非洲的猴子身上被分离出来（它因此得名猴痘）。后续观察证明，猴痘病毒能在松鼠、老鼠和中非某些地方的小型啮齿类动物中扩散。

这位名叫丽贝卡的年幼患者，从她在宠物店里购买的一只草原犬鼠身上感染了猴痘病毒，那家宠物店曾养过几只珍稀宠物：冈比亚囊鼠。这些囊鼠从加纳漂洋过海来到得克萨斯州，又从得克萨斯州被运往芝加哥城郊。传染病正是以此类方式，轻松搭上了环游世界的顺风车。

丽贝卡是2003年夏天美国猴痘暴发时期的37名确诊感染者之一，也是瑞典美国医院唯一的猴痘患者。当她出现在医院时，浑身遍布脓包，脓包甚至蔓延到她的嘴和喉咙里，伴随着高烧、疼痛、吞咽困难等症状，这让整个医院迅速陷入混乱和恐慌。当值的医生和护士当中，很少有人近期或曾经接种过天花疫苗。她的出现甚至引发了实践和道德层面的争议。人们争论到底是收治她，还是把她转移到别的医院。一些医护人员害怕因此丢掉性命，另一些因担心有副作用而拒绝接种预防性天花疫苗。

丽贝卡被迅速隔离起来。任何获准靠近她的人都必须佩戴呼吸器，并穿全套防护隔离服。任何没有防护的人不得接触她的皮肤。

庆幸的是，她最终痊愈了，只是身上留下了几处疤痕，表明她遭受过这样的痛苦。但如果治疗这样一名小患者就几乎使整个医院失去秩序，并造成长久的情绪创伤，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倘若天花来袭，情况会是怎样的。而且如果真的暴发天花，绝不会只有一名患者。

当天花来袭，被感染者和其他人要等至少一星期的时间才会发觉染上了天花。而到那个时候，投放天花的始作俑者早已逃之夭夭。

随即，一些被感染者会出现在医生办公室、医院急诊室，显现出难以诊断的类似常见流感的症状，包括头痛、背痛、高烧，还可能伴有恶心和呕吐。大多数人会被送回家，医生告诉他们要多喝水、多休息。

一些人会极度不适，因而被送去检查，看是否存在脑膜炎之类的疾病，但检查结果呈阴性。一些更有远见的医生会考虑是否存在葡萄球菌感染的情况，特别是食源性感染，但诊断结果却会出乎他的意料。

当同一批患者满身起疹再次来到医院时，医生开始考虑更少见的情况，但患者染病的身体不会对他们开出的任何抗生素药物起反应。他们身上的小疹子会长成硬硬的脓包，随后开始破裂、溢脓。直到那时，医生们才会停止困惑，并对自己和同事小声耳语他们看见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切。在此之前，没人曾见过真正的天花病例。

终极的恐怖是，如果部分研究者找到了某种方法，能够改变天花病毒的基因组，令我们现有的天花疫苗激发的人体免疫不再具有保护作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何去何从？

通过炭疽危机的事例，我们已经知道，即便在一场生物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的恐慌过去以后，恢复环境的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甚至难以完成的。无可否认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如何修复环境，急需更多相关研究。另外，尽管环境保护局应负责处理这类事务，但没有任何明确的法律、配套的规定甚至官方指导文件来说明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环境修复工作。

文 | 迈克尔·T. 奥斯特霍姆（Michael T. Olsterholm）马克·奥尔沙克 （Mark Olshaker）

译 | 张彦希、张瑾、黄怡洁、王宸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致命敌人》（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1月出版），原标题为《生物恐怖主义：打开潘多拉魔盒》，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