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拜登政府宣布全面控制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美国政府表示，封锁中国获取芯片的渠道是必要的，以防止这些芯片落入中国武器，并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然而，新政策是一个错误，它将损害美国的安全，而不是捍卫美国的安全。今天，美国切断了中国获得先进芯片的渠道，从而放弃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长期影响力，并加速了中国朝着芯片独立的方向发展。美国最近的出口管制是美中技术关系“脱钩”的最新举措，但“脱钩”并不足以确保美国在长期竞争中的利益。更好的办法是让中国继续依赖美国的技术，让美国有能力在必要时拒绝中国获得关键技术。

美国最近的出口管制是美中科技竞争的重大升级。今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宣布，美国的目标从在关键技术上“只领先中国几代人”转变为保持“尽可能大的领先”。拜登政府咄咄逼人的新半导体出口管制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旨在阻止中国的芯片发展。然而，该政策的关键要素可能会适得其反。

半导体或计算机芯片对当今全球经济至关重要，机器学习的趋势表明，它们将成为未来更重要的战略资源。最近的供应链短缺凸显了半导体的重要性，今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520亿美元的补贴，将半导体制造业回流到美国。然而，芯片比大多数政策制定者或首席执行官意识到的更重要。计算硬件是决定哪些国家将引领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的四个关键战场之一，另外三个战场是数据、人才和制度。

中国是全球人工智能强国，拥有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商汤科技和科大讯飞等顶级公司，但中国在人工智能硬件方面存在巨大差距，每年进口超过4000亿美元的芯片。中国正在努力减少对外国芯片的依赖，这被中国视为一个战略弱点。中国使用的芯片90%以上是海外生产的，或者是外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中国一直在国内大举建设芯片生产设施。在2020年之前，中国在全球半导体生产中所占份额增长最快。

拜登政府的新出口管制限制了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对中国的销售，减缓了中国国内芯片的发展。美国、荷兰和日本控制着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的90%以上。如果荷兰和日本采取类似的控制措施，这三个国家加入，可以对中国带来更大的危害。据报道，拜登政府还在考虑限制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公司的投资。这些管制旨在阻止中国实现芯片独立，使中国继续依赖外国供应。然而，作为同一举措的一部分，拜登政府还限制中国获得先进的外国芯片，包括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超级计算的图形处理单元(GPU)。拜登政府这样做，削弱了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大影响力。

在新兴的人工智能硬件地缘政治竞争中，美国拥有重大优势:美国及其盟友公司主导着全球芯片供应链的关键瓶颈，尤其是制造芯片所需的工具和软件。即使是在美国以外的韩国等地生产的芯片也依赖美国的设备来制造。

美国最新的管制扩大了特朗普时期的限制，应用同样的域外规则，在全中国范围内切断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供应，即使这些芯片是在美国以外生产的。这一举动减缓了中国目前的人工智能发展，但损害了美国的长期战略地位。

阻止中国获得先进芯片的能力是一个强大的优势，其价值正在呈指数级增长。过去十年见证了人工智能的爆炸式发展。人工智能模型使用计算硬件(通常以GPU或人工智能专用芯片的形式)对数据进行训练。自2010年以来，用于训练尖端人工智能模型的计算量增加了“100亿倍”。计算使用量每六个月翻一番，而摩尔定律下每20个月翻一番。(最大的人工智能模型的计算每10个月翻一番。)当今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是在数千个GPU上训练的，每次运行数周。他们贪婪的计算欲望使得只有财力雄厚的实验室才能接触到它们。三大领先的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OpenAI、DeepMind和谷歌research都得到了微软或Alphabet的支持。据报道，微软计划向ChatGPT的开发商OpenAI投资100亿美元。Meta正在构建一个拥有6000多个GPU的AI研究超级集群，并计划最终增长到16,000个。学者们谴责这一趋势，认为这一趋势导致他们无法进行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研究。美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扩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获取计算资源的渠道，这是维持美国竞争力的重要一步。计算越来越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对它的访问决定了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利用先进人工智能能力的能力。

如果中国依赖外国的筹码，美国就可以控制中国对这一日益重要的战略资源的获取。ChatGPT等引人注目的突破只是人工智能进步的冰山一角。人工智能研究继续以极快的速度发展，未来的人工智能能力很可能远比今天更有价值。现在利用美国的杠杆来完全切断中国获得高端芯片的渠道，就像出售一只每六个月就翻一番的股票。随着企业调整供应链以规避美国的限制，现在使用出口管制可能会在未来降低其有效性。

美国政府实际上为美国独立的半导体供应链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行浪费且基本上无效的产业政策，以提振国内半导体制造业。在美国实施出口管制之后，中国政府承诺再投资1400亿美元。美国的控制也通过为私营部门创造激励措施，调动全球市场来加速中国芯片的独立，从而推动了中国政府的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国公司有强烈的动机在供应链之外设计美国零部件，以规避美国的限制，并将其销售到中国市场。取代美国供应商需要时间，但现在所有的激励措施都到位了。

即使日本和荷兰加入美国的行列，在中国限制加工设备，外国公司也可以在中国境外建造完全不使用美国设备的新晶圆厂，以服务中国市场。限制进口外国芯片也将中国4000亿美元的购买力转向国内，促进了国内芯片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商业数据和云计算公司可以选择转向国内二线芯片供应商，而不是继续依赖供应不确定的外国芯片。这些市场激励措施可以动员中国国内外的私营部门，最终实现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但迄今未能实现的芯片独立。

在允许商业用途的同时，对其他行为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控制，将是更好的方法，可能会让中国继续依赖用美国设备生产的外国芯片。有针对性的控制更加麻烦，因为美国被迫陷入一场打地鼠游戏。

美国有必要的工具来强制遵守有针对性的限制。更有针对性的方法允许向中国商业部门销售高端芯片，可能会抑制对非美国技术制造的芯片的需求，推迟中国芯片的独立性。

美国应该寻求促进中国对美国技术的战略依赖。在美中科技竞争中，美国用来打击华为的手段是一种无价的战略优势。然而，拜登政府新的芯片限制措施破坏了美国的长期地位。由于随着全球市场逐渐适应，美国的出口管制只会产生暂时的效果，所以美国最好暂时保留这种影响力。人工智能能力正在迅速发展，计算硬件正在成为人工智能力量更有价值的投入。

深度学习革命只有10年多一点的历史，第二个十年看起来比第一个十年更具戏剧性。如果美国保留在必要时阻止中国获得强大的人工智能能力的能力，那么它将在未来的变化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今天采取更严格的出口管制，仍可能使中国军方无法获得先进的芯片，同时使中国商业企业依赖外国供应。保持中国对美国技术的依赖是一个比脱钩更强有力的战略，从长远来看，这将使美国对中国获得先进技术有更多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