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资本失序的危害
张 屹
摘要：当今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很多领域的发展都可以看到资本的身影。但同时，资本也需要被警惕。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研究和批判对象，资本不仅有能力影响社会价值观的塑造，还可能导致政治和教育的功利化。而作为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资本运营无论是规模还是水平都在全球极具代表性，是资本研究的理想对象。但近年来，美国资本逐渐呈现失序状态，令美国社会付出巨大代价，亟须进行深入剖析。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将资本定义为一种生产关系，即对他人劳动的私有权。①同时，资本还是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其外在表现就是资本不可抗拒的购买权力。②资本的特点是给资本家带来收入，而资本家之所以拥有对他人劳动及产出产品的支配权也只是因为他们是资本的所有者。现代资本从诞生开始就具有强大力量，随着工业革命后大机器的普遍应用，社会分工逐渐深化，与之相适应的现代资本逐渐成长为统治世界的力量。这种分工“首次开创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并使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被消灭”③分工发展过程中，资本获得空前发展，使个人间通过货币发生具有世界性质的交换关系。④此外，自然科学因此从属于资本，令分工最后一点自然性质痕迹被抹去，让劳动范围内的关系全变成金钱关系。⑤
作为一种生产关系，资本对世界历史的贡献毋庸置疑，马克思也认为资本造就了大量生产力。但同样，一定的社会关系必须在一定的秩序下运行才能产生积极作用。资本如果失去基本约束，很容易对社会经济形成巨大破坏力。现代经济体系中，资本运行已经是非常重要组成部分，对资本的监管和制约难度也随之增大。尤其随着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兴起，资本家可以通过掌控并分析数据来大幅提升资本的运行效率，进一步加大对个人价值与财富的攫取力度。在惊人的运作效率支撑下，资本很容易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使后者纷纷资本化，从而将越来越多的个体无形中化为资本的附庸。一旦资本扩张超过一定底线，必将冲破基本秩序束缚，给社会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对人类文明进行“反噬”。
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资本规模与运行效率在全球首屈一指，亦是研究当代资本运营的典型实例。近年来，美国对资本的管理水平不断降低。从微软反垄断案无果而终到华尔街干涉拜登基建计划资金流向，美国资本已经呈现出严重失序状态，对国家各个领域都形成巨大负面冲击，尤其是经济建设方面。关注美国资本失序状态，不仅有利于国际政治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更有助于当下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底线思维”的重要性。
一、过度攫取平民财富，扩大两极分化
贪婪是资本的天然属性，马克思曾对此有过精辟描述。不可否认，随着人类文明整体发展，资本的作用日趋增加。尤其在资本主义诞生后，适当的资本运行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还能一定程度上促进具体的技术改善。但即使如此，资本的贪婪本性也并未改变，仍需必要的管控抑制资本对于社会财富的攫取欲望，如果失去基本制约，资本对财富的攫取程度就会失控，使一小部分人控制大部分社会财富，进而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对此，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的观点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他在革命口号中明确提出“节制资本”，并将之作为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⑥
19世纪50年代，随着信用制度及股份公司的出现，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信用会成为资本集中的强力杠杆，最后会“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⑦。生产和资本的快速集中逐渐形成垄断，而一旦垄断形成，会给社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1878年11月，马克思在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写道:“人民要想摆脱垄断组织的控制和大公司(对于群众的直接福利)的毁灭性影响，将是徒劳，这些大公司从国内战争一开始就以日益加快的速度控制工业、商业、地产、铁路和金融业。美国的优秀著作家们公开地宣布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即尽管反对奴隶制的战争打碎束缚黑人的锁链，但另一方面，却使白人生产者遭到奴役。”⑧马克思认为，美国垄断集团的产生让很多中小企业主和小生产者遭到垄断大公司的“奴役”。
由于资本的贪婪属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反垄断非常重视。如德国为维持正常经济秩序，管控本国资本，1958年便制定《德国反限制竞争法》。之后屡次修订，至2017年第九次修订时又加入数据及人工智能等反垄断的内容。⑨而另一个全球重要经济体意大利则是采取强力机构介入模式，在欧盟法律框架下对市场垄断行为展开调查与打击。很多国际巨头都曾收到过意大利反垄断机构开出的罚单，如美国Dropbox网盘公司、苹果及亚马逊等。⑩
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也非常重视反垄断。1890年出台的《谢尔曼法》便涉及反垄断问题，之后又于1914年出台《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三者共同成为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基础。1976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进一步完善企业并购控制程序。
罗斯福新政后国家对资本的管制增强，美国国内资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相对有序状态，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持。然而，受国家性质制约，美国的反垄断法注定只是平衡资本力量的工具而不能真正实现对资本的管控。随着美国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美国垄断资本开始日益呈现失序迹象。例如，在围绕微软公司的反垄断诉讼案中，虽然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司于1994年7月成功通过发起反托拉斯诉讼迫使微软与之达成和解协议，但微软并未严格遵守，最终双方于1997年再度走上法庭。然而，第二轮诉讼一开始，美国司法部就处于被动地位:先是遭遇败诉，再度起诉后虽一度获得有利的一审判决，但微软上诉后，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在维持“微软是一家违法垄断公司”判决的大前提下驳回分割微软的判决。美国司法部最终再度和微软达成和解协议，并撤销部分对微软的指控。对于这样的结果，美国电脑与通讯产业协会和软件与信息产业协会皆表示不满，而马萨诸塞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也一度拒绝在解决方案上签字，⑪但他们都无法改变最终结果。
围绕微软的诉讼表面上是美国司法部和垄断企业之间的博弈，背后则是美国政治系统平衡资本力量的斗争。而微软案的审理过程显示，美国整体对于资本的平衡能力正一步步趋于弱化。随着约束不断减弱，美国资本运行逐渐呈现失序状态，资本对平民财富的攫取程度也日益没有底线。受此影响，美国社会对于本土资本寡头的不满情绪也持续累积，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奠定基础。
2011年7月13日，总部设在温哥华的左翼杂志《广告克星》在其网站上发动号召，呼吁美国民众冲进曼哈顿，占领华尔街，因为华尔街是美国的“罪恶之都”。该号召很快在全美得到广泛响应，美国警方不得不采取暴力清场措施。运动前两周，仅纽约警方便抓捕近千名抗议者。至2012年1月28日，美国多地警方和抗议者发生激烈冲突，又有400余人被捕。其中奥克兰的抗议者甚至一度冲进市政厅，还公开焚烧美国国旗。通过运动中的诸多标语可以看出，抗议者们的主要不满集中于控诉金融领域贪腐、社会不公、金元政治、贫富差距过大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欺骗与危机等。⑫从中也可以看出缺乏诉求渠道的中下层民众对少数资本寡头攫取大量社会财富并扩大两极分化的愤怒，“占领华尔街”运动从侧面表现出美国资本的失序状态已经严重破坏社会平衡。
二、全面绑架政策制定，损害国家利益
由于美国的国家性质，即使对国内资本力量加以平衡甚至施以部分制约，可本质上依然会维护国内资本寡头利益。随着本土资本逐渐渗透社会各个领域，美国政府对国内资本寡头的平衡能力也越来越弱，尤其在政治献金肆虐的环境中，资本寡头甚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政府的构成。特朗普政府末期，为阻止特朗普获得连任，传媒领域的资本寡头不惜违背欧美社会“言论绝对自由”的政治准则，强行将特朗普的社交账号封禁，使他无法发出任何声音。这种畸形的政治环境不仅大幅削弱美国政府对资本的平衡能力，还使国内资本寡头可以将自身需求更简单的融入美国国家政策制定中，甚至不惜对他国展开武装入侵，以武力为资本扩张“保驾护航”，破坏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美国的资本无序扩张对“近邻”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自“门罗宣言”发表以来，拉美地区逐渐被美国纳入自身“势力范围”。由于长时间作为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地，拉美国家独立后普遍面临严重经济困难，这为美国资本大举渗透奠定基础。因为缺乏国家治理经验，很多拉美国家为获得经济援助而草率与美国签署各类协议，造成国家经济命脉逐渐被美国资本把持。如为防止英国在尼加拉瓜开凿运河，美国与尼加拉瓜签署条约，给予美国政府或美国公司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之间修筑道路或开通运河的专用权或特权，美方可以在相关区域修建堡垒并实施军事占领，而尼方则不得对通过这些线路的美国人员和财产征税。⑬当尼加拉瓜领导人塞拉亚试图遏制美国资本时，美国迅速策动保守党发动政变并派出若干“冒险者”组成的武装直接入侵尼加拉瓜，最终迫使塞拉亚下台。
此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军事干预也显露出美国资本对政府政策的绑架。1970年9月4日，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阵线”赢得智利大选。之后，阿连德政府迅速展开一系列以收回国家经济主权为核心的改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将获取“超额利润”的跨国公司收归国有并要求美资公司不得干涉智利内政。⑭此时，美国资本已经全面控制智利大部分行业，很多政要也都成为美国资本的代言人。阿连德政府的政策显然严重阻碍美国资本在智利的扩张，如果这种政策被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接受，那美国的巨额投资与垄断利润将受到致命打击。⑮最终，阿连德在美国支持的政变中殉职，虽然美国政府在很多公开资料中都宣称对智利的军事干涉是为“抵御苏联意识形态渗透”，但都无法掩盖美国资本对于阿连德政府背后“经济民族主义”的恐惧⑯。
国家政策制定通常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因为政策制定的根本目的还是维护国家利益。然而，在资本的绑架下，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越来越优先考虑资本利益，致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尤其是屡屡为维护本国资本利益而发动对他国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干涉，既严重损害美国国际形象也使包括盟友在内的很多国家对美国愈加反感，极大地降低了美国外交活动的效率。此外，庞大的海外军事行动和驻军支出也让美国背上沉重财政负担。而在资本的绑架之下，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渐趋偏离正轨，国家利益长期让位于资本利益。
三、盲目推动“炒作经济”，浪费社会资源
虽然资本在正常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也可以获得利润，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多数国家对资本的制约能力明显下降，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兴起后，在资本的催化下全球经济泡沫普遍增大，资本对社会财富的收割能力达到顶峰。但随着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很多重要经济体的社会消费能力逐渐达到瓶颈，社会需求的主要领域趋于饱和，导致在正常经济环境中，资本所能收割的社会财富总量逐渐达到上限。然而，资本的贪婪没有上限，这导致在美国这种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运行加速呈现无序状态，资本的贪婪本性被最大限度激发。
既然正常的经济发展已无法满足自身欲望，资本就需要用其他方式获得补偿。因此，通过市场炒作来制造非理性经济需求就成为有效手段，这在美国互联网泡沫从形成到破裂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95年，电子商务的概念在美国兴起，一大批互联网公司应运而生。虽然这些公司大都处于草创阶段，营业状态很不稳定，甚至还有亏损，但美国的风险基金迅速抓住投机机遇，快速予以介入抢购这些新兴互联网公司的股票。在资本的炒作下，美国市场立刻掀起一股“互联网概念股”投机潮。数据显示，从1999年到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巅峰时期，全球共计有964亿美元投入到互联网创业领域，其中约780亿美元投向美国。⑰盲目的资本炒作让市场彻底失去理性，一方面，普通投资者盲目追捧互联网公司股票，如雅虎1998年利润仅2500万美元，可到1999年时股票市值却已达到380亿美元，一举超过波音公司；另一方面，很多互联网企业的高层也迷失在资本创造的泡沫中，如亚马逊总裁杰夫·贝索斯就曾指出“互联网行业以每年2300%的速度增长，亚马逊也要以每年23倍的速度扩张。”1995—2000年间，美国社会总财富增加总量达14万亿美元，其中1/3为泡沫。⑱
资本对美国互联网行业的炒作制造出巨大的非理性经济需求，挤占大量宝贵社会资源。可盲目的炒作无法代替扎实的经济发展，2000年3月13日纳斯达克指数在5048点的高位崩盘，美国互联网泡沫彻底破裂。曾经被资本热炒的诸多互联网公司皆遭到重创，雅虎市值从937亿美元跌至97亿美元；亚马逊从228亿美元降至42亿美元；思科市值则从巅峰时的5792亿美元跌至1642亿美元。仅2000年一年，美国就有超过210家互联网公司倒闭。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碎的过程中，美国电信业损失至少2万亿美元资产，逾50万人失业，整个产业遭受沉重打击。受此影响，高科技企业盈利状况迅速恶化，许多企业被迫压缩生产和投资规模。至2001年第二季度，针对美国设备和软件领域的外国投资降幅达15.1%。⑲
不可否认，即便是经历过重创，美国互联网行业整体水平仍处于世界前列。但这场资本的炒作结束后，美国社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不仅造成巨额社会财富损失，无数被资本迷惑的从业者也因此浪费掉大量精力和时间，从长远看，美国社会的人力资源损失不可小觑。在资本的推动下，“炒作经济”已成为美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方式。随着美国社会对于资本平衡能力的进一步削弱，资本对经济热点的炒作水平进一步提升。无论是对“可再生能源”的夸大宣传还是“元宇宙”概念的盲目推广，背后都能看到资本的影子。在资本炒作过程中，美国社会被肆意扭曲的概念牵引，正常经济运行受到巨大冲击。
四、大量制造金融泡沫，埋下危机隐患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及银行资本等相互融合，逐渐形成金融资本。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产生条件，金融资本也就成为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中，金融资本是支配社会化大生产而又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对立的总资本形式。⑳由于金融资本强大的支配能力，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金融资本的影响力就越大。良好的金融运行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的合理分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并支持高新技术发展，但是金融资本所拥有的强大支配能力并没有改变其寄生性本质。由于金融资本可以对全球产业链、商业链核心环节，货币动员和股票发行，公共信用和国债及不动产和其他关键资源形成全面垄断，㉑所以其仅通过对社会财富进行机械搬运的金融运作手段，就能在不直接生产价值的情况下获取巨大利润。随着现代经济发展，金融资本已经深度渗透各个领域，其寄生性和腐朽性日益严重。
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金融资本的活跃水平在全球首屈一指。尤其是美元在国际货币领域拥有霸权地位，美国金融资本利用美元的地位，不断鼓动他国动用大量外汇储备购买低息的美国国债，㉒从中获取巨大利润。并且，随着美国社会的监管和掌控力度下降，金融领域资本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之下不断扩张，在该过程中泡沫持续积累，给美国经济埋下巨大隐患。
2007年夏，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先是美国著名房贷银行印地麦克银行因客户大量取款引发流动性危机而倒闭，随后由美国政府支持的两大按揭信贷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股票遭到大量抛售，一年之内市值损失达80%。㉓表面上，美国次贷危机是美国政府鼓励居民购房，金融机构又将房贷资产证券化而导致房地产泡沫过大及流动性短缺的危机，但究其根本，还是金融资本的失序造成的。
美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即优质贷款市场、ALT-A贷款市场和次级贷款市场。优质贷款市场主要面向信用等级分数大于660、收入稳定可靠、债务负担合理的优质客户。次级贷款市场主要面向信用等级分数低于620、收入证明缺失、负担较重的客户。而ALT-A贷款市场则是介于上述二者之间。㉔通常而言，出于管控风险的角度考虑，贷款机构对后两种贷款审批皆非常严格，因为相关群体的偿还能力很不稳定。可2001年美国房价持续上涨，为获得利润，房贷机构大幅降低贷款门槛。结果，原本应当严格限制的次级贷款市场规模迅速膨胀，一度占据美国房贷市场15%的份额。这使得美国房贷市场风险大幅累积，成为次贷危机最终爆发的直接诱因。同时，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无视风险大量投资次级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及其衍生品，即债券抵押担保债券(CDO)。可同样大量购买这二者的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等投资机构又以他们持有的MBS和CDO作抵押，向以商业银行为主的次级抵押贷款公司进行杠杆融资。这种投机性的金融活动造成金融市场泡沫持续加大，特别是很多养老基金、教育基金和政府托管基金参与其中，使大量普通民众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分担次级按揭贷款机构制造的系统性风险。
从美国次贷危机形成到扩散的过程可以看出，金融资本流动失序造成房地产泡沫过大是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同时，本应扮演管理者角色的美国政府也没有尽到职责。既没能在危机发生前积极管控无序的资本，向社会发出预警，也没能在危机爆发后采取强有力措施将损失最小化。即便当危机产生溢出效应，造成全球多地股市重挫，国际货币市场持续震荡，美国政府的应对方式依旧是程式化的注资、减息和减税，并没有起到显著作用。㉕
次贷危机是美国金融资本失序状态的缩影，随着美国政府监管能力的日趋减弱，美国金融资本的运行更将长期缺乏制约。在“金融创新”旗号下，大量没有经过充分评估的金融衍生品不负责任地流入社会，造成金融泡沫过大，一旦出现危机就会让整个社会付出沉重代价。
五、结语
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国内资本的运行水平和规模也在全球首屈一指。然而，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注定只能对国内资本进行“适当”平衡而非有力管控。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资本的力量不断增强，可所受到的制约却趋于减弱，致使美国资本呈现出失序状态。这不仅严重损害美国民众的利益，还极大影响世界经济的正常发展。同时，美国的资本失序造成的危害对其他国家而言也是一种警告，若放任资本“野蛮生长”必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只有科学管控资本才能更好发挥其积极作用，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人民利益做出正向贡献。
参考文献：
[1]吴国强、张仁玉:《剖析美国互联网泡沫经济》，《商品与质量》2011年第6期。
[2]马忠东:《试析马克思垄断理论及我国市场结构优化》，《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3]李国环:《孙中山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经济思想述评》，《中州学刊》2007年第6期。
[4]李连波、陈享光:《从金融资本到金融化资本————日常生活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
[5]杨典、欧阳璇宇:《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对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8页。
⑥《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8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3页。
⑨BundesministeriumsfürWirtschaftundEnergie，A.ProblemundZiel，EntwurfeinesNeuntenGesetzeszurÄnderungdesGesetzesgegen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9.GWB-ÄndG)，01.07.2016；Bundeskartellamt，StellungnahmedesBundeskartellamtszumReferentenentwurfzur9.GWB-Novelle，25.07.2016.Mundt，Die9.GWB-Novelle，WRP2017，I.Petrasincu，Überblicküberdie9.GWB-Novelle，WRP2017，921.
⑩高荣伟:《各国如何反垄断?》，《金融博览(财富)》2021年第5期。
⑪《微软垄断案没完没了美国两大IT产业协会又上诉》，https://tech.china.com/zh_cn/news/company/892/20030331/11442851.html.2022年3月1日。
⑫谭扬芳:《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100条标语口号看美国民众的十大诉求》，《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5期。
⑬SenateadministrativeDocuments，thefirstsessionofthe56thCongress，161，pp.41-49。
⑭RicardoIsraelZ，PoliticsandIdeologyinAllende’sChile.Tucson:ArizonaPress，1989，pp.157-158.
⑮贺喜:《美国干涉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原因分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年第2期。
⑯S.Sideri(ed.).Chile1970-1973:EconomicDevelopmentandItsInternationalSetting:Self-CriticismoftheUnidadPopularGovernment’sPolicies.Hague:MartinusNijhoffPublisher，1979，pp.103-134.
⑰申万宏源:《纳斯达克互联网泡沫启示录》，
https://doc.mbalib.com/view/ea475baa64123cf1721c8dcff98da2fc.html.2022年8月13日。
⑱王春法:《新经济是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3期。
⑲王洛林等:《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26页。
⑳〔奥〕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52页。
㉑宋朝龙、吴迪曼:《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与21世纪新版大萧条》，《当代经济研究》2021年第10期。
㉒宋朝龙、吴迪曼:《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与21世纪新版大萧条》，《当代经济研究》2021年第10期。
㉓王东:《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与影响》，《当代经济》2008年第9期。
㉔雷良海、魏遥:《美国次贷危机的传导机制》，《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㉕王东:《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与影响》，《当代经济》2008年第9期。
（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2年第3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