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的20年间，美国对华宣传的重点不再是针对中国本身的心理战，而是在中国周边乃至第三世界诋毁、防备和反击新中国的宣传。换句话说，美国的政策重心不是“针对”新中国的宣传(对华中文宣传)，而是“关于”新中国的宣传(涉华外文宣传)。美国的涉华宣传政策并非只是盯着中美关系，而是着眼于更广泛意义上的第三世界问题，降低新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文化影响力、“与中国争夺第三世界”是其政策实质。

学界关于美国涉华宣传政策有一些研究成果，但仍有拓展的空间。其一，从研究内容上讲，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宣传和心理战、美国在港宣传、美国对华侨宣传、中美在东南亚宣传竞争等，涉及一些涉华宣传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对于美国涉华宣传政策的思路演变、决策过程、宣传主题等基本要素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其二，从档案材料上讲，既往的相关研究较多依靠已刊数据库档案，辅之以未刊档案，材料基础比较扎实，但是相关档案所涉及的美国涉华宣传的信息并不是特别丰富，还有进一步拓展材料的空间。其三，从研究方法上讲，既往研究多从冷战对抗的角度解读美国对华政策和对华宣传问题，本文受到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全球冷战”命题的启发，从非殖民化和亚洲冷战两大历史趋势“合流”这一视野出发，阐释美国对华舆论斗争更丰富的“后殖民”面向。另外，本文不仅从政治史视角解读美国涉华宣传政策的演变，还尝试运用思想史的方法分析涉华宣传话语和观念的形成，阐释其政策内涵与实质。

一、美国涉华宣传的酝酿与启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很快与苏联结成同盟，并且在朝鲜与美国兵戎相见，美国投入了巨大的资源直接与新中国进行对抗。与此同时，美国从一开始就需要应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外部影响力，尤其是在中国周边地区。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美国从双重视角看待“中国事态”的外部影响力：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成立，既关乎共产主义影响力的扩大，也与第三世界非殖民化、民族解放运动密切相关。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决策者便从双重视角看待中国事务：与苏联的竞争，以及争取殖民地支持。根据学者研究，罗斯福在二战后期提出来的“四警察”计划，把中国“扶植”为四大强国之一，就是因为这既能阻止中国内部的共产主义革命，也能抵挡住殖民地舆论对于白人国家(英、美、苏)统治世界的指责。相应地，1949年之前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宣传活动一方面要与共产主义争夺民心，另一方面也关乎广大殖民地的前途之争，因为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非西方国家。总之，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种“巨大的、未被触碰过的未来资源”。

同样地，美国决策者和宣传官员也是从双重视角看待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影响力的。在美国政府看来，一方面，中国革命成功并很快宣布“一边倒”，“红色中国”对周边国家革命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美方评估中共会“利用民族主义和反白人殖民主义向东南亚渗透”，影响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如何应对中国革命对亚洲的双重“挑战”，是美方极为忧虑的事情。

1950年中美在朝鲜直接对抗之后，美国政府也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在东南亚的舆论影响，尤其是中国与东南亚反帝反殖斗争的关系。美方认为，中国会通过“政治战(等手段)来鼓励极端民族主义、中立主义、反殖民情感”。新中国在成立伊始，的确积极对外宣传新中国成立的反帝反殖民意义。比如，在1950年国庆一周年的对外宣传纲要中强调，对亚洲各国而言，“中国革命的意义和经验说明帝国主义能够打倒。各被压迫民族能自求解放”，中国革命使得“四分之一人口千年大翻身，美帝及其走狗的彻底失败，鼓舞了亚洲和全世界人民解放运动”。此外，中国政府还表达了“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支援”。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相应地调整了在东南亚以“亲美”为主的宣传政策，积极开展“反共”宣传。在1953年年初美国专门针对东南亚国家的心理战略文件中，明确了“反共”的政策目标：“阻止东南亚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帮助它们发展在国内外抵抗共产主义的意愿和能力，巩固自由世界的力量。”

需要注意的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任、朝鲜战争结束之前，与在中国周边和东南亚“涉华宣传”相比，直接针对中国大陆的渗透和宣传(“对华宣传”)仍然是美方工作的绝对重点。朝鲜战争中中美两国直接的军事对抗，也使得美国的主要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对华宣传上。美国通过大规模的邮寄活动和汉语广播，竭尽全力从香港渗透大陆，试图颠覆新中国政权。而在涉华宣传方面，除了美国之音的英文广播之外举措很少、规模有限，更没有专门的涉华外文宣传项目。因而实际上，1949-1953年在亚洲舆论中的涉华宣传并没有大规模的展开，这个时段只能算是涉华外文宣传的“酝酿期”。

1953-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艾森豪威尔上台初期，美国对华宣传政策从针对中国本身转为应对中国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上。美方对前期对华宣传政策的评估，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迫使美国全面提升了“涉华宣传”的重要性。一方面，美国宣传根本渗透不进中国大陆，对新中国大陆居民的宣传基本上是无用功。同时，美国意识到新中国政权很难颠覆，重点应该放在如何应对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上。另一方面，从1954年开始，新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频繁向周边国家展示缓和姿态，开启了和平共处、缓和亚洲局势的“窗口时间”，对美国也是一改之前在朝鲜和越南直接军事斗争的姿态，周恩来多次表示“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愿意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认真应对中国外宣与和平姿态带来的心理和“公关”效应。

在这种背景下，随着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美国对华政策主动求变。1953年11月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6号文件，开篇便指出中共崛起为东亚“强权”的国际现实，称：“一个强大的、有纪律的、革命的共产党政权在中国大陆出现，剧烈地改变了远东的权力结构。”基于此，“如果未来中共不进行侵略或形势没有根本转变，美国当前的政策应该是用非战争手段相对地削弱中共在亚洲的权力位置。”该文件说明，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对华要运用包括宣传在内的非战争手段，而且主要通过加强中国周边国家实力和“抵抗能力”的方式相对地削弱新中国。也就是说，美国承认几乎无法直接作用于中国本身，所以主要应对方式必须是“塑造中国的环境”，作用于中国的周边国家，而且是通过非战争手段。

在美国看来，中美对抗还将继续，只是“战场”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转向了东南亚，从军事冲突转向了文化舆论的角力。美国不相信中国对美缓和的态度，相反非常恐惧新中国声誉的提升，而且把和平共处解读为别有用心地离间美国与亚洲国家关系的一种诡计，是新中国“试图与自由亚洲国家建立起更紧密的关系”的策略。美国多次评估中国在朝鲜战争之后不大可能发动新的军事行动，而是以宣传为主，辅之以经济援助、外交活动、“渗透颠覆”的“文化攻势”，中方政策主要对象是东南亚，尤其是印度支那。也就是说，美国认为，与中国斗争有了新的战场(东南亚)和新的形式(宣传文化外交战线)。

在政策调整之后，美国在中国周边相应地展开了一些涉华宣传活动。一种是加强对东南亚华人华侨群体的宣传，该项目主要采用中文形式，主要手段是通过促进华侨对台湾地区的“效忠”达到消解中国大陆影响力的作用。另一种是加强对亚洲非华人群体的宣传，该项目主要采用英语形式，也有从英语转译为东南亚当地语言的情况，主要是在东亚、南亚和中东全方位报导新中国话题、反驳新中国的对外宣传。这两种宣传在美国外宣部门是分开操作的，各自有着不同的宣传语言、宣传团队、宣传题目和宣传策略。美国对华侨宣传问题笔者曾专文介绍过，本文重点介绍美国对东南亚整体(不局限在华侨)的外文涉华宣传活动。

1958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了一份名为《中苏集团在东南亚大陆上的活动》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整个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对东南亚大陆(中南半岛)上共产主义活动的一个总评估。文件认为，中国和苏联在东南亚利用“和平共处”的外交辞令，“鼓励中立主义，摧毁东南亚条约组织，鼓励产生自主的、民族主义的、反西方的精英团体”，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排斥美国在该地区的势力。文件指出，中苏对东南亚主要的影响手段之一便是文化宣传。广播方面，中苏针对整个地区的广播从每周79个小时增加到每周93个小时。此外，北越、中共、苏联在柬埔寨的电影宣传活动也特别显著。美方报告还显示，中苏还有很多文化交流和教育交流活动，主要针对东南亚学校的青年人进行宣传，也邀请在校学生参加在苏联和新中国举办的国际青年会议。美国情报机构另有一份文件专门分析了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非官方外交访问和交流活动——“人民外交”，这些活动主要涉及文化、艺术、体育、医疗、科技、宗教等方面的交流。根据美方情报统计，仅1955年就有221个代表团5833人访问了33个国家，1956年有5400名共产党员访问了49个国家，也有75个国家超过5200名外宾访问了中国，1954-1956年每年大致都是这个规模。而且，中国在很多国家还建立了“友好协会”。这些外交活动不仅涉及中国周边(泰国缅甸)，还涉及非洲、拉美和中东。根据美国政府的评估，中苏宣传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较高层的一份文件认为，共产主义对和平共处理念和中苏科技、经济、军事方面的进步进行大肆宣传，这影响了“心向美国与自由世界的公众态度”。

50年代中期，美国新闻署和美国在远东的宣传部门启动了“报导中国项目”(China Reporting Program， CRP)。该项目是美国宣传部门首个专门应对中国外宣、在国际媒体上用外文报导中国话题的宣传项目。之前，美国与新中国有关的宣传项目都是以中文为主的。1956年美国驻亚洲国家宣传官员会议上达成了一个政策共识：渲染新中国对亚洲的“威胁”，美国加强宣传应对。会议指出：“在亚洲人中培养这样一种更强烈的意识：正如中共表现出来的那样，国际共产主义威胁亚洲国家和个人的利益。”“遵循着这个方针，我们开展了‘报导中国项目’，开始(1959年之前)只局限于亚洲，随着中共宣传运动越来越浩大，后来(1959年之后)扩展到了全世界55个国家。”

这个阶段美国涉华宣传主题和内容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暴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攻势的谎言”；二是指责新中国为“红色帝国主义”，“暴露中国帝国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阴谋”。

美国驻香港总领馆下属的香港美国新闻处(USIS-Hong Kong)是涉华外文宣传的大本营。在“报导中国项目”启动之前，香港美新处从事涉华宣传的工作规模极小，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提供制作好的英文宣传节目。香港美新处直接策划和制作关于新中国的新闻节目，主要提供给“美国之音”广播。二是提供未经加工的英文宣传消息(素材)。这方面工作主要是从香港媒体上摘编关于新中国的消息，之后直接向上级宣传部门和其他领馆提供新闻素材。“报导中国项目”启动之后，该项目也主要由香港美新处具体操作。相关宣传活动包括：直接把项目的宣传内容放在很多国际知名英文报刊(私媒)上发表；给美国在亚洲的其他宣传站点(官媒)提供涉华宣传的英文材料，由这些站点在当地英文媒体中传播；一些亚洲美新处站点将香港站点提供的英文材料翻译为亚洲当地语言，传播到东南亚当地媒介。香港美新处仍然常规性地为上级单位美国新闻署(包括“美国之音”)提供新闻节目和新闻素材。以上这几种形式，除了“美国之音”外，基本都是隐去美国政府作为消息来源，也就是说该项目绝大部分是“隐蔽”宣传。看得出来，“报导中国项目”启动之后，香港美新处所投入的力量和采取的宣传方式要比之前丰富许多。

尽管“报导中国项目”在最初的三年中开展了一些活动，但这个阶段也仅是启动期。主要原因还在于，美国宣传部门和决策层都认为华侨舆情要比涉华外文宣传更重要。因为华人华侨布满东南亚和中国周边，所以美国决策者想当然地认为，新中国主要还是通过华侨影响东南亚局势，似乎对华侨宣传天然就可以应对中国在周边国家和亚洲的影响。因而，香港美新处乃至于美国新闻署、国务院在这段时期还是把华侨的舆情看得比东南亚舆论重要。所以，这个阶段不仅是涉华宣传的启动期，更是美国对华侨宣传最重要的投入期，美方对华侨宣传所投入的资源、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以英语为媒介的、针对非华人的国际涉华宣传。

二、美国涉华宣传由中国周边向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展

从1959年开始一直到约翰逊总统结束任期的1969年，美国涉华外文宣传活动全面展开。一方面，“报导中国项目”在语言类型、宣传主题、经费等方面全面升级；另一方面，该项目实施范围从中国周边扩展到了第三世界其他地区(中东、非洲、拉美)。由此，“报导中国项目”成为美国新闻署最重要的文宣项目之一。

涉华宣传之所以在前十年“不温不火”，到了1959年之后才全面展开，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从50年代末开始到整个60年代，东南亚和越南局势日趋紧张，中美在该地区较量和对峙程度显著增强。中国从朝鲜战争结束后开始寻求对外缓和，不寻求与美国对抗。但是，中美大使级会谈遭遇挫折，美国继续实行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而且出台了分裂中国的“两个中国”政策，并坚持反对人民与新中国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外交政策进行调整，1960年前后从和平共处的政策转向了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国加大了对印度支那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力度，也积极支持老挝政府以反对美国支持的右派武装。美方则不断升级越战，到约翰逊下台之际已经深陷越南。第二，1960年前后中美的外交政策都更加重视第三世界，尤其是各自发展模式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中国显著地增强了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活动，包括积极支持和参加系列亚非国际会议，高层频繁对亚非国家进行访问，以及经济援助非洲、增加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等。中国明显增加了对非洲、中东、拉美的外宣投入，之前主要宣传自身的建设经验，现在明显加大了对武装斗争、尤其是游击战争的宣传和支持力度。美国则向第三世界系统地宣传和输出美国模式，推广美式现代化模式，帮助第三世界进行国家建设，意图通过“现代化”建设应对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游击战争。因而，中美双方的对外政策焦点变得一致，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各自的发展模式和经验在第三世界哪个更受欢迎。这按美方的表述就是谁代表了“未来潮流”，按照中国的表述就是“东风”和“西风”谁占上风。由于感受到了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也感受到了中国这个阶段对自身发展和斗争经验外宣的力度之大，所以美国动员了比前一个阶段更多的力量应对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宣传攻势和外交活动。第三，美方本身宣传视野和重点也发生了变化，外宣部门意识到了对东南亚华侨宣传不能替代对东南亚国家的宣传，因而涉华宣传逐渐超越对华侨宣传成为最主要的宣传项目。美国意识到把华侨作为专门的宣传对象、用中文宣传，本身就不利于东南亚民族国家整合少数民族(华侨)，自然也不利于反共。美国意识到应该把东南亚新独立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宣传对象来看待，而非只关注其中一部分人(华侨)，所以对华侨的宣传开始全面缩减。美国关注华侨是因为和新中国的冷战斗争，转向东南亚则说明不仅要和中国斗争，东南亚及其所在的第三世界本身便是美国争取的外交目标，因而，美国将宣传对象从华侨群体转向对东南亚新兴国家整体，这种政策调整标志着美国把战略视野扩大到了第三世界。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威胁”和文宣“攻势”做了一系列的评估。美方认为，新中国成立十年之后其影响力大为增加。1959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远东地区的文件，再次确认了新中国政权不可推翻的结论。总统海外信息活动委员会则评估道：“中国将来可能成为世界第三，教育科技有显著进步，核武器恐怕也很快试爆成功。”“红色中国是亚洲人恐惧和欣赏的对象，非亚洲国家也认识到红色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显著增长。”

美国还对中国的外宣，尤其是针对亚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和宣传活动开展评估，认为“从1958年至今(1962年)，北京的广播、书籍、新华社分支机构均有了巨大扩展”。广播方面，根据美方和英国的统计和中国的数据，1958年每周是438小时，1962年是734小时，1965年则是897小时。在这段时期，中国对外广播有了巨大提升，1957年中国对外广播位于世界第四位，仅次于苏联、美国和英国；到了60年代初，在广播时长、语种和频率上超过了英国，位居世界第三。电影方面，美方评估认为，从1959年开始，中国在欧洲和拉美显著扩展了电影发行工作和电影交流活动。这个评估和中国方面材料记录的趋势相一致。比如，纪录片方面，截至1966年《今日中国》期刊片发行范围已经扩展到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52个国家和地区。期刊书籍方面，美方评估，截至1962年，中国政府旗舰外宣杂志《人民画报》(China Pictorial)每期发行100万份，有17种语言版本。美方估计，到1959年中国向外输出的书籍运往了71个国家，能触及450万名读者。而且美方评估，与美国宣传品相比，中共的外文宣传书籍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纸张更厚重，更加精巧感人。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国外文书籍海外传播从1957年开始显著增加，最高纪录是1965年，比起1951年增加了10多倍，发行量超过1400万册。此外，美方也很重视新华社的角色。“新华社在非共产党国家扩展其分支机构，1957年有12个，到1960年增加到34个。”截至1966年，新华社拥有国外分社47个，在26个国家出版了9个文种的新闻稿。此外，外国人赴中国和苏联学习、参加展览会，社会主义阵营在国外建立友好协会、经济援助等方面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总之，美方认为，中国在亚洲的文化宣传已成规模，美国很难应对。而且，“亚非洲国家也认识到红色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显著增长。”

鉴于此，美国的涉华宣传活动全面铺开。首先，“报导中国项目”的重要性迅速提升。1961年，美国新闻署作出决定，要香港美新处减少对华侨宣传的投入，加强涉华宣传项目。翌年，美国新闻署下发文件，建议香港美新处扩大“报导中国项目”，以更好应对新中国在亚非拉的宣传活动。在这一时期，香港站点的涉华宣传项目不仅在美国宣传系统中地位升高，而且频繁出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中。1959年，美国驻远东宣传官员会议总结报告称，因为“暴露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本质仍是我们持续的最高优先项”，所以“一致认为香港的‘报导中国项目’重要，应该强烈支持和持续加强”。1960年，关于香港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中更是明确地把“报导中国项目”列为国家安全层级上的项目。其次，美国涉华宣传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美国“报导中国项目”的宣传语言也相应地增加了，从原来只有英语扩展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广泛使用的几个大语种：西语和葡语(拉美)、法语(非洲)、阿拉伯语(中东)，该项目在东亚的宣传则仍主要靠英语、中文以及少量翻译为当地语言的材料。相应地，“报导中国项目”覆盖的地理范围也扩展了。1959年，有55个美新处站点使用该项目的材料，到1961年已经扩展到60多个站点了。1962年1月，美国新闻署向全世界所有主要的美新处站点下发了关于“报导中国项目”的指令，提请各个站点重视使用该项目提供的宣传材料，这相当于把“报导中国项目”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世界。最后，涉华宣传的主题也渐趋完备和清晰。此时的宣传主要涉及三个主题：“第一，向世界舆论提供证据来展现中国共产主义体制的内在弱点；第二，纠正中共向海外宣传的虚假形象；第三，清晰展现出中共的侵略政策对于世界和平、各国自由和进步的愿望、人类尊严的威胁。”

三、美国涉华宣传的主题和话语

新中国成立后20年间，美方最在意的中国外宣话题就是：中国与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在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伤害方面遭遇相同、休戚与共；美国是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和中国的共同敌人，是反帝、反殖民、反种族歧视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大目标；中国的建设经验和民族解放斗争经验能够给广大殖民地和新独立国家提供借鉴。全力减小中国外宣的影响力及其对美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是美国冷战时期外交的优先项之一。为此，美方动员了大量资源与中国在第三世界的舆论中展开针锋相对的宣传较量。双方的舆论战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大的领域。

(一)“帝国主义”之争：“红色帝国”和“自由世界”

究竟美国和中国谁和第三世界命运攸关？

中国外宣尤其注意中国和亚非拉国家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伤害的共同历史经历，并主张第三世界的团结。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强调：“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起来的”。中国也在外宣中提及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合作者，从来把我们看作是落后国家、劣等民族。”在第三届亚非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发言最后呼吁：“加强亚非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新殖民主义共同斗争中的伟大团结。”中国外宣也尤其注意在第三世界宣传美国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总代理人。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对外广播中提到“美国为首的新殖民国家蹂躏其他国家主权，扼杀民族独立和解放。”“美国不仅是现有殖民体系的忠实捍卫者，实际也是当今世界最大和最邪恶的殖民主义者。”在1964年中国国庆的60个宣传口号中，涉及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包括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口号占到三分之一强。

对此，美国倒打一耙，反过来指责苏联和中国是“红色帝国主义”，大肆攻击中国“侵略”东南亚，抨击新中国是“红色帝国主义”“共产帝国主义”“中华帝国主义”，这些都是美方一以贯之的宣传主题。

美方声称，中共文化外交和外宣含有政治目的：“中共的文化交流、友好团体等是被操纵来呈现中共形象和促进中共在这些国家的目标。”指责中共有“统治世界的野心，红色中国明显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污蔑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尽管公开说自己是反殖民运动领袖，但是红色中国在西藏作为、严格控制非汉族少数民族，证明实际上它是一个主要的殖民强权。”指责中国支持东南亚国家共产党：“中共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利用当地共产党和前线组织，这违背当地民族利益。”最主要的是，美国宣传部门要建构一种反“红色帝国主义”的意识和舆论，就是把苏联和中国建构为帝国主义、是东南亚民族独立事业的敌人。污蔑中共是“民族主义的敌人，虽说表面上支持民族主义，红色中国实际上是反对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真正的中立的。”

美国一方面指责中国是“红色帝国主义”，另一方面着力宣扬所谓的“自由世界”。美国此时的宣传政策指令中多次提到这个词汇。“加强宣传和文化活动，培育东南亚人民对于自由世界忠诚。”“在亚洲创造政治和社会力量热情扩展自由世界更大的价值。”“增加亚洲人民对于自由世界的理解和导向。”《自由世界》正是美国在东南亚宣传所主办的旗舰宣传杂志的名称，美国在中国周边、亚洲乃至第三世界大肆宣扬“自由世界”，这是其首要的正面宣传口号。

美国所谓的“自由世界”宣传口号具备两方面意涵。一方面，这个口号具有强烈的冷战意味，“自由世界”指的是“共产主义阵营以外的世界”；另一方面，“自由世界”具有十分浓重的“后殖民”色彩，是美国对自身是否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回答，是美国如何看待前殖民地和非殖民化的一种观念。“自由世界”的核心内容是强调美国与非西方世界是一个“共同体”，主要是基于互相交往、情感联系、文化理解甚至种族融合。美国在二战和战后势力迅速进入亚洲广大地区，一是东亚冷战局势需要，二是美国面临与非欧裔白人国家交往的问题，这样在民间舆论和官方意识中就开始鼓吹“美亚种族融合、情感联系”的观念。

无论是美国战后大型的公共外交项目——“人民对人民项目”(People to People Program)，还是美国对东南亚宣传旗舰杂志《自由世界》的报导，大都包含以下活动：美国人收养亚洲孤儿、医疗和经济援助亚洲人民、体育交往、援助英语教学、书籍和报刊的互动、结成友好城市、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互动、美国的第三世界政策、亚非国家共同进步。美国战后派往亚洲国家地区的“宣传大使”黄玉雪是第二代华裔美国移民，被称为“华裔文学之母”，其小说《华女阿五》(The Fifth Chinese Daughter)所表现的就是华裔如何全心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故事。美国政府把其小说译成十几种语言广为传播，并且安排她在亚洲进行巡回演讲和访问。她宣称自己相信“在跨文化层面上可以为美国与东方的融合统一作出贡献”，相信她自己的故事“会对美国的形象有好处，并且鼓舞亚洲人在战后的新时期寻求一种新的认同”。以上种种宣传活动的背后能够清晰看出美亚种族融合、美国与第三世界广泛和深厚的联系的意味。奥斯古德也认为，这实质是在塑造“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世界大团结”的意象和舆论。可以看出，“种族融合”意味着第三世界融入美国，“情感联系”则是美国居高临下的“关心”。

(二)“未来潮流”之争：中国的“弱点”“谎言”与美国引领的“现代化”

美国和中国谁才能给亚非拉新兴国家提供发展的榜样和指导？

新中国在这个时期的外宣非常注重自身的建设经验能够给亚非拉国家提供借鉴这个话题。国庆外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1952年、1954年、1956年、1958年的国庆庆典都做了详细宣传的布置，以宣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成就、新中国对比旧社会的进步为主要宣传内容。其中对华侨和外宾的宣传内容具有代表性：“宣传总路线的内容，应着重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的合作化和国家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宣传中国人民在这方面日新月异的成就”，“宣传祖国从工业不发达的落后的农业国逐步改变为工业发达的先进的工业国，宣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前途和祖国的强大可爱”。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强调：中国“许多新的重要的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各国、亚非各国以及世界各国人民，愈来愈引起他们的注意和重视，为了进一步显示‘东风压倒西风’的力量，……在我国建国十周年时举行大规模的庆祝宣传活动，并扩大要求外宾观礼和参观，是完全必要的”。中国一直比较注重对外宣传本国的建设经验，1958年以后则在宣传内容中直接指出这种经验对于第三世界的借鉴作用，这说明第三世界在新中国外交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1958年之后，中国对外宣传的重点转变为对自身斗争经验的传播。1960年，提到阿尔及利亚抗法斗争时，廖承志谈道：“越南人民在奠边府证明了一点，中国人民多年的斗争经验表明，‘小米加步枪’能够击败‘飞机加坦克’。”“中国人民对于为反对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非洲人民怀有特别亲切的热烈的感情。”林彪更是在1965年公开提出，“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革命，……，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中国在1959年、1962年、1963年、1964年、1965年国庆宣传中每年都有“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民主运动”，“坚决支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或者类似的口号。以上这些言论通过对外广播和对外印刷品广泛传播到了第三世界。

显然，在美方看来，“东风压倒西风”等说法，就是在声称中国而非美国代表了“未来潮流”。美方评估新中国这种对外宣传形象的核心要点就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斗争经验对第三世界的榜样作用。“过去十年来……依靠强有力的宣传机器宣传，中共形象散播于全世界：中国是团结稳定的国家，中国取得的经济技术文化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发展模式给新兴国家提供了榜样，北京积极宣称关心受压迫的人、关心全人类的友爱团结及其未来。”美方评估道：“美国新闻处会越来越难应对共产主义提出的‘未来潮流’提法，至少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进步是如此。”

美国对这种宣传的应对包括：攻击中国的建设经验是“弱点”和“谎言”，提供美国的未来潮流版本——现代化。美国对中国做出了如下针对性的诋毁、抹黑和宣传。第一，政治方面，反驳和诋毁新中国的“团结稳定”。美国宣传部门主要是从美式自由主义出发，攻击新中国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攻击新中国的集体主义、个人为了国家做出的牺牲，认为这是“无视人类需要”，只顾“国家荣耀”；美方也攻击新中国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系统的“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改造运动”，攻击新中国是“封闭社会”，自诩是“开放社会”。这种刺眼的攻击较为常见：“共产党无视人类需要：(私人)事务、休息、隐私、个人观点，去满足垄断国家的需要。”第二，经济文化方面，反驳和诋毁新中国“经济技术文化进步”。美国对外宣传部门主要攻击新中国探索道路中的种种困难和挫折，尤其是攻击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也经常提及政治运动。比如，美方强调：“大跃进造成工农业困难是由于共产主义体制内在弱点决定的”，“中国人进行了消极抵抗”，“军队吞噬国家经济成果”。再比如，攻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认为这是“思想控制”，“红色中国要求知识分子毫无保留支持，对教育系统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意识形态改造运动”。第三，对外政策方面，反驳和诋毁新中国“实力强大爱好和平”和“武装斗争反抗帝国主义的领袖”。这方面美国宣传部门主要是攻击中国的对外政策，攻击新中国对周边国家和亚非拉国家的“干涉”“侵略”“颠覆”，以及通过外宣和文化活动对其他国家的“操纵”。除了上述话题之外，美国宣传攻击比较多的方面还有党和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美国新闻处还有一个专门设计的攻击新中国的提纲，罗列了方方面面的宣传攻击点。

除了攻击新中国不代表“未来潮流”之外，美国也宣称自己可以引导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代表着“未来潮流”。基于英美社会工业化转型的“普世性”和美国历史上“改造”欠发达民族的信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理论家提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援外政策，核心就是通过美国的经济社会援助和美国经济发展经验促进第三世界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个理论和政策的初衷是应对非殖民化浪潮，与苏联和中国争夺新独立国家。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罗斯托认为，美国就是要寻求第三世界问题的“非共产主义解决方案”，尤其是在越南实行的经济社会援助和战略村等种种计划，目标就是示范欠发达国家不必通过效仿中国和苏联模式就能实现“现代化”，用美式发展经验代替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方案和经济模式。

美国现代化援外工程同时也是一项大型宣传活动，援助欠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国际公关——向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说明谁代表了“未来”。美国在南越实施现代化援助和相关的战略村计划也是为了在第三世界抵消毛泽东“游击战”的舆论影响力。美国新闻署署长莫罗对于现代化理论非常认同，并以此为指导在南越开展对民众的宣传来抵消越共和中共的影响力。美国宣传机构还在国内外掀起了大规模的“人民资本主义”的宣传活动，传播美式现代化发展经验对于第三世界的意义。美国新闻署也大规模宣传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现代化援外政策行动对于欠发达世界的积极作用。

由此可以发现，美国对抗中国影响力，尤其是外宣中对“红色帝国”和“未来潮流”的舆论引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由世界”，讲的是美国与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种族交融；二是“现代化”，讲的是美国与第三世界经济和发展道路上的趋同性。虽然两个口号的侧重点不同，但是两种回答和宣传口号里面都有美国“指导”、第三世界接受“指导”的含义，妄图让第三世界“人民在思想上皈依‘美国’的生活方式”。就像克莱因所言，美国引领亚洲等第三世界国家“文明化”的过程，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恩人和教师爷的优越心态。

结语

从美国在第三世界应对中国外宣而提出的“自由世界”和“现代化”，可以反映出美国的第三世界观。对外宣传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地区观念，因为宣传不仅仅是一种辞令，一种心理战武器，也是一种观念的表达，甚至还是一种关于“我们”和“他者”的身份建构与投射。有学者指出，“因为宣传被认为理应反映整个国家的价值和最重要的特性，传播到海外的信息总体而言必须符合本国文化当中广泛秉持的信念。”也有学者指出，美国对外宣传是一种“美国文化的表达”，投射了美国对于自身的关怀和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塑造国家形象和对外宣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界定、建构、向海外投射美国国家身份。

美国和中国的对外宣传都“试图在亚非民族头脑中定义新的身份认同和定义新的边界感”，在这个边界感和身份感的定义之下，谁属于“我们”、谁是“敌人(他者)”就很清楚了。通过对比中美各自的第三世界观念，能够更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新中国第三世界观念的核心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中国之所以和亚非拉国家地区是命运共同体，主要是基于种族肤色(非欧裔白人)和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干涉的共同历史，被殖民造成的贫困和落后，还有民族解放的共同奋斗历程。美国也宣传并认为自己与第三世界属于“共同体”，按照“自由世界”话语意味着白人主导的种族和情感交融、符合西方价值观的文化理解，按照“现代化”话语意味着美国能给第三世界提供发展榜样和实际帮助。美国外宣向国内外建构了一种符合美国对自身身份认知的、与第三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想象，而这就是美国的第三世界观。

中美两种第三世界观的最主要分歧是，如何对待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如何看待白人种族主义。美国宣传中的确是要“逃离”白人身份的，也有意和欧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保持距离：用跨种族文化交融和带领第三世界“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援助，来超越种族身份、把自己和欧洲帝国主义区别开来。然而，这里面存在内在矛盾性。美国的“自由世界”宣传种族融合与文化理解，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前提是有色人种融入白人社会，皈依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是把种族优越感和帝国主义心态隐藏在融合和“指导”的面纱之下。而宣传“现代化”则是要明目张胆地否定殖民主义的历史，把欧美描述为一种进步、先进和能够促进欠发达世界的力量。“现代化”也是在刻意淡化白人身份，因为其宣称这种适合于全人类的发展模式，但是发展的榜样是西方和美国，因而实际上是继承了种族优越论和文明优越论。

所以，美国外宣中“自由世界”和“现代化”的本质，是要通过打乱、混淆和否定殖民主义的历史，通过隐藏自身种族优越感和帝国主义心态，建立起新版的、美式的后殖民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白人国家不仅不是侵略者，不是造成亚非拉贫困的原因，摇身一变反而成为先进的、促进欠发达国家进步的力量。这样的话，“自由世界”和“现代化”也就成了美帝国主义的“解药”(伪装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在第三世界的宣传战，实质上是两种后殖民世界观、两种第三世界观念的交锋。而中国的第三世界观念是基于历史和事实，美国的第三世界观则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美国的第三世界观很大程度上是在与中国的舆论交锋中形成的。美国对外文化经济扩张和文化帝国的思维至少从1890年便开始出现，一战时期威尔逊总统提出的自由国际主义是系统的国际秩序观，也是美国精英改造世界的最初蓝本，但威尔逊主义主要针对欧洲，基本上不考虑殖民地和有色人种问题。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威尔逊主义进行升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补充了美国“改造”殖民地、“整合”非西方世界的内容。罗斯福形成了初步的对殖民地的观念和政策——用美式价值观“皈依”非西方世界、用对外援助把第三世界整合进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从而“管理”和干预非殖民化进程。

在这种美式管理第三世界的蓝图中，美国对中国的认知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如果说二战期间美国从正面看待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引导”作用的话，那么到了中国革命成功以后，美国就变成千方百计不允许中国的“负面影响”波及第三世界。1949年以后，面对最大的前被殖民国家极富影响力的外交宣传，美国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美国本身和殖民宗主国什么关系？和殖民地什么关系？自己能给殖民地带来什么？面对中国作为一个非白人国家对美帝国主义的指责，美国的回答是中国才是

“帝国主义”，美国领导的是“自由世界”；当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大国宣称自己的发展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同样能提供借鉴时，美国称中国经验也充满弊端，只有美国才可以用“普世”的发展经验引领第三世界实现“现代化”。如果仅是苏联和美国的意识形态斗争，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对外宣传要如此着力回应白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问题，更无法回答美国为什么要在第三世界这个舞台上和中国锱铢必较。在美国对外宣传部门看来，必须要在关涉第三世界的问题上对非西方世界的代表——中国的指责做出系统和及时的回应。正是在与中国在第三世界的舆论斗争中，美国对自身和第三世界的关系做出了回答，从而形成了其第三世界观。

本文作者翟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