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　سمير أمين‎，1931年9月3日－2018年8月12日)埃及经济学家，近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阿明出生于开罗，父母分别为埃及人与法国人。1947年他前往巴黎留学，一度加入法共。1957年毕业于巴黎大学并获经济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在施行“大计划”政策时邀其出任埃及计划机构研究员，但1959年埃及开始逮捕共产党员，他便于1960年1月离开埃及前往法国。此后担任马里政府计划技术顾问，但因不满马里政府政治专制和忽视民生而于1963年离开，从此决定于学界耕耘。之后任教于法国普瓦捷大学、巴黎大学和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等校。曾任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所长、第三世界论坛理事长、另立世界论坛主席。2018年8月12日去世。他对第三世界的经济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受到劳尔·普雷维什、安德烈·弗兰克等为代表的依附理论的影响，以“中心”与“外围”的层次概念对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关系进行分析，力图全面论述不发达经济的实质。

政治文化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

今天的美国被一个战争罪犯集团统治着，他们是通过一种政变而获得权力的。尽管那场政变已被在此之前（可疑）的选举而合法化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希特勒也是一位被选举出来的政客。比较他们的相似之处，9·11事件实现了“国会纵火案”的作用，它使美国统治集团获得了类似于盖世太保的警察权力。他们有自己的《我的奋斗》——“国家安全战略”，他们有自己的群众组织——爱国者组织，还有自己的鼓吹者。如今，我们有勇气说出这些真相，并且不再用毫无意义的“我们美国朋友”这类虚伪的词语来掩饰事实，这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文化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显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美国人的政治文化和衍生于欧洲大陆历史下的一些欧洲国家的政治文化迥然不同：在美国，新教极端主义派别建立起新英格兰，在此基础上，实行了对美洲土著居民的种族灭绝和对非洲人的奴役，出现了作为十九世纪持续移民浪潮产物的种族隔离社会。

特殊形式的基督教

现代性、世俗主义和民主政治不是宗教信仰进化的结果，也不是革命的结果。相反，是宗教信仰为了满足一些新生势力的要求做出了调整，这种调整并非新教所特有，它在罗马天主教世界也有类似的反应，只不过调整是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出现的。一种新的宗教精神诞生了，它摆脱了所有的教条。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改革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先决条件，尽管韦伯的观点被欧洲新教徒广泛接受，因为韦伯肯定了新教的重要性，新教社会是韦伯观点的受益者这场宗教改革运动并不代表与欧洲旧有意识形态（包括对基督教的早期解释在内）及其“封建”制度可能达到的最彻底的决裂；相反，宗教改革只不过是一种最混乱、最粗糙的与传统宗教割裂的形式。

推动宗教改革运动的一方面是社会统治阶级的力量，他们建立了由他们控制的本国教会（英国圣公会或路德教会）。因此，这些教会便代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君主政体和大地主之间的妥协，同时在防范穷人和农民阶层的反抗威胁上设立了一道防线。

国立教会的建立有效地排斥了天主教的普世性，这一结果特别有利于强化君主专制的统治，增强了它作为旧政体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仲裁者的权威性，也强化了这些阶级的民族主义意识，延缓了新形式的普遍精神的产生，这种普遍性后来因国际社会主义得以弘扬。宗教改革运动的其它方面是由社会底层阶级推动的，他们是资本主义引发出来的社会变革的主要牺牲品。这些运动采取了传统的斗争形式，沿袭了中世纪千僖年主义运动；结果他们注定要落后于时代的需要，无法找到出路。于是，社会底层的这些阶级不得不等待法国大革命的来临，这场革命带来了世俗主义的、激进大众民主运动的形式。同时他们还要等待社会主义的来临，此时他们才能找到有效表达自己需求和所处新历史条件之间的切合点。相反，早期的新教团体靠原教旨主义的幻想过日子，这种幻想促使各种各样受制于世界末日观点的教派通过无限复制的方法产生，而这种观点正在今天的美国扩散。

十七世纪被迫从英格兰迁移出来的新教教派发展了一种不同于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特殊形式的基督教。因此这种基督教甚至得不到大多数欧洲新教徒的认同，包括得不到大多数英国统治阶级信奉的英国圣公会的认同。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宗教改革运动的本质是回归《圣经·旧约》；当天主教和东正教将基督教定义为与犹太教的决裂时，《旧约》受到了冷落。而新教教徒则使基督教恢复了它作为犹太教合法继承者的地位。

这个在新英格兰得到长足发展的特殊形式的新教，继续塑造着当今美国的意识形态。首先，它利用《圣经》里的内容赋予征服“新大陆”以合法性，为征服“新大陆”扫除障碍[《圣经》中以色列对（耶和华许诺的）“约束之地”的强力征服是美国话语中不断重申的主题]。而后，美国又将它所谓的神授使命延伸到整个世界。这样，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自己就是"选民”，这一词同纳粹党人标榜的“统治民族”别无致。这正是今天我们面临的威胁，也是为什么如今的美帝国主义（而非帝国）会比它的前辈更加野蛮的原因，因为他们前辈中的大多数都没有打着神授使命的幌子。

历史改造着各个民族

我不赞成那些认为历史仅仅只会重演的观点。历史改造着各个民族。这种情况在欧洲已经发生过。然而不幸的是，美国的历史不但没有清算自己恐怖的起点，相反强化了它的恐怖起点，使其后果得以延续。美国“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一浪接一浪的国内移民潮造就的国内殖民化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当代人试图鼓吹美国独立战争的意义，但是这场战争仅仅是一场有限的独立战争，相当缺乏社会内容。在反抗英国君主政体统治时，美国的殖民者并没有设法转变经济和社会关系，他们仅仅拒绝继续同宗主国分享既得利益。他们希望掌权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现状，而是为了 ——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大的自由度 ——延续现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向西部移民，其后果之一必然是对美洲土著居民的种族灭绝。同样，独立战争的革命者们从未向奴隶制度挑战。事实上，这场革命的绝大多数著名领袖是奴隶主，而且他们对奴隶问题的偏见是无法改变的。

对美洲土著居民的灭绝隐含在新上帝子民肩负神圣使命的逻辑之中。对大屠杀的谴责不能简单地立足于一个远古时代的道德问题。直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种族灭绝的行为仍在被公开赞扬、被引以为荣。好莱坞的电影制造了牛仔“善良形象”和美洲土著居民的“邪恶形象”的二元对立，这种对历史的歪曲成为对子孙后代教育的中心内容。

在奴隶制问题上也是同样。从独立以后到奴隶制度废除之前 ，经过了近百年的时间。法国大革命从与美国人相反的角度提出了废奴口号，而美国奴隶制度的废除和道德觉醒事实上毫无关系，它的发生仅仅是因为奴隶制度已经 不再适应资本扩张的需求。因此，非洲裔美国 人不得不又等待了一个世纪才被赋予了最低限 度的公民权利。彼时，仍然很难向统治阶级根 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挑战。直到二十世纪六 十年代，私刑杀害仍然在很多地方存在，为“家 庭野餐”提供了藉口。事实上，私刑杀害持续至今，不过或者比过去更隐蔽更间接，或者通过一 种司法制度，这种制度使成千上万的人被处死。

其中大多数是非洲裔美国人，尽管人们都知道被处刑的人中间至少有一半是无辜的。

持续的外来移民潮也帮助加强了美国的意识形态。移民当然不应该对造成他们背井离乡的穷困和压迫负责。他们是作为受害者离开故土的。然而，移民也意味着他们放弃了用集体努力去改变故土环境的尝试，他们失去了根基，用侨居国的个人主义和“借着长靴绳向上拉自己”（个人奋斗）的意识形态取代了昔日的苦难。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也延缓了阶级意识的出现，而阶级意识在新一轮移民浪潮到来从而使旧有的政治主张流产之前，很难有所发展。当然，移民促进了美国社会内“种族集团力量的加强”。个体成功的观念并不排除族群团体的强大和支撑（比如爱尔兰人或意大利人社团）没有族群团体，个人的独立发展是经受不住考验的。然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应看到，种族认同观念的强化和发展得到了美国制度的有意鼓励，因为种族观念的强化必然会削弱阶级觉悟和积极的公民意识。

因此，在巴黎人民正在为（巴黎公社的拥护者在1871年发动）“突袭天空”做准备的时候，美国的各城市为世代贫穷的移民（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等）组成的帮派之间的一系列暗杀提供了舞台，这些暗杀往往都有厚颜无耻的统治阶级在背后操纵。

今天的美国没有劳动者政党，历史上也从未有过。所谓的强大的工会从任何层面上讲都是非政治化的。这些工会与任何政党之间没有联系也就无从与之就自身的利益达成共识并诉之表达。这些工会也从未有能力提出自己独到的社会主义观点。相反，他们和所有人一样，认同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因此这种意识变得更加不可动摇。当他们开展斗争时，立足于内容局限、目标具体的行动计划，从不涉及对自由主义的质疑。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始终是“后现代主义者”。

然而对劳动者阶级而言，社团信念不可能替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非洲裔美国人这一美国社会最激进的团体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基于社团意识形态的斗争，从定义上来看，只能局限于反对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关于欧洲人（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和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人们最忽略的一点，就是启蒙思想对两者发展的不同影响。

我们知道，启蒙思想的哲学理念决定了现代欧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其影响延续至今：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无论是信奉天主教的（法国）还是推崇新教的（英国和荷兰）——早期核心国家，还是在德国和俄罗斯都是如此。

和欧洲不同的是，在美国，启蒙思想仅仅起到一种边缘性的影响，只吸引了少数（亲奴隶制的）贵族，后来的杰斐逊、麦迪逊和其他少数几个人是这个小团体的代表人物。总之，新英格兰的教派丝毫没有受到启蒙时代批判精神的影响，他们的文化依然更接近于塞勒姆巫术，而非启蒙时代的不敬神的理性主义。

当美国资产阶级成熟之后，排斥启蒙思想的后果表现了出来。一种简单且错误的信念由新英格兰产生，那就是认为“科学”（如物理学那样的纯科学）应该决定社会的命运，一百多年来，美国社会广泛接受了这种意见，不仅统治阶级，绝大多数老百姓也如此。

以宗教代替科学的现象可以解释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些特征。为什么哲学在美国是如此不受重视?因为它已经退化为枯竭的经验主义。为什么人文和社会科学被疯狂地降低为纯科学（即硬科学）?纯经济学代替了政治经济学，基因科学代替了人类学和社会学。这后一个令人遗憾的怪胎在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纳粹意识形态之间提供了另一个连接点，毫无疑问，贯穿美国历史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鼓励了这种联系。这种关于科学的特殊观点还造成了另一种怪胎，那就是宇宙猜想的癖好（其中Big Bang“大爆炸”理论是最著名的例子）。

启蒙思想告诉我们，物理学是研究宇宙里某些被界定为研究对象的有限领域的科学，而非研究宇宙整体的科学，关于宇宙整体的科学与其说涉及科学领域，不如说涉及形而上领域。在这一层次上，美国的思维体系更接近于调和信仰与理智的前现代观念，而非现代科学传统这种落后的观念被完美地移植于新英格兰新教各宗派的蓝图和这些宗派造就的这种弥漫着宗教气氛的社会里。众所周知，正是这种倒退威胁着欧洲。资本、军事力量和帝国主义新秩序占主导地位的《圣经》意识形态以及缺乏劳动阶级政党，这两个因素构成美国社会的历史形态，两者结合起来造成了一种全新的形势：一个事实上由单一政党运作的体系，即资本的政党。

组成这个政党的两个派别都赞成自由主义的基本形式。两派只领导着参加这种残缺虚弱民主的少数人（大概占全体选民的40%）。由于劳动者阶级一般不投票，“资本政党”的两派都在自己的中产阶级群众中游说，培植着自己的选区选民，这些选民由一些资本家利益集团（游说议员团）和社区赞助团体组成。

当今美国民主构成了被我称为“低密度民主”的高级阶段模式。它的运转建立在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彻底分离的基础上。经济受制于资本积累的法则，而造成政治与经济分离的是竞选民主制度。更有甚之，任何激进的反对都不可能影响这种分离现象，因为它已经成为所谓“共识”的一部分。然而正是这种分离完全摧毁了政治民主的所有创新潜力。它阉割了代表机构（议会之类），使之软弱地服从于“市场”和它的旨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抉择选举最终是徒劳的，因为决定美国人民命运的不是选举的结果，而是反复无常的金融市场和其他市场的行情。

结果，美国的国家机器完全服务于经济，也就是说，完全服务于资本，全然忽略社会问题。美国能够以这种方式运转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社会的历史进程限制了劳动者阶级政治意识的发展。

欧洲的形势不同，欧洲的国家机构曾是（并可能重新成为）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对抗的强制论坛这便是欧洲国家偏爱采取社会协议方式的原因，这种方式能转换成带有真实意义的民主实践。当阶级斗争和其它政治斗争不能强制国家采取这种方式时，当这类斗争无法拥有自主权而受制于资本积累的惟一逻辑时，民主就沦落为毫无意义的实践——就像在美国的情形。

弥漫社会的宗教活动以及原教旨主义话语对它的煽风点火，加上被压迫阶级政治意识的缺乏，给了美国政治体制一片前所未有的施展空间，使这一体制得以摧毁民主活动的潜在影响，将民主活动降格为（对统治阶级）有益无害的礼仪（政治成为娱乐，啦啦队队长出现在政治活动的开幕仪式上等等）。

然而我们不应被迷惑。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占据领导地位，并不是原教旨主义在指挥真正的篡权者：资本和政府里为它服务的仆人在美国，只有资本决定一切；当它做出决定之后，才开始调动美国的意识形态为自己服务。媒体，即以闻所未闻的方式系统地制作假情报的机制，开始为资本的目的运作，孤立评论家并使他们屈从于一种可恶的、旷日持久的政治讹诈。于是，权力轻而易举地操纵“公众舆论”，使公众陷入愚钝。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统治阶级培养了一种恬不知耻的道德，它被包裹在一副虚伪的外壳下。国外观察家对此明察秋毫，但是美国人民却在某种程度上不明真相。这个政权相当热衷于诉诸暴力，只要有需求，不惜采取最极端的方式。美国所有的激进活动家都再清楚不过：摆在他们面前惟一的选择，不是背叛，就是某一天死于暗杀。

和所有其它的意识形态一样，美国的意识形态在“日益陈旧并枯竭”。在以经济强劲增长为标志，以及福利水平说得过去的平静周期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自然地减弱了。因此体制必然运用经典的方法来为他们的意识形态输血敌人（总是一个外国人，因为已经宣布美国社会肯定是好的）被指示出来（即“邪恶的帝国”、“邪恶轴心”），这样可以调动可能的力量消灭敌人。过去这个敌人是共产主义；麦卡锡主义（一个已经被今天的亲美分子忘记的现象）曾使冷战和欧洲边缘化成为可能。今天，敌人变成了恐怖主义，这是一个再清楚、再简单不过的藉口，统治阶级制造了这一藉口以便达到自己真实的目的：实施对全球的军事控制。

美国新的霸权政策公开承认的目标是防止有可能出现的不顾华盛顿的禁令而抵抗的势力。所以对美国来说，有必要除掉已经变得太大的国家，以便制造尽可能多的、甘愿接受美国基地“保护”的殷勤的卫星国。美国最近的三位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达成了一致意见：只有一个国家有资格“大”，那就是美国。

从这种意义上讲，美国的霸权最终要依靠它异常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不是依靠经济制度的某一特殊优势。美国凭借其军事力量，可以无可争辩地以全球黑手党领导者自居，它那“看得见的拳头”将把帝国主义新秩序强加给任何不愿意与它为伍的国家。

受近期战果的鼓舞，极右分子已经紧紧将华盛顿权柄握在手中。可以提供的选择再清晰不过：要么接受美国的霸权和美国所提倡的极端自由主义，此一自由主义的含义仅仅比一心捞钱多一点点，要么两者都拒绝。如果接受第一种选择，我们将放手让华盛顿把世界设计得如同德克萨斯州。只有第二种选择可以有助于我们重塑世界：一个本质上多元化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

如果当年欧洲人能在1935年或1937年采取行动，那么本可以在纳粹党人疯狂造成那么多伤害之前阻止它；延误至1939年的行动使无数受害者遇难。我们有责任现在行动，这样，华盛顿的新纳粹挑衅才会受到抑制并最终被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