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美国著名的社会主义作家杰克·伦敦写了一本让许多人不寒而栗、冷血的、极具预言性的畅销小说《前所未有的入侵》（The Unparalled Invasion），讲的是如何对中国人进行种族灭绝的故事：一名聪明的美国科学家，为解决西方烦恼的“中国人口”问题，想到了生物细菌武器，并面见美国总统，提出了一个聪明绝顶的天才方案，可以一了百了地解决“中国人”这个“终极”问题。经过一系列悄无声息的准备，当中国人还得意洋洋地沉浸在“和平”的幻觉中时，包括西方诸国、俄罗斯、土耳其在内的世界联军对仍沉浸在传统常规战争思维的中国进行了围困，并发起了生物细菌战，最终将中国人这个种族从地球上清除干净。世界从此皆大欢喜。
杰克·伦敦并不是把生物细菌战作为灭绝中国人的解决方案的唯一西方作家。这篇小说发表的十多年前的1898年，英国作家马修·菲普斯·谢尔（Matthew Phipps Shiell）的短篇故事系列《黄危》（The Yellow Danger），后又重新命名为《黄祸》（the Yellow Peril），为西方社会病态的反华、恐华风继续火上浇油。“黄祸”一词也在美国的媒体与文学界迅速成为热点。在谢尔的小说中，被注射了瘟疫细菌的“中国佬”被充当在中国人中扩散的“活中介”，最终杀死了一亿五千万中国人。
此后，西方这种反华心态变本加厉。《阴险的傅满洲博士》（The Insidious Dr. Fu Manchu）、《第六纵队》（Sixth Column）、《红钩恐怖事件（又译《雷德胡克恐怖事件》，The Horror at Red Hook）、《世界末日2419年》（Armageddon 2419 A.D）……弥漫在西方媒体、好莱坞等娱乐界、文学界的“黄祸”人物和故事强化着西方因东亚人的“不同”而恐惧、仇视的病态心理与社会文化。
这些小说在英美等西方国家颇受欢迎，因为它们迎合了西方社会普通大众与精英们共有的种族主义情结与根深蒂固的病态文化意识，这种心态蔓延整个西方社会，如同癌细胞，从上层精英扩散到底层民众。
理解了这种病态心理的社会背景，才会明白西方诸国痴迷于对特定群体进行“人口削减”、针对种族研制生物基因武器的的自然动机。
2013年，当中国被极端气候袭击、热浪持续时，丹麦赫尔辛格的议员弗阿特·亚朗毫不掩饰其幸灾乐祸，甚至希望中国的“气温达到140度，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烧死，以让世界除掉中国人垃圾”。许多同胞感到迷惑，中国人从未招惹丹麦，何以招致如此仇恨。原因很简单，作为丹麦的一个政客，能如此明目张胆而不担心有任何后果，其行为折射了丹麦在内的整个西方文化及社会根深蒂固的极端种族主义文化情结。
无独有偶。同样在2013年，美国广播公司（ABC）的儿童脱口秀节目“儿童圆桌会议”（Kids Table）中，王牌主持人吉米·坎摩尔（Jimmy Kimmel）邀请了四个孩子组成“儿童圆桌会议”讨论国家大事。当吉米·坎摩尔问道，“我们欠中国1.3万亿美元债务，怎样才能还完” 时，一名六岁儿童布莱斯顿（Braxton）侃侃而谈：“绕到地球另一边去，杀光中国人”。
当这个六岁的儿童兴致勃勃地建议杀光中国人时，主持人坎摩尔似乎在以赞许欣赏的语气有意识地强调“杀光所有中国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主意。”，并引导该话题继续谈下去，仿佛对华人斩尽杀绝这个“主意”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
如果他们要杀光的是犹太人，黑人或任何其他种族，恐怕都会引发一场全球大震荡。但要灭绝华人，对于许多美国人乃至基督教西方来说，则似乎确实成了一个“有趣的”话题。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中国，某些公知、媒体舆论继续向公众灌输一个不合逻辑的虚假现实：这不能反映美国民众的真正感情。更有甚者，还向中国公众传播一个虚假信息：这个节目、这个要灭绝中国人的言论“震动美国”、“震惊美国舆论”，云云。
实际上，如此值得引发“民主、自由、人权”国家公民震惊的节目，在美国并未引发任何“震动”。一个星期内，除了屈屈两万多几乎清一色的华人网民的微弱“抗议”、外加屈指可数的其他美国人表示种族主义“不可接受”外，绝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一切默然接受，全球媒体也集体保持缄默。不仅如此，与该事件有关联的其它几个事实或许会让国人领悟到究竟什么才是美国乃至西方社会真正的“大多数民意”：
• 这是一个极受欢迎的节目；
• 节目主持人坎摩尔及美国广播公司（ABC）在事发后迟迟拒绝道歉；
• 坎摩尔本人在面对抗议组织者 “美籍华人正在凑钱准备对你起诉，你有什么看法？” 的提问时，毫不在乎地称 “在美国有媒体自由，我不推荐他们这么做，如果他们愿意浪费他们的钱，我也没办法。”（坎摩尔在今年2023年的奥斯卡颁奖仪式上成了大奖仪式的主持人）；
• 2004年12月亚洲被大海啸袭击后，面对屏幕上民众被海啸无情淹没的悲惨景象，美国势力强大的某大广播电台主持人以调侃、嘲弄的兴奋口气，公开在其主持的电台节目中哼唱 “中国佬掉下船了”；
• 年复一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都要通过反华、妖魔化中国来吸引更多选民的选票。若反华、仇华果真仅是“少数”，美国总统候选人们岂不是每次都要愚蠢地冒犯“大多数” 选民？
许多人为“儿童圆桌会议”的“杀光中国人”论辩解，说“童心无忌”。但正是这无忌“童心”，才暴露出那些通常被 “大人世界”及主流媒体精心粉饰、煞费苦心遮掩的真实世界。
多年以来，对中国的妖魔化导致许多国家的普通大众对中国、对华人的消极印象持续上升。这一切绝不仅是“偏见”，而是为全球公众做对华“终极大战”的心理接受力准备。这个角色通常是由某些与军情机构长期保持密切关系的重量级媒体来担任。
如今被美西方铺天盖地煽动的反华潮绝非几十年来中国“崛起”才引发的新现象，早在基督教西方对世界殖民进入高潮的十九世纪开始，反华运动就蔓延西方，如在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媒体、政治家、知识分子、普通大众……都积极参与了针对华人的残忍暴行、种族屠杀。
如1882年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就是“黄祸恐惧”潮引发的。这个法案以美国惯用的妖魔化手段声称，华工使美国境内一些地方的良好秩序受到威胁，因此必须禁止华工进入美国；该法案还规定不准中国人取得美国国籍等等。1884年，该法案中的“中国人”的定义被法官进一步澄清：这个法律并不以国籍来实施，而是根据华人这个种族——无论他来自那个国家，持有什么国籍。
这个法案创造了两项美国纪录：第一次立法禁止一个特定种族进入美国；第一次立法排斥一个特定种族加入美国国籍。《排华法案》以及此后针对华人种族施加的种种限制与禁令，大体上实现了一个目的：严防华人在美国发展、扩大，严防华人象欧洲基督教白人一样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而华人也因此被迫在远离美国其它社会群体的隔绝式氛围中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夹缝环境中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
世上有那么多人种，为什么独独华人要成为美国法律铁拳的惠顾对象？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及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修建时，美国十分需要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具有优势的华工的力量。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有一个突出的民族特性让其他民族感到不可思议：不仅学习、掌握新事物快而灵活，也更坚韧顽强、吃苦耐劳，几乎可以忍耐一切苦难，在其他民族不能忍受、也不愿忍受的非人般的艰苦环境和条件下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聪明、精细、迅捷”又任劳任怨的华工们不仅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交给他们的任何工作，而且要求极低，这一切使他们成为雇主们的最佳选择，并普遍受到铁路工程承包商的青睐，因此被那些无法与之竞争的他国工人们视为“威胁”。
在“工作机会”的争夺战中，以爱尔兰等欧美工人为主体的白人劳工，虽然在市场上不占优势，但身为白人基督教徒，他们大多数被准予入籍美国，并拥有华人不可获得的特权与利益。如加州议会立法，向非美籍矿工征收高额的“执照税”，法院也判定，对涉及白人的案件，华人无权在法庭上作证，这等于剥夺了华工的法律自卫权。在别的行业，华工也普遍受到嫉妒和仇恨。如美国雪茄烟制造业工人就在1859年成立了“人民保障同盟”，专门“对付”华工。
华工在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建设中成为不可替代的力量。没有中国人，很难想象会有美国或加拿大的大铁路。然而，当数不胜数的中国劳工的尸体成为北美铁路的轨枕、以生命和血汗完成了艰巨的建设任务后，他们立即不受欢迎了。
1870年，横贯美洲大陆的美国铁路修建完毕，华人不再具有使用价值，加之美国出现经济萧条，华工便成为首要攻击靶子。1882年的《排华法案》如此加深了美国公众对中国人的恐惧、敌视、嫉妒的混杂情结。
《排华法案》生效的短短三年内，就有超过五万多华工被迫离开加州或被残忍杀害，一轮又一轮的反华浪潮与反华暴力袭击越发高涨，旧金山的劳工领袖丹尼斯·科尔尼（Denis Kearney）就因向失业者演讲、抨击铁路垄断与华工而深受欢迎。他以极有煽动性的极端种族主义口号鼓动到：“美国人宁愿选择死也不要与中国人平起平坐地活！”，高呼“中国人必须离开！”（The Chinese must go！）并常带着暴徒工人向中国人发动袭击。
在美国本土，早期对中国人的恶性暴力事件之一，是1871年10月在洛杉矶华人居民区发生的大屠杀。当时因一华人女子绑架案引发洛杉矶华人帮派火并，一名叫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的白人中流弹身亡。
当晚，数百名持械白人暴徒以此为借口进入洛杉矶华人居民区，开始杀戮、洗劫。被残害的华人尸体被吊在离洛杉矶商业中心不远处的街头电线杆上示众，有的尸体甚至被剥光了衣服，极尽侮辱。但这一切与怀俄明州发生的对华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
1885年对华人的大屠杀发生在怀俄明州的石泉城（中文又译罗克斯普林斯，Rock Springs）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 Railway）的矿区。有关该事件有许多报道、书信记载及历史研究，不有幸存的华工写给死难者的纪念文章中目击者的描述及写给中国驻纽约大使馆的信件，还有美国北佛罗里达大学名誉校长教授大卫·考特赖特(David Courtwright ) 撰写的关于美国暴力史的作品《暴力的土地》（Violent Land，1998）、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萨克斯顿教授（Alexander Saxton ）的《不可或缺的敌人》（The Indispensable Enemy ）等著作。
当时，在这个矿区的大多数矿工是来自英国、爱尔兰、威尔士、瑞典的欧洲人，他们对吃苦耐劳、工资又远低于白人的华人矿工极度敌视妒忌，抱怨华人拉低了他们的工资水平。
1885年9月1日，在大屠杀的前一天，白人矿工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讨论华人之事。第二天上午，十名白人矿工来到六号煤窑，宣称华工无权在这个煤窑工作，并把两名华工暴打一顿（其中一名因伤重死亡）。随后，各个矿窑的白人矿工携带枪支，列队前往“劳工骑士”（Knights of Labor）的会堂，沿途高喊“白人集合！”。当天下午，约150名暴徒手持枪械，经由木桥及铁路桥兵分两路向华人居民区进发，并一路打劫华人。为防止手无寸铁、毫无戒备的华人逃脱，除了一组留守木桥，其余暴徒又兵分三路包抄。
一个暴民先遣队首先抵达华人区，警告中国人：必须在一小时内全部离开这个城镇，并永远不得返回。然而，刚过三十分钟，当中国人慌乱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之际，暴民们开始开枪了。
随之而来的，是惨无人道的抢劫、屠杀、活活烧死、活埋、肢解......暴行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深夜。
一些华人在试图逃脱中被残忍杀害，他们的尸体被抬到棚屋，随着被点燃的熊熊烈火，与棚屋一起焚烧。其他躲在屋内的、或因生病虚弱不能跑的，也在烈火中被活活烧死。更让任何正常人都难以置信的骇人听闻兽行是，一些中国人甚至被剥头皮、烧烙、砍头、并被挂在排水沟的喷口上，其中一名华工的生殖器被割下后，作为“狩猎战利品”(trophy of the hunt)在附近的酒吧里烧烤...... （参见《Violent Land》，David Courtwright，1998，Pp157-158)
发生在罗克斯普林斯的这场屠杀，论其残暴兽性可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最野蛮的种族屠杀相比，若不论受害者数量和规模，恐怕能与南京大屠杀相当甚至超越。
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几百个暴徒所为。石泉城的妇女们也兴高采烈如同看戏一般地聚会在城镇的木桥上，津津有味地观看这场野蛮而惨无人道的大猎杀，并为她们的男人喝彩加油，她们中的一些甚至还向中国人开枪。
待事件平息、幸存的华工回到石泉城后，整个华人区已经变成一片灰烬和瓦砾。在他们写给中国驻纽约大使馆的信中，如此记述道：“一些尸体已被公司埋了，另一些尸体血肉模糊、腐烂了，散落在地上，被狗和野猪吃掉。”
一向逆来顺受、安分守己的华工，就这样丧生于这个“自由乐土”的暴力天堂。
在这个自诩“以法治国”的楷模、“捍卫人权的灯塔国”，这一切兽行没有任何法律后果。大屠杀后，共有16人被司法行政官员以参与暴乱之名暂时拘捕。但一周后即被宣布准予取保释放，约一个月后皆被宣布无罪释放。大陪审团宣布法庭不采取任何法律行动的理由是：“我们认真调查了石泉城发生的事件……尽管我们询问了大量证人，但没有人能够证实在当天有任何白人犯下任何一起犯罪行为。”
在法庭宣称的“询问的一大批证人”中，仅一名证人的证言被公布，这名“证人”是一名基督教牧师，叫瑟罗威（Thirloway）（牧师，作为上帝的仆人，人类神圣的精神向导，自然拥有无容置疑的可信性）。该牧师声称，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烧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是中国人犯下了杀死他们同胞的罪行。
近些年来，英美学术界、媒体开始系统改写它们在中国的罪恶史，其中一个就是声称，圆明园是中国人自己为了偷盗宫殿里的珍宝而放火烧的。贼喊捉贼，是“上帝子民”的传家宝；撒尽弥天大谎是他们中一些人的天性；这样一个病态文化被诸多粉丝视为“人类文明的灯塔”，显示催眠术的洗脑技艺如何登峰造极。
1885年10月7日，当16人被法庭宣告“无罪”释放时，在法庭外，他们被恭敬等候的数百名男女老少迎接，并给于英雄般的阵阵掌声。从来没有一个人为这次野蛮的血腥种族屠杀被判刑，今天，美国的学校教材、媒体也普遍将之定性为“骚乱”（riot)。
不可思议的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一切，在中国的一些教育、主流媒体、“知识库”叙述中，几乎被清除得干干净净。一些介绍也牢牢踩着美国教材及媒体的宣传主线，将之定性为“在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民族骚乱”，听起来仿佛是某个外族在美国发动了什么“骚乱”，甚至对中国人就是大屠杀的受害者这一事实只字不提。
石泉城对中国人的种族屠杀和法律的纵容也进一步鼓励并导致了横跨全美许多其它地区的反华暴力与针对华人的种族屠杀浪潮。在塔科马港市，1885年11月，一群暴徒在警察的默许支持下，进入华人居民区，将其中的华人居民围捕后，驱赶到一个火车站，并将他们塞入一列去波特兰的列车；1886年3月，一群暴徒将西雅图的华人围捕并将他们押解到事先准备好的船强行驱逐。至3月底，西雅图的全部华人被驱逐；1887年，31名华人在俄勒冈州的地狱谷（Hells Canyon）被残忍杀害......
对任何种族灭绝、屠杀与战争负有战争罪的，不仅是极少数的战争设计与制造者，社会的普通公众也常是帮凶——不论是他们积极地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地通过选举、默许或旁观表达他们对战争与灾难制造者们的支持–所有这一切行为都构成了战争同谋罪。
石泉城大屠杀的消息传出后，在香港及广东导致了反美情绪。担心中国的这种反美情绪危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美国驻华公使查尔斯·田贝（Charles Harvey Denby）的敦促下，美国政府极不情愿地同意偿付一点补偿——但只限于对遭到破坏的财产赔偿，而不是对大屠杀中被残杀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赔偿什么；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坚持将付款视为一种“礼物”赠送，而不是对大屠杀承担法律责任。而这所谓的“礼物”不仅微薄，还分分计较地算出：US$ 147,748.74（十四万七千七百四十八美元零七十四美分）。
伤口撒盐的是，时任美国国务卿托马斯·贝亚德甚至将该次种族大屠杀的责任归罪于两个因素：1）华人“拒绝”美国文化的同化；2）其他国家移民的种族主义，俨然与美国人毫无干系。在一封1886年2月18日他写给中方外交代表的信中，贝亚德如此声称：
华人移民“将自己与美国的其他居民隔离开来”、“拒绝与大众融合”，“因此，针对他们的种族偏见更强烈，尤其是在其他国家的移民中。”直到今天，诸多中国人依然相信，华人被歧视，是因为自己不愿与当地社会融合。
相对国务卿的谎言，美国势力强大的“劳工骑士”领导人泰伦斯·鲍德利 （Terrence Powderly），则在写给国会等处的信中毫不隐讳地一语道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反华、不惜对华人进行种族屠杀甚至灭绝的真正原因：“我没有必要谈论反对这个特殊种族的众多理由——他们的习惯、宗教、风俗与做法。”（‘It is not necessary for me to speak of the numerous reasons given for the opposition to this particular race – their habits, religion, customs and practices。”）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鲍德利的话对善良的国人尤有警醒作用，因为一切如故，但手段更隐蔽、更五花八门，更炉火纯青。美西方对“异类”、对不同文化传统与种族的恐惧与病态的仇视，这才是美西方反华的真正根源。对他们来说，任何“异类”都是一种生存威胁，都必须清除——种族、思维意识、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异类”不被彻底根除，他们就不会感到安宁与解脱。
这一点也可从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Justice John Marshall Harlan） 的话中真切感受到。在1896年著名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s Ferguson）判决中，哈伦是唯一的一位持不同意见的法官，他以反对隔离美国黑人而著名。然而即使哈伦反对隔离美国黑人的种族主义行为，也对华人抱着决不容忍的态度。因为与黑人相比，华人更加不易同化，华人携带的文明与基督教西方文化也完全不同。他曾这样解释他对中国这个“特殊人种”的态度：
“有一个种族与我们的种族如此不同，我们不能允许他们成为美国公民。那些属于它的人，除了极少例外，要绝对被排除在我们国家之外。我指的是中国人种。”
“反华”这个极端种族主义的病毒长期弥漫美西方。欧洲“旧大陆”是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实践的鼻祖，多年来德国媒体配合英美频频对华人进行妖魔化与纳粹式的仇视宣传，并不是由于当今“中国崛起”的威胁才引发的。“黄祸”一词最早于1895年以德语出现（gelbe Gefahr），继而迅速蔓延到英美等其它西方国家。2007年，当英、美、德、法、加、澳等西方诸国密切配合协调、铺天盖地渲染“中国威胁”时，也正是在德国，“黄祸”（gelbe Gefahr）这个剧毒种族主义用词再次光明正大地登上主流媒体的殿堂。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明镜周刊》杂志（Die Spiegel）以有意引发读者恐惧的覆盖式封面设计，推出“黄祸”中国的主题文章。这种纳粹式宣传，在“已经为纳粹罪行忏悔”的德国以及在世界其它国家都未引发任何舆论波折，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当今，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力量不断上升、中国正在回归历史上在各个领域长期遥遥领先世界的强国地位，这一切引发了新一轮西方反华症、恐亚症。近些年，这些恐惧症似乎有了“科学依据”——智商。近几十年来，欧美多个权威性学术研究团队，如美国心理学会、英国的国王学院大学（King’s College Univeristy）等对种族、智商与国家发展前景的关系进行跨国别对比研究。这些研究基于一个观点：拥有较高平均智商的民族将会主宰未来世界。
但让它们纠结的是，根据这个研究，即使按照偏向欧美人思维的方式设计各种测验题，结论也同样：东亚人拥有最高平均智商，在白人之上，并碾压被许多人渲染得神乎其神的犹太人。如此，被整个西方视为“噩梦”一般的恐惧也有“科学依据”了——未来的东亚人，尤其是当他们形成统一的联盟，不仅会成为基督教白人统治世界的绊脚石，甚至会将西方排挤出局。由基督教西方主导、统治了近二百年的地球会再次回归“黄祸”们的手中。
这种恐惧心理主导着西方幕后协调一致的全球战略与外交政策方针。它们也决意不惜一切手段防止这个噩梦的发生。
为阻止以中国为核心的泛亚同盟的诞生崛起，美西方不惜一切在亚洲人之间制造各种冲突、纠纷，阻止东亚的泛-华夏文明区的形成，并在各亚洲邻国的各行各业培植反华势力、为公众的反华情结造势，让亚洲人自相残杀。
1998年的印尼反华大屠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次种族屠杀的暴虐在人类暴行史上实属罕见，一些细节骇人听闻，却在西方主流媒体话语权垄断下被打造成印尼人民“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在这场反华大屠杀中，至少两千多无辜的华人，许多是老人、妇女、年幼的儿童被惨无人道地虐杀、肢解、轮奸、活挖内脏、活活烧死......这些惨无人道的暴虐超出正常人的想象，绝非暴徒“自发”所为，而是精心策划，不仅为了制造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纠纷，也旨在同时埋下华人与MSL之间的怨恨之种（以人口算，印尼是最大的MSL国家），将中国置于两难境地。
这次大屠杀，就如同1965-1966年同在印尼发生的反共、反华血腥大屠杀一样，幕后策划者与总导演都是同一个：英、美、澳的军情机构，具体执行任务的，则是它们培训、控制的印尼军方及情报机构的亲西方势力。媒体则扮演着掩盖真相的同谋角色。直到今天，西方仍牢牢掌控着有关这些屠杀的历史话语权。
一个多世纪以来，每到竞选时节，或每当美国社会出现不景气等社会难题，各种各样的势力与团体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替罪羊：中国及中国人。这种反华情结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争取选票、为自己解脱责任、或团结美国公众一致对外，或如同今天，给美国及世界公众打预防针心理，为对中国进行最终大决战制造合理合法的“正当”理由。
不仅如此，西方社会本来就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欺弱尊强的文化传统，中国人任劳任怨、胆小怕事的性格、在沉默中忍耐不公、逆来顺受的形象也大大鼓励了美国及至整个西方世界不断把华人作为暴力、屠杀、替罪羊的便利角色，这种倾向今天也蔓延至那些受西方操纵左右的社会，如印尼、菲律宾、日本、韩国、越南、缅甸、拉美、非洲、中东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的反华浪潮，表面上看是当地人与华人之间的冲突，但从深层角度，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由西方在幕后操纵与煽动。
宗教与种族，这是美西方制定一切内外国策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拥有海纳百川民族包容性的中国人来说，这一点很难理解，但却对从骨髓层面了解并理解西方至关重要。对此，一位美国高官的率直评论会给国人一个直白的诠释。
2019年4月29日，就在全方位猎捕绞杀华为、貌似“贸易战”、“科技战”的中美冲突如火如荼之时，在华盛顿召开的《未来安全论坛》（Future Security Forum）上，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毫不掩饰地指出西方与冷战时的苏联及当代中国之间博弈的区别：即使在冷战时期，与苏联之间的冲突仍属于“西方家庭内部的争斗” (a fight within the Western family），但如今与中国之间则是“与一个真正不同文明的博弈” （a fight with a really different civilization，并继而强调, “我们将首次面对这样一个强权竞争者，这个强权竞争者属于非高加索人[即非白人] 。” (a great power competitor that is not Caucasian)
通过使用生物细菌武器，将“黄祸”中国人从地球上清除，成了美西方一个共同的病态痴迷。在杰克·伦敦的《前所未有的入侵》及谢尔的《黄祸》中，他们的冷血般叙述、构思都足以让人不寒而栗。这些故事被许多人归类为“科幻”或“预言”式小说，但这个分类并不准确，因为早在他们写这些故事之前，为了种族灭绝的目的而使用生物细菌武器，就已被多次尝试。在这个领域，他们归属的“民主与人权典范”——盎格鲁-撒克逊家族绝对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要领略这个家族的种族灭绝“国技”如何借助现代生物技术的科学手段更上一层楼，就让我们在下一节首先看一下这个魔窟的冰山一角——南非。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