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中国的无产阶级承受着最尖锐、最露骨的社会灾难，他们也肩负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传统工人阶级日益商品化的同时，农村劳动者不断无产者化，同时大量知识分子也不断落入无产阶级队伍之中。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市和农村的扩张使“阶级对立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一、传统工人的历史和现状
建国后，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支工人阶级队伍。这支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同社会主义命运紧密相连，他们建设起来的全民、集体企业也是共和国发展的缩影。传统国企工人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具有无产阶级的鲜明特征，斗争的方向总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连。工厂都是老一代工人通过辛勤劳动创造起来的，他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以厂为家，具有鲜明的主人翁意识，是私有化的主要阻力；另一方面，传统工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缺乏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在文革中，工人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但由于斗争的复杂性，相当多数的产业工人都加入了保守派，如文革初期重庆工人成立“工纠”，跟随党内当权派，同造反派对立。传统工人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对党的变质、对资本主义复辟缺乏具体和深刻的认识，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传统工人受到现实的教育，才逐渐地认清当年不能深刻理解的党内走资派问题。
在“放权让利”阶段，工人的经济收入在不断提高，而且增长的速度较快。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计算，改革开放前国有单位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4.4%，改革开放初期实际平均工资年增长幅度为改革开放前的6.3倍。以北京某机械厂 为例，1983年机械厂开始对直接生产工人实行超额计件工资制，即超额完成生产指标颁发超额奖，全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52元上升到1985年的119元，年均工资增长13%。在这一阶段上，工人逐渐放弃了管理权利，从以前的政治挂帅走向了关注物质利益。
随着一长制的恢复，工人失去已有的民主权利，管理层逐渐失控。《工人日报》指出：“随着改革方向的明确，厂长、经理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的地位、作用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界定，他们的权力得到了明确的保证。然而，无庸讳言，我们在正确地强调和注重了厂长、经理阶层的权力和职能时，却不恰当地疏忽了职工劳动者的应有权利。致使职工在分享改革成果的预期未得实现的同时，又未能分享参与协调的机会” 。1982年全国职工状况调查表明，一些领导干部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的子女安排较好的工种，在提干、晋级、住房分配等涉及群众利益方面，都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以特殊的照顾。1986年调查表明，由于搞活企业的需要，企业管理者向经营者转化，被赋予了更大的企业权力。企业厂长由上级领导任命、委派，实行负责制，职工满意不满意都得接受，干好干坏群众既不能褒，也不能贬。他们说：“工人只尽主人翁义务，没有主人翁权利，主人担风险(企业办不好，领不到工资)，公仆有保险(企业办垮了照样当官或调走了事)”。企业干群关系开始紧张，工人用消极怠工来对付干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1988年对17个城市400多个企业的21万职工所作的劳动积极性调查显示，“国营企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不在峰值而在谷底。21万职工中认为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的只占12%。”因为此时工人队伍已经瓦解，所谓的劳动积极性就是关心私利的积极性，当工人的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劳动积极性自然就会消失。改革家们对管理层独霸工厂的原因睁一眼闭一眼，相反紧紧抓住怠工的结果，视为公有制效率低下的表现，并建立严厉的工厂制度，防止“性本恶”的工人们“偷懒”。
从1985年起，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制度，上缴利税总额每增长1%，工资总额增长0.3%～0.7%。这一阶段，工人收入继续快速增长，但工厂内的差距迅速扩大起来。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凡全面完成任期内年度责任目标的，经营者的个人收入可以高于职工平均收入的一至三倍。做出突出贡献的，还可以再高一些。完不成年度责任目标的，应扣减厂长的个人收入。”事实上经营者的收入超过普通职工远不止三倍。按照国家的规定，应当采取公开招标办法，通过竞争确定承包经营者，但实际中很少有采用竞争办法的，基本上都是主管领导拍板。在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的承包基数和分成比例等指标取决于政府发包部门和厂长的谈判，没有统一和科学的标准；在企业内部，根据游正林的调查，承包人和承包监督人一般为分厂厂长和书记，在承包指标上有讨价还价余地，承包指标也不会订的太高，正常情况下承包任务完成都不会很难，因此“完不成年度责任目标的，应扣减厂长的个人收入”也就成了空话。承包奖包括风险抵押金和超额奖两部分，超额奖的分配由承包者自主决定，不再是公开的。这样，通过两权分离就创造出来“先富起来”的一批干部。现代化大生产彼此之间的联系密切，很难按照计件工资的方式来计算劳动成果，再加上辅助工人和非生产工人没有有形的劳动产品，因此工人的工资改革变成了普调。同时也开始发年度奖和红包，工人之间的年度奖基本都一样，工人与经营者奖金差距日益拉大。工人对工厂的变化看的非常清楚，工人中都流传着这样的话：“工人穷，厂长富，车间主任万元户，厂长挣钱没有数。”
90年代战略性改组的最重要内容就是“减员增效”，形式多样，包括主辅分离、内退、买断、退养、退职、居家、下岗等。工人开始下岗，到1997年底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34.4万人，其中有309.5万人没有领到基本生活费。这一时期国企职工的切身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迫使工人开始关注自身的利益，劳动争议开始出现并呈上升趋势 。1998年拉开“决战”大幕，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大批工人下岗，从1998-2001年期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有2250万职工下岗 。下岗工人的生活境遇迅速下降，以三线下岗职工为例，2005年三线下岗职工月收入低于300元的有68%，下岗职工收入的92%用于衣食和子女教育，88%的下岗职工无法养活自己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福利、亲友救济。从三年攻坚开始，矛盾尖锐爆发，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并最终引发了2002年的工潮。到2005年，全国8万起群体性上访事件、涉及400万人，其中以职工为主体的有40%多 。
传统工人中不同的群体很多。退休工人约有3000万(国企退休2300万、集体退休630万)，历史上以低工资、高福利方式完成工业化建设，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欠帐很多。退休工人最早起来进行斗争，也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并最终获得成功。一位退休女工回忆这一过程：“前些年不给我们发退休金，我们去找单位，单位说没有，让去找保险公司；去找保险公司，说单位没给交，单位没存钱，为啥给你们；返回头又去找单位，单位说没钱；后来又找市委，集体找了几次，才给我们发退休金。要是不去找，一分钱都拿不到。”一般而言，退休工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在中国存在特殊性。抚顺市民政局一个主任这样解释：“现在抚顺失业率这么高，还能保持社会稳定，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老的养活小的’，生活有保障了，这样小的就闹不起来了。”吉化的一位退休女工：“我现在和两个儿子的家庭生活在一起，一家七口。我的退休金400元，老伴700元，俩儿子都在吉化上班，但儿子、儿媳全开不了工资，一家七口就指着我俩的1100元过日子，勉强只够生活。儿子是集体工人，也是吉化建筑公司的，月工资应为800元，但发不下来，单位说缺钱所以少开，三、四年不开支了。现在的世道都变了，青壮年都没工作，反过来要靠老人养。”抚顺矿区一位32年“矿龄”的老工人，儿子儿媳下岗后没工作到沈阳打工，把刚刚5岁的小孙子留在家由老人带着，他无奈的说：“为什么当矿工光荣了三十几年，到这么大岁数了不仅要养儿子还得养孙子……?” 退休工人同企业分不开，“虽然我们现在都是由社会统一发放工资了，但我们俩对工厂还是很有感情的。我虽然不在厂里上班了，但我的孩子还在厂里；工厂好了我虽然享受不着，但我看着也高兴。我们退休的都是这个想法。”
传统工人中下岗职工的斗争是最普遍、最坚决、最持久的。 根据2004年厦门市的调查，下岗职工中48.4%参加集体行动，主要采取经济目标的形式，其中46.7%要求工作，43.3%要求收入补助，8.3%要求惩治腐败问题。在集体行动中，集体上访是最普遍的一种，参与集体行动的下岗职工中57.4%参与过集体上访。通过现实的教育，工人逐步认识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全国各地工人都明白“大斗大收获，小斗小收获，不斗没收获”。
官方宣传，“三条保障线”是缓解下岗职工生存状况的有效途径，但事实上即便进了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除了前三年能领取生活费以外，他们与没有进入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没什么区别。长春拖拉机厂1998年设立下岗再就业服务中心，按照该厂劳资科科长的说法，下岗职工进中心的比率达到100%，不仅基本生活费足额发放、社保费用定期缴纳，而且还为下岗职工提供培训。按照“三条保障线”的标准，长春拖拉机厂做的已经很好了，但该厂几位工人的话却揭开事实的真相：“进中心是进了，可有个屁用啊!一个月就那么点钱，现在我们出中心了，年纪大，没技术，找不着活，只能在家待着。”“我98年下岗，01年出中心，也没谁跟我说什么失业救济金。反正现在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单位却说什么不交供暖费，这个冬天就不供暖，这也太没道理了!你(单位)不能不管我们，我们这次(示威静坐)，就是让单位解决供暖的问题，这钱我们是不能自己交的!”进入再就业中心，也不意味着是企业发善心，长春一家面粉厂一位下岗职工这样说：“我是2000年6月1日下岗的，一下岗厂子里就给办了下岗证，也建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我在里面待了三年，每个月可以领到170元的下岗补助。”“为什么单位要给我办下岗证?因为它可以从中捞取好处啊!我们名义上下岗失业了，可单位还是让我们去干活，一天给8元钱。而且单位还规定，不办下岗证不能上班，办了才能上班。照我们的理解，厂子这么做就是为了套国家的钱。你看，我们下岗了，单位就不用给我们交每月188元的养老保险，以前这是每月都要扣的，然后现在呢，失业优惠证(即再就业优惠证)也必须办，不办就不让上班。到了后期个人懒得办的，干脆是企业替他办。我们办了优惠证，它(单位)再把我们招回来，它就可以享受免税。单位里没有办下岗证和优惠证的(职工)真就没给再安排工作。他们有的买断了，有的就长期放假，但都没活做。”
很多下岗职工已经同企业有偿解除了关系，但改制引发的矛盾并没有结束。企业破产后经济欠帐很多，根据陕西省总工会对29户困难国企调查显示，拖欠医疗费问题普遍严重，被调查企业共拖欠退休职工医疗费6323万元，拖欠个人最多达十几万元、拖欠时间最长达十几年，其中有1/3的企业至今仍拖欠已死亡多年退休职工的医疗费。 根据湖北省总工会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的60家改制企业中，有5家拖欠职工工资，11家拖欠职工集资款，13家拖欠职工医疗费，18家拖欠职工住房公积金 。因此国企工人以要拖欠工资、要补偿和社保等为目标，以捍卫国有资产、反腐败为形式进行斗争，阶级意识逐步加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现实教育了传统工人，开始重新认识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历史。下岗工人讲：“毛主席给个铁饭碗，邓小平钻个眼，江泽民踩个扁，朱镕基踢个远。”吉化的工人讲：“这几年发展迅速，是什么发展迅速，无非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迅速罢了，资本主义几百年的资本原始积累，吉化用了几年就完成了”。工人感叹：“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在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毛主席时代，工人有股精神，不受气，是工厂的主人。邓小平时期，工人手里有一点钱了。现在权利都让给了外国人，领导剥削、压迫工人，只满足了少数人的利益。国家性质只是挂名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有政治地位，有养老、医疗保障，有工作积极性。国企工人无法忘记毛泽东时代，因为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共产党是真正的依靠工人的，是为工人谋福利的。“那个时候，工资照发，工作不累，医疗公费，谁会说主席不好?”“毛主席活着，每月挣三四十块钱，干得可有劲呢。吃的用的都不缺。现在连最低的生活保证都没有了。”“还是毛主席时代好。现在啥都出来了，当时的地主也比不上现在，有钱就什么都有，没钱啥也没有。现在大学都不念了，念不起；要找工作，还得花钱。现在年轻人结婚也不要孩子了，承担不了，不敢要，自己还靠父母养着，哪敢要孩子。”
二、新工人的现状与要求
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年均970万。从1988年～1991年治理整顿时期，乡镇企业普遍停滞，非农就业增长减弱。南巡讲话以后，城镇私营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就业人数迅速增长，离土离乡的人数每年增加1000万，形成民工潮。据有关数据，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总数在2～3亿，其中进城农民工应有1.4亿。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
老一代农民工处于“两栖”状态，很多人打算打工赚一笔钱后回农村做生意。随着大生产对小生产的排挤和农村土地流转的迅速扩张，新一代农民工越来越同工业大生产相联系。一个来自湖南的广东打工者说：“我的一切都与父辈们不一样了。我不打算再回农村娶老婆生孩子。我有知识有文化，我要学会一门技能，在这里扎根。” 对于今后打算，有超过一半的人将会继续在外面打工，只有17.4%的人选择回家乡。新一代农民工已基本具备了无产阶级的特征，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工人阶级意识。据广东省总工会的调查，81.5%的农民工对自己的工人身份表示认同，对“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才完全是一个工人”的问题，70%认为工资收入是进城务工人员衡量自己职业身份的首要条件，仅有5.5%选择“获得非农业户口”，这说明在农民工看来，户口与他们的职业身份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大多数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据有关资料显示，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0.31%，初中占48.07%，高中以上仅占11.62%，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9.1%。由于没有专业技能，他们只能从事最苦、最累、最脏的力气活，生活条件也极其恶劣，大多住在简易的民房、工棚、甚至是候车室、地下管道、桥梁下等恶劣环境中。他们的劳动报酬低、工资常被拖欠、安全和健康没有保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从1992年到2004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 。据有关方面统计，2003年，全国死于工伤事故人数高达13.6万人，农民工占到80%；全国职工患职业病超过50万人，而农民工就占到50% 。2004年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 。根据2004年浙江7市的调查，农民工生病以后，大多数自己随便买点药硬抗过去，只有24.4%的人会去医院；14.9%的民工是8小时工作制，38.5%的民工每天工作8～10小时，29.5%工作10～12小时，15.5%工作12小时以上；只有6.7%的农民工有双休日，22.3%的农民工有1天休息日，56.3%没有休息日。 当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至少在100起以上。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两万多起。统计显示，2004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出事件达到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5.4%和17.7%。
同传统工人不同，农民工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雇佣工人，具有资本主义传统劳资关系的特征。他们的要求一般集中在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方面。以集体争议为例分析冲突的直接原因，1996年第二季度全国因拖欠工资引起的集体上访和罢工有530多起，第三季度590多起，占42.6%；1999年欠薪成为集体争议的第一位原因；2002年欠薪更成为全国范围内“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统计表明，近年来，各级劳动监察部门为劳动者追回的欠薪数目逐年上涨，从2002年的14.5亿元开始，“成绩”越来越显著，2003年几乎翻番，为27亿元；而2005年、2006年都达到58亿元。这一看涨的成绩单背后凝结着劳动者的多少辛酸!
从行为组织上看，自发性是农民工的重要特点。深圳某台湾鞋业有限公司的管理和保安人员经常体罚工人并克扣工资，结果引发了3000多名工人参与的大罢工，工人在厂内砸玻璃、烧垃圾、呐喊示威，以示抗议。大连某日本独资企业，由于工人工资水平过低，工人多次反映而资方不予理睬，于是，爆发了有6000多人参加的罢工，在坚持了两天半后，日本总部急令答应工人的要求，但大连市政府出面干预压制工人的要求。
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所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失去，生产成本大幅上升。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施行推动了阶级矛盾的发展。《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一规定引发了资产阶级的恐慌，很多资本家抢先辞工，试图以转为劳务工的方式规避《劳动合同法》的制约，由此引发了集体争议大幅增长。工人认为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必须按照新法偿还加班费和劳动补偿金，平均每人追讨的规模在几万元左右。
三、大学生无产者化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 即无产阶级是指不占有生产资料，在雇佣劳动关系依靠工资收入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集团。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劳动协作的发展，生产工人的概念必然扩大。生产工人指生产剩余价值、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雇佣劳动力，生产工人不一定创造价值，但必须能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中关村从事编程和软件开发的人员最为典型，他们直接称呼自己为“IT民工”，也很形象的说明了自身雇佣劳动的特征。随着脑力劳动者人数的不断增加，马克思在19世纪后半期先后提出了“脑力无产阶级”和“总体工人”的概念：“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 恩格斯指出：“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列宁也曾提出过“工程师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新概念将脑力雇佣劳动者与体力雇佣劳动者一起划入了“总体工人”或“生产工人”的范畴，反映了工人阶级发展的历史。
中国的资本主要依附于国外垄断资本，并不需要大量的技术研究人员。同时中国的资本利润微薄，也无法供养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因此，教育的“资本”化“生产”出规模庞大的大学生群体，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脑力雇佣劳动者同体力雇佣劳动者越来越趋同。根据教育部的公报，2007年入学大学生567万，当年应届毕业生495万；根据2006年人事部调查数据，6成大学生毕业即失业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农民工对月平均工资的预期为1100元，而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的预期已降至1000元左右，且近年来呈不断下降趋势 。广州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的官员甚至认为“大学生不如农民工有竞争力” ，浙江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很多大学生争着去餐厅做服务人员，“跟农民工抢饭碗” 。因此，准确地说，当代知识分子主体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尽管很多知识分子并不会主动认同这一点。
目前，我国脑力无产阶级约有6000～7000万。包括：机关办事人员1000万，平均年劳动报酬17644元 ；专业技术人员3533万，其中事业单位2613万，平均年劳动报酬16458元；企业办事人员2080万。
四、劳资矛盾的解决途径
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针对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条件恶劣、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严重、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等问题，《决定》提出要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政府、工会、企业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设；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从建立健全国家劳动标准制度入手，针对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劳动保护等方面的问题，要督促各类企业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加强劳动保护；要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通过监察执法督促企业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整顿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帮助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积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十七大继续提出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主要有三条：第一，不拖欠工资；第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如果前两条不能实现，则通过三方协商机制解决争端。从官方理解中看，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政府财政和资本家能拿出钱来，保障劳动者能拿到一点“体面”工资。这对国际和国内环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繁荣下去，以保证两头在外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只有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学者，才会将眼前的繁荣当作亘古不变的教条，忘记高悬在和谐社会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首先，资产阶级同传统工人和谐不了。即便不提老工人对社会主义的记忆，单从官方要求的衔接社会保障角度，距离完全转轨也仍有很大差距。2003～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国企下岗职工有41.6%同原单位买断劳动关系，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只有18.5%买断了关系。在已经买断的人当中，55.6%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在没有买断的人当中，只有24.4%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 。沈阳市基本养老保险按照18%的比例缴纳，2004年沈阳市月平均工资969元，下岗职工缴费1766元，医保按10%缴纳，年缴费1163元，两项合计近三千元，在夫妻双下岗的情况下，这个数字还要翻倍。然而下岗职工收入远低于平均水平，沈阳市下岗失业人员有50%的人再就业后月收入在400元以下，很难承担得起养老和医保的费用，在30岁以下的下岗失业人员中，有80.8%没有缴纳养老保险，30-40岁之间有72%没有缴纳，40-50岁之间62.7%未缴。根据2006年底山西大同市总工会对所辖6县区小型困难企业的调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占在册人数的36%，参加大额医疗费用(大病)补助的职工人数仅占在册人数的12%。 总体上，下岗失业人员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35.5%和5.4%。大部分人为无法参保而忧虑。
和谐劳资关系要求建立三方协商机制，但一轮又一轮“攻坚”所引发的矛盾不在协商范围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批准的“买断”或其他改制纠纷，事实上就投诉无门。
其次，新工人同资本家们越来越难于和谐。伴随着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成长，一个问题越来越紧迫的提出来：前途在哪里，未来怎么办?新工人无法回到农村，成渝土地流转经验在中西部迅速推广，甚至将大量老一代农民工回乡养老的梦想阻断。从阶级意识上讲，新工人盼望融入城市，最有可能真诚的追求“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但农民工却很少缴纳社保，每次辞工都要到劳动部门退保。以养老保险为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条件一是达到退休年龄，二是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各地城市则制定了对新工人更具歧视性色彩的规定，以深圳为例，“退休年龄的前5年，在本市连续缴费”、非深圳户籍员工流动前的连续工龄不视为缴费年限，也就是说56-60岁的外来男工必须稳定的在一个工厂里工作至退休 ，对于流动异常频繁的新工人而言，根本无法想象。因此在打工者看来，“这钱等于是白花”，“还不如把钱退回到手里踏实。” 新工人连养老、医疗保障都没有，如何能实现和谐社会的五大目标呢?
再次，脑力无产阶级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按照官方的界定，应聘于外企、三资企业的各级、各类“白领”和专业技术人才本应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是“橄榄型”社会的重要支柱，是有效缓冲富有阶层和赤贫阶层矛盾冲突的中坚力量。但脑力无产者要求在城市安家落户，同“新三座大山”(教育、住房、医疗商品化造成的高额经济负担)之间矛盾更为突出。单是房地产商，就可以将大部分脑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洗劫一空。更何况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坠入无产者队伍,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此外，在土地、资源等各种生产力要素上涨的条件下，依靠剥夺廉价劳动力为生的中小资本生存日益艰难，纷纷向内地转移。之所以老工人在工厂保卫战中节节败退，秘密在于农民工与国企工人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而资本力量的壮大也必然使赖以战胜传统工人的手段走向反面，老工人与新工人一样一无所有，“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新工人和老工人将从分裂逐步走向融合，正如《宣言》中所讲：“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资本主义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原标题：工人阶级的现状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