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军任荣之子：兄妹6人从不敢借父亲之名做事

大白新闻

72岁的任戎征接受大白新闻的采访（摄/王学民）

1968年8月26日，毛泽东主席与任荣亲切交谈

（任戎征向大白新闻展示珍藏的照片）

任荣

在1955年至1965年这十年间，我国共有1614名“开国将帅”被授衔。如今，健在的仅29位，军衔皆为少将。其中，1917年出生的任荣将军今年正式迈入“健在的百岁开国将军”之列……近日，大白新闻（微信ID:dabaixinwen）专访了任荣将军的长子任戎征，讲述战火年代的革命传奇。

在整个访谈的过程中，任戎征始终精神饱满，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交谈许久也丝毫不见颓困，仍给人一种干练朴实的感觉，谈起父亲时言语间十分敬重。

百岁任荣将军目前在医院治疗

任荣，四川省苍溪县人，生于1917年。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他戎马一生战功卓越，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主动请战参加抗美援朝，担任了近9年的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新中国建国后，他又请缨西藏，在雪域高原贡献十六年的岁月。

到了晚年，任荣将军仍一心求学，进入老年大学学习，以“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孜孜不倦。

任荣将军一生共有8个子女，前两个都在战争年代夭折了。作为任荣将军的长子，72岁的任戎征向大白新闻（微信ID:dabaixinwen）介绍了父亲的近况。

“父亲今年已一百周岁，但按照老家的风俗，去年家人朋友已经给父亲庆祝了百岁生日。当时，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张阳主任及西藏党委、政府等单位及领导人均发了贺电。”任戎征表示，老将军“去年头脑思维都还可以，但是今年不太好，目前在武汉一所医院就医。”

据介绍，生病前，晚年的任荣将军仍对时事非常关注，坚持每天看新闻，特别是军报和新闻联播。

雇农出身的他16岁参加红军

“我父亲家是雇农出身，雇农什么意思？上无片瓦，下无寸地，没有自己的房子。”任戎征直言讲述起父亲的出身，“我们家没有故居，你给谁家干活住谁家的房子。”

由于家里几代人都是文盲，曾被地主欺骗下签了重税的契约，受此欺侮的任荣父母气愤之余决心无论如何也要供养任荣读书识字。在父母的坚持和努力下，任荣11岁那年勉强读上了小学。可是穷人的孩子上学谈何容易，后来家里实在太过贫穷，无力继续供养任荣读书，任荣只好仅在农闲时返回学校旁听。

1933年，中共苍溪县委成立，16岁的任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后红军来到任荣的家乡，红军老战士王大奎同志动员年轻人当红军，任荣决心报名参加红军，得到了父母的支持，几天后家人含泪送别任荣。6月，任荣随新兵到达了部队，自此开始了他戎马一生的战斗历程。

过草地时靠战友帮助大难不死

在参加了营渠、宣达、反“六路围攻”等一系列战役后，1934年任荣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解放仪陇之后，任荣被任命为第八十八师侦察队队长，实施先遣侦查。

1935年3月28日，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目的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自此，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4月下旬，在锁江桥的一场战役中，任荣被敌人打伤了膝盖骨，简单休整3天后，他跟随部队继续向西挺进。

1935年7月，任荣被调到红军大学学习。8月下旬，“红大”第一次过草地，任荣生病掉队，举步维艰、危在旦夕之际，班长邵明银派杨明臣带两个人来接应，他们牵着任荣的手一步一步拉着任荣走出草地。在战友们的帮助下，任荣将军大难不死。

三爬雪山、三过草地，经历了万般磨练。凭着坚定的信念、团结的精神，与大自然斗争、与围追堵截的敌人对抗，终于在10月10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红大”奉命经武山、通威、华家岭、会宁、干沟驿，进入靖远县打拉池休整。

“一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师的时候，我父亲在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红军大学没有参加西路军，没有渡过黄河往西边走，他是跟着朱德一起行动的，后来他们红军大学跟一方面军的红军大学还有一些陕北的红军大学合并，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我父亲是抗日军政大学的首批教员之一。”任戎征回忆道。

“在1937年8月1号以后，就是国共合作以后，我父亲就离开了抗大，调到警备一旅，主要是保卫党中央的，在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时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陕甘宁边区的。”

1941年秋，任荣从延安留守兵团军政研究学习班毕业回到团里。恰逢部队整编，警备第一旅在原有的第三、第八团之外，又增加了警备第四团、特务团（该团1942年撤销，关中保安第三团调归旅的建制）。此时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上调动任荣所在的团第二营及第四团1个营，前往鄜县（今富县）黑水寺以西的山区办农场。任荣时任政委。

-30℃赤峰迎战被敌人流弹穿颈

1945年，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三五九旅留延安的第二梯队和任荣所在的警备第一旅分别组成八路军游击第二、第三支队，南下湘粤边，创建五岭抗日根据地，任荣时任警一旅政治部组织科长。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下，企图抢占东北，对关内各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在党中央指示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下，任荣所在的部队急速北上，转赴东北，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1946 年2月，在与驻赤峰之敌周旋对抗时，任荣被敌人的冷枪击中颈部，子弹从右颈穿过左颈后下方出来，出口处约核桃大一个洞，血流如注，任荣当即昏迷摔倒在地。零下30摄氏度的环境下，抢救的同志们忘记给任荣带回摔倒时掉落的帽子和手套。3个小时后，任荣从昏迷中醒来，还没感觉到颈部疼，只是觉得双手疼痛难忍。

这时候救助的同志们才发觉任荣的双手已经被严重冻伤，成了乌色，肿的厉害。同志们只好让任荣先用冷水泡，等双手结出一层薄冰，然后继续在水中融化，再改用低温水泡，并逐步加温，然后放到被子里慢慢暖。任荣的手背手指开始从乌青逐渐变红，经过一周多的护理、治疗后，总算是保住了双手。

在逐步恢复知觉后，任荣逐渐感觉到除了手痛之外，颈部也疼起来，不能摇动，不断流血。经诊断，万幸的是大血管未断，治疗一个多星期后任荣便可以坐起来，月余后基本康复，但颈部僵直，不能左右转动。后经任荣数十年的锻炼，头部向右转稍好些，向左转仍旧艰难，低头仍颈痛而僵直。

脚掌被炸断仍在担架上冲向前线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任荣作为8纵134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代理68团政委，带领68团及师炮兵营为师的第二梯队，沿海边田野和乡村小道直插台安、盘山之间的辽河渡口。在24日赶到渡口附近的黄家窝铺地区时与敌遭遇。阻击敌人的过程中任荣被敌方炮弹掀出几米远，左脚前掌被炸掉一半，血流如注。战情紧张之下，任荣只做了简单处理，用急救包包扎伤口，再用绷带扎紧小腿，以期减缓流血。随即令战士把自己和其他负伤的干部抬上，奔赴第一线，并命令部队死死堵住辽河渡口断敌人后路。

当敌人得知退路已断，乱成一团，任荣在担架上连续指挥部队与三批敌人迎战。在我军勇猛奋战之下，敌人最终溃败北逃，这是迅速全歼东北地区所有敌人的最关键的一役。

26日，趁部队打扫战场搜捕俘虏的间隙，任荣才有时间让医生检查伤势。医生清洗伤口后剪去被炸烂的肌肉和皮肤，由于没有麻药，实在是疼痛难忍，医生当即决定送任荣到附近的野战医院，路上因为失血过多，任荣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在野战医院，医护人员为任荣开刀截骨，将伤口周边的腐肉割去。由于脚掌的肌肉被炸烂，甚至流脓，不易恢复，需要长期换药治疗。任荣最担心左脚残废，不能走路，影响到以后继续在军队的工作。万幸的是，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之后，伤势逐渐好转。

1949年春，任荣可以拄着双拐到处走动了。同年5月，他终于丢掉了拄了近7个月的双拐，虽然左脚被炸伤的伤疤尚未脱落，但已经能慢慢的踮起脚行走了。

不顾伤残主动请战参加“抗美援朝”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推出后，任荣不顾左脚伤残，主动请求参战，先后担任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当时组织部兼管干部工作）、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后担任了9年的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方委员。

“1958年志願军回国后，在担任停战委员会中方委员期间，他还兼着三十八军政委，五十军政委，而且野战军作战地点多在山沟，而三十八军军部在通化，五十军军部当时在丹东。他工作非常忙，过年过节基本上没有在家呆过。”任戎征向大白新闻（微信ID:dabaixinwen）回忆道。

任荣征又说起父亲曾经提到的一个小细节，1950年10月23日，任荣跟总部机关奉命入朝。当天上午出发，由丹东沿鸭绿江北岸，向长甸河口前进，任荣坐车被安排一名似曾相识的年轻翻释，谈话中，任荣得知这位年轻英俊的俄文翻译名字是“毛岸英”，在苏联学的俄语，回国后务农、做工、当过工厂党总支书记，而且是刚结婚不久。

任荣很意外，问他“你是新郎，离家打仗她乐意吗？”

“乐意！可支持我啦！”停顿了一下，他继续说道“我父亲叫我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你父亲思想挺进步的。你在工厂多好，参军打仗多苦，多危险！”

“我不怕，战争能锻炼人。”

任荣没有问及他那思想挺进步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当时也没想到要问。

到达长甸河口后，大家在一起吃午饭，任荣和毛岸英又边吃边谈起来，任荣问他既然是留洋归来有学问的人，怎么还去务农呢？

“我父亲叫我去的。”

“你是在哪里务的农呢？”

“在吴满有那里。”

他说到吴满有，任荣突然就明白了。吴满有是抗日战争年代陕甘宁边区著名的农民劳动英雄，毛泽东亲密的农民朋友。

任荣对毛岸英说：“啊！你的父亲不是毛主席吗？”

他回答说：“是的。”语气仍然是自然平静的。

任戎征称这件事情让父亲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像是一股无形的力量，激励鼓舞了他战胜敌人的信心。

后来听到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任荣非常悲痛，后还主持了包括毛岸英在内的志愿军烈士陵园的修建工作。并根据毛主席指示于1959年2月受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委派，带领毛岸英夫人刘思齐及邵华等人赴朝秘密为毛岸英扫墓，较好完成了毛主席及刘思齐的心愿。

1958年10月，志愿军全军撤军回国，任荣在驻辽宁丹东市的第五十军任政治委员，仍担任着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中方委员，这期间经常在中朝两国往返。

西藏高原16年曾任党政军一把手

1964年5月，任荣主动要求去西藏工作。同年8月21日，任荣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10月，任荣告别家人，同王诚汉、郭瑞乐同志结伴而行，乘飞机经西宁、格尔木，第二天抵达西藏的当雄机场。开始了高域雪原十六载的历程。

“父亲对西藏感情非常深厚。前些年在思维还比较清晰的时候，他一直对西藏非常关心，各种相关信息都留意关注。”任戎征说，“只要是西藏来的客人，父亲都会热情接待，也非常愿意听他们介绍西藏的情况。”

1971年，任荣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区党委集中全力抓党的各项政策落实，先后到拉萨、那曲、山南、日喀则和昌都地区的绝大部分县，一些位于险山恶水的偏远县、区、乡、村直接向群众做调查。

任戎征向大白新闻（微信ID:dabaixinwen）介绍说：“有大约十年时间，我父亲在西藏曾任党政军一把手，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

开发羊八井地热田，建立热电站、建桥修路、建设农田草场、治理“一江两河”的楚河、引导民众破除迷信、改变就的生产方式、推广科学种植、科学养畜……任荣在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十年里，马不停蹄的开展并落实着一项项的措施，将广大农牧民组织起来从靠天吃饭、靠“神”生活的旧观念里解放出来。

“如果将1950年到1990年这四十年每十年划为一个阶段的话，我父亲所在的1971年到1980年这十年，是西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两方面指标最好的十年。”任戎征谈到。

他继续说道：“经济指标大体上是按照GDP来衡量的，他在西藏的时候，就按照现在的GDP的指标来衡量，平均下来，每年都是六点多的增长率，坚持了十年。在那个时代，这是很不容易的。”

“过去，我们大多叫工农业生产总产值，后来又改为国民经济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经济总产值是两个不同概念，而国民经济总产值和GDP也不是同一个概念。但是这三个指标大体上是可以正向对比的。1980年父亲离开西藏，此后十年当地的发展都确实不如1971年到1980年这个阶段的经济指标好。”

任戎征表示，“第二个是社会发展的指标，比如说教育发展怎么样，文盲消除了多少，适龄儿童就学率是多少，医疗人员比例是多少，公路通车里程是多少，公交车或是邮政车辆是多少，这些体现了社会发展，是另一个不同的指标。”

兄妹6人从不敢借父亲名字做事

在交谈中，任戎征向大白新闻（微信ID:dabaixinwen）回忆起父亲的生活点滴，“记忆中的父亲过年过节基本上没有在家呆过，新中国建国后，他担任了近9年的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后来父亲去西藏工作16年，只休过一次探亲假。母亲一人在北京，同级别干部的家属，有些住在部队里，还会有警卫或炊事员等，而我母亲在北京一个人住，既没有警卫人员，也没有工作人员等。”

谈及自己的童年，任戎征回忆称，年幼一起上学的同学中有很多都是将门之后，“比如，陈锡联上将的儿子陈再强，赖传珠上将的儿子赖克游，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宜，王平上将的儿子范晓光（随母姓）中将，都是我的同学。那时候，我们都穿着洗的发白的旧军装。父母穿完了儿子接着穿，哥哥穿完了小弟弟再穿，都是这样的。但大家从不会谈论父亲的官职大小。”

在教育子女时，任戎征也秉承了父辈的传统，“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没有一个是会去借父亲的光去升官发财的。而我们的子女也会觉得谁谈论父亲的官职大小都是非常低俗的事情。”

“比如我，1963年当兵，1988年任武警黄金第三总队政治部副主任，授武警上校警衔，是很普通的。我可以无愧地说，从我当战士期间，到当指导员，大家后来都会说，没有想到我还是一个高级干部的孩子。”

“父亲在西藏任职时，中央曾给过西藏很多优惠政策，当时确实也有一些西藏的干部子女利用关系，做了一些生意。但我们家的孩子没有一个这么做。因为我们根本不敢，只要一这么做，爸爸知道了肯定要发火。一说要到西藏去，老爸马上就把耳朵竖起来了，就怕借他的名誉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