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追忆海军司令员叶飞戎马一生
陈国华
1979年8月2日，时任海军政委的叶飞（左）陪同邓小平在军舰上视察海军部队
抗日战争时期叶飞（中）在阳澄湖上
1953年叶飞（前中）在厦门海堤建设工地
新四军老战士最爱唱“军民鱼水情”
原海军司令员、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将军的旧居在北京护国寺街，大树下的青瓦灰砖平房，一如往日的静谧。近七十岁的叶将军小女儿叶榛榛接受专访时，首先问及先谈什么话题，记者迫不及待地提到与她父亲所指挥的部队紧密相关的两部著名影片《沙家浜》、《东进序曲》。
这两部在当年家喻户晓的影片，取材都是叶飞领导的新四军老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义东进江南的故事。叶榛榛说，新四军老战士们最爱唱的是《沙家浜》里的沙奶奶那段“军民鱼水情”，有时老战友见面聊起江南抗日往事，高兴了还要唱一段“同志们杀敌挂了花，沙家浜就是你们的家”，百听不厌。他们深深知道，没有江南人民的掩护和支持，新四军部队很难在江南河网地带扎根，打开抗战局面。
父亲跟叶榛榛谈过《沙家浜》指导员郭建光的原型、作战处长夏光的一些往事，言语中带着很多感佩。尤其说到新四军伤病员的实际人数不只28人，没有后方医院，异常困难。忠义救国军属于军统，处处跟新四军为难，积怨很深。常熟一带阿庆嫂、沙奶奶的人物原型很多，春来茶馆这样的地下联络站也很多，依靠群众的帮助，救援工作很有戏剧性。后来夏光带着治愈的伤病员，配合当地抗日武装，又组织成一支新的“江抗”部队。
叶飞告诉女儿，“没有根据地，我们打仗的军粮、兵员、军费、武器哪里来？日本人占交通线，想切割我们，但我们老六团靠江南人民支持，打出一片新天地。”镇名“沙家浜”是作家虚构的，二十年前常熟的一个镇子请将军题写“沙家浜”镇名，想不到另一个镇子“不高兴”，说“阿庆嫂也是我们这里的”，“我们也有地下联络站”。 叶榛榛说，大家争“沙家浜”名称，父亲对此感慨文艺作品“很厉害”，他题了词，表达对“江抗”和江南人民的浓郁之情，在群众中影响很大。
叶飞认为《东进序曲》的编剧经历过战争，反映的军事生活“很真实”“很生动”,写到跟国民党顽固派既统战又斗争的复杂过程，写到我方出神入化的情报工作。叶榛榛至今还记得父亲看电影时的高兴模样，感慨很多故事没有挖掘出来。《东进序曲》是以郭村战斗为原始素材的，在《叶飞回忆录》中涉及郭村战斗的部分长达十几页，各方缠绕、斗智斗勇的过程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尤其是战斗最危急的生死关头，援军来不了，将军称自己“一身冷汗，手都发麻”，最终靠着全军将士的誓死拼搏，打赢郭村一战，站稳脚跟。
前几年苏州市文化局老局长曾告诉叶榛榛，常熟准备建造一个“江抗”纪念馆，把那段可歌可泣的军事斗争“放进去”，正在征集江南人民抗日文物。后来，叶榛榛抽空去了一趟，馆里有两个年轻人正在布展，想到父母亲与“江抗”和江南人民的生死眷恋之情，忍不住泪花闪闪。
陈仪大吃一惊：“原来叶飞是个书生”
1967年根据周恩来的命令，正在被造反派批斗的福建省委书记叶飞被老战友、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秘密送至北京。叶榛榛记得，那天正是除夕深夜，皮定均悄悄撤换岗哨，半夜将父亲转移至机场。“皮司令给我一件军大衣，让我当好父亲的护士兼警卫员。我躺在椅子上睡着了，他们两人在机场会议室悄声说了半夜话。”
飞机在西苑机场降落后，父女俩住进京西宾馆。“头几天没来人，我陪父亲聊三天。”叶榛榛问他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参加革命？这一下勾起父亲的谈兴。父亲的讲述让叶榛榛至今难忘，她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号召南洋华侨送子弟回国读书，为祖国培养人才，菲律宾华侨同乡相约送了一批一批孩子坐船回中国。父亲出生于菲律宾的一个华侨家庭，按惯例，家族要送一个孩子回福建南安老家。本来要送七岁的哥哥，但他大哭，不肯离开生母。祖父决定让五岁的弟弟（也就是我父亲）和哥哥一起上船，这样两个男孩有一个伴儿。”有一年，孩子被土匪绑架勒索，祖父回国处理，愤怒留下几句话后就再也没回来：“中国太腐败，太落后，你们要争气，好好读书，长大要救国救民。”
叶家兄弟俩的学习成绩在家乡小学始终数一数二，后来一起到厦门上中学。兄弟俩参加共青团组织，从事学生运动和地下活动。“后来我父亲出狱后去闽东发动武装斗争，打游击。伯父一度回到菲律宾，然后再度回国，在老家南安那一带山区打游击，被捕后牺牲。兄弟俩在厦门分别后互相再也没有音信。”叶榛榛描述，福建解放以后父亲一直寻找哥哥的下落，找到他的墓在南安老家山上。“我曾随父亲回老家祭扫，在树林灌木丛中有个很简单的小墓，立了碑，没有名姓，刻着烈士墓的字样。”
叶飞对女儿说，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来自中学时代，在厦门读过两本书《共产党宣言》、《马列主义ABC》。加入共青团以后，组织上要求他脱离家庭、学校，转入地下。于是他给菲律宾家里写了一封信，让家里不要寄钱给他了，“要去上海读书，有朋友提供学费”。从此他成为职业革命者，和父母断了联系。
中央苏区老红军曾志曾是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过军训的女兵，她初次见到领导闽东红军游击队20岁的叶飞，看到他不躲避打来的子弹，就知道他没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透着坚毅和果敢。叶榛榛说：“闽东断了与上级的联系，粟裕北上留下伤病员，一个连长当了闽东独立师的师长。形势严酷，师长叛变，要通敌投降，被警卫员发现，父亲大吃一惊，这是一生最大的考验，要不要坚持下去？当时从福州坐船回菲律宾，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但他为了信仰，处理了师长，自己当师长兼党代表，坚持武装斗争。”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23岁的叶飞把缴械的军官服装穿上一套下山谈判，令福建省主席陈仪大吃一惊：“原来共匪叶飞是个书生。”老六团三千精兵奉命下山去皖南练兵，从练习队列开始，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都受严格训练和约束，从此游击习气很重的部队一改面貌，叶飞感慨，“叶挺把我们改造成正规军。”
1947年作为华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兼政委，叶飞率部参加莱芜、孟良崮等战役，1949年2月出任十兵团司令，参与指挥解放上海的战役，之后开始作进军福建的准备。叶飞跟女儿说：“毛主席交我解放福建的任务，上级又调一批福建籍的干部到十兵团，就因为我们知道海、潮汐和台风。梁灵光是厦大学生，也是福建出去的，担任解放后第一任厦门市长。要把见过海的人、有海的情结的人调来。”
曾志后来说，没想到闽东游击队的那个18岁小叶会变成赫赫有名的解放军一位上将。
“想不到，原来攻打厦门的是我表弟”
1949年10月16日夜晚攻打厦门的战役打响，那时厦门还没有海堤，这是一次渡海登陆作战。战士们英勇顽强地战斗，让国民党守军顾此失彼，进攻鼓浪屿的部队牺牲很大，但牵制敌人，威慑敌胆。以后叶飞每次去鼓浪屿，总要去洒满鲜血的阵地凭吊一番，向烈士们表达敬意。
有一年叶榛榛随着父亲的老警卫员葛金康，重走父亲率领兵团指挥部登陆厦门岛的路径。从高崎的泥滩上岸，直达万石岩的那个寺庙，当年一路炮火一路险情似乎还依然能够体验到。
美国来的叶晨晖是南安叶氏家族的族人，他的父亲曾是厦门军统人员。当年叶飞因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被关进厦门思明监狱，叶飞哥哥赶来营救，带来叶飞的菲律宾护照，想通过送钱引渡出狱。叶榛榛回忆说：“叶晨晖父亲和军统同意放出父亲，但父亲居然不肯引渡出狱，‘我不回去，我没暴露，判刑也不长……’后来出狱改名到福州，从事地下团省委工作。1949年打厦门，军统机关才知道，十兵团司令叶飞就是那个思明监狱里‘不懂事’的小叶？叶晨晖讲述这一段时，父亲听了哈哈大笑。”也就是在这种谈笑中，叶飞鼓励叶晨晖回国创业：“你来投资办厂。”果然，叶晨晖成为第一批回大陆筹办电脑工厂的华人企业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侨胞谢正光从美国回福建南安寻根，发现他父亲谢汉儒与叶飞是很亲的姑表兄弟。谢汉儒闻讯特地回国见了一面，他告诉叶飞，十兵团攻打厦门时，他正带领台湾省“慰劳团”来厦门，国民党守军司令汤恩伯在虎头山宴会上听见炮声就说，你们赶紧走，共产党打来了。当上第四道菜时，汤恩伯就匆匆离席了。他与汤恩伯在厦大海滩，从小船上了登陆艇撤退，惊讶地看见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作为军事顾问，也在汤恩伯的军舰上。几十年后相见，谢汉儒连连笑道：“想不到想不到，原来当年攻打厦门的是我表弟。”
《叶飞回忆录》中有一同样时段的细节记载，不知叶飞当时亲口告诉谢汉儒没有？当年汤恩伯呼叫兵舰放下小舰接应，适逢退潮，舰只难以靠岸，急得他在海滩上团团转，直跺脚。从监听的报话机中收到了这个信息后，叶飞命令一线部队迅速向厦门港追击，活捉汤恩伯。可惜部队只顾追击，呼叫不通，汤恩伯足足停了一个小时才喊到小艇，仓皇而逃。
1949年后，叶飞投入繁重的军政工作之中。1955年，叶榛榛从保定外婆家回到福州，她上了仓山小学。“我们没有制空权，国民党飞机时常轰炸福州城，木头房大片起火，经常拉警报，老师就带我们钻防空洞，教室窗户贴米字防震碎。晚上探照灯四射，身处前线，老百姓生活被严重干扰。”叶榛榛回忆，父亲那时夜以继日地忙于工作，调来炮兵，修建厦门海堤、鹰厦铁路，增强我军的战斗能力，国民党从此只是派侦察机，再也不敢派战斗机骚扰。
《叶飞回忆录》用多达四十多页的篇幅详细记载了金门战役、金门炮战的全过程，关于金门失利的原因与思考，书中已经有了真实的记录。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开放大陆老兵探亲，一位原解放军28军金门被俘老兵到北京后，向国台办提出见见叶司令。国台办征询叶飞意见，他答应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见面。那位老兵一见面敬军礼就哭着说：“叶司令，我代他们向您汇报，我就是要活着回来向司令员报告。我们都是好样的，实在打不下去了，但没有给解放军丢脸。”叶榛榛说，从大会堂回来后，父亲脸色沉重，半天没有言语。
父亲说：“何止一遍，我读了五遍”
“文革”期间叶飞在北京卫戍区单人监禁，五年多没有音讯。1973年春天，在福建南平纺织厂学徒期满的叶榛榛有了探亲假，到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看望妈妈。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说可以去一家部队医院接父亲，通知中说父亲“被解放了”。
“妈妈就派我和大舅舅去接父亲回家。其实我们的家几年前就没了，中组部招待所打扫了一个大一些的房间，放了一张大床。我们接到瘦弱的父亲，他的行李非常简单，就是一套换洗的衣服、一个牙缸和一些马恩书籍，衬衫都洗破了，粗针大线补着几块补丁。我问父亲，这是谁补的呀？他说，我自己呀！”叶榛榛注意到父亲提着一个黑色的手提袋，里面放着一套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书的上面密密麻麻地做了铅笔画的杠杠和批注。叶榛榛惊讶地问：“通读了一遍？”父亲说：“何止一遍，我读了五遍。”
“父亲那一时刻的从容和平和，我永生难忘。他就这样微笑着回到了‘家’，和迎接他的母亲在楼梯口见面了。”叶榛榛说，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父亲精神上的力量，信仰的作用。“从此《资本论》对我来说有了另外的意义，它代表的是一种可以学习与思索的学说。”叶榛榛发现，父亲的思索更加深广，更有担当，1975年担任交通部部长，顶着“洋奴哲学”的帽子，敢于拍板买外国船只。
1979年3月叶飞出任海军第一政委，一年后任司令员，他发誓要在三年内使海军面貌有较大改变。当时叶榛榛正在上大学，每次假期回家都见到父亲忙碌的身影、花白的头发，看到他为了海军建设竭尽心血的场景。他对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充满信心，也蕴藏着热爱，晚年爱穿的服装是海军上将服，领工资也在海军。
中学时，叶榛榛和小伙伴们曾在大院里看过苏联影片《海军上将乌沙可夫》，对海军生活如痴如醉。到了父亲担任海军司令，有一回瑞典军舰来访，叶榛榛和弟弟上舰参观，见到甲板上身着挺拔雪白服装、插耳塞听音乐的瑞典军人，父亲问印象，叶之桦说：“人家海军很神气。”父亲不多说话，只是笑一笑。
不久，海军服装朝着国际化的标准改了。 叶飞视察福建平潭海军基地时，在场的叶榛榛看到所有军舰挂满彩旗，着装英气的士兵排满舰桥，军舰列队鸣笛，向旗舰上一脸威严的司令员致敬。
陈毅要写中国的《战争与和平》，叶飞说要写中国的《父与子》
“文革”中，父亲与叶榛榛一次深谈时，曾说自己早年脱离家庭、学校，转入革命生涯，完全凭的是一种忠诚。“我从来不是单纯打仗的军人，我是职业革命家。”但他作为身处厦门的华侨学生，有一种别样的人文情怀。“文革”中专案组到处寻找他的罪状，找到他学生时代在厦门报刊上发表的诗作，认为“小资情调很重”，后来周总理看到专案组送来的“罪证”觉得好笑：“那个时代的革命青年就是这个味道嘛。”
“父亲喜欢诗歌小说，曾说如果没有参加革命，就做个记者。大弟考入北大新闻系，他就说我的理想也跟你差不多。”叶榛榛描述道，父亲书房的三面墙都是书，许多书都包着牛皮纸的封皮，很多书是父亲在战争年代积攒起来的。抗战时父亲带领部队路过江南大镇，会买很多法国、俄罗斯等国小说集，别人打篮球，他会在一旁吃青橄榄看小说。行军时负责行李的警卫员会埋怨：首长都是书，这么重。有一天，陈毅闲聊中说，我要写一部中国的《战争与和平》，父亲就说我要写中国的《父与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第一次应邀来华演出，设在天桥剧场，需要请国家领导人观看。主办方认为叶飞副委员长“洋派”“视野开阔”，列入主宾名单。叶榛榛和弟弟陪父亲坐车前往，遇到堵车点，平常温和的父亲显得焦急，少有地让司机闪灯“闯关”，总算在开场前赶到。当演出中，中外观众用法语喊“好”时，父亲也忍不住地一同欢呼。第二天是歌剧专场，他表示浓厚的兴趣，要求再去剧场一趟。
叶榛榛大学毕业分配到台办工作，她开始不太愿去。父亲平和地说，做和平统一最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任上，他见了很多从海外、台湾、港澳来的客人，做桥梁沟通的工作。晚年到厦门几次，都要到当年指挥打仗的云顶岩观察所，闻远处的海潮声，静静地看着对面的金门岛，和平统一成了他未了的心愿。
叶榛榛回忆说，父亲去世前几个月有一次谈话，是在福州温泉宾馆的客厅里，与前来探望的新四军战地文工团老战士吴彤及儿女蒋雷蒋露，那时老人的脑部癌症尚未被发现，他依然谈笑风生，问年轻人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还相信共产主义理想吗？”第二句话是，“你对共产主义运动怎么看？”叶榛榛说：“1999年12月底父亲离开福州，到厦门时就病倒了，陷入昏迷。这成了他的最后一次谈话，他在谈话中关切地问蒋雷蒋露有关信仰的话题，让他们讲真话，想知道年轻一辈在思考什么问题，年轻人的回答显然也让父亲比较高兴。”
叶榛榛想起当年自己考上厦门大学古典文学研究生的时候，父亲特意题了一副对联：“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父亲的书房里挂着一个木匾，上面是他自己题写的两个字“静思”。叶榛榛对此有感而发：“我的理解是，父亲对待他信仰终身的理想和主义是有学习，有思考，有探寻的，他确实是一个有信仰的共产主义者。”
叶飞的遗愿是葬在厦门烈士陵园，让自己永远跟牺牲的官兵们在一起。他酷爱贝多芬交响乐，有一回出访德国，主人送了贝多芬九套唱片，他为此特意买了一套新音响，只为了聆听的惬意。筹办葬礼时，叶榛榛和家人商议，就在告别仪式上播放贝多芬《英雄交响曲》，让雄浑的乐曲声送别戎马一生、赤诚一生的老父亲。
“父亲说过，早就做好为信仰牺牲的准备，没想到活了下来，常常想到那些牺牲的同志，自己是一个幸存者，就没有什么可以计较的。”这几句话让叶榛榛至今想起，都会感受到被称作“奉献”“奋斗”的那种永恒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