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败家子’,不要滥用中央、军委的信用。”
组建空军,是新中国国防建设的一件大事,党和国家十分关心,提出要尽最大可能满足建军的人、财、物需要。毛泽东主席亲自向刘亚楼交代:“空军的基础如何, 起步快慢,关键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你的当务之急,首先要选好办校的人。这方面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刘亚楼提出航空学校缺乏得力的政工干部,希望主席关照。毛泽 东为此专门指示总部,在全军范围内挑选最适当的人选,担任航校政治委员。航空学校缺少政治教员,刘亚楼又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报告,建议从北京高等学校选调18至24名政治教员给6个航校。毛泽东第二天就作出批示:“同意这样调人,请安子文、陆定一、刘亚楼会议一次,决定调人办法,由安子文召集。”
1952年2月,毛泽东还亲自与肖劲光等海军领导人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用于买飞机。
党中央、毛主席如此重视空军的建设,为刘亚楼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但刘亚楼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说:“我们一再提倡不当‘败家子’,不要滥用中央、军委的信用。”1949年10月,在他提议下,空军专门就经费支出规定了三条原则:1、时刻照顾到国家整个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作预算、作计划宁小勿大;2、只开支为建设空军十分必要的款项,而一切可以不办或缓办的,都不办或者推迟;3、必须照顾到广大陆军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空军在物质生活方面一定不能突出。
在刘亚楼倡导下,年轻的空军在艰苦奋斗、勤俭建军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对机场规格实行革命。1960年以前,空军修建机场都是按照苏联空军修建机场的规格计算跑道的长度、宽度、坡度和净空度。照这一规格修机场,要求条件比较苛刻,场地难选,占地面积也太大,给国家造成浪费。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多方面征求国内专家的意见,1960年12月,刘亚楼提出要对机场规格实行革命。他说:“现行机场修建的‘四度’,条件要求太高,占地面积太大,营房修建标准偏高,浪费国家资财,难以找到场地,而且容易养成部队的娇气。”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空军工程技术人员反复摸索试验,终于搞清楚,在西藏修建飞机跑道4200米就完全够用了,比苏联专家的计算缩短了二分之一,从而以最少的投资修成了世界上最高的机场。又如,空军在青海修机场,工程技术人员经过试验、论证,提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盐湖资源, 用盐修建跑道的大胆设想。苏联专家开始时竭力反对,说搞不成。刘亚楼和空军党委果断地支持空军工程技术人员的设想,结果我国空军建成当时世界上惟一一个用盐做跑道的机场,飞机起落感比水泥修建的还要好。经过几年的大胆实践,中国空军摸索出了自己的机场规格。按照这个规格修建一个机场,可以比原来规格少占土地720亩,可以为国家节省经费171万元。
在机务工作上贯彻“用烂用完”方针。刘亚楼和空军党委多次强调:飞机越是陈 旧,器材越是缺少,就越要兢兢业业,把飞机的维护、修理工作搞好,使每一架飞 机、每一台发动机、每一机件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对老旧飞机,空军党委提倡“一修再修、修而复用”。对老旧飞机的风险使用问题,空军党委明确指出:“要绝对保险才敢飞,那是不行的,要在一定保险系数下,冒一定程度的险。”“经过试验,有把握地冒险。七分把握,三分冒险。”在某些情况下,经过一定的努力,仍然不能达到规定的技术要求时,就采取一定条件下的控制使用办法。如有些飞机不能用于作战就用于训练,不能飞特技就飞航线起落,并在这方面相应做了一些规定。
为了养成俭朴的风气,刘亚楼还在空军提倡“节约一厘钱”的精神,一个螺丝钉、一滴油地实行节约。在他身体力行下,空军机关形成了这样的规矩:起草文件必须用废纸,油印过的纸都要翻过来起稿用。内部行文不准用新信封和有笺头的信纸。信封也必须反复使用,先用钢笔写,再用毛笔写,最后翻过来糊好再用,一个信封用三次。刘亚楼说:“一张纸,一个信封,看起来是小事,可是整个空军算起来,节省的纸就相当可观了。”
“陆军是老子,空军是儿子。”
建国初期,空军是个新军种,被称为“天之骄子”,很多官兵产生了骄傲自满情 绪。1950年初,在天津杨树,一个空军的人和一个陆军的人在走路,老百姓看到两个人的服装不一样,好奇地问空军的那个人:“你为什么穿蓝裤子,他为什么穿黄裤子?”空军的人解释后,老百姓又问:“那么空军和陆军哪个大?”空军的人一扬脖子,自豪地反问老百姓:“我在天上,他在地下,你说那个大?”
事情不大,但是刘亚楼对此十分重视,他开始十分注意培养部队树立谦虚谨慎的作风。1950年4月11日,他向中央军委递交了建议组织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报告,报告将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番号拟定为“空军第四混成旅”。他解释其中的原由说:“我已考虑很久了,不能叫‘第一旅’,叫‘第一’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骄傲自满。我们要效仿毛主席的做法。他在井冈山创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部队时,开始就叫红四军,没有叫红一军嘛。这里有一个继承发扬红军光荣传统的问题,这样有利于这支部队的建设。我还想,应该把空军部队的前几个番号,例如第一师第一团等,作为荣誉,留给在今后作战中战功卓著的部队使用。”5月9日,中央军委批复了空军党委的报告。
在处理空军与陆军、海军等兄弟军种关系的问题上,刘亚楼十分谦虚、谨慎。1951年2月22日,他主持召开空军党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了“在陆军基础上建立空军”的方针。同年8月1日,他在《人民空军》杂志上发表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一文,对这一方针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为了解决空军官兵的思想认识问题,空军党委当时抓住了天津杨树的那个例子, 在全空军进行了广泛的教育。提出:空军是在强大的陆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有陆军取得胜利,空军才有胜利,否则空军等于零。为了把这个思想说得更透彻,刘亚楼打了个比喻:“陆军是老子,空军是儿子。”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很快成为空军官兵的共识。
几年后,空军建设有了一定的基础,空军内部产生了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来形容空军建设的说法。刘亚楼对此十分警惕,他认为这是一种骄傲自满的苗头。为此,1954年2月,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空军部队是由陆军整师、整团调来改建起来的,不准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句子来形容空军的建设和发展。
1959年5月,刘亚楼在空军第二届党代会第一次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对于骄傲自满,要造成一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要保持‘空军有骄傲’的压力,但是不要当成包袱。有压力好,自觉地接受压力,就会引起注意,否则骄傲自满还会发展。”
进入60年代,当空军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受到军委、总部表扬时,刘亚楼在成绩面前依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1963年,他主持召开空军党委三届五次全会。会议提出,空军要牢牢记住并坚决贯彻执行罗瑞卿总参谋长提出的“办事要认真,工作要落实,经得起考验,不要翘尾巴”的指示,达到既经得起批评,又经得起表扬,永远保持谦虚谨慎,永远不要骄傲,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
“有令就行,有禁就止。令就要行,禁就要止。”
刘亚楼是以认真、严厉著称的。他认为,这是适合空军特点的。
飞行也像开汽车、驾驶轮船一样,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发生事故。但不同的是, 汽车、轮船发生事故时可以在陆上、水上停下来修理,而飞机却不能在空中停下来。如果飞机在空中发生故障,就可能造成迫降跳伞或者机毁人亡。空军中每一个飞行员在执行战斗任务的过程中有着很大的独立性、机动性,对他的指挥主要是依靠仪器。因此,指挥员不是常常具有观察自己飞行员行动的可能性,并且纠正他们错误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离地三尺谁也管不着”,到了空中更是“天高皇帝远”;空军作战的成败,往往决定于几秒的时间内,航空兵无论错后或者错前出现在战斗活动地域上空都是不允许的;空军部门组织繁多复杂,分工细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空军的活动, 不是某个人的活动,而是集体的活动。
所以,刘亚楼强调指出:“技术装备复杂的空军尤其需要严格,它往往由于一个螺丝钉的差错,或操作中毫厘过失就会导致严重的事故;一次战斗的胜负,战机的得失,也常常决定于分秒。必须做到:‘有令就行,有禁就止。令就要行,禁就要止’。”“我们需要培养一批这样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其他领导干部,这就是:既严格要求,又不生硬粗暴。那种既不敢严格要求、也不生硬的软绵绵的人,慢腾腾的人,看见什么也不反对,这样子有什么好处?我们坚决反对那种没有一点辣椒味的人,没有风格的人。”
刘亚楼的严格,首先体现在对领导干部的要求上。他从点滴做起,从领导干部抓起,毫不留情,不怕得罪人。1952年8月,航空兵某师师长飞行时发生了机毁人亡的严重事故。调查下来,发现原因有两条:一是该师长自身技术不熟练,二是当时气象条件不许可,而空军值班的某负责同志没有认真把关,盲目批准其飞行。由于事故责任牵涉到空军有关领导同志,人们议论纷纷。刘亚楼亲临现场调查处理,主动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并且很快召集空军党委常委研究,决定上报军委给那位负责同志以处分。这件事在空军中造成了极大震动。
一次,刘亚楼在丹东某师召集干部开会,几位司令、将军进会场时没有敬礼。他当场就严厉地进行批评,并且要求他们敬礼后重新进场。还有一次,他去广州部队检查工作,一跨出飞机,就发现白云机场脏得很。他马上批评了前来迎接他的团长、政委,要他们带头扫地,马上就要扫干净。刘亚楼严肃地说:“如果你们不扫,我这个司令明天就给你们扫”。
刘亚楼对领导干部的批评之严厉,至今令许多老同志感叹不已。仅仅关于文字工作这一项,刘亚楼就抓了4个反面典型:空军某航校1961年党代会写了5万字的报告;某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念机关写的稿子,因为事先没有看看,加上字迹潦草,结果 把“机械化半机械化”念成了“机械化牛机械化”;某航校一个团政治处主任欢迎一个篮球队也要机关为他准备稿子,结果念稿时又将“衷心地欢迎”念成了“哀心地欢迎”;某师政治部主任起草文件时偷懒,把起草工作全部推给了干事,因为蚊子多,他叫干事把桌子搬到蚊帐里去写,自己在那里打麻将。1963年,空军在青岛召开会议,刘亚楼在会上一个一个地点名,狠狠地批评这四件事,要他们“起誓洗手不干”。一时间,“机械化牛机械化”、“哀心地欢迎”成为了全空军的笑谈。
认真负责、严格要求还体现在对飞行干部的要求上。1951年3月,空军某航校组织飞行训练,飞行教员刘登起违反纪律,在空中耀武扬威,驾驶飞机向某地集市俯 冲,还向黄河中的小船和道路上骑毛驴的妇女作俯冲盘旋,吓得妇女从毛驴上摔下来受了伤。刘登起自己最后也连人带机撞了山,给国家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并且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刘亚楼知道这一情况后,十分气愤。他严厉批评说:“要把这种坏作风看作空中流氓行为。”按照他的指示,《人民空军》杂志第20期以《“空中流氓”刘登起丧了命》这种空前严厉的标题报道了这起事件,并且刊登了航校党委《关于刘登起等飞行失事检讨的报告》。号召在飞行员队伍中广泛开展批判“空中流氓”的思想斗争。这场斗争在刘亚楼的关注下一直没有放松,空军先后开展了对赵砚田、谢登宇、焦延寿等违法乱纪事件的批判斗争。空军党委也几次作出关于纠正飞行干部违法乱纪的决定。如1953年3月,空军党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严格检查并且彻底纠正飞行干部中骄傲自满、违法乱纪现象的决定》,提出了六项措施;4月,空军司令部、政治部根据个别飞行人员在疗养期间纪律松懈,不守规矩,甚至乱拉关系、腐化堕落的现象,发出《为克服飞行人员住疗养院违反纪律及腐蚀战斗意志行为的通报》,提出了飞行人员疗养八项规定。空军作为新兴的军 种,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比较多,给部队管理增加了许多的难度。尤其是一些突发事件,如处理不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刘亚楼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心血。1954年7 月23日,我军飞行员因为缺乏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加上政策、纪律观念不够强,巡逻时误将在广东万宁南面海面正常飞行的英国运输机“霸王号”击落,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毛泽东主席严厉批评了空军,说“这是犯罪行为”。刘亚楼对此进行了深刻检讨,空军党委严肃处理了当事人,长机飞行员被判刑1年,僚机飞行员被禁闭1个月,飞行指挥员被通令警告;刘亚楼指示空军机关专门下文通报全空军,要求部队从中吸取教训,提高政策水平,严格执行有关规定。通过几年的教育整顿,空军干部队伍尤其是飞行干部队伍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
对于领导干部和飞行干部如此,对于机关干部也一样。刘亚楼认为,一个办事拖泥带水、稀稀拉拉的机关是办不成什么事情的。所以他对空军机关的要求十分严格, 对于调入机关的干部他要亲自过问,甚至有时还亲自考核 。他亲自为空军机关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特别强调军容风纪和礼节,规定在办公室不准大声喧哗,不准聊 天;走路要轻,不能穿带钉子的鞋在走廊行走;关门要轻,不得乒乓作响等等。他强调,“机关工作必须有预见性、彻底性、及时性”,要坚决同“慢、拖、粗、浅、窄”作斗争,不断改进作风。他提出的“善于出点子、写文章、办事情”的合格机关干部的要求,至今仍然被空军许多中高级机关作为评判机关干部是否称职的标准。
正因为刘亚楼如此严格,以至于他自己讲过这么一个现象:“凡是我那里要的文件,人家总是加上按语说,刘司令员要的,你要注意一下!打电话要个什么东西也是如此。我到下面去以前,那个单位很早几天就打扫环境卫生,作布置,说某某人要 来,小心点,怕挨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委曾经作出决定(当然常委对我完全出于好意),要我不要管这个,因为,得罪人太多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刘亚楼仍毫不动摇。他说:“要提出能够带动全空军的号召,要引导所有干部都这样来打算盘。我想了几点:第一点,认真负责;第二点,严格要求。现在很多地方松松垮垮,不断地出现同类同样的坏人坏事,主要的就是要求不严格,可以做到的事做不到;做到了的事不持久,也是因为要求不严格。”
“随时随地同自己这种毛病做斗争,是我今后的努力方向。”
刘亚楼是严厉的,严厉得让许多人害怕;但是如果就此得出结论,空军的老同志又都不会服气。他们记得这位司令员许许多多宽容可亲的事情。他们说,司令员是认真严厉的,但是又是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是善解人意的。
1955年11月的一天,空军举行了隆重的授衔仪式。当天晚上,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专门组织了一场文艺晚会以示庆祝,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也出席了。不过,他依然保持自己的一贯作风,一个人穿着便装坐在普通席位上,以至于周围人都没有注意到他。正当刘亚楼和大家一道看得入神时,忽然感到有两个硬邦邦的东西搁上了他的肩头。开始他以为是谁的手,可是一摸那东西,不对,竟然是两只皮鞋!他扭头一看,只见一位年轻的中校半躺在座位上,正陶醉在精彩的节目中,全然忘了自己的两只脚伸到了何处。刘亚楼回头看他,他也没注意。刘亚楼看着他和周围军官陶醉在节目的神 情,怕扫了大家的兴致,没有吭声,只是幽默地用手弹了弹自己肩膀上的皮鞋,并“哎”了一声提醒中校。中校缩回了自己的脚,可是两分钟不到,那双脚又蹬上了刘亚楼的椅背。刘亚楼头往后一仰,就靠到了皮鞋底。刘亚楼有些不悦了,但是他依然耐着性子没有发怒,只是加强语气对中校说:“把脚放下去,不要再蹬上来了!”中校还是没有意识到他的脚蹬上了司令员的肩膀,听了刘亚楼的话,反而认为丢了面子,竟不服气地大声冲着刘亚楼说:“我就这样舒服,你管得着吗?!”这一声惊动了周围的人,旁人一看竟然是司令员,连忙拉了中校一把,附耳提醒中校。中校闻听大惊,匆匆忙忙站起身,语无伦次地向刘亚楼说了句什么,就逃跑似的出了礼堂,连大盖帽都落在了座位上。大家纷纷议论:这个中校这下该倒霉了。然而他们没有想到,一贯以严厉著称的刘亚楼,事后并没有深入追究这个“冒失”的中校,他只在机关耐心地进行了一次教育。他说:“作为军人,更应该注意文明礼貌,一定要站有站像,坐有坐样,这可不是单纯搞形式主义。一个军人蓬头垢面,不修边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像什么话?”
事后,很多人都感到有些纳闷:一向要求严格的司令员怎么会如此宽容?还是后来刘亚楼的几次讲话解开了大家的疑团。1956年空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党委书记刘亚楼首先做自我批评,他说:“我认为我个人所存在的缺点、错误主要是:锋芒毕露的态度和工作中的急性病。遇事常常操之过急,不够冷静,容易冲动。……对下级批评指责多,说服教育少,容易发脾气,说话有时不讲场合,对同志态度生硬。由于这些毛病,我得罪了不少人。……特别是在不熟悉的同志们中间,造成了很厉害、很凶的印象。这对于领导工作有极大的坏处。我自己主观上对于自己这些缺点、错误曾下过决心纠正。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是处在自我斗争、逐渐改进的过程中,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把这些毛病完全改正。在主观上虽然确实了解了这种错误态度的害处,但在行动上、言论间还常常有所表现。因此,随时随地同自己这种毛病做斗争,是我今后的努力方向。”1960年空军党委全会上,他又一次作自我检讨:“我是有锋芒毕露和生硬粗暴这两个缺点的。毛主席也是这样批评我的。……我正在努力改正,同志们对我的这两个缺点和我对它的态度,可以公开到下面去传达,使我能更好地得到群众的监督。……这样做,对党的事业有好处,对于促进同志们的进步有好处。”
“我愿意给你们当红娘。”
“一切为飞行服务”,是刘亚楼在空军提出来的。他自己带头落实在行动上。有一次,刘亚楼去唐山部队检查工作,偶尔听到几名地面干部在议论飞行员的伙食,他们说:飞行员吃得太好了,他们的伙食标准不应该定得那么高。刘亚楼没有沉默,他解释说:“飞行员吃得好,这完全是工作需要啊! 飞行员驾飞机没有那么多热量是不行的;不但伙食要吃好,还要吃水果、巧克力,这样的钱要舍得花。如果叫他吃白菜馅饺子,撑破肚皮,也没有多少热量,在空中吃不消哇!”看那些干部依然是一副不很服气的神情,刘亚楼灵机一动,他半推半拉地把这些干部请到了飞机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来来来,你们也坐坐飞机试试!”这几名干部坐着飞机环绕机场几圈后,吐得一塌糊涂,下飞机后到处宣传说:“哎呦!飞行员吃得再好,我们也没有意见啦!”
1953年1月,空军后勤卫生部部长刘放检查志愿军空军参战部队卫生工作情况后,发现飞行员普遍有程度不同的飞行疲劳现象,具体表现为食欲不振、睡眠不好、体重减轻、体质下降等。他十分着急,赶快向刘亚楼作了汇报。刘亚楼一听,坐不住了,马上召开空军党委会研究此事。在会议上,刘亚楼指出:“保护不好飞行员的身体,这是在犯罪呀!”会议当即决定:从今往后,飞行员每年疗养1个月;平均每天保持不少于30分钟的体育锻炼时间;在食物的摄取上,坚持营养第一兼顾口味的原则, 给每个空勤灶配备营养护士,讲究营养卫生。
1953年7月初,刘亚楼到空军一个疗养院检查工作。这里地处旅游胜地,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很适宜飞行员疗养,但是由于管理不善,疗养院内遍地杂草丛生。刘亚楼看到这种情景,心里很不高兴,不过他暂时没动声色。第二天清晨,他带领随行人员开始满院子一处一处地拔除杂草,清扫路面。这一举动震动了疗养院。该院院长听说司令员亲自带领人员在打扫卫生,惊慌地跑步到刘亚楼跟前,检讨自己的工作。刘亚楼打量着他,严肃地批评说:“你看你把这么好的疗养院经营得像什么样子,活像个没落的王朝!我不希望下次来时再给你打扫卫生!”接着,他把疗养院的负责同志都召集在一起,语重心长地交代说:“空军疗养院要以飞行员消除疲劳、增强体力和以便他们提高工作效能为宗旨。具体做法就是优化环境,搞好伙食,加强锻炼,进行医疗。”
刘亚楼为飞行员当“红娘”的故事也流传很广。许多年轻飞行员由于常年生活在营房里、飞机上和战斗在蓝天,与女青年接触的机会很少,想找到称心如意的对象比较困难。刘亚楼下部队调查时,很多飞行员向他敞开心扉,诉说自己个人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苦恼,刘亚楼听后十分同情。他对飞行员们说:“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世界各国都是一样。我记得苏联有一部描写飞行员生活的电影,叫作《空中漫 游》,其中主题歌,就是唱这个问题。歌词的大意是:我们是远航的伙伴,只有一事不如心愿,在天空不能结婚,在地面找不到爱人……” 他诚恳地表示:“我愿意给你们当红娘”。
后来,空军党委专门给各部队和疗养院领导下达指示,要求把年轻飞行员的恋 爱、婚姻问题作为一件重要工作来抓,并决定:空军部队里的机关、场站、卫生队等部门可以适当招一些女兵,培养成干部,当干事、保密员、会计、医生和护士,这样可以为飞行员找对象提供条件。还提出:各部队要办好幼儿园、子弟学校,一方面可以减轻干部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请地方一些女青年来当保育员、教师,又可以解决一部分飞行员的婚姻问题。刘亚楼还具体指示,要求各个疗养院在年轻飞行员疗养的时候,注意有意识地让他们和院里没有对象的女青年医生、护士多接触;飞行部队每个周末组织一次舞会,从地方挑选一些政治条件好、身体健康的女青年来为飞行员伴舞,让他们通过接触,培育爱情的萌芽。这些办法采取后,许多飞行员的“老大难”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更加心情舒畅、坚毅勇敢地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