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核潜艇老兵的自述
杨剑欣
本文作者
一、进入潜艇部队
1963年夏天，河北中南部发生特大洪水，我就在这个时候，从河北定州应征入伍，来到青岛海军潜艇士兵学校，成为一名海军潜艇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从此，我也就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海军潜艇士兵学校是潜艇兵的摇篮，当时在亚洲是唯一的此类学校，我们入校时已经是第九期学员。我们要在这里进行一年的学习训练，完成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并且初具潜艇兵的专业技能。
军校生活从学习执行一日生活制度开始。起床五分钟洗漱，集合出操，整理内务，被子叠成豆腐块，床单平整无褶。队列训练，走齐步，踢正步。紧急集合，打背包，急行军。三个月的基础训练，很快适应了部队生活。接着进入专业训练阶段，我被分配学习潜艇舵信专业，就是操舵和信号兵专业。共同科目是从理论上学习“03型”潜艇的原理构造和各系统构成。专业课是学习舵的原理构造，一共有十几门课。信号专业从汉语拼音开始，要求熟练准确的使用汉语拼音对话，写通讯短语。学习信号最难的是用手旗表达语言，用灯光长短说话。我的很多星期天都是在信号练习场上度过的，学校地处青岛市中心，但繁重的学习任务使我们很少上街，只有偶尔到海边栈桥看看，留个影，就匆匆赶回学校。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刻苦学习，我在严格的考试中以满分成绩一次通过。
与此同时，共同科目潜水也开始了。经过轻潜水器具构造、原理等学习，开始穿上潜水衣潜入水中。这是潜艇兵的基础训练，水下生活将是我们的常态。记得那时学员游泳训练，以中队为单位列队走到青岛第一海水浴场，上身光背，下身穿白色短裤，手拿游泳裤和毛巾，队列整齐，歌声嘹亮。夏日的青岛虽然气温不高，但骄阳似火，海水的浸泡和太阳的照射使每个学员背上的皮肤先是晒红起泡，后是掉皮，变得一块块黑红色。街上的人们看到我们这样的队伍，纷纷送来敬佩的目光，赞叹不已。我走在队伍里，背上虽然火辣辣的疼，但心里还是甜滋滋的。当时正是全国人民学习雷锋，学习解放军的年代，我从心里觉得当兵就应该能吃苦，不怕累。
经过一年的潜校学习，我们就要毕业分配到部队了。毕业前夕，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刘道生中将和潜艇部长傅继泽少将先后来到学校看望我们，学校领导也和我们合影留念，使我们感到了肩负重任。1964年9月，我佩戴着上等兵的军衔，与八十多名学员一起奔赴新部队——东海舰队潜艇22支队。
潜艇22支队驻地在浙江宁波的大榭岛，是舟山群岛的一个较大岛屿，面积30.84平方公里，岛上军民一万多人。经过半个多月的集训，我被分配到114艇。这是一艘苏联的常规潜艇，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114艇和它的姊妹艇113艇都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修理，我们两艘艇的16名新兵又乘船来到上海，会同133艇的一百多名舰员完成该艇的除锈涂漆任务。我们由老兵带领着钻进潜艇夹层的水柜，九、十月份的上海天气还是很热的，太阳晒得钢板滚烫，我们在狭窄的空间里一干就是两个多小时，汗流浃背。看到艇上的领导和我们一样流汗，我们这些新兵越发感到这是锻炼和考验自己的机会，干劲十足。近两个月的除锈涂漆工作，让我在实际中也学了一门技术。
完成任务后，我们回到了114艇。当时这艘艇还在大修，除部分舰员参加助修，大部分舰员是专业学习。我是个新兵蛋子，一切从头开始学习，虚心给老兵当徒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主动做好事，出板报、发水果样样抢着干。1965年部队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由于努力学习，紧密联系实际，我被评为全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对我促进很大。1966年10月，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4艇完成大修任务，返回大榭岛基地。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们担负战备任务，又地处东南沿海前线，部队始终坚持出海训练。我很快学会了操纵方向舵、升降舵，成为一名合格的舵信兵。1969年，我提升为干部，担任114艇军士长。军士长在挺上也叫水手长，关键时候在海上操纵方向舵，在水下操纵升降舵。水手长也是潜艇的大管家，平时在陆地兼管全艇的物资保管和发放，我组织全专业人员具体分工，使得工作井井有条，得到艇领导的肯定。
1970年，我们的海上训练多了起来。此前的1969年10月，我们出海抛锚待命，艇上的补给全靠交通艇送到锚位。之后在海上训练半年之久，每月只有一个晚上返航靠码头，舰员洗澡换衣服，天亮又出海远征。1970年下半年，我们配合东海舰队苏联进口的新型护卫舰进行打潜训练，这一次我们以假想敌的身份体会到了被攻击的滋味，有一次爆炸声浪把艇内照明都震灭了。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说我们潜艇兵的不容易。潜艇兵，听起来是个神秘而浪漫的名字 ，实际上是个艰辛而危险的职业。生活战斗在狭窄的空间里，与世隔绝不见阳光，空气污浊，噪音震耳，艇内只有少数折叠床铺供舰员轮班休息，吃不上新鲜食品，洗不了澡，出海航行少则几天多则几十天。航行在漆黑的水下，潜艇承受着大海的压力，艇员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可以说，每一次出海都是一次危险的航行。为此，潜艇兵有很高的生活待遇，六、七十年代，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2元，核潜艇是每人每天3元，这是当时我军相当高的伙食标准了，当时空军飞行员的伙食标准才2.5元。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逐渐适应了潜艇生存环境，成为一名合格的潜艇兵。也为此，我在几年的潜艇部队生活中，与我所在的114艇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当我接受新的任务离开它的时候，我向它致以军礼，留下了惜别的眼泪。
二、大连第一海军舰艇学校学习，接受核潜艇
1970年下半年，打潜训练刚刚结束，我们接到新的命令：全艇成员会同一批从水面舰艇和陆军选拔的人员，去大连第一海军舰艇学校学习，准备接收核潜艇。
我国的核潜艇事业起步于上世纪五十年代。1956年6月，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彭德怀审批了聂荣臻元帅亲自起草的《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核潜艇的报告》，核潜艇项目秘密拉开了序幕。1959年赫鲁晓夫来华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拒绝了中方提出的核潜艇技术援助问题，并提出中国与苏联组建联合舰队。毛主席愤怒的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表示“你们不支援我们，我们自己搞”。在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充满民族尊严和自信的号召，极大地鼓舞推动了核潜艇研制工作，使核潜艇与“两弹一星”成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国重器工程。1965年3月，因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极端困难而暂停的核潜艇项目重新启动，决定先研制攻击核潜艇，再研制导弹核潜艇。1968年10月，第一艘攻击核潜艇开工建造。1970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77周岁这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我国第一艘攻击型鱼雷核潜艇下水。我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到一海校学习培训。
海军首艘核潜艇长征1号试验试航人员的名单(1969年6月-1974年12月)。
一海校坐落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老虎滩，环境幽美。这座学校成立于1950年，首任校长是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学校成建制的接收我们这些学员，就是为“09艇”(核潜艇的代号)培训舰员。我们编号为四大队，下属四个中队，分别由四个潜艇支队调来的四艘潜艇上的航海、观通、武备部门人员组成(机电部门则去武汉的二海校培训)。学校为了提高舰员文化水平，先用半年时间开了一些基础课，补习数学、电工、无线电基础电路和晶体管知识等文化课，然后进入专业知识的学习。我们舵信专业学习的是自动舵，涉及到自控系统和液压系统的专业知识。当时我们的学习是绝密的，所有文件资料，连同我们的学习笔记都纳入绝密范围，每个专业都有保密员，上课发给本人，下课收回，严格执行保密条例。我们四大队也被列入绝密单位，住地大楼严禁外人进入，谢绝一切与外界的来往。
在一海校一年多的学习是严格紧张的，但心情也是很舒畅的。学校地处海边，夏天在大海游泳，在海滩晒太阳，是很惬意的事情。有一次我正在海里游泳，被大队长叫住，让我游一段，岸上有一个大个子摄影师对着我拍摄。我游了一段上来，看到摄影机上写有“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字样，不知他们要干什么用。尽管我们在学习期间伙食标准由潜艇灶改成学员灶，但学校派来三个厨师专门给我们做饭，我这个北方人很快就适应了大连的生活环境，加之生活规律，坚持锻炼，身体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学习，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身体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收获，为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做好了准备。
1972年2月，结束一海校的学习，来到青岛海军潜艇学院待命。5月，我接到通知：前往第一艘核潜艇1701艇报到，担任水手长。在潜艇上，水手长是个关键的岗位，水上航行负责操纵方向舵，水下航行负责操纵升降舵。
第一艘核潜艇我们都称之为“首艇”。我上艇时，首艇已经完成了码头调试、系泊试验、出海试航和水下初步试验。上艇后，艇长杨玺带我从艇首到艇尾，走遍了每个舱位、每个战位，还特意带我到反应堆舱(已停堆)做了详细介绍。政委崔桂江把全艇人员情况也向我做了介绍。我首先在技术上熟悉艇的性能，掌握自动舵的使用和故障排除，同时熟悉各部门战友。
1972年8月，首艇进行扩大航行试验，周总理批示：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这是我第一次操纵核潜艇出海航行，深感责任重大。原来在常规潜艇上操纵的电动把手换成了一个小小的按钮，我操纵着巨大的潜艇转入水下航行，当全艇注满海水开始下潜时，突然艇首5度纵倾，操纵两舵无效果，随艇出海的乙艇艇长是老机电业务长出身，他不断提醒我的操纵，随着深度的变化，舵力恢复了显现，我才平静下来，并且很快适应了这个庞然大物的操纵规律。1701核潜艇原计划在海上试验20天，由于个别零部件出现问题，航行一周后就提前返航，进厂查找问题，排除故障。海军肖劲光司令员听了试航汇报后，决定在潜艇入厂期间，组织首艇艇员学习深造，以适应新装备的需要。
记得在扩大性试航中，八一电影制片厂随艇拍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的纪录片。胖胖的大个子摄影师姓杨。拍摄水上航行时，艇长、政委并排站在舰桥上，脸上露出坚定和自豪的神情，舵信兵郑立身手举望远镜向后瞭望，我负责摄影师的安全。我用绳索给摄影师绑好，绳索挂在顶灯上，为了不影响他拍摄，我侧身站在他身旁，虽然是十月份的海上航行，杨摄影师也忙的一身汗。据说影片拍摄后送到北京，毛主席在清晨五点多钟观看后非常高兴，带头鼓掌。消息传到艇上，全体舰员万分激动。随后，我们也看到了这部介绍首艇水上航行和各战位情况的绝密纪录片。
1973年3月，艇长杨玺带领1701艇全体舰员来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前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院对我们这批不速之客十分重视，做了充分的准备，抽调了骨干教学力量为我们授课。我们从数学基础、电工基础、无线电基础开始学习，全天八节课，晚上自习课，早晨出操，学习生活十分紧张。经过半年多学习，对核潜艇的构造使用从理论上有了系统的掌握，我在结业考试中取得了108分(满分115分)的优秀成绩。理论学习结束后，分专业对口到生产厂家和研究所实习，了解潜艇结构。我带领舵信专业近30人到九江仪表厂和六机部第七研究所实习一个多月。
1973年国庆节过后，经过理论和实践充电的1701艇全体舰员又接过了修复后的首艇，继续试验性航行。我们在渤海深处进行了艇体旋转、动力转换、水下倒车、航速测试，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和一些专家经常随艇出海，逐步解决了试航中出现的问题。
我记忆犹新的是在试航中出现了一次险情。在近海进行声呐试验检测时，我操纵着升降舵在水下30米平稳航行。突然升降舵失灵，舵转速度比打舵速度还要快，我大声喊：升降舵失灵!尽管我用另一舵想挽回状态，但舵的大角度下潜使艇首迅速向海底冲去。舱段军士长立即用手把住供气大轮，与此同时艇长杨玺下令：首组供气!巨大的艇体在供气后逐渐停止了下潜，这时潜艇已经纵倾17度。好险!这是关系全艇人员生命的大事啊。在强烈的振动后潜艇慢慢恢复了平稳，随着艇长的口令，潜艇浮出海面，经角度计算潜艇纵倾17度时，离海底只有1—2米距离了。为此事国家召开专题会议，我作为操舵手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引起专家的重视。后来1701艇停航，对自动舵进行专题攻关，解决了自动舵的安全使用问题。
第一艘核潜艇401号艇的前身1701号。
舷号401艇在船坞内的留影。
三、第一艘核潜艇入列海军
1974年上半年，1701艇连续海上航行，增加试验项目，充分试验潜艇的基本性能。随着夏季的到来，首艇完成了诸多的试验项目，为正式列入海军序列做好了准备。
1974年8月1日，停靠在渤海湾某造船厂码头的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换上了新装，艇身涂上了漂亮的深灰色油漆，指挥台两侧的1701舷号换成了“401”。这天，天气晴朗，码头旁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四周彩旗飘扬，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雄壮的军歌。首艇的全体舰员和友邻部队以及专家和工人师傅们整齐的坐在台下长条板凳上，再过几个小时，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潜艇，就要掛上八一军旗了。这里是第一艘核潜艇诞生的地方，也是它应征入伍的地方。
上午九时，军地首长和专家们陆续走上主席台，他们当中有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副司令员周希汉、高振家，副政委杜义德，卫生部长刘湘平，新华社社长石少华，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江拥辉，辽宁省委副书记杨春甫，国防科委的聂力和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也参加了仪式。当肖劲光司令员宣读军委命令，命名1701核潜艇为长征一号，舷号401入列海军序列并授军旗时，艇长杨玺正步走向司令员，在两名全副武装的年轻水兵护送下庄严接过八一军旗。此时，我站在潜艇指挥台上，在军乐声中缓缓升起八一军旗。这是庄严的时刻，也是历史的时刻。我仰望着迎风飘扬的八一军旗，心情无比激动。科学家钱学森也讲了话，他说：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和工人、技术人员的奋斗，克服了一个个困难，第一艘核潜艇终于造出来了，并试航成功……我们有了第一艘，就不愁有第二艘、第三艘甚至更多、更先进的核潜艇造出来。会议结束后，首长们来到艇上参观。晚上举行了盛大宴会，肖司令员从北京带来了香槟酒和我们一同庆祝401艇加入海军序列。
401艇交付海军使用引起广泛关注，我们很快得到通知：近九十岁的朱德元帅在北戴河疗养期间，要亲眼看看第一艘核潜艇的航行。在海军直接领导下，我们积极准备，制定方案，协调各部门，确保任务完成。8月19日,401艇准时向预定海域出发，全体舰员都很激动。鲜红的八一军旗迎风飘扬，刚刚穿上新军装的401艇像一条巨鲸在海上高速航行。舰首钻入水中，透明的海水在甲板上急速流向舰尾，留下了像飞机跑道一样笔直的航迹。
我站在舰桥上欣赏着401艇的雄姿，心里说不出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上午十点，我艇接到指令：按规定航向航速不变。五分钟后，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051”型驱逐舰劈波斩浪从我艇侧后方驶来，我艇随即加速，与“051”舰平行航行。我艇吹哨敬礼，对方还礼，距离10链。杨玺艇长和我同时举起望远镜，看到朱德元帅和夫人坐在驱逐舰甲板上，不时拿起望远镜近距离观看401艇这个“独生子”的雄姿。我艇由常速到最高速与其持续平行五分钟后，驱逐舰加速前行，去检阅我国新型猎潜艇“037”，同时发来灯光信号：朱总司令谢谢你们。请返回，肖劲光。
肖劲光司令员(左1)陪同朱德元帅海上检阅长征一号等舰艇的留影。
入列后的401艇很快就进入了训练状态。到1975年上半年，我艇已经完成了二号科目训练大纲，舰员素质和技术水平得到提高。这一年八月，401艇全体舰员到青岛海军疗养院疗养。疗养还不到一个月，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去潜艇学院学习。
四、担任核潜艇艇长
1975年9月，我到潜艇学院第九期艇副长班学习。学期一年半，主要课程有潜艇操纵、航海、武备、战略战术、鱼雷攻击等二十几门课程。1976年春节前，我毕业回到了401艇，担任副艇长。由战斗员转为指挥员，由熟悉一个部门的专业变成熟悉一艘潜艇的情况，我利用潜艇返厂维修的机会，用半年的时间在艇上学习潜艇构造和核动力原理及各专业技能，基本了解掌握了全艇二十多个专业的情况，在后来的课目训练中很快取得了独立操纵资格。此后，我在副艇长的岗位上经历了六年时间。其间担任过常规潜艇的副艇长，也在402核潜艇担任第一副艇长完成了31昼夜的长航任务。
1983年1月5日，我被任命为402艇实习艇长，开始了四年的艇长生涯。402艇为13艇员队。艇长主要负责军事训练，要求技术全面，而且对全艇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由于我有多年的操舵经验，摸索总结了一些基本技能，操纵潜艇的技术提高很快，特别是停靠码头的技术还小有名气。
1983年5月，刚刚担任艇长的我带队参加了海军组织的太平洋航海实习。我们五人乘飞机由青岛经北京、广州到湛江，在南海舰队培训十天后，由海军副参谋长张序三带队，乘海上补给船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远航。我们从湛江出发，经越南边境劳岛到曾母暗沙，在西沙永兴岛抛锚，当时永兴岛是西沙县驻地，岛上到处是椰子树，满地是掉落的椰子，一派原生态，我捡了几个大贝壳留作纪念。接着经巴林塘海峡北上，到日本小笠原岛南折，穿过大隅海峡到舟山，然后经台湾海峡回到湛江。这一趟远航让我开阔了视野，通过海上作业，熟悉了远海航行的要求。
1984年402艇结束返厂维修，我奉命带艇到大连小平岛执行外事任务。这是我国核潜艇第一次接待外军来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军与西方国家军队交流比较频繁，军委刘华清副主席访美参观了小鹰号航母和核潜艇，美军为此回访。来访的是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莱曼，陪同的有三名美军核潜艇艇长，两名机电专家和驻华使馆武官、参赞。我们经过了认真准备，要在美军面前展示出我军核潜艇部队的风貌。当码头上外宾车队开来时，全体舰员在甲板上列队，我站在舷梯口迎接。旅顺基地司令员张连仲陪同莱曼向潜艇走来，我向前一步报告：“部长阁下，402艇欢迎你的到来。艇长杨建欣”。握手后，我同莱曼一前一后下艇。莱曼戴着雪白的手套，每到一个舱室都感到很惊讶，嘴里发出哼哼声。但是，反应堆和操纵台各舱底没有让他看，我们的老艇长杨玺随刘华清副主席访美时，美方就拒绝了他参观核潜艇，我们也要有所表示。
莱曼走出潜艇尾舱，摘下手套看看，似乎很满意。在码头上，莱曼赠送我一块印有他名字的木质美海军臂章，并提出有机会到美国看看，我礼貌的表示了接受邀请。据说当晚莱曼与美国总统里根通了话，说没有想到中国核潜艇保养的这么好，非常干净，出乎他的意料。当晚海军副司令聂奎聚特地打来电话，对我说“美国客人很满意，他们原以为中国核潜艇只是趴在码头不能动的摆设，看了以后很惊讶。你们的任务完成的很好，海军领导决定给你们记三等功”。我很快向全艇传达了这个消息。
接待美国海军部长来访后，402艇仍留在大连，执行一项海军和六机部为期三个月的试验任务。讨论具体方案时，我提出半个月完成试验任务，方法是每完成一项试验，设备和人员就由海上交通艇送回岸上，下一拨参加试验的人员和设备乘交通艇出海上潜艇，潜艇连续在海上航行，中间不停靠码头。这个方案得到各方认可，潜艇连续在海上航行，很快就完成了试验任务。六机部系统工程部主任高兴的说，“你们的办法好，给我们节约了几十万试验经费”。
大连的任务完成后，402艇返回青岛基地，执行训练任务。年底，402艇交给了14艇员队。1985年，403艇由11艇员队完成了试航任务。随后，我带13艇员队接收403艇，继续完成海上训练任务。当历时近20天的海区训练考核完毕，返航时遇到了我从没见过的大雾。虽然有水面舰艇护航，但我还是和随艇出海的基地韩副司令员商量，决定海上抛锚，确保安全。在海上抛锚十二个小时后，大雾渐退，我才指挥潜艇返航进港，安全停靠码头。同年7月，403艇在青岛基地又执行了一次外事任务，接待英国三军参谋长菲德尔.豪斯。任务完成后，403艇又交给了11艇员队。10月，我赴葫芦岛造船厂参加了404核潜艇的下水剪彩仪式。年底，403艇执行了创造历史的九十昼夜长航任务。
杨剑欣任403艇艇长(左1)时接待英国三军参谋长来访。
13艇员队部分官兵合影。
杨剑欣海底潜航留影。
403艇出港留影。
五、情系深海
1986年底，我转业回到地方。从1963年参军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甲子了。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让我最怀念的就是在核潜艇部队的日子。我体验了核潜艇部队的生活，经历了核潜艇部队的训练，见证了核潜艇部队的成长，我为有核潜艇部队的经历而自豪。如今，核潜艇部队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战备力量，成为保卫祖国，维护和平的一只铁拳。我能为核潜艇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感到十分光荣。
我常常想起我的战友们，想起和他们一起潜航在海底的日子。我国第一代核潜艇从下水到海试，从入列到训练，是他们不畏艰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战斗，忘我奉献，才形成了核潜艇的战斗力和威慑力。狭窄的舱室里，噪声、有害气体和核辐射是潜艇兵的三大危害，有许多人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身体受到了伤害，早早离开了我们。有的战友离开部队，默默无闻，至今也联系不上。他们是无名英雄，是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功臣。
我的老上级、第一艘核潜艇的老艇长杨玺是第一代核潜艇兵的光荣代表。他15岁参军，参加过平津、渡江等战役。参军时只有小学文化的他，经过刻苦学习钻研，成为驾驭最高尖端科技的核潜艇艇长。他是最早接收核潜艇艇员队的队长，担任第一艘核潜艇的首任艇长。从1971年8月23日第一艘核潜艇在渤海湾进行首次航行试验，到1988年9月406艇在渤海湾发射巨浪1导弹成功，杨玺成为核潜艇部队中唯一参加过第一代核潜艇全部试验任务的海上最高指挥员。1985年11月20日到1986年2月18日，杨玺带领403艇进行了90天的最大自给力考核试验，打破了美军84天的纪录。航程23 625海里，创造了我海军第一代潜艇连续航行时间最长、一次性隔绝大气潜航时间最长、航行最远航速最快的纪录。长航过程艰苦卓绝，杨玺以53岁年龄身先士卒，返航时体重减少15斤。1989年冬天，海军组织核潜艇突破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训练，任务最高指挥员就是杨玺。1990年他担任了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核潜艇基地司令员，1994年离休。作为我军核潜艇部队的开创者之一，作为第一位核潜艇艇长，参与了第一代两型核潜艇的所有试验，带领部队前出大洋，可以说是他一手带出了我国核潜艇部队。长期的核潜艇部队奔波，也使这位核潜艇部队的功臣身体受到很大伤害，年轻时身体壮实的杨玺，晚年患老年痴呆，在2012年离世。
长航归来，航行总指挥杨玺着航海服向海军领导报告。
我国新一代核潜艇。
今天，我国的核潜艇已经由当初的091型，发展到095、096型。我所在的13艇员队又接受了新艇，驾驶着094型导弹核潜艇潜航在大洋之下。在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军近期在渤海湾和黄海北部试射新型导弹的消息。外电评论，“解放军此次试航的核潜艇，属于解放军最新型的094C型。这是解放军2021年初的新研制型号。该型潜艇具有航程远、下潜深、高静默、低磁性等特点。下潜远航，一次最高可绕地球2-3圈!潜航速度最高可达35节。其综合技术指数，甚至超过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俄亥俄级核动力潜艇”。
作为第一代核潜艇老兵，我衷心祝愿我们的核潜艇部队驰骋万里，所向无敌!祝愿核潜艇精神进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2021年6月写于石家庄
2024年10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