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那样一些知识精英……
郭松民
最近一段时间,朝核-导弹危机的爆发使我们意识到,如果中国不是在20世纪60年代冷战的尖峰时刻,及时跻身于世界核俱乐部,今天我们就绝无可能带着好整以暇的心情坐看半岛云起云落。
记得钱学森去世时,有网友在跟帖中深情地写到:“感谢钱老,他带给了一个民族安全感!”
这个判断当然不能算是非常全面的。中国人民安全感的获得,首先来自于新中国的成立,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人民军队的强大等因素;不过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代爱国知识精英,毅然放弃海外舒适优越的生活,返回百废待兴的祖国参加建设,新中国成立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就建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并且拥有“两弹一星”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自近代以来不断被入侵的百年噩梦一扫而空——这些成就的取得,钱学森等知识精英确实是居功至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网友的判断又非常有道理。
“中国一定要强大”——这一判断可以说是中国的“近代史共识”,并被买办阶级之外的中国所有其他社会阶层所共同接受。这一共识的形成,主要来自于中国自1840年以来不断遭受西方列强入侵的惨痛历史。其基本规律是每战必败,每败必割地赔款,泱泱大国的首都居然平均每隔40年左右就要被外国军队占领一次(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占领北京,中国赔款四万万两白银;1938年,日军占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在中国不能有效保卫自己安全的基本格局下,中国人民的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等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
如何才能使中国强大?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进行了艰辛探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但这些探索都失败了;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一条解放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选择了一条“高积累,低消费”(1970年,中国的消费率只有63%,积累率达到37%,而同期印度的消费率为78%,积累率22%),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道路。这一选择,是对“近代史共识”的积极回应,也是当时中国被西方封锁和武力威胁背景下的最优选择。
中国通过“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工业化,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继长城、大运河之后的第三个“千年工程”——如果说长城使得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农耕民族,能够在自己的文明完全成熟起来之前,抵御住游牧民族的入侵,不至于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大运河使得中国南北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真正成为有机整体的话;那么新中国建立的工业体系,就使得中华民族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站稳了脚跟,获得平等一员的资格,并为最终改造这个体系,为人类文明开辟新的道路,创造了前提!
至于“两弹一星”的积极意义,就更是毋庸赘言了。
实现“近代史共识”,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所谓的“普遍贫困”,即消费水平的普遍低下,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刻,甚至需要勒紧裤带。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什么“毛泽东不懂经济”,而是我们主动选择的结果,因为非“低消费”,就不能实现“高积累”,就不能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由于中国实行的是“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工人、农民承担了“低消费”的代价,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也承担了低消费的代价。
面对这样的状况,知识精英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以钱学森、邓稼先为代表的一大批新中国杰出科学家,欣然接受了这一选择,他们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的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甘愿付出个人的享受,甚至健康和生命,当然他们也感受到了别人所不曾感受到巨大幸福,比如当蘑菇云在沙漠上高高升起,当“东风”系列导弹拔地而起,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巡游太空,播放“东方红”乐曲的时候……
他们选择、他们奋斗、他们幸福!
但也有不少知识精英,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始终无法理解“高积累,低消费”的战略选择,视野里只有自己的舒适、情调、享乐,对自己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耿耿于怀,一直留恋二、三十年代北平和上海租界里的生活,他们对个人境遇的关心超过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
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带有改造知识分子的内容,不是没有原因的。其出发点,无非是想让知识分子超出个人得失的狭隘眼光,认同国家民族的大目标,把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结合起来,但很遗憾,这些努力看起来没有取得成功,“伤痕文学”、“牛棚文学”就是这些知识精英对这段历史的反映,在他们灰暗的眼光里,那段凯歌行进的历史,也是无比灰暗的。
到了今天,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钱学森那样的知识精英,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他们是高山,为新一代知识精英如何选择提供了榜样,应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方向。而伤痕文学们只是高山脚下的一坯黄土,而试图用《软埋》这样作品来彻底葬送钱学森们的奋斗,则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