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今天(12月1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颁发，历史学家章开沅、经济学家吴易风获得这一被称为“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最高奖项”。吴易风现场宣布，将100万元奖金捐献设立贫困生奖学金。
1932年4月出生的吴易风，今年86岁了。他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外国经济思想史三个重要领域都取得了学界瞩目的成果，《西方经济学》等教材就是吴易风编写的。
吴易风今天穿一身藏青中山装，脚蹬运动鞋，领奖时一直说着“谢谢大家”。
笑称自己是“学校学历最低的教师”
尽管学术成果丰硕，今年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吴易风用“完全出乎意料”形容自己的获奖心态，并笑称自己是“学校学历最低的教师”。
“目前我是我校学历最低的教师，我们学校的老师他们都有很高的学历，只有我是什么学历都没有，不是硕士，不是博士，甚至连学士证书都没有。”吴易风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只给一个毕业文凭，没有学士学位，所以我常常跟同学说，我是什么‘士’都不是。”
设立贫困生奖学金 将把自己部分遗产捐献
吴易风还在现场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我出生在江苏高邮农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没有机会受到正规的中小学教育，只读了几年私塾和乡村初级师范。解放之后参加工作，1955年有幸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已经59年。
今天，他当场宣布，将把100万的奖金捐献，设立贫困生奖学金。
吴易风表示，自己深知贫苦家庭出身受教育的困难，所以把这次获得的全部奖金贡献出来。
“我马上就87岁了，来日无多，我已经跟我的两个孩子商定了，并且写入遗嘱，在我过世后我的部分遗产将汇入这笔贫困生奖学金。”吴易风说。
他解释道，部分遗产主要是自己现在的住房。“住房面积还不小，按照现在的价格值一千几百万，到那时候会跌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我估计按照最坏的部分遗产至少有四五百万。”
吴易风慢慢地算了一笔账：“如果到时有四五百万，加上今天这一百万，那就五六百万了，把这个也加到贫困生奖学金里面来，以实现我的遗愿。“说到这，场下响起掌声。
会后，吴易风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有心脏病，老伴摔跤之后失能、失智，病倒在床，需要要全力以赴照顾她，所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暂停了。
延伸阅读：
吴易风访谈录：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等问题
国内一些有关论著不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学派以及政策体系进行全面评析，而是不加分析地向国内读者积极推荐，全盘肯定。这对许多人尤其是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使他们对新自由主义没有识别和批判分析能力。更有甚者，某些经济学家一直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
原编者按：为了记录历史、弘扬老一辈经济学家勇于突破的理论创新精神，编辑部特别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对老一辈经济学家进行了访谈，记录下那一代学者求学治学的经历与他们对我国经济学建设的贡献。本期，编辑部邀请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林教授对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吴易风教授进行了访谈。
吴易风，男，1932年生，江苏高邮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前任会长和现任名誉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课题组首席专家。吴易风教授曾获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吴玉章优秀科研成果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并获全国模范教师、资深翻译家、北京市人民教师等荣誉称号。由于吴易风教授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允许接受长时间的访谈，因此张林教授对吴易风教授的访谈是分段进行的。从2017年2月底接受编辑部委托一直到5月访谈结束，张林教授多次来到北京吴易风教授家中，在每次不超过一小时的访谈中，聆听他85年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对自己学术贡献的深度解析。在历时3个月的访谈过程中，张林教授还参考了吴易风教授的大量论文、著作，也参考了其他有关吴易风教授的采访、报道，结合本次访谈的话题，在吴易风教授口述内容的基础上作了补充。这些补充都得到了吴易风教授的认可。下面，我们把张林教授与吴易风教授的对话呈现给大家：
张林：2015年9月，您的十卷本《吴易风文集》(后文简称《文集》)出版，了却了您的一大夙愿。祝贺您!
吴易风：谢谢。出版《文集》的确是我的一个心愿。它能够如期出版，我要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出版社的领导的关怀。文集的整理和编校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和在校博士生刘国晖、刘文超、徐春华、丁玲的大力协助，衷心感谢他们。还要衷心感谢责任编辑为这部文集的编辑出版付出的大量辛勤劳动。我知道有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学者，想要整理自己的论著出版文集，但在有生之年没有整理完，非常惋惜。我不仅在有生之年把它编出来，把它出版出来，而且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我感到很幸运。
张林：《文集》应该是收录了您的所有研究成果了吧?
吴易风：这十卷文集，是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留校任教以来半个多世纪的主要研究成果。我查了一下自己的成果目录，论文约200篇，独立著作8部，合著、合编、主编28部，翻译、主译、校译5部。在选择收录内容的时候我决定：第一，翻译、主译、校译的，概不收入文集;第二，合著、合编、主编的，绝大部分都不收入文集，只有极少部分收入。收入的论著按照十个独立的题目，分成十卷，由专著和论文集组成。这十卷文集有四个相互联系的主题：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二、西方经济学研究;三、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研究;四、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文集第一、二、三、四卷研究第一个主题，即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中，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别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两个来源——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和空想社会主义，第三卷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四卷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文集第五卷和第六卷研究第二个主题，即研究西方经济学。其中，第五卷研究西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两大流派，第六卷研究西方古典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文集第七、八、九卷研究第三个主题，即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其中，第七卷研究经济理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现实，第八、九卷研究经济理论与中国的经济现实。文集第十卷研究第四个主题，即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研究。收入文集的主要是我个人的独立论著，此外还收入了两本合著。①在此，我一方面感谢已收入文集的这两本著作的合著者，另一方面我要向未收入文集的二十几部合著、合编、合作主编的著作、论文集和教科书的合著者深表歉意。
张林：您195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从此走上了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道路，可以说您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学家。可否介绍一下您的求学和成长经历?
吴易风：我出生在江苏省高邮县临泽镇汲水村，家境贫寒，父母是善良、淳朴的农民。少年时代，我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半年小学。1947年，我考取了离家有几十里路的界首乡村师范学校。1949年家乡解放后，该校并入扬州师范，我也转入扬州师范初师部学习。1950年，我这时18岁，初级师范还没毕业，就被调到苏北行署机关学校当教师。不少学员原来是从农村参加革命的，都是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幸存者。他们大都在30岁左右。我跟他们在一起，既把自己当老师，也把自己当学生，特别注意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这对我以后的成长很有帮助。
1953年，新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军队有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需要培训。这一年，我被调入刚成立的江苏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工作，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我边学边教，认真备课。学员对我的教学效果还满意，我被评上了该校优秀人民教师。除了讲授语文课和历史课外，学校还让我讲“经济建设常识”课程。要教这门课，我只好自己赶快先学。先是反复学习《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后又开始自学当时被列为干部必读的一部翻译过来的《政治经济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政治经济学。说老实话，当时许多地方并没有读懂。在此期间，我还自学了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主要专业课程，并先后在苏北俄语学校和上海俄语广播学校学习俄语，取得了上海俄语广播学校的毕业证书。
1955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我在读大学一年级时，中国人民大学全校外语课只教俄语，课程内容我过去几乎都学过了，于是便萌生了免修俄语的念头。后由吴玉章校长特批，经过考试，准予免修。俄语免修后，我在当时英语教科书奇缺的条件下，开始自学苏联版的英语教科书。在大学期间，我大部分时间用来研读经济学书籍，尤其是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我当时还试写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由于勤学苦读，大学期间各门功课全优，我曾获得吴玉章校长亲自颁发的中国人民大学优等生奖状。1959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在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任教。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1969年12月，我被下放到江西余江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艰苦的环境中，不管白天劳动有多累，我晚上都要用来看书学习。在干校的3年中，我通读了当时已有中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卷，还阅读了《资治通鉴》。在劳动之余，我一直坚持自学外语。当时带在身边的俄文版和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成了我最好的学习材料。
1972年，我从江西回到北京，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任教。但不久又被第二次下放，到北师大劳动基地劳动。在这里，我白天劳动，清晨和夜晚写作，认真修订了“文革”前写成的《空想社会主义》初稿，但该书直到1980年才得以出版。
1978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我重返中国人民大学后，除继续讲授经济学说史外，还开始讲授西方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课程。随着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深入，涉及的数学也越来越深。我感到大学本科时学的高等数学远不够用，就虚心向身为北京邮电大学数学教师的妻子刘天芬学习。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还和她合译了英国经济学家艾伦的名著《数理经济学》。1989年至1990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我到美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我先后到过洛杉矶、华盛顿、纽约、波士顿等地，访问了南加州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等高校。这期间，除了与美国学者交流以及参加学术会议外，我花了大量时间收集和整理西方经济学最新发展的相关资料。回国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关于西方经济学最新发展的论文，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与博士生王健、方松英合著的《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一书。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教授在书评中认为，该书“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最新演变过程进行了回顾和追踪考察，这在国内还是首创”。
除了翻译《数理经济学》，我曾主译《经济学百科全书》并校译几部经济学著作。2002年获得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
1995年，我应俄罗斯科学院邀请，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进行学术交流。回国后，我以《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为题发表了一篇访俄报告，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我从1959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当了20年助教，后来升任讲师、副教授。1984年，经特批破格晋升教授，1990年，任博士研究生导师，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9年，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张林：在您的成长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是您的良师益友，您与高鸿业教授之间的情谊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佳话。我认为您与高教授数十年的情谊，也是从海外留学归国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与像您一样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家之间关系的缩影。随着留学归国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不断离世，他们对中国经济学的贡献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湮没。可否请您借此机会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吴易风：十年前的5月17日，高鸿业教授在京逝世，学界失去了一位经济学大师，我痛失了一位良师、挚友和长期合作者。高先生1957年从海外归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到不幸逝世，正好半个世纪。我跟高先生从相识到相知，共48年的时间。跟高先生相处和合作共事，感受最深的是他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赤忱的报国之心。这也是留学归国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共同的品质。
1956年初，高先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旋即受聘为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从半工半读的穷学生，到安定舒适的教授，生活变化很大，但是，高先生并不留恋美国的物质生活，而是决心回国。他想，如果整个生命都在国外度过，做“二等公民”，而不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工作，这将成为终生遗憾。1957年，他辞去美国密苏里大学副教授职务，回到祖国首都北京，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光明日报》报道了高鸿业先生返回祖国的消息。
高先生回国后，为祖国和人民辛勤工作了半个世纪，做出过很多贡献，但从不居功。相反，他说：有的时候，我甚至感到羞愧，怀疑自己对祖国贡献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力量是否能补偿自己从她那里取到的报酬。高先生有很强的爱国心、报国心，又有很强的忧患意识。“落叶归根意未休，甘跑龙套跟旗走;愿为梨园添春情，不卖色相充名优;末座有愧冷板凳，寸草报晖暖心头;老来犹唱满江红，只缘群夷窥神州。”他写的这首题为《龙套吟以明志》的七言律诗，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最好表达。
我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高先生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诸多帮助。高先生回国后，我经常向他请教经济学说史、西方经济学和英语方面的问题(当时我在自学英语)。除高先生外，陈岱孙、陶大镛等先生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留校任教之后，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统编教材《经济学说史》的编写。当时，我的任务是研究和编写空想社会主义部分。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思想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许多学科，有一定难度。为此，我虚心向老前辈陈岱孙教授和陶大镛教授求教。陶大镛教授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他自己研究空想社会主义的经验。
陈岱孙教授不仅向我介绍了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经验，而且还为我修改了空想社会主义史的部分书稿。经过几年的刻苦写作，我在1965年完成了35万字的《空想社会主义》一书初稿。书稿完成后，陶大镛和陈岱孙两位老前辈等又审阅了全部或部分手稿或清样，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这令我十分感动，使我受益良多。
在向他们学习、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比如陈岱孙教授，1926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归国，教的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也是西方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系统学习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此后，他的论著表明他已成为一位理论功底扎实、立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再比如高鸿业教授，回国后的第一件大事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系统学习马克思《资本论》。当时，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夜大系统听讲《资本论》导读课程，认真按照教学要求研读原著。《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为他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准备了相当好的理论基础。据高先生自述，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美国读书和工作期间。当时的基本认识是，教授讲什么就信什么，书上讲什么就信什么，很少怀疑。那时深信凯恩斯主义，只对弗里德曼的那套理论有怀疑，认为他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不对。高先生说：其实不只是我这样看，美国当时很多研究生都这样看。第二阶段是回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在读了《资本论》之后，感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评价最公正，对每个人的是非功过的评论都很全面，而且恰如其分。即使对马尔萨斯这样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批判他的错误时，也肯定他的有意义的个别论点。高先生说自己很想学马克思对他之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的分析和评论。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虽然他尽量采取分析和说理的方法进行批判，但有时也不得不和许多同志一样，违心地使用贴标签的办法和骂人的话。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高先生说，在这一阶段，他和大家一样，思想解放了，不再违心地批判西方经济学，而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全面地恰如其分地分析和评论西方经济学。
高先生总结了他回国后看到的国内经济学界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两个极端：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改革开放前，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偏向于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后，又偏向于全盘肯定。他认为，这两种态度都失之于偏颇，都不能使我们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他主张，对西方经济学既不能全盘否定，统统骂倒，也不能盲目崇拜，全盘肯定。经过长期深入研究，高先生对西方经济学形成并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他说，西方经济学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代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总结，具有科学成分。因此，必须反对前者，借鉴后者。
张林：您有一个“雅号”——“三通经济学家”。说的是您既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精通西方经济学，同时还精通经济思想史。虽然事实如此，但这个“雅号”难免不够严肃。2016年，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授予您“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我根据您的获奖感言，将您的学术身份归纳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家和经济学教育家。您不会反对吧?
吴易风：做学问的都知道，通一门就很不容易，要努力一辈子，哪能通几门?对于有关我的各种溢美之词，我只能说“受之有愧”。
张林：那我们就从这三方面进入您的学术世界。您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也是共识。《人民日报》说您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一系列核心问题”;《光明日报》说您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报》说您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阵地”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时报》说您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经济学家”。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面前，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您取得的学术成就都得益于这种坚持。正如您所说：“研究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太重要了!”
然而，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不断被边缘化，出现了许多误读甚至诋毁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和主张。因此，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诸多贡献，都带有论战性质。比如“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一文，针对的是否是“马克思经济学不研究资源配置”的观点?
吴易风：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至少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是资源配置说，一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说。两种观点的根本分歧，实际上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根本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研究资源配置，从而对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资源配置问题没有指导意义。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运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所得到的科学结论。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基本内容是：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第二，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第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具有历史暂时性。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者中，生产方式是《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第一个组成部分，生产关系是第二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不是在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之后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将二者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生产关系是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从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者中，生产力不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虽然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时，不能脱离生产力和实际劳动过程。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因此把生产力或实际劳动过程作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马克思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中，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导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
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由于没有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家在资源配置理论上常常陷入混乱状态。他们在研究“超制度的”资源配置理论时，缺乏足够的抽象力，还不时地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他们在得出“超制度的”最优资源配置的研究成果时，又错误地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能实现那种“超制度的”最优资源配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定义并不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但是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生产方式，它不能取代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成为全部经济学的核心。生产中的资源配置表现为两种资源配置：一种是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一种是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劳动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属于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性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性质。
以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不仅不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而且为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区分和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相反，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根本没有触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以稀缺资源的配置为研究对象，满足于对抽象的和所谓超制度的资源配置的考察，不仅排除了对特定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研究，而且也排除了正确理解和认识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前提。
张林：您对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系列研究(“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产权理论：马克思和科斯的比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针对的自然也就是科斯等西方经济学家的产权理论，以及“科斯有产权理论，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的断语了?
吴易风：在当代西方经济学论著中，一讲到产权理论，几乎都言必称科斯定理，言必称产权学派或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理论。这原不足怪。奇怪的是，我国的某些学者在讲到产权理论时，竟然也是如此，断言科斯有产权理论而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岂不知早在科斯以前100多年，马克思就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产权理论。一些尊重客观事实的西方学者承认马克思在产权理论方面的科学功绩，比如S.佩乔维奇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诺斯也承认马克思在产权理论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与之相反，我国的极少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只是因为在马克思部分著作中译本没有找到产权字样，便断言马克思只有所有制理论，而没有产权理论。事实是，在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很多可以译为财产权或产权的英文词组：property rights、the rights of property等。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即使这些词组没有都译为财产权或产权，财产关系、财产权、产权等译名出现的次数也还相当之多。经检索，这三个译名出现的次数分别为：财产关系，74次;财产权，42次;产权，77次。
在社会科学史上，真正建立科学的产权理论的是马克思。无论同理论前辈相比，还是同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家相比，马克思的产权理论都是真正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首先，马克思第一次发现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从而把握住了产权的本质;其次，马克思第一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了财产和财产权，考察了财产和财产权的起源和历史变迁，并做了科学的、系统的论述;最后，马克思没有把财产权看作是单一的权利，而是看作是一组权利的结合体。财产的各种权利在某些情况下是统一的，都属于财产所有者，但在很多情况下，财产权可以分解，财产的各种权利可以互相分离。马克思关于财产的权利统一和权利分离的学说，无论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学者在探讨产权理论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产权问题的方案。有些方案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不少有益见解;有些方案脱离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我国国情，有的甚至照搬某些外国的私人产权原则，提出了若干错误主张。这些错误主张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把科斯的产权理论“本土化”“中国化”，认为只要产权清晰，市场经济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公有制产权不清晰，只有实行私有化，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把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变为私有产权，产权才清晰，经济才有效率。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产权改革以科斯产权理论为指导，就必定实行私有化。果如此，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定会变成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就必定会变成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定会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按照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产权理论，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出发，从我国当前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水平出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相应地，在产权方面，必须坚持以公有产权为主体，多种产权制度并存。按照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产权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可以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是一个公有产权清晰的改革方案，是有利于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方案。这一方案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的根本保证，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保证。
张林：您领衔完成、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著作《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吴易风、白暴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以及之前发表的系列论文(吴易风、王健：《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函数》，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9期)，是否也有针对“马克思经济学不能用数学表达”这种观点的意图?
吴易风：数学不仅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必要工具，也是进行经济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
首先，可以通过对经济中量的关系的讨论，达到认识经济规律的目的;其次，数学方法有助于使复杂问题简单化，使问题简单明了;最后，数学可以解决一些用语言文字无法解决的经济学问题。马克思曾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使用了数学方法。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对数学进行了专门研究，对当时刚刚出现的微积分进行了专门研究，著有《数学笔记》。
有些学者认为，数学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工具，运用数学无法解决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还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排斥数学方法。实际上，这些观点都是误解。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代，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还不普遍，使用高等数学方法更是凤毛麟角，马克思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在21世纪的今天，数学自身有了巨大的发展，数学的应用也非常广泛。因此，我们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中的数学建设。首先，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模型，把马克思经济学中量的关系用数学模型表述出来，在此模型基础上说明现实经济现象，提出相应的对策。其次，目前，西方经济学中普遍使用数学方法，有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排斥数学方法的，是不能用数学的方法表达的;还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使用数学方法来责难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有利于回答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挑战，有利于有力地反驳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责难。
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中的数学建设可以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第一步，组织队伍。第二步，选择研究专题。第三步，准确掌握马克思的原意。在完成这个阶段的工作之后，我们才能真正进入运用数学方法的阶段。第四步，充分了解国内外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建设方面的已有成果。第五步，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建立表达马克思原意的数学模型。第六步，经过至少十几年的时间，通过几批人的努力，争取建立一个系统、全面、准确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数学体系。这项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作，要完成它，必须按照既有步骤，扎扎实实地一步一步地进行。
不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中的数学建设，并非数学方法运用得越多越好、越复杂越好。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要真正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实的内容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真正表达马克思原意的数学模型;第二，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要坚持“解决同样问题，方法越简单越好”的原则;第三，对不同的经济问题要使用不同的数学方法，切忌在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机械地使用同一方法;第四，不要将数学方法作为一种包装。如果仅仅将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看作一种潮流，看作评价经济学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志，在研究过程中，为了用数学而用数学，反而忘记了对经济问题自身的研究，那么这时数学就不再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和方法，而是变成了包装，这将不利于经济学的发展。
张林：《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一书获全国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据说有国外出版社购买了版权?
吴易风：据悉，加拿大的一家出版社向这本书的版权所有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购买了英文版版权。
张林：您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在“两种‘范式危机’论”(载《当代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记得当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子们纷纷传阅此文，备受鼓舞。由此引出一个话题：经济学家为什么不能“团结在一个旗帜下”?您主张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人民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否必定就是人民经济学家?
吴易风：有的学者想追求一种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一种无阶级性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这一想法的动机也许不坏。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种经济学，对初学者和研究者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至少，我国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就可不必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后还要再研读西方经济学。对研究者来说，大家也许就真的能“团结在一个旗帜下”，为无疆界的共同科学事业做出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不会只发给西方经济学家，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份儿，更不会把乔安•罗宾逊这样的左派凯恩斯主义者拒之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门之外。可是，历史无情，现实无情。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这样一种经济学。
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而且也没法“团结在一个旗帜下”，是因为经济学具有阶级性。经济学的阶级性使这个领域的自由的科学研究成为不可能。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的那样：“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西方学者也不全都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比如凯恩斯在《劝说集》中曾直言：“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么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经济学这门学科的阶级性决定了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统一的经济学。
在现实的经济思维中，大款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常常分别成为不同经济学家的出发点。尽管人们很不愿意听到大款经济学家和人民经济学家的称谓，但是谁也否认不了实际存在的这种区别，除非大家都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
张林：您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研究，系统梳理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邓小平、陈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巨大贡献。在研究他们的贡献时，您指出：“未来的探索者也会理解今天的探索者，处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成熟阶段的经济学家，确实难以写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今天的探索者会寄希望于未来的探索者，希望他们今后能写出越来越接近科学真理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年第1期，第26页)。您这句话，可以看作对今天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的寄语吧?
吴易风：在新中国不同的发展阶段，毛泽东、陈云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进行了历史性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比如，毛泽东、陈云和邓小平对计划和市场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创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陈云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理论，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的理论，不仅在过去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而且今天仍然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更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然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只有逐步积累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上获得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不断推进，不断深化，才能逐渐接近于科学真理。毛泽东说得对：“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
张林：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也是您的研究领域。有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也是西方人，为什么马克思经济学就不是“西方经济学”?过去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这个用语的含义非常清楚，但现在很多年轻学者都不大明白了。很多人用“现代经济学”之类的称呼替代“西方经济学”。请您解释一下“西方经济学”这个用语。
吴易风：作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一门独立学科和高等学校一门独立课程的“西方经济学”这一名称在我国出现较晚。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学科和课程的名称经历了几次改变。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有几所大学尝试开设相关课程，内容一般限于凯恩斯主义，因而课程名称定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介绍与批判”或“凯恩斯主义介绍与批判”。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当时吴大琨教授、项冲教授为经济系本科生开设的是“凯恩斯主义介绍与批判”课程，高鸿业教授先为经济系教师、后为研究生班开设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介绍与批判”课程。两门课程的范围不同：前者限于凯恩斯主义，后者包括西方经济学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吴大琨、项冲和高鸿业教授都是从海外归国的学者，他们熟悉西方经济学，回国后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教学中，他们不仅力求准确地介绍西方经济学，而且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评论西方经济学。
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设同类课程的高校增多，教学内容除了凯恩斯主义，还增加了垄断经济学等。这时课程名称一般定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介绍与批判”或“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改革开放初期，一些高校将课程名称改为“外国经济学说”。“西方经济学”这一名称形成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内涵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相同。这一名称很快得到我国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科名称，并且成为教育部和国家学位委员会规定的这一学科的正式名称，以及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正式名称。
西方经济学中的“西”不是中西意义上的西，也不是“中学与西学”意义上的西。这里的西方不是地域上的概念，而是政治上的概念。比如“西方七国集团”就是政治概念，不属于西方地缘的日本就包括进去了嘛。可见，用“西方”二字作为一种特定的、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的定语，是为了正确反映这种经济学的本质属性，以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现在有人主张称西方经济学为“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入“古典经济学”。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知道，这种说法来自西方经济学家。如果接受西方学者的谬说，就势必会错误地将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当作现代或当代唯一的经济学，同时，就势必会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除在现代或当代经济学之外。事实上，除了主流经济学之外，在西方还存在大量的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和理论。西方经济学远非现代经济学的全部。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绝不是古典经济学，而是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崭新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马克思以后一直在发展，因此，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入“古典经济学”。在现代，仍然存在着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是西方经济学。因此，决不能认为现代经济学就只是西方经济学，决不能用现代或当代经济学专指西方经济学。
张林：您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西方经济学。您与合作者完成的《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吴易风、王健、方松英著，商务印书馆，1998年)，是国内较早系统梳理西方宏观经济学发展脉络的著作。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为西方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找到了马克思这个源头。是否可以认为，这些成果以及西方经济学方面其他重要成果的取得，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不可能的?
吴易风：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特别是青年一代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用这一理论去分析、批判、借鉴西方的经济理论，以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而不是一味地迷恋西方经济理论。
西方经济学植根于西方国家，是西方国家统治阶级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法的理论表现。因此它具有二重性：一是阶级性，二是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阶级性主要表现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宣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主要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病症进行病理分析，做出诊断，并开出药方。在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只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而看不到它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另一种是只看到了西方经济学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而看不到它的阶级性。这两种倾向都是将西方经济学极端化、片面化的结果。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两种认识都不符合实际。既然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就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它进行科学的和全面的剖析，分清哪些是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特定条件下有用的成分。对于前者，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揭露;对于后者，要借鉴和吸收。借鉴和吸收也需要科学的态度，借鉴是把他人的经验和教训当作镜子，而不是照抄照搬;吸收是要经过消化系统的分解和吸收功能来摄取有营养的成分，而不是囫囵吞枣。
必须注意，西方经济学可资借鉴的成分并不是在纯粹的形式上存在着，而是常常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共生，并且紧紧结合在一起。例如，不能只看到新古典生产函数的有用的数学形式，看不到它的理论基础是生产要素价值论;不能只看到新古典欧拉定理即产量分配净尽定理的所谓数学精确性，看不出这是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里且不说异种器官移植，即便是同种器官移植，也还可能出现排异反应。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那些有用的东西，必须进行严肃和艰苦的研究，将那些可资借鉴的成分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分离开来，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
张林：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迅速在中国传播赢得了很多信徒。您是国内较早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在1995年的访俄报告中指出“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给俄罗斯带来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请您谈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危害。
吴易风：新自由主义是现代经济自由主义，又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破产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复活和再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极其艰难地度过30年代大萧条以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渐趋复苏，并日渐活跃，形成许多流派。除了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为首的新奥地利学派，英国有伦敦学派，德国有弗赖堡学派，美国有芝加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以及以科斯为首的现代产权学派，等等。
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了滞胀。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者束手无策，凯恩斯主义陷入严重困境。这时，新自由主义乘机而起，并迅速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全盛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新自由主义万变不离其宗。“市场万能论”和“市场自由配置资源可以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是新自由主义即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核心教义和教条。
新自由主义学派林立，形形色色的经济理论和为数众多的政策主张基本面虽然相似，但差异不小。西方国家政府采取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主要有：英国的“撒切尔主义”或“撒切尔经济学”，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全世界特别是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华盛顿共识”。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推行新自由主义之初，有的也出现过短暂的经济较快增长。但是，好景不长。从最终结果来看，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和地区，那个国家或地区就会遭到巨大风险和灾难，甚至成为重灾区。下面的三类新自由主义重灾区具有典型意义：第一类重灾区是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第二类重灾区是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第三类重灾区是拉丁美洲国家。
当新自由主义处在高峰期的时候，西方国家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大危机，是一场包括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以及持续多年的生态和环境危机在内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21世纪初的这场大危机源于美国，很快蔓延到欧洲以至全世界许多国家。从2007年夏季开始，西方许多国家先后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倒退。危机表明，自由市场配置资源不仅没有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而且相反，出现了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无效率。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危机，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市场万能论”的大批判家。危机的发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力图通过多种途径用他们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来影响中国改革。同时，我国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试图从新自由主义中寻找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措施。这样，新自由主义便逐渐在我国产生影响。
国内一些有关论著不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学派以及政策体系进行全面评析，而是不加分析地向国内读者积极推荐，全盘肯定。这对许多人尤其是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使他们对新自由主义没有识别和批判分析能力。更有甚者，某些经济学家一直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科斯和以他为首的产权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20世纪80年代初，科斯看到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认为这是推销他的产权私有思想的极好机会。对于如何在社会主义中国推销主张产权私有的科斯思想，其追随者进行了认真琢磨。他们给“私有产权换了包装”，开始时只说“产权明晰”，而不说科斯的产权明晰就是产权私有。直到科斯的思想在中国被一些人接受后，他们才公开声称：“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并断言：“中国会逐渐改变成为一个类似私有制的体制”。科斯通过“派进来”和“请出去”两种途径来影响中国的产权改革。他将其追随者“派进来”推销他的产权私有论，并“自费”将中国几十位知名经济学家“请出去”，到美国参加他自己组织的“中国经济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
更值得注意的是，科斯后来不仅要在中国宣传和推广他的产权私有理论和政策主张，而且远远超出经济学领域，进一步提出中国需要一个“开放而自由的思想市场”的主张，并表示期盼中国成为“自由思想的全球中心”。国内有人在评介科斯关于中国“开放自由思想市场”主张时赞许说：“科斯极富洞见的一家之言，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显然极具现实意义。”这些人正在积极推销科斯关于中国要积极开放自由思想市场的主张。他们也打着“深化改革”的旗号。
国内媒体报道：“2010年，科斯百岁之时，中国经济学家组织了活动庆祝，远在大洋彼岸的科斯发来一段视频。”国内媒体还报道，科斯本应邀在2013年10月来中国访问，没料到在来华前一个月去世。我国有些经济学家对科斯表示沉痛哀悼和敬意，甚至说：“科斯的学说始终是照亮中国崎岖的改革道路的一盏明灯”“科斯在经济转轨环境下的中国影响力巨大。科斯的理论在中国获得了比在美国更高的认同和反响。”
过去一个时期，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不愿用“私有化”一词，而是用来自法文的“非国有化”或来自日文的“民营化”，并说“非国有化”和“民营化”不是私有化。这纯属欺人之谈。人们知道，法国的“非国有化”就是私有化。英文中的“私有化”和法文中的“非国有化”，在日语中译为“民营化”。现在，主张进一步进行产权改革者已经不再讳言私有化，而是公开说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私有化。
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这一目标讲改革，就必然偏离正确的方向。“科斯热”是要在中国用生产资料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要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结果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必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必然导致改革失败，必然走上邪路。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必须高度重视和高度警惕的。
张林：说到“访俄报告”，当年曾掀起轩然大波。虽然历史已经有了定论，您是对的，时间也已过去了20多年，您是否还愿意谈谈那个事件?
吴易风：1995年9月，我应俄罗斯科学院的邀请，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在此期间，我先后会见了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副主任和学部所属各研究所所长或副所长、研究员等，并顺访了莫斯科大学经济系，讨论了俄罗斯经济问题以及中国经济问题。
回国后，我根据记录写了一篇访俄报告，题目是《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报告共分10个问题，分别为：从苏联到今日俄罗斯的演变过程，私有化及其后果，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对策和后果，两极分化和新资产阶级形成，改革已经失败，俄罗斯的前景，俄罗斯的新经济思潮，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给俄罗斯带来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各种政治力量在进行激烈的较量，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这篇报告最初发表在《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1、12期上，后来有几家杂志转载过，也有报纸摘要刊载过。
报告的发表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本名为《交锋》的书说：这个报告产生了“触目惊心的效果”。
对于这份访俄报告，反对者说很坏，支持者说很好。一位反对者通过海外传媒说：“俄罗斯经改并非如吴氏所断言已‘彻底失败’，而是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紧接着，另一位反对者在一篇文章中莫须有地说：“(访俄报告)极力给正在进行的改革泼冷水，散布怀疑和不满情绪”“认为该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断定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了歧途，资本主义复辟已是现实的危险”“是不是要中国的改革逆转”“对改革开倒车”。他那篇批评我的文章气势汹汹，可是从头到尾连一个证据都拿不出来。有一家报纸在《以俄为鉴：一份奇特的苏联解体考察记》的大标题下，加了这样一个小标题：“报告这样结尾：我们唯有停止中国目前的改革进程，悬崖勒马。否则，中国便一定要重蹈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之覆辙。”这个别有用心的小标题纯属谎言和诬陷，在全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我那篇访俄报告在结尾处根本没有这样的话，报告的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这样的话。后来两位反对者又在一本书中说：“如果我们(大概指的是这两位作者和他们的志同者)……遵照他们(指俄罗斯学者)的‘理性的’劝告，继续‘以俄为鉴’，则我们唯有终止中国目前的改革进程，悬崖勒马。否则，中国便一定要重蹈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之覆辙。这是这份苏联解体考察记留给我们的最奇特的印象。”
赞成者撰文说：“稍有党心、民心和社会主义信念者，都会认为吴教授的报告是好的，俄罗斯学者克洛茨沃格的愿望是善良的”。对那篇莫须有的乱扣政治帽子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厌恶和反感，一位老教授评论说：“这不像一个学者写的学术文章，倒像是一份大字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资深学者访俄回国后撰文说：北京某大学的一位教授不准别人说俄罗斯改革已经失败。可是，我在访俄期间，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跟那么多人交谈过，还没有一个人说俄罗斯的改革是成功的。那两位反对者合写的那本书后来受到广泛而深入的批评。针对这本书，一篇题为《还应‘以俄为师’》的文章说：
“克洛茨沃格研究员对吴教授一番言辞恳切的话语可谓荡气回肠、发人深省……前车覆，后车诫。如果说当年十月革命给我们提供的是成功的正面经验的话，那么，今日苏联改革以其惨痛的教训，却给我们提供了一整套失败的反面经验。”也是针对这本书，一篇题为《以俄为鉴，何罪之有?》的文章说：“如果说‘以俄为鉴’就会终止中国的改革进程，这是不打自招地一语道破了你们的天机：你们心中的改革是不是就是俄罗斯的那种‘改革’呢?如果是，那你们这种‘改革’进程终止了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非要来个我国重蹈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之覆辙而后快吗?”针对那位断言俄罗斯改革已经成功并有失体面地撒泼骂人者，一篇题为《俄罗斯金融危机与改革》的文章说：“回想一下1996年围绕着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访问俄罗斯的一份报告发生的争论吧!当这位教授从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实情出发，并引用俄罗斯学者的话说，‘俄罗斯改革是失败的’，国内有人不是针锋相对地说，‘俄罗斯改革是成功的’，并且辱骂这位教授吗?同样一件事，一个说是失败，一个说是成功，结论截然相反。这只能是立场不同的反映，只能说是：‘道不同，不相谋’!时间又过去两年，事实继续在说明问题。今天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大概可以检验争论的是非了吧。”
对这个访俄报告，海外、国外媒体也反响强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CNN)驻京记者要求对我进行采访，俄罗斯一家大报刊载了该报记者从北京发回的报道：“吴易风教授的详细而可靠的报告被连载在《高校理论战线》杂志上……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对看到私有化病源而不愿意类似灾难降临在自己国家的独立思考的人是一个剧烈的震撼。”
我常接到信和电话，说：俄罗斯的现状越来越清楚地说明，您的访俄报告没有错，错的是那些批判您的人。时间过去了20多年，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张林：您不仅通过外国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改革建言，也针对不同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过诸多真知灼见。从您提出的政策建议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那些建议都是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密切联系中国实际，为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开出的药方。请您谈谈有关经济政策方面的情况。
吴易风：经济学家常常被比作医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固然算不上是高明医生。任何合格的医生都要从病情出发，做出正确诊断，并对症开出药方。
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不是一门可以重复试验的科学。经济理论的试验不是实验室中的试验，而是社会的大试验。错误的经济理论一旦变成社会实践，就可能成为一场大灾难。因此，经济理论工作者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以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上下苦功。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就是为经济现实号脉，及时诊断，对症下药。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国经济学界就当时宏观经济形势是否过热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一些经济学家断言，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过冷而不是过热，应当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1994年，我根据比较高的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和不超过3%的失业率的数据，认定通货膨胀是我国当时宏观经济的首要问题，具体分析了导致这次严重通货膨胀的各种因素，提出了内容和方式适合国情的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我国在成功地控制住这次通货膨胀后，从1997年第四季度起，物价总水平不再上涨，相反，还有所下降。面对这一变化，我国经济学界又对宏观经济形势是否已经陷入通货紧缩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一些经济学家断言，宏观经济已经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因此应当实行扩张性政策，刺激投资，推动经济回升。我当时不同意这一“诊断”，因为不能把任何一种情况下的价格总水平的下降都称为通货紧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不足的形成有十分深刻的原因，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的通货紧缩理论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需不足严重制约经济增长。当有的学者片面认为中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并主张采用扩张性政策时，我对扩大内需问题进行了探索并提出如下意见：政府要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必须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不公平的加深会造成更低的效率，更多的公平会带来更高的效率;必须找出我国当前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辨证论治。需求不足说到底是最终需求不足。当时我国最终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有收入差距的拉大，大量下岗和失业人员消费水平的绝对下降，一些地方对工资、养老金、基本生活费和低保金等的拖欠，部分农民的收入下降，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金等制度的改革使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者不同程度地减少当前消费以增加储蓄等。我国的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广大劳动者消费不足。所以，我国必须始终把扩大内需政策的基点放在增加城乡广大劳动人民收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上。要恰当运用扩张性财政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可以暂时采取适当扩张财政和扩张货币的办法刺激经济，但这又可能引起另一种宏观经济不稳定——通货膨胀。长期交替使用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有可能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两种形式的宏观经济不稳定之外，又出现第三种形式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滞胀。西方国家的教训是，在滞胀面前，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将全都失效。为了扩大内需，我主张综合采用市场和计划调节的办法，通过推进再就业工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不能对扩张性政策抱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认为，加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的政府调节的本质目的是要保障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可持续发展，在理论上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凯恩斯主义，而应该立足中国国情，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曾多次向高层决策机构提出政策建议。例如，1985年，为了保护居民实际收入不因价格调整而降低，提出在一定范围内实行收入指数化方案的建议;1994年，为了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提出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委)的建议;1995年，提出研究最优外汇储备(包括总量最优和结构最优)的建议;1997年，提出明确阐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的建议;1998年，提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并制止出售国有企业成风的建议;2003年，提出积极探索我国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和措施的建议;2004年，提出不能让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误导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建议;2005年，提出成立权威性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研究机构，负责适时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报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出现的问题并提供对策建议等。
张林：我们来谈谈经济思想史的话题。这个话题仍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您的第一部著作《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64年)和思想史巨著《空想社会主义》(北京出版社，1980年)、《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88年)，都是对马克思经济学来源的研究。后两部著作都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请您谈谈经济思想史研究和创作的经历与心得。
吴易风：大约在1976年春夏之交，商务印书馆胡启林同志亲自来敝舍约稿，让我写一本关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书。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当时的心情比较复杂。我的第一本习作是196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在又有机会为商务印书馆写一本新书，当然很高兴。但是，想到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出版界的“百年老字号”，在广大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我便感到任务很不轻松。能否完成一部像样的书，那时并没有很大把握。
当时我的写作条件很差。从江西五七干校回来后，由于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了，我们人大经济系全部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我曾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三年，回到北京后，多么想坐下来好好看看书，好好写点东西。可是由于需要，我又被派到北师大大兴县劳动基地(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去劳动，任务是养猪。跟在江西开山打石的劳动相比，养猪的劳动强度小多了，劳动时间也短多了。早晚业余时间是属于我的，可以自由支配。
这时，我按约稿顺序，先完成北京出版社熊怀济同志的约稿《空想社会主义》一书。在《空想社会主义》一书中，与只讨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的相关著作不同，我把空想社会主义划分为4个阶段，全面探讨了它的产生、发展和渐趋没落的历史，并对4个阶段中的16位代表人物的学说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和分析，探索了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和继承关系，阐明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是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成熟的结果。这部书稿“文革”前就写好了，一直未能出版。现在只需要加加工就可以了。书稿交给北京出版社之后，便起早贪黑地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劳动时间一到，就放下书去劳动。劳动一结束，就坐下来看书和写作。《英国古典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初稿是在大兴劳动时写的。
中国人民大学复校的消息传到大兴劳动基地时，我很兴奋。多少年没有从事教学和研究了，非常渴望重新开始教学和研究生活。不久，我得到通知，从劳动基地返回学校。当时我住在北京邮电学院的筒子楼里，房间里只有一张学生用的小课桌，一张小方凳。没有书架，我就用砖头和破木板临时搭一个书架，把要用的书上架，其他不急用的书堆在墙角或者床底下。总算有个小空间了，可以坐下来看书和写东西了。
我原以为再花一年多时间就可以完成《英国古典经济理论》书稿。可是，初稿出来后，越看越不满意。跟常见的经济学说史相比，前进得很有限，算不上是学术专著。在写初稿时，遇到过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都未能得到满意的答案。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深入研究。我想，这样的初稿绝不能交给出版社。
怎么办?推倒重来。重写，只要没有深入研究，最多是小有改进。要想有大一点的改进，只有深入研究。这时，我决心从五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一、重读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原著，充分发掘、仔细梳理他们的经济思想资料;二、重新研读马克思《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卷关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全部论述，力求融会贯通;三、研究国内学者有关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论著;四、研究苏联学者有关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论著;五、研究西方学者有关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论著。经过反复研究和深入思考，过去教学积累起来的问题，这次研究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获得了自己比较满意的答案。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要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首先就得解决谁是古典学派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索维尔说：“谁是‘古典学派’?从创造这一术语的马克思，到赋予这一术语以最广泛的含义的凯恩斯，定义颇为不同。”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对古典学派有三类规定：马克思的规定，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的规定，西方经济学家的规定。再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西方经济学家对古典学派的规定又有三类：窄派、中派、宽派。在苏联学者的有关论著中，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只有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三人。我国学者受此影响，在有关论著中也只有这三人。我在研究之后，批评了这个学术观点。在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著中，窄派把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家萨伊、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西尼尔、巴师夏等列入“古典经济学家”;中派扩大了窄派的“古典学派”，把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也列入“古典经济学家”;宽派又扩大了中派的“古典学派”，把20世纪初的马歇尔、埃奇沃斯、庇古等也列入“古典经济学家”。我在研究之后，尖锐地批判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这些观点。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我根据马克思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多次论述，把英国古典经济学分为产生、发展和完成三个时期，确定了配第、洛克、诺思、康替龙、范德林特、“斯密的那位匿名前辈”为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时期的代表人物，詹姆斯•斯特亚特、亚当•斯密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发展时期的代表人物，李嘉图以及威斯特、巴顿、琼斯、拉姆赛等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完成时期的代表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上，我向大会提交了题为《为古典学派正名》的论文，详细阐述和论证了上述观点。当时批评苏联学者的观点还需要一点理论勇气。我在大会发言后，虽然免不了有意见分歧，但多数与会学者对我的观点表示认可。后来，商务印书馆还参照我的观点重新修改了该馆关于古典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计划。
我从古典经济学家著作中还挖掘出不少新的思想材料，研讨了当时国内经济学说史论著很少涉及或没有涉及的问题。例如，我认为，古典学派有其特殊形式的剩余价值理论;斯密既有绝对优势理论，也有相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既指绝对优势中的最大优势，又指绝对劣势中的最小劣势。又例如，我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纸币流通规律、财政、国际贸易等理论的分析既注重其历史价值，又注重其现实意义。这使读者既能把握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又能从中获得认识现实经济问题的启示。
在研究和写作期间，为了能读到更多的有关论著，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去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当时北图在城里文津街，恢复高考后读者特别多，等图书馆开门时到，就没有座位了。为了确保能找个座位，我每天早上七点多就骑车赶到那里，排队拿号，等候开门。中午啃干馒头。由于我天天去，图书管理员也认识我了。她帮我在图书馆职工食堂买了饭票，这样在天冷时就可以吃上热饭了。
现在复印、网络很方便，研究和写作轻松多了。那时，一切都靠笔。写笔记，写卡片，抄资料，写稿子，改稿子，抄稿子，全都用笔。每天握笔十多个小时。酷暑天，没有电风扇，挥汗写作。流到手上的汗，常常把稿纸浸湿。
原本计划一两年完成的写作任务，结果用了六年时间才完成。在连续紧张和疲劳了六年之后，当我把近50万字的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时，我才真正体验到什么叫轻松。
1988年，《英国古典经济理论》问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对此书的出版作了报道，《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马克思主义来源论丛》等对此书发表了评论。1995年，此书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张林：正如您所说，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学界都是从经济思想史入手来了解西方经济学。但今天，很多高校都已不再开设经济思想史课程，或者大幅压缩了这门课的课时。联系这一情况，我想请教您经济学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作为经济学教育家，您和其他前辈一起影响了数代中国经济学者。我就是读着您和高鸿业教授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教材步入经济学之门的。首先请教一个教材方面的问题。您和其他老一辈经济学家编写的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经济学流派)教材，最大的特点是在介绍之余都要进行评论，评论能让读者对所学知识保持清醒的认识，避免盲从。但是，今天流行的教材大多不再做评论。萨缪尔森曾说过：“如果我能编写一个国家的经济学教材，我才不管它的宪法是什么。”相信今天中国经济学界对这句话有深刻的体会。请您谈谈我国西方经济学教材建设方面的情况。您认为什么样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才是适应中国国情的?
吴易风：我先谈谈新中国第一套西方经济学统编教材的情况。
经过早期的尝试阶段以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国高等学校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一般都设有介绍和批判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课程。为了满足这一课程教学的需要，当时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几所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在有关部门的领导下，集体编写了一套统称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教材。
这套教材的编著者是国内对西方经济学术有研究的专家，其中有好几位早年在海外留学。他们在获得国外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有的还获得国外大学的高级职称后，毅然从海外归来，热心为祖国服务。
他们编著的这套教材分五册：第一册《凯恩斯主义》，编著者是樊弘、高鸿业、严仁赓、罗志如;第二册《垄断经济学》，编著者是高鸿业、范家骧、罗志如;第三册《福利经济学》，编著者是巫宝三、罗志如、汪友泉、李懿;第四册《经济计量学》，编著者是巫宝三、孙世铮、胡代光;第五册《“人民资本主义”》，编著者是严仁赓、范家骧、黄范章。
这套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第一册和第二册出版于1962年，第四册和第五册出版于1964年。第三册《福利经济学》的编写工作于1965年基本完成，在征求意见并加以修改后，本拟付印，但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未果。直到1979年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编著此书的负责人巫宝三先生才决定将搁置了十多年的旧稿交厉以宁、我和李懿三人修改和补充，书名改为《西方福利经济学评述》，由商务印书馆于1984年出版。当时巫老只应允给此书写序而不肯署名。
这套教材是新中国第一部西方经济学教材，是我国这类教材从无到有的标志。这套教材的出版，满足了当时高等学校经济系师生的教学需要，受到师生们的欢迎。
今天回过头去看，这套教材有一些突出的优点：第一，比较正确地说明了这些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二，比较正确地介绍了这些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基本内容;第三，较为全面地说明了这些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所起的作用;第四，大体正确地对这些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了分析、鉴别和判断。因此，应当认为，这套西方经济学教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较为成功地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当然，作为当时的文科教材，也很难避免带有时代印记。在分析、鉴别、批判方面，这套教材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分析少、鉴别少、批判多。批判的文字有时有简单化的倾向和贴标签的现象。至于你说到的我和高鸿业先生编写的那部《现代西方经济学》教材，是在我们的讲稿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本教材。改革开放之初，为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高鸿业先生和我率先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现代西方经济学课程，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鉴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重要性，高鸿业先生和我合作，先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上连载西方经济学讲稿，后来在1988年出版《现代西方经济学》教材。该书入选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后来，我和吴汉洪教授、刘凤良教授合写了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系列教材中的《西方经济学》，该书被许多高等学校选作硕士生教材。我和高鸿业先生、刘凤良教授主编的《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以及和高鸿业先生、吴汉洪教授主编的《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被中国人民大学选作硕士生、博士生教材。我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被许多大学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选作教材。
我和颜鹏飞教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课题组首席专家，与课题组共同编写了工程重点教材《西方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值得提到的是，高鸿业先生已被遴选为这部教材的首席专家。令人痛心的是，当这部教材的设计和编写工作即将启动的时候，高先生与世长辞了。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除了我和颜鹏飞教授之外，这部教材编写组还有王志伟教授、杨玉生教授、冯金华教授、吴汉洪教授、刘凤良教授、郭其友教授、文建东教授。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准确、细致介绍的同时，对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做出科学说明，为在我国沿着正确道路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作了若干探索。
关于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编写，我完全同意高鸿业先生的观点和做法。这也是我们在编写各个层次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时一贯坚持的：一是广泛参考多种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严格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原貌准确地介绍西方经济学;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评论。这样的教科书才是适合中国特点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
张林：您这一席话使我想起陈岱孙先生关于中国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16字箴言：“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这16字箴言在今天不仅仍然适用，而且尤显重要，因为今天中国经济学教育西化尤其严重。当然，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化倾向早就有之。早在20世纪90年代，您和其他老一辈经济学家就以实际行动纠正这种倾向。从1994年起，国内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一批资深学者举行了一系列学术报告会。作为报告会的主持人，您可否介绍下当时的情况?
吴易风：从1994年起，我们确实举行过几次“西方经济学学术报告会”。举办学术报告会的背景是，前些年，一些报刊大炒西方经济学的科斯定理和产权理论、股份制理论等，炒得太过分，炒得走了样。许多对此有研究的资深学者看到这种情况深感不安，出于责任感，认为有必要把这些理论的内容、性质、作用等如实地讲清楚。报告会的主办单位是国家教委社科中心和《高校理论战线》杂志社。报告会的成果《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一辑、第二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报告会的报告人有陈岱孙、陶大镛、胡代光、高鸿业、范家骧、刘涤源、朱绍文、罗元铮、陈宝森、张帆、丁冰、杨德明、智效和等著名学者。近百名理论工作者参加了报告会。学术报告会讨论了西方经济学的科斯定理和我国所有制体制改革、西方产权理论和我国的产权制度、西方股份制和我国的企业制度、市场经济和政府调控、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引进外资的理论和实践等。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前辈陈岱孙教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应从以往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盲目崇拜中得出启发。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也指出：只有“看不见的手”不行，还要有“看得见的手”。报刊对报告会作了公开报道。
至于我成了会议主持人之一，只不过是由于我的年纪比大多数资深学者相对小一些，连续劳累几天还能吃得消。我们没有学术活动经费，学术报告会开得很清苦，中午大家都吃普通盒饭，没有地方休息，吃完盒饭接着开会。许多年事已高的学术界老前辈也跟着年轻人一样坚持到底，列席报告会的博士研究生们都被他们的这种精神所感动。
张林：向老一辈经济学家致敬!同样是这一批经济学家，在陈岱孙先生的倡议下，于1979年成立了“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开展西方经济学研究。您是该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曾担任该会会长，现在仍担任名誉会长。截至2016年，“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已经举办了24届全国学术研讨会，一代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通过这个交流平台成长起来。您可否介绍一下研究会的缘起和发展?
吴易风：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陈岱孙等教授倡议并于1979年9月成立的全国性一级学会。该研究会从成立之日起，明确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研究西方经济学和外国经济思想史为主要任务。
陈岱孙教授长期担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在担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的十多年中，他明确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西方经济学研究。“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是他留下的珍贵的亲笔题词。这16个字，不仅凝结了他本人毕生探索经济学真理的经历和经验，而且凝结了我国社会科学界众多学者追求社会科学真理的经历和经验。
在老会长陈岱孙教授的领导下，以及后来在他的学术遗嘱“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16字箴言的感召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举办了介绍和评论西方经济学的大型系列讲座，出版了四卷本《国外经济学讲座》。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成立后，受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调查组理论与方法研究小组的委托，于1979-1981年在北京举办西方经济学系列讲座。这一系列讲座共设60个讲题，由国内多所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机构的46位专家学者主讲，内容包括西方微观经济学、西方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经济计量学、西方主要经济流派和思潮以及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思想演变等。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举办的大型西方经济学系列讲座，听讲人主要是国家机关经济工作人员、高等学校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教师、经济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以及研究生。讲座的全部讲稿编成四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0-1982年出版，首次印数达25000册。
第二，翻译、编辑和出版了17辑《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为了让国内读者阅读西方经济学家的论文，更多地了解外国经济理论动态，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和商务印书馆合作，翻译、编辑了《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这套论文选共17辑，每辑一个专题，内容涉及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和思潮、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年获得者的演讲、发展经济学研究、比较经济学研究、长周期理论研究、亚当•斯密研究、马克思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计划与市场研究等许多方面。第1辑出版于1979年，第17辑出版于1997年，前后共经历了19年。
第三，参与编辑和出版《西方经济思想评论》。以书代刊的《西方经济思想评论》是由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为经济学界发表西方经济学研究成果提供了学术园地。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专家学者是这一园地的主要作者，他们为这一园地源源不断地提供论文。这些论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比较深入地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专题研究，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第四，参与编辑和出版20辑《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以书代刊的《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者发表研究成果提供了学术园地。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专家学者是这一学术园地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作者群体之一，有的还担任了编委。《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辑出版于1981年，第20辑出版于2000年，前后共经历了二十余年。
第五，出版了多本研究会学术论文集。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早期由于条件的限制，难以做到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并出版一本论文集，后来随着条件的逐步改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这是该研究会的大型学术研讨会。此外，该研究会每年还开一次小型的专题研讨会。
该研究会一般提前半年发表征文启事，要求研究会成员提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符合征文启事所确定的主题的论文。入选的论文除了在年会上用于交流之外，年会结束后，该研究会将论文编辑成书，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现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第六，召开高等学校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专题研讨会，向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报送《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的报告》。2007年4月14日，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和教育部社科中心于北京联合召开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专题研讨会，来自全国16所高校、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40余人与会，深入探讨了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问题。与会专家围绕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有专家建议，教育行政部门要重视对现有西方经济学教师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再培训，尤其要采取有效措施对海外归来的西方经济学教师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培训，使他们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融入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根据本次专题研讨会的专家发言，于2007年5月4日向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报送了《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的报告》，就教育方针、教师队伍、教材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和课程安排、考核导向、学科带头人的条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了情况，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张林：其实，无论您的哪一个学术身份，最终都可以归结到两个字：老师!谢谢您接受这次访谈。祝吴老师健康长寿，学术生命长青!
吴易风：谢谢!
注：
①即第四卷《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合著者为白暴力等)、第五卷《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合著者为王健、方松英)。
(张林，云南大学经济学院。作者感谢朱勇、余仁实、毛增余、韩玉玲等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与贡献。)
【摘录自《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