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准时到实验室“打卡”的百岁教授

▲杨恩泽在办公室讲述自己的经历。

新华社记者张宇琪摄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黄江林、张宇琪、宋瑞

他60岁学习计算机,80岁掌握商业数学软件Matlab操作,93岁还常打网球,100岁仍然坚守在科研教学一线……70余载教学生涯,孜孜不倦,桃李芬芳；几十万助学款,源源不断,泽被桑梓。

与百岁教授杨恩泽交流,仿佛是在与历史对话,他清晰的思维和惊人的记忆力令人惊叹,他历经沧桑从未改变的赤子之心让人动容。

筚路蓝缕开创国内光通信先河

1919年,杨恩泽出生在广东省饶平县,现为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这位百岁老人,是国内光通信技术领域的元老级科学家,他主持研制的“武昌-汉口市话中继光缆通信实用化系统”,是我国第一条通过国家鉴定及验收的实用化光纤通信线路。

“1978年,邮电部提出建设这条线路,我被任命为主要责任人之一。可光通信在国际上才刚刚起步,国内更是一片空白。”杨恩泽回忆说。

例如,光纤的焊接问题,按要求焊接点的衰耗指标应达到3分贝,可当时没有人能够做到。杨恩泽找到电缆厂,一同研究方案。“为解决这一问题,大家整整争论了3天,可见难度之大。”

按照方案要求,这条全长13.6公里的光通信线路分为3段,最长的一段6.5公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线路最长只能达到5.5公里,为了这最后1公里,杨恩泽和助手整个夏天都“宅”在平房里做实验。“武汉的夏天太热了,整天汗流浃背,都来不及擦。”杨恩泽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试验成功,线路铺设胜利在望。线路跨越长江那一天,杨恩泽带着同事们高兴地走上了长江大桥,几十个人手递手,小心翼翼地将光缆递过了长江。“那可是宝贝,没敢要机械来拉,生怕拉坏了。”杨恩泽回忆说。

1982年12月31日,项目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线路终于开通。它的开通推动多个城市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光通信系统,推进我国光通信事业的大发展。

1985年,他回到天津大学任教,白手起家,建起了天津第一个光通信实验室。在这些年中,他主持并完成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攻关项目及科研课题,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十余篇论文。

年近百岁,杨恩泽没有停下科研的脚步,依然坚持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配合课题组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研究。

战争年代许下科学救国初心

杨恩泽说自己对于科研的这股钻劲儿,源于学生时代。

1937年,他考入武汉大学,在战争的炮火中开始了难忘的大学生活。8年时间,他跟随学校前往四川乐山,亲历了敌机紧追不舍的轰炸,痛惜死难的同胞和被毁的家园；遇到来自东北借读的同学,他听到大家齐声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流下热泪。

“眼见国破家亡,我内心苦闷极了,怕当亡国奴呀。”杨恩泽说,民族经历的苦难,让他立志科学救国,改变国家现状。

战争中,杨恩泽不曾回过家乡。“整整10年没见到父母,心里很苦。”1943年杨恩泽不幸染上了肺病。现在看似寻常的病,在那时缺医少药的境况下,相当于绝症。

转折出现在了1949年。在辗转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后,1948年,他来到天津任职于南开大学。1949年12月,杨恩泽肺病复发,原先就医许久不见好转的疾病,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医院有了特效药,“我的病一下就治好了,至今不再复发”。

他至今还记得,解放军进入天津后,战士们整齐有序地在马路上过夜,干部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给大家讲政策。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让他耳目一新。1949年10月,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而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杨恩泽说:“在历经对国家前途、自己身体的绝望后,是党让我重新燃起了生命的火光。”他更加坚定了科研报国的追求与志向。

奉献一生一心回报党和人民

谈及长寿秘诀,杨恩泽仰头大笑说出八个字:“经常锻炼,淡泊名利。”

93岁前,他时常约球友打网球。百岁高龄,他仍坚持徒步上下班,“我用GPS测算过,从学校东门到家来回两公里,每天我来回两遍。”杨恩泽说。

他把科学研究当作生活的乐趣,每天准时到实验室“打卡”,并指导学生们的科研工作。

课题组的博士生谢田元收藏了一张白色小纸条,那是2017年8月4日,杨先生特意为他留的。“这是微型电感,全给你——杨恩泽”,纸条底下就是谢田元几经周折都没有买到的实验器件。

“先生对我们科研工作非常关心,常去实验室帮我们调试器件和参数,为我们讲解仪器的原理和使用方法。”谢田元说。

杨恩泽教授新中国成立前夕就从事教育工作,直到1988年退休,培养出数不清的本科生、硕士生,很多人已是国家栋梁之材,有些成为某个领域的知名学者,甚至还有举足轻重的院士。学生们把杨恩泽当作事业的导师、人生的楷模,而他则把培养学生看作与完成科研课题一样,“是自己对党和人民回报的成果”。

多年来,杨恩泽默默资助了许多贫困学子,迄今为止,累计捐资已超过50余万元,不仅帮助家乡的小学建起科学楼,还设立奖学金资助生活困难、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

但杨恩泽对自己却显得很吝啬。家里的摆设陈旧而简单,人们看他穿的衣服几乎都旧得褪色,每当问及此事,他总说:“已经很好了。我不买汽车、别墅、名牌,啥也不要。”

“能够多工作一天,多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就是我生命最大的意义。”杨恩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