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不仅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更在哲学、思想及方法等层面影响了无数人。此种影响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其中就包括享誉海内外的人民科学家和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奠基者钱学森。钱学森不无感慨地称，“动笔杆子”的人除要学好“马列主义的经典哲学著作”之外，就是要学好“毛主席的两论”。钱学森道出如此感言，皆因他切实感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威力”。
那么，“两论”对钱学森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发展和深化的呢？基于对钱学森文章、书信、藏书、笔记、绘图以及批注等文献的综合考察，用史学方法重塑他从接受到运用“两论”的思想历程可知，此种影响前后持续近50年且大致可分为断然领会、学深悟透和贯通运用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有着内在逻辑关系，既是钱学森作为一名读者学习“两论”的“接受史”，又是他作为一名学者以“两论”为指导用于治学的“创新史”。就是说，此种影响并非单向运动，而是产生互相作用的双向运动，从而成就钱学森在思想历程上的不断“综合扬弃”，实现其作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辩证统一。在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之下，研究“两论”影响钱学森的思想历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断然领会阶段：以技术科学思想为中介
钱学森早在1949年担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丹尼尔和佛罗伦萨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时，就已经成为一位世界级科学家。1955年回国后，钱学森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职务，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钱学森更是在晚年通过近30年的学术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提出诸多具有原创价值的观点、思想或理论，发展成为一位具有深邃哲学思维和长远战略眼光的社会科学家。从思想历程视角来看，钱学森身份转变的重要驱动因素就有来自“两论”的影响。
钱学森于1934年从交通大学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资格；经过一年专业实习后，怀揣科学报国志向于1935年赴美求学，先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翌年考入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此后，钱学森又在这两所高校任职，待1955年回国时已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科研和治学经验。作为关键一环，钱学森于1947年提出技术科学思想，一跃成为蜚声科学界的青年翘楚。技术科学思想的核心在于提出将侧重理论的科学与侧重经验的工程技术通过方法论统一起来，而这个方法论被钱学森凝练为“将问题简单化”和“实验家同理论家要密切合作”两点，即一方面通过观察整体加以理解“什么需要考虑”和“什么不需要考虑”，另一方面强调“理论和实验要互相呼应”。
早期的科学和工程技术并无明确分界，直到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两者才逐渐“分道扬镳”，形成风格迥异的工作体系。钱学森颇为形象地将之比喻为“长头发科学家”和“短头发工程师”，实则反映了“纯科学家与从事实用工作的工程师”之间的观念隔阂。然而，技术科学思想恰好弥补了二者间的观念隔阂，钱学森阐释称：“技术科学是从实践的经验出发，通过科学的分析和精炼，创造出工程技术的理论。所以技术科学是从实际中来，也是向实际中去的。”换言之，技术科学主要通过总结工程技术的经验，“提取具有一般性的研究对象”后再应用到生产上去。不仅如此，钱学森还就如何理解“对所研究问题的认识”时解释说：“这里包括确定问题的要点在哪里，什么是问题中现象的主要因素，什么是次要因素；哪些因素虽然也存在，可是它们对问题本身不起多大作用，因而这些因素就可以略而不计。”
仔细揣摩不难发现，钱学森提出的技术科学思想与“两论”思想存在某种“共性”，但显然他在留美之际还无法接触到“两论”。此后，他仍沿着技术科学思想路径深入研究并于1954年在美国出版经典著作《工程控制论》，该书迅速畅销世界科学与工程界。钱学森说：“什么是工程控制论里面的主要概念呢？这里是专门研究什么控制什么、什么影响什么的，这里特别注重的是一个元件、一个部分同另一个元件、另一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所以工程控制论里面的最主要的概念是物件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工程控制论叫作‘关系学’。”不难发现，《工程控制论》并非纯粹的专业著作，已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且蕴含朴素的辩证法思维。
正因如此，当钱学森有机会阅读到毛泽东的著述后就特别钟情于“两论”。钱学森回国不久之后曾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表示，他已读完有关“五年计划”和宪法等方面的书籍并“准备精读《毛泽东选集》”。正是在阅读《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钱学森逐渐将精力和兴趣集中于“两论”。据秘书张可文回忆，她经常看到钱学森晚上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办公室内学习“两论”。钱学森在阅读过程中断然领会到，其“自鸣得意”的技术科学思想及其方法论，“像处理问题应该怎样入手、怎样去看问题、怎样克服困难等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都有”，且说得“更完全、更精细”。于此，他豁然开朗并发自肺腑地宣称：“我以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技术科学家们都是自发的辩证唯物论者。”
受此启发，钱学森自发将“两论”内化为自己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如其所言，“我们要用‘矛盾论’和‘实践论’来分析武器和尖端技术的发展过程。总是事出有因，有来龙去脉，这是可以分析研究的。这样，对武器的发展趋向，做到有个预见性”。同时钱学森还经常向其他科技工作者推荐如何学习“两论”，例如在致肖宗明讨论力学问题的信件中，钱学森就建议通过“掌握一般原理及方法”后在工程实践中积累经验以“再从理论上深入一步”，尔后再“回来搞具体应用”，进而实现“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目的。
概言之，钱学森回国后，以技术科学思想为中介领会到“两论”对于科研工作的哲学指导意义，且思想上经历了一次“综合扬弃”的质变过程。但客观而论，钱学森回国初期对“两论”的整体认知尚处于由领会而产生的感性认识阶段；虽在潜意识中感受到“两论”的思想魅力，但对“两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只知其然”，尚未形成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理解。
二、学深悟透阶段：以沉潜研究为途径
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被党和国家委以重任，领导中国喷气和火箭技术的规划与研制工作，在科学、技术、工程以及管理等层面为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初创作出难以估量的贡献，成为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奠基者。在此过程中，钱学森还曾多次受到毛泽东接见，两人在哲学层面有过深度交谈，例如1956年两人在一次会议间隙就讨论了“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后来钱学森还回忆道：“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作为继续前进和攀登高峰的途径，钱学森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十余年时间里，通过系统性沉潜研究毛泽东著述后达到学深悟透的境界，不仅践行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行合一观，同时更为自己晚年转向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储备了大量理论知识。
1966年钱学森就曾向友人建议，要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且“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钱学森于此时开始系统学习毛泽东著作，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只搞自然科学技术不行”，还有比“打导弹、放卫星可复杂得多”的社会问题要去解决，于是就“去学社会科学”。虽然社会科学“比打导弹、放卫星可复杂得多”，但钱学森通过十余年学习不仅弄懂了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弄通了社会科学原理。
由其藏书可知，钱学森并未孤立地学习毛泽东著作，而是先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经典著作读起，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列宁主义问题》《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资本论》等。钱学森藏书里还留有不少批注，例如他在《法兰西内战（第一分册）》一书上就写道：“1871年，马克思已经是五十三岁了，但他在公社存在的两个多月里是以多么大的干劲，忘我的劳动，以至在1871年5月30日马克思就写成了这篇光辉著作。”可以想象，钱学森阅读时如逢故人，从马克思那里感受到了强大的“精神推力”。
经过此番学习，钱学森领悟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著作对科研工作确实有启示指导作用，因而能够“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联系起来”之后，“从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为后来钱学森能够集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两种身份于一体做了思想铺垫，且他还强烈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锐利武器”，可以“看到问题的要害所在”，避免机械唯物论的“单打一”和“简单化”。及至此时，钱学森已经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社会问题，例如1972年致信叶剑英时就提及，“我是搞科学技术的，就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个方面，而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不影响到上层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不影响到军队的组织。这个道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阐发得很清楚”。
钱学森通过学习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又开始系统研读毛泽东著作。从钱学森的藏书可知，除《毛泽东选集》之外，还有《实践论》《矛盾论》《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战争和战略问题》《反对本本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多种专辑，且留有不少批注。例如，钱学森在阅读《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时就做出如下批注：“新的事物总是从旧的事物中生长出来的，新的苗子出来了，我们加以分析总结，提高到理论，理论就成为指导新生事物发展的东西，就可以改造旧的，旧的可以变为新的东西！”作为重中之重，“两论”乃是钱学森反复阅读和学习的著作，他通过深学而达到了然于胸的程度，以至晚年还经常出口成章地背诵“两论”的内容。
钱学森还在学习过程中以学者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加以探源。他注意到毛泽东思想来源除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常见有中国古代思想的闪光”。言外之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受此鼓舞，钱学森效仿毛泽东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学习素材，通过对比分析荀况、韩非、王充、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陈亮、王夫之和范缜等人的思想，批判性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因如此，钱学森曾在一份剪报批注中呼吁道：“社会主义中国要吸取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精华以创建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现代中国文化！”
在某种意义上看，钱学森学深悟透的过程正如《矛盾论》所述，“当着我们刚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由此，钱学森也经历了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此过程又如《实践论》的那句名言，即“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从思想历程来看，钱学森在十余年的学深悟透过程中，以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通过重点学习毛泽东著作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和内涵。由于弄通了马克思主义这本真经以及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要义，尤其是“两论”的思想精髓，钱学森感言做学问只要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就能“激扬文字”。基于此，钱学森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退居二线“回到学术工作”之后，以所学为所用，以“两论”为指导创建起“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这两个科学思想体系正是钱学森“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而取得的原创性成果，且极具时代意义和创新价值。
三、贯通运用阶段：以指导实践为归旨
若用钱学森的话做总结，他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逐渐“退居二线”，但并未颐养天年，而是通过“重理旧业”“回到学术工作”。钱学森回到学术工作后便持之以恒直到生命尽头，治学近30年。这对任何一位老者而言，都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挑战。更何况，晚年钱学森还经历了向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旨趣的转变。那么，钱学森为何会选择学术转向呢？且先来看晚年钱学森如何贯通运用“两论”思想精髓创建出的两个重要科学思想体系。
（一）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钱学森思想体系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从萌芽到完成创建过程长达40余年。最早于1957年，钱学森就提出：“自然科学虽然在百年来有了飞跃的发展，但它们仍然不能是尽善尽美的，仍然要发展前进的，这也就是说今天的自然科学决不能包罗万象，总有些东西没有包罗进去。”客观世界原本是一个整体，人类限于认识能力才将各种现象从“它的环境中分离出来”专门研究，即“自然科学的实质是形式化了的、简单化了自然界”。因此，钱学森一直认为有必要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填补知识“漏洞”，使其成为一个“结实的结构”。
因此，当晚年钱学森回到学术工作后就决定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为基础，创建起适应客观现实的现代科学体系。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钱学森通过艰辛的学术工作才最终完成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概言之，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以实践为基础拾级而上，11大科学门类分别以3个层次（应用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理论）为顺序通过“桥梁”而统归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此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钱学森直言这个体系是“《实践论》的结果”。《实践论》在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解释道：“从毛泽东《实践论》的观点，用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的概念来说明：1.这个科学技术体系是有机的整体构造；2.这个科学技术有一个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3.它是不断发展与深化的。”不仅如此，这个体系中的“桥梁”概念也直接源于《矛盾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性智”和“量智”也被引入体系，即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如毛泽东思想一样吸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因此，这个体系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以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发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发现并明确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就此来看，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是一次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尝试。
需要说明，当时以航天科技、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出现，即所谓“第三次浪潮”思想在西方发达国家方兴未艾，同时引起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讨论与争鸣。钱学森以“两论”为原则创建起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地位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可谓实现了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统一。正如有学者提出的观点，“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必然会对唯物主义的现有形式产生极大的影响，必然使得我们原有的对世界辩证因素的解释更加完善。于是，哲学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式，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也自然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会以更现代、更适合科学技术革命新发展的形式表现出来”。不言而喻，钱学森创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便是这种新发展的形式。
（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的创建
钱学森创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是他晚年在转向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种方法论。实际上，早在1957年钱学森就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趋势提出过“社会科学精确化”概念，且提议将其运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他提出：“精确化了的政治经济学就能把国民经济的规划做得更好，更正确，能使一切规划工作变成一个有系统的计算过程，那么就可以用电子计算机来帮助经济规划工作，所以能把规划所需的时间大大地缩短。”20世纪70年代后期，钱学森通过研究经济学、金融学、教育学、灾害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等，逐步摸索出以“两论”为指导而创建起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那么，究竟何为定性，何为定量呢？
钱学森基于《实践论》的原则解释道：“人的定性认识是初步的，或称感性认识；许许多多定性认识经过综合集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后上升（即哲学上的‘扬弃’）为定量认识。这个定量认识比原始材料的定性认识要高一个层次，或称理性认识。等到一个方面事物的许许多多实例的定量认识累积得多了，人又会悟到这一方面事物整体的一点定性认识；又高了一个层次了。”随后由于研究的扩大和深入，钱学森又将《矛盾论》作为指导原则引入其中。这是因为，“定量”目的在于通过建立模型“提出领导概念中的方针政策”，而“这部分思维方法就是《矛盾论》”，即以《矛盾论》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观点为原则，从定量模型中提出“定性”结论。
钱学森早年研究情报科技工作时就曾有过类似见解，他指出要搞好情报科技工作就要靠毛泽东哲学思想，“从矛盾的发展，从矛盾的转化来看东西，这样就能抓到东西，这些东西才是大的方向性的东西”，“才能从一般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看到一点东西”。这“一点东西”正是情报科技工作所需要的结论、建议或意见。由此可见，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不仅包含“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等过程，而且内嵌“矛盾分析法”“整体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法”等观点。因此，钱学森总结这个体系时就指出，“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矛盾论》”；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体系的创建在钱学森看来不再“是洋人世界”，而是体现了“中国味”。
钱学森为何要强调这个体系的“中国味”呢？如同创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一样，两者都体现出钱学森根植于心底的使命意识和家国情怀。回顾历史可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经过思想解放后的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普遍存在“拿来主义”，钱学森将其总结为“不加分析地把外国流行的一套全部或大部接过来”。对此，钱学森旗帜鲜明地提出对待外国流行的“时髦概念”，要从实际工作出发，“图省事靠输入、搞翻版都不行”。这也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
值得一提的是，钱学森最早创建体系时曾试图采用三维模式，但为了便于通俗理解就将其“压成二维”体系图，因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最终要面向和服务社会大众，从而将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转化成更易于理解的图形模型。可见钱学森的良苦用心！诚如其言，“现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有那么多问题等待哲学社会科学界去解决，真使人有‘危机’感了”。可见，身处时代变局的钱学森在强烈的使命感驱动之下，坚持学以致用的旨归，在指导治学实践中通过创建以“两论”为指导的科学思想体系，不仅是一种分析“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的过程，而且同时将鉴别的结果融入中国话语体系而实现了学术上的重大创新。由此，这也就回答了钱学森晚年为何会转向研究社会科学的问题。
从思想历程角度来看，钱学森晚年治学可谓将“两论”贯穿生命始终，除用于指导创建上述两个体系之外，还将其用于研究人工智能、形象思维、抽象思维以及认知科学等，且通过综合研究预言称：“在21世纪，电子计算机与信息网络将大大扩展人的实践范围和效果，‘进入一个新天地’了。”如今，我们的生活早已进入钱学森预言的“新天地”，可见通过掌握和运用“两论”而产生的思想力量何其巨大。
综上所述，基于思想历程可见“两论”影响钱学森的发生、发展与深化。由启发而自由，当“两论”以哲学方式进入科学之后，钱学森便领会到“两论”的思想魅力；由悟则通，他又活学活用并将“两论”内化为治学准则，且通过创建两个具有原创意义的科学思想体系而彰显出“两论”的思想伟力。正因如此，钱学森称毛泽东思想具有“伟大威力”是来自其切身体会。而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考察此种影响依然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第一，有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辩证关系。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以后就成为“一切科学的最高概括”。由此，钱学森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忠诚并以“两论”为原则，通过总结最新科技成果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的科学技术体系”。此种实践积极回答了时代之问，这正如习近平的期望，“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可以说，正因钱学森并未将“两论”当作“雅兴”而是内化为治学准则，才在晚年取得了不俗的学术成就，成为一位集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身份于一身的思想大家。
第二，有助于深刻理解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作为科学家精神的两大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尤其是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在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了“科学家精神的内涵”；作为科学家精神的两大内涵，习近平特别阐述了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的意义。由此观之，钱学森对“两论”从断然领会到学深悟透后再贯通运用的整个过程，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正因有爱国精神，钱学森毕生将“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作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正因有了创新精神，他在以“两论”为指导的治学过程中取得一个又一个学术成就。当两者在钱学森思想历程上汇聚起来时，便充分体现出他所提倡和坚守的治学价值取向，即中国知识分子应当秉承“悠悠历史感”为“做未来的事”而用尽全力的家国情怀。
第三，有助于深刻理解“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的实践意义和信仰价值。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时曾鲜明地提出“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的理念。这个理念一方面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即要充分利用或引进世界各国科学家已经公开发表的科学研究成果，不能关起门来搞研究；另一方面又有深刻的信仰价值，即“把科学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把人生理想融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中”。毋庸置疑，钱学森的人生经历和选择正是这个理念的生动体现。从本文研究来看，“两论”在钱学森将“小我”融入“大我”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又在不断的实践中树立起坚定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泉源！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也不会不爱国的！”
第四，有助于深刻理解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历史和现实都已昭示，在这个赶考之路上要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要有发达的自然科学，同时更要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从“两论”影响钱学森的具体研究清晰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能为改造世界提供方法，而且更能为认识世界发展指明方向。习近平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这是因为，若无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指引，无论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社会科学都将无法准确回答“为谁治学”的价值观问题。
作者：吕成冬，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