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主持研制这项“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获得了“原子弹之父”的美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世界，主持研制这个项目的中国科学家是谁呢？谁是中国的奥本海默呢？

由于严格的保密，中国一直没有做公开报道。

外国人呢……

“外国人不会猜呀！”

2022年4月清明节的时候，央视《面对面》栏目制作了一期“我的两弹一星父辈”节目，在谈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主持人董倩与“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之女王遵明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王遵明：“当时美国的报纸上就登了我父亲的事。”

董倩：“他不是保密吗？怎么还知道他？”

王遵明：“外国人不会猜呀！因为我父亲在国外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所以他们就猜，纽约时报就登了，就猜说中国肯定王淦昌参加了。”

那么，《纽约时报》是怎样“猜”的呢？——她没有说。

笔者遍查各种中文文献，查到只有两篇中文文献间接提及此事，这两篇文献都收录在1987年出版的《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一书中。

一篇是美籍马里兰大学教授吴京生写的《祝贺王淦昌先生八十寿辰有感》，其中说：“1964年中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以后不久，美国的《纽约时报》杂志（原文如此——笔者注）刊出了一篇文章，主要内容是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作了一系列的臆测和分析。文章里也提到了哪些中国科学家可能是负责这项计划的主持人，其中王老的名字不但被提到，而且被认为是主要的领导者。”

这篇文章还说：“《纽约时报》杂志的文章引起了我们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兴趣。由于杂志是英文的，王老的名字也是英文的。大家渴望知道K.C.Wang是谁，文章提到K.C.Wang曾经担任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副所长，因此不花费太多力气就从国会图书馆的有关资料查出了王老的全名和中文姓名。从此王老的名字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篇文章中说的“王老”，就是王淦昌。也就是说，作者吴京生当时看到了《纽约时报》那篇“猜”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主持人是谁的文章，并记得那篇文章认为王淦昌是“主要的领导者”。

还有一篇是美籍埃默里大学教授冯平观写的《一晃四十年》，其中说：“原子弹爆炸突然打破了罗布泊的沉寂。淦昌师大名出现在西方报章，被称作中国的奥本海默，是原子计划的总领导人。《纽约时报》上还刊出了他的长篇传略，说他以前在杜布纳作过粒子物理研究，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曾任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回国后从事原子弹研究工作，不多久就成功了云云。”

◆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合影。

还说：“西方人按照他们自己的经验，认为要知此事底细，就得找出个奥本海默来……至今海外一般人士都认为原子弹是淦昌师亲手搞出来的。”

这篇文章证实了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纽约时报》确实刊发过一篇猜测“王淦昌就是中国的奥本海默，是原子计划的总领导人”的文章。

以上两篇文献是1987年在国内面世的，国内大多数人知道王淦昌曾被《纽约时报》“猜”过这件事，应该都是来自于这两篇文章。

找到了《纽约时报》的原版

然而，上述两篇中文文献还只是让国人知道了：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后，《纽约时报》曾经刊文“猜”过谁是中国的“奥本海默”，至于《纽约时报》究竟是怎么“猜”的，也就是该报是怎样记述此事的，却不得而知。

要想知道当初《纽约时报》是怎样报道的，最好能够找到那篇《纽约时报》的原文。笔者经过多方查阅，终于找到了58年前的那张《纽约时报》，下边就是该报那篇文章的标题截图。

◆《纽约时报》刊登的文章。

从截图可以看出，这篇文章刊文日期是1964年10月25日，也就是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9天之后。文章的题目是《中国的“曼哈顿计划”，或，毛是如何学会热爱并制造原子弹的》。

文章的作者叫查尔姆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文章下方的作者简介显示，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标题配图的下方写道：“中国的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这座由苏联援助的装置于1958年在北京郊外投入运行。后来，俄国人援助的科学家和设备全部终止了，留给中国人独自去干。”

文章全篇占据了该报的4个版面，翻译成中文约有4000多字。

《纽约时报》是怎样“猜”的

由于找到了《纽约时报》的原文，我们就可以详细了解该报是怎样“猜”的了。

该报的这篇文章认为，中国的“曼哈顿计划”（原子弹研制计划）有两个负责人，说：“两名中国人成为原子弹计划的领导人。其中一个是钱三强，他曾在法国的居里研究所从事核物理研究，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另一个人是王淦昌，一位最高资历和声望的核物理学家。”还说：“钱和王共同领导了一支约1000名合格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精英队伍——与美国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所使用的人数大致相同。”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该文认为中国研制原子弹计划的领导人有两个，即钱三强和王淦昌。不过，该文关于钱三强的记述仅限于此，接下来大篇都是对王淦昌的介绍。

先介绍王淦昌的求学经历，说：“王于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父亲是一个颇具名声的医生，1929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1934年，他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那里跟随著名的莉泽·迈特纳博士从事核物理学的研究。”

又介绍他的从教和科研经历，说：“20世纪40年代，王在中国国立浙江大学教授物理学，在日本入侵之后，撤退至西南地区，利用有限设备，在原始条件下继续进行他的研究。”“战后，他的同事投票决定将他送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47年至1948年他在那里做物理学的访问学者。共产党执政后，王成为中国特等科研人员之一。50年代后期，他在俄国，与1950年从西方出走的意大利—英国核科学家布鲁诺·庞特科沃一起共事。”

接着，重点介绍他在苏联杜布纳研究所的经历，说：“杜布纳有两位科学家的名字非常引人注目：布鲁诺·庞特科沃和王淦昌。1957年12月，庞特科沃博士被任命为核问题实验室主任。1959年1月，王博士成为整个杜布纳研究所的副所长。在1958年，庞特科沃和王在该研究所还领导一个科学家团队，使用高能质子同步加速器发现了某些新的粒子。”

最后，得出结论说：“王就是那个负责中国原子弹计划的实际负责人”，中国“在新疆的20个不同地点制造原子弹，负责此事的正是这个王淦昌博士”。

这些介绍性和推测性的记述，跟前面两篇中文文献里吴京生教授说的“提到了哪些中国科学家可能是负责这项计划的主持人，其中王老的名字不但被提到，而且被认为是主要的领导者”；冯平观教授说的“《纽约时报》上还刊出了他的长篇传略，说他以前在杜布纳作过粒子物理研究”，是完全吻合的。

他们何以能“猜”到王淦昌

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是在高度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王淦昌，由于此前已经是世界知名科学家，所以自1961年4月受命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之后，便隐名埋姓，与外界的联系均使用的是“王京”的化名。

在这种情况下，《纽约时报》几乎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一时间就“猜”到王淦昌不但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而且还是其中的领导人和领军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中，刊有一张王淦昌的照片，或许能够解答这一疑问。

◆王淦昌使用“王京”化名托运的行李箱（左）和使用的笔记本（右）。

在照片的下方写道：“王淦昌是中国原子弹项目的顶端科学家。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学习，1959年担任俄国（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副所长。”

接下来，该文具体论述王淦昌是中国原子弹领军人物的推测依据：

其一，该文以王淦昌曾“担任俄国（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副所长”为线索，分析说：“1956年3月26日共产党的中国、俄国（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朝鲜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一项‘建立一个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协定。同年7月1日，该研究所在莫斯科北部的杜布纳正式创设。”既然王淦昌和布鲁诺·庞特科沃是苏联这个“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两个最重要的科学家，并且布鲁诺·庞特科沃此前曾参与过英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那么王淦昌成为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主要科学家也就显而易见了。

◆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中，刊有一张王淦昌的照片。

其二，该文认为：“杜布纳研究所在培训中国核人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曾派遣了众多科技人员到杜布纳研究所工作，其中包括后来直接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核物理科学家周光召、唐孝威、吕敏等人。在这些科学家当中，王淦昌毫无疑问是处于“顶端”的位置，所以该文推断“王淦昌是中国原子弹项目的顶端科学家”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尤其是该文还分析说：“1960年6月到8月，俄国（苏联）突然从中国撤走了全部技术人员。在苏联科学家回国的同时，也在发生着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反向迁徙。根据1960年11月一份香港的报告，王淦昌博士于当年2月抵达北京。与此同时，有传言称，中国政府正开始在新疆20个不同地点制造原子弹，据说负责此事的正是这个王淦昌博士。”通过捕捉到的这样一些零星信息，他们又进一步推断王淦昌就是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领军人物。

其三，该文所附的这张王淦昌的照片，在目前国内出版的各种有关王淦昌书刊中都没有发现，说明应该是1947年至1948年间王淦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物理学访问学者时在该校留下的。该文的作者查尔姆斯·约翰逊不但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而且恰恰是王淦昌曾经工作过的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作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关注和了解中国各个领域的重大事件，自应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内。作为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他关注和了解王淦昌，查阅和掌握有关王淦昌的历史和动态，又具有得天独厚获得相关资料的条件，这也为他判断和猜测王淦昌是中国的奥本海默提供了资料和信息的支持。

然而，该文作者毕竟是美国人，不懂得社会主义中国的科研机制。他没有弄明白的是：在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中，除了王淦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之外，其他的科学家也都分别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中国的“奥本海默”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结协作的科学家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