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吴波同志像（资料照片）。
一位共和国部长的“五子棋局”——追记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长吴波
人生如棋局，落子收官之间品性尽显。
面对房子、票子、车子、“帽子”、儿子，一些党员干部无法绕开权力利益亲情的纠缠。吴波，这位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任财政部长，下出了一盘令人震撼的“五子棋局”，展现出一位共产党人信仰坚定、清正廉明、克己奉公的崇高风范。
如今，他离世已有１０载，然而这种品格犹如高山，离得越远，越觉得伟岸。
房子：不留私产给后代 两立遗嘱归公
北京，万寿路西街甲１１号院４号楼１１０１室和１１０３室，这是吴波生前的居所。
两套房子２００多平方米，地处市区西四环以内，按照如今的房价，已值千万元。
房改时，不买。晚年，两立遗嘱，坚持归公。这，就是吴波的选择。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１１号院４号楼１１０１、１１０３两单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
遗嘱，掷地有声。在秘书和亲属的见证下，立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９日，当时吴波已经９４岁高龄。
２００３年，老人身体多病，经常住院，对去世后房子交公的事放心不下，于是又将第二份内容一致的遗嘱写给当时的财政部部长。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０日，吴波平静地走完了９９年人生。
在常人看来，他在房子问题的处理上似乎有些“过”了。有人会问：当时国家不是已经出台房改政策了吗？这么做有意义吗？
斯人已逝，我们无法追问本人。但是，在熟悉他的亲人和同事眼里，吴波的举动，既非官员作秀亦非人老糊涂。因为，他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的人，“一生做无产者”的决心，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
年轻时投奔延安革命队伍，被错误关押审查近三年之久，身心受到极大折磨时，他没有丧失共产主义信仰；“文革”期间被打倒并下放改造时，他没有放弃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到了晚年，尽管社会风气浮躁，他依然不忘初心，坚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者。
尊重他的决定，是亲人和组织不约而同的选择。
当年受父亲委托办理此事的三子吴威立说：“后辈们也有过不同意见，不过，这是父亲的决定。代他上交这两套住房，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完成他的遗愿。”
回忆当年接到吴波遗嘱的情景，已退休多年的项怀诚依然记忆犹新。他说：“吴波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是有口皆碑的。看到遗嘱，党组同志觉得这是吴老一贯的追求，我们应该照办执行，也是对革命者理想的尊重。”
吴波，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一个共产党人的信仰，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中铸就而成。
票子：“公”钱精打细算 “私”钱不为私用
尽管守着财政部这座“财神庙”，对“公家”的钱，吴波的精打细算却是出了名的。
在困难时期，财政部为了解决干部食堂吃菜问题，决定要用栅栏围一块空地种菜。当时行政司准备花２００元建竹篱笆墙，写报告请吴波同志批准。他却批示要重新计算，看看是建竹篱笆墙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钱。结果因为能省２０元，选择了拉铁丝网。
财政部的老同志回忆，吴波经常对大家说：“为了国家富强，把账算准算细，节约每一元钱，应当是财政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
生活中，吴波也不喜奢华，更反对浪费，吃穿用简朴至极。衬衣露着毛边，睡衣补着补丁，一日三餐粗茶淡饭。
曾在他身边服务的工作人员杨雷芳说：“当年组织上安排我给吴老做饭，我想，这可是大官啊，特地学做了几样大菜，谁知到了他家才发现，什么海参鲍鱼的，都白学了。”
简朴，不是钱少。对“私人”的钱，吴波常常不为私用。
曾任秘书陈纪祥说，国家每个月给吴老５２块钱的保姆费，他全交了党费，保姆费则从自己工资里扣。他经常给社会捐款。家乡的人有困难，只要给他写信，他就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救济父老乡亲。
有时，吴波的花钱还给秘书带来了“烦恼”。
据陈纪祥回忆，在物资短缺时期，每逢过年过节，单位会给老干部们送些鸡蛋、肉禽和蔬菜，但这些东西拿来后，吴波坚持要交钱。
陈纪祥说：“这可难坏了我，因为单位没法给这些钱入账。有时实在推不过，只好‘糊弄’他，把钱转交给家里的保姆买菜用。”
吴波逝世后，留下的存款仅５万元。除去丧葬费用，几乎没有什么剩余……
车子：私事不应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
公与私的界线，在吴波看来，是严格清晰的。
１９８２年，应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的邀请，吴老和夫人决定回老家安徽看看。
期间，安徽省委先后两次派车到火车站接送。回京上火车前，吴波委托省委办公厅主任将５０元汽车费转交汽车队。他认为这次到安徽是私人的事，私事不应该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否则就是公私不分了。
财政部党组讨论认为：吴老４０多年未曾去过安徽，要给他报销往返的火车票。
吴波一方面感谢组织对他的关怀，但也郑重声明，这次回安徽探望是私事，往返火车票坚持不肯拿到公家报销。
据财政部退休老干部王韶光回忆，当年吴波每个月都要买一张月票，星期天到医院看病号，或去老同事、老同学家串门，都是挤公共汽车。
有同志劝他说，您也是国家的高干了，和大家挤公共汽车不安全，以后还是让司机送您吧！
吴波的回答是：谁知道我是高干？我的脑门上又没有写着“财政部长”，我和别人挤在一起，人们也会把我当成一个老百姓，有什么不安全的呢？
张劲夫曾感慨地说：“我们的干部都能像吴老这样公私分明，何愁党风不正，何愁执政能力不强！”
“帽子”：是向人民承担责任的标志
在一个没有严格离、退休规章制度的年代，老同志是否离开领导岗位完全看身体情况和工作需要。
１９８０年，为带头支持干部年轻化，７４岁的吴波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决定，主动给中央写报告“让贤”。
据原财政部办公厅档案处处长冯润来回忆，中央任命他为财政部长不到一年时间，吴波主动提出来，自己年老体衰，尤其是改革开放财政任务重，特别需要年富力强的同志来主持财政部党组的工作。
离开工作岗位后，他还把组织上专门配备给他的“红机”电话退还回去。
职务和地位，在某些人眼里等同于财富和利益。但吴波曾说，职务和地位只不过是向人民承担责任的标志，职务越高，责任越大，肩上的担子越重。
在吴波看来，自己从来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
早春３月，记者来到北京西城区大酱坊胡同２０号，在这个四合院中，不仅曾住着吴波一家，还住着为他开车的司机蔡师傅全家。
蔡师傅家境困难，他家的房租、水电费都是由吴波代交。一个是高级干部，一个是普通工人，两个家庭就这样长期生活在一起。
党的干部，应该如何对待头上的“乌纱帽”？如何处理干群关系？吴波用自己的行为，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儿子：路要靠自己走，靠父母不能长久，那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
在孩子们眼中，吴波作为父亲，不仅不让沾他这个大官的“光”，有时还“严苛”到干扰他们的“进步”。
长子吴本宁，自１９５５年９月起报名去甘南支边，４０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甘肃舟曲县，直至去世。吴波的老战友曾想帮他调到兰州市，被老人知道后拦住了，他说绝不能用自己的影响为儿子谋好处。
三子吴威立，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当年在单位变革寻找新去处时，国资局成立，组织上想把他调进来，吴波认为儿子不能在自己管辖的单位工作，坚决拦住了。
幼子吴本立，曾在北大荒支边开拖拉机，后自己考上教师，被领导“特殊关照”去香港进修，吴波听到后给北大荒领导打电话取消了他的进修资格，把名额给了其他教师。
吴波曾说：“路要靠自己走，不能依靠父母。靠父母不能长久，那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
然而，严苛之下，并非无温情。让吴本立难忘的是，有一年，他回北京看望父母，吃完饭后，大家都吃萝卜，父亲却给他一个“国光”苹果。吴本立说，父亲晚年，越发怜惜儿子们，每次探望父亲要走的时候，老人总是送到大门外。
如何正确处理亲情与组织纪律的关系，是对党员干部的严峻考验。现实证明，一些党的干部往往在这上面栽了跟头。
吴波的儿孙中，没有达官显贵，有的只是工人农民和普通干部，从他当部长到离休、去世至今，后辈们没有找财政部的人办过任何事情，也没有一个在求职、上学、升职等事情上打过他的旗号。
吴威立说：“父亲从不对我们讲大道理，他对我们的教育主要是‘身教’，那就是一辈子要按照党的原则做事。”
……
“面完达摩十年壁，换得金刚百炼身。今日灵山问证果，此生犹愧净无尘。”这是吴波对自己革命生涯的概括，也是这位共和国部长所追求的人生境界。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吴老的精神、风范不断激励财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坚定信念、牢记宗旨，守纪律、讲规矩。吴老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