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野苹同志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他1933年入党，曾在川陕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建国后，他先后担任过中组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务，为党的组织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那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原则的职业品德、勤勉严谨的工作作风、严以律己的宝贵品质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成为我们永不磨灭的记忆。
“我感到失了政治生活犹如失了生命一样”
坚守“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念，是陈野苹同志一辈子都在践行的“夙愿”。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文革”期间，他的信念都不曾有过丝毫动摇。
陈野苹是四川省冕宁县的第一位中共党员。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冕宁前，他和地下党的同志广泛发动群众迎接红军。冕宁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陈野苹任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同时组建地方武装“抗捐军”，担任“抗捐军”政委。长征路上，刘伯承与小叶丹的“彝海结盟”就是陈野平等同志做的联系工作。红军走后，冕宁组建起的党的“抗捐军”被黑彝奴隶主武装击垮，许多冕宁战士和领导被抓，或被扒光衣服杀害了。陈野苹机敏地侥幸脱险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失去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他一方面积极寻找党组织，一方面设法在云南、四川等地继续开展活动。在近三年的地下工作时间里，他从不惧怕白色恐怖和艰难的斗争环境，积极开展活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巩固党的组织、发展革命力量。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他，几次险些被捕，每天面对危险和生与死的考验，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和困难，他都设法坚决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严守党的纪律。1937年他写的《寄友人》诗中“音信绝，长吁叹”，1943年他在延安向组织上表达当时的心情时写到，“我感到失了政治生活犹如失了生命一样。”这正是他当时寻找党组织迫切心情的真实写照。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野苹遭到诬陷迫害，被送至北京卫戍区下属的秘密关押点“监护”达7年之久。在逆境中，他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经常用毛主席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的语录来坚定自己的信念。在审查中，他坚定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和原则性。因此，他决不违心地在歪曲事实的所谓“审查结论”上签字，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强的党性和无私无畏的优秀品质。
“在选拔干部的根本原则问题上不妥协、不退让”
坚持原则、光明磊落是陈野苹同志在工作中形成的鲜明风格。他在党的干部工作中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一根本原则问题上不妥协、不退让，他认为德与才二者并重，不可偏废，是一个统一体，但政治或者德是第一位的。他赞同与倡导“坚持德才兼备，德是第一位的原则”，也即“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或“德才兼备、以德为主”这种提法。20世纪80年代初，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外思想活跃，党内也存在着一些幼稚甚至是混乱的不同认识，单纯“用能人”的思想，甚至提出“宁用有缺点错误的能人，不用没有缺点错误的庸人”。他深刻分析这种认识的错误，并指出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性质及程度，不能搞片面性。他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强调选拔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德是第一位的原则”，对一些“德行”不太好，甚至具有自由化思想的所谓“能人”，在考察、选用与提拔时坚持不提名、不推荐。也正因为如此，他与当时个别中央领导同志在任用干部上存在不同意见，在讨论过程中甚至出现过意见比较尖锐的争论，但他始终没有妥协、没有退让。
从中组部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陈野苹同志仍“身沉心不改”。一次，他应邀为某市委党校讲党课，他准备以“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为标题讲讲选拔干部的标准问题，但有同志以该题目比较敏感、会引起一些反映和争论为由，建议他换一个题目。他说：那好！我用陈云同志的原话，题目叫“德才兼备，德是第一位的”。在讲课中他一再强调，德才是有主次之分、主从之别、先后之异的，“政治上可靠是先决条件”，德更具决定意义。
“到了中组部，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陈野苹同志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勤勉细致、作风朴实，为完成党中央交办的各种任务倾注了毕生心血。
自从事党的组织工作第一天起，陈野苹就知晓各级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不幸，党的这一优良传统被“文革”破坏了，中组部成了“门难进、脸难看”的衙门。粉碎“四人帮”之后，落实干部政策成了当时党中央一件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胡耀邦同志到中组部工作后，陈野苹受命负责接谈工作，每天有几百位老干部、老同志到中组部上访，申诉历史结论和工作分配等问题。
从恢复工作时起，陈野苹同志就不分白天黑夜，经常接待老同志到很晚才回家吃饭。白天时间不够，午休时间、晚上下班后回到家里，老同志随到随谈。他的一套不足百平米的四居室单元房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挤占，此时他们家仍旧与别人家合住，共用厕所、厨房，他住的只是其中的两房套间，生活很不方便。但是，这丝毫没有妨碍他热情地接待来访的老同志。他的家一直为老同志开放，他将不足十平米的里间自命为“促膝室”，并用毛笔写了“促膝室”三个大字，贴在里间的门框上，以示这里是专门与老同志促膝谈心之地。在平反冤假错案的那些特殊日子里，即便是星期天登门申诉者也络绎不绝，他同样一一接谈，谈后立即指示有关同志或亲自办理。由于“文革”期间老干部的身体大都受过摧残，上楼不大方便，接谈组把接待室设在一楼，摆上沙发，让来访的老同志坐着谈话舒服些，还让他们喝上热茶。老同志都激动地说：“到了中组部，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久别的亲人。”
1978年上半年，在接谈组工作告一段落后，陈野苹同志又成为平反冤假错案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段时间也是他最忙的时期，几乎没有休息日。尽管他当时已经63岁了，但他每天还是在第一线不知疲倦地工作。每个灯火通明的晚上，他或和各个调查组的同志开会，或看厚厚的调查材料，困了到洗手间用凉水擦把脸，经常是午夜过后才揉着熬红的双眼，拖着疲惫的双腿下班回家，第二天又按时精神抖擞地上班。多年后，大家回忆起那时的日日夜夜，还常常感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精神和工作热情啊！”
陈野平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他书法很好，凡是向他索要墨宝的，他都一一满足。我至今还保存着他为我书写的毛主席诗句“无限风光在险峰”。
“如果你们不退，我就不走”
陈野苹同志要求自己和家人非常严格，他一生清廉自守，清风两袖，堪称楷模。
在工作中，他对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到外地出差，他经常给随行的同志讲延安时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对吃住条件较差的地方，从来都不许向当地提任何要求，也从不接受地方的土特产和赠送的礼品。每当离开时，他都要嘱咐秘书一定要按规定结清伙食费。他非常喜欢“文房四宝”，1990年到安徽参加“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会议后，参观了笔、墨、纸、砚加工厂和展览室，买了不少笔、墨、纸、砚。1991年，我到这个厂参观时，厂里同志告诉我，本来想把这些作为礼品送给他，但他坚持照价付款。1991年到云南西双版纳考察，在临离开宾馆时，他发现床头柜上放了一头小木象，秘书告诉他这是宾馆给每位客人送的纪念品，他非常坚决地要求退回去。他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喝茶都要付钱。我们不能收，一定要退，如果你们不退，我就不走。” 经过商量，最后还是按照宾馆小卖部的公开标价付了全款才算了事。
在家庭生活中，陈野苹同志对家人要求也非常严格。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家中可以公费配用一个公务员（或保姆），但他的家里从来不用，长期由他的岳母在家中帮助操持家务。他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开完会一定回家休息，极少住机关招待所，有干部和工作人员顺路回家，他很乐意带上他们。但是，他的夫人、孩子却从不允许单独使用机关的车办事。四川冕宁来探亲的弟弟、从安徽来的他夫人的姐姐，也从不曾动用组织配给他的工作用车。在他家乡冕宁县的亲属和亲友中，他也没有动用权力为任何一个人安排进京、进城、包括在县里吃“公家饭”的工作。
2015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