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得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毛泽东最早进行的社会调查，可追溯到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的“游学”。1925年春，毛泽东因病从上海回韶山休养。他一边养病，一边利用串门、走亲戚、访友等形式，广泛接触群众，对韶山地区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农民的革命要求，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并重点调查了佃农的生活。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中国佃农的劳动和生活比牛还苦，因为牛每年尚有休息，而佃农则全无。许多佃农失去土地，无法生活下去，被迫离乡背井，变为“兵匪游民”。毛泽东这次调查的材料，于1927年3月以《中国农村佃农生活举例》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之一。这是目前保存下来的毛泽东用文字写成的最早的一篇调查材料。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同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支持和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决定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情况。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的32天时间里，毛泽东行程1400多华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在调查考察中，他广泛接触群众，访问了农会、工会、妇女委员会等组织的干部，召开了各种类型的调查会，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2月16日，毛泽东把这次考察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报告指出，农民中的贫农、中农、富农三个阶层，由于经济状况不同，决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也是不相同的。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是农村中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中农对革命的态度是动摇的，他们是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来决定自己的行动的，因此，应当团结他们。富农则完全不同，对革命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毛泽东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同辛亥革命作了比较，强调：“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先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开始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放过任何了解农村和农民情况的机会，深入开展社会调查。

　　毛泽东本人还身体力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亲自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尤其重要的是，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他多年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作了生动概括，在思想理论上阐明了调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科学方法，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各种必要材料，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措施和办法。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就调查工作的目的、对象、内容和方法以及技术上的一些细节，作了详细的说明和介绍。他指出，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和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要做好调查，必须开好调查会;参加调查会的人，要有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调查题目，要有不同职业的人参加;参加的人数要按实际情况来定，但至少需要三个人;调查的人事先要准备好调查纲目，按照纲目发问，要自己口问手记;要同与会者一起讨论，开成一个讨论式的调查会，这样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

　　为了使调查研究所得的材料真实正确，真正做到实事求是，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又起草了《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发展了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

　　1941年3月，“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毛泽东决定将《农村调查》一书正式出版，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和一篇跋，对调查研究经验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总结，着重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他指出：调查研究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任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对于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毛泽东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眼睛向下，是进行调查研究的根本态度。毛泽东认为，要认识中国社会问题，作深入的调查研究，首先要端正态度。“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第二，开调查会是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形式。毛泽东在总结他多年来调查研究的经验时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毛泽东还指出，开好调查会应注意以下几个技术性问题：一是注意调查对象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二是要有调查纲目;三是开调查会时，一定要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

　　新中国成立后，一次不成功的农村调查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调查研究仍是重视的。1955年底至1956年春，为准备中共八大的召开和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他于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提出了许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意义的思想观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在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急于求成，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尚未巩固的情况下匆忙实行人民公社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虽然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些调查并未取得他民主革命时期社会调查那种效果。

　　1958年8月他对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农村进行的旨在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调查，就是一个例子。毛泽东此次对冀、豫、鲁三省的调查，是在“大跃进”进入高潮的背景下进行的。调查中毛泽东重点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各地粮食的产量，二是小社合并大社是否可行。在视察过程中，毛泽东听到的都是粮食成倍增产、小社并大社好的汇报，这使他相信即使粮食产量没有各地干部汇报的那样多，但获得大丰收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已经具备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条件。

　　毛泽东这次视察结束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重点讨论钢铁生产和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样样齐全、“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会后，全国农村迅速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建立人民公社的同时，各地在分配上还推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大搞农民生活集体化。一些地方还宣布人民公社实行全民所有制，并开始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大有共产主义将很快到来之势。可以说，1958年8月毛泽东的这次农村调查，对于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加之遇上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年至1961年我国出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其中农村的情况最为严重。1959年起的所谓“三年暂时困难”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吃了情况不明、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的亏，从而也使党的领导人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

　　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同志多少年来不做调查研究，只要不做这种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他要求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他还说，我们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他要求与会的高级干部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都要去做调查研究，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

　　这次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亲自组织了三个中央调查组，分别前往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各选择一个最好的队和一个最坏的队进行调查，然后直接向他汇报。随后他自己也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杭州、长沙、广州等地，分别听取了先期到达这些地方的中央调查组的汇报。这几个中央调查组都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他们所掌握到的情况，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也坚定了毛泽东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决心，并由此启动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

　　为了使全党进一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特地致信参加“三北”会议(即华北、东北、西北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人员，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是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毛泽东在信中对一些干部不愿进行深入的调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毛泽东在上午8时写完信后，又在“三南”会议(与“三北”会议同时召开的中南、西南、华东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不久，“三北”和“三南”会议合并在广州召开)上反复阐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作调查，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对党的农村政策作了重大调整。随着“农业六十条”的贯彻，农村形势逐渐好转。可以说，没有此次全党农村大调查，就不会有农村政策大幅度的调整，农村形势的严峻局面就有可能还将延续一段时间。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