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甘把政治家分为两种，一种是职业政治家，另一种是理想主义政治家。很简单，职业政治家把政治作为一种职业，是一种谋生的工作。职业政治家开展政治活动，其方法和手段，都与保证其在职场中的地位和利益为根本目的，大到治国方略，小到为人处事，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巩固或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保住岗位，保住饭碗。而理想主义政治家，把政治作为一种理想、一种追求。理想主义政治家开展政治活动，其方法和手段，都与自己的理想、信念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同样大到治国，小到治身，时时处处都能见到“理想”的影子——毛泽东就归属于“理想主义政治家”。
　　一个理想主义政治家的诞生，远比一个职业政治家的诞生要困难的多，因为理想主义政治家总是以“不懈的斗争”与“不断的创新”为实现理想的基本途径，而有斗争就会有牺牲，要创新就会有失败。因此理想主义政治家，通常是“提着脑袋”为理想而奋斗。而职业政治家因为从一开始就为“谋生”而入世，只是在今后的“仕途”中慢慢的练达了把握“利弊得失”的本领——即所谓的“权术”，然后走上越来越高的政坛，掌握越来越高的“把握政治局势”的本领。同样是“为国为民”，理想主义政治家是“发自肺腑”的为国为民，而职业政治家则是“权衡利弊”的为国为民。因此，毛泽东的胜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实现理想而拼搏的胜利，毛泽东的失败也同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实现理想而遭受的失败。
　　有理想，就有梦想。“梦想”不是“做梦”，梦想和理想原本就是一回事，“中国梦”就是“中国理想”。
　　毛泽东的“中国梦”——救民治国
　　1917年毛泽东24岁，面对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青年毛泽东的“中国梦”就是要救国救民，毛泽东的所有社会活动，都投身于“兴中华英武”、“救国救民计”之中，为中华民族的“铸奇造伟”而毕其一生。对于确立了人生坚定理想的毛泽东，从此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为理想而奋斗的峥嵘岁月。让老甘感受最为深刻莫过于身处逆境中的毛泽东，对理想的追求始终不渝。比如毛泽东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成功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人、兵、枪越来越多，地盘和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毛泽东连续四次挫败国民党军发动的围剿，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等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已经在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充分证明。然而，不幸的是，毛泽东行之有效的武装割据和对敌作战方针，始终不为当时党内掌握中央领导权的人接受。他们坚信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担心毛泽东这样做会把党和革命引人歧途。作为当时党的重要领导人的李立三批评毛泽东：“整个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李德和博古嘲笑毛泽东是个“无知的乡巴佬”；米夫和王明说朱、毛不过是《水浒传》中所写的“绿林好汉”。为此，远离中央的毛泽东受到接二连三的排斥和打击，先后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撤销其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最后只剩下一个苏维埃主席的空头衔，在政治和军事上毫无发言权。而王明上台之后，用他们的那一套全线进攻的冒险政策来代替毛泽东的“游击主义”，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受到惨重损失，不但将毛泽东在苏区苦心经营多年的成果全被断送，还致使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背离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军，虽然左冲右突却老也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特别是湘江之战，红军死伤过半，损失惨重，形势急剧恶化到危及整个红军和党的生存的程度。按照常理，面对这样的危局，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作支撑，被排斥、被打压、被否定的毛泽东，不但没有像一般职业政治家那样的或“另起炉灶”、或“隔岸观火”、甚至于“幸灾乐祸”，反而坚定不移地跟随中央红军北上，并且以“我的中共党员党籍还在”的姿态，主动为“当权者”出谋划策，不为名、不为利，只为解救红军于危难之中。
　　再如毛泽东对“刘青山张子善案”的处理，则让一个理想主义政治家表现到了极致。“刘张案”中的刘青山案发时正作为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年仅35岁的刘青山既是国内青年的“杰出代表”，更因为出席了“国际会议”而进入“世界视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展示给世界的一个代表人物。然而，刘青山的罪行却远远地背离了毕生为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背离了毕生为倡导“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勤务员”的毛泽东，这在一个“为理想而奋斗终生”的政治家眼里，官场惯有的“人情面子”、“利益平衡”、“政治影响”等等，都显得一文不值。在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为“刘张案”感到“棘手头疼”的时候，毛泽东的思路却异乎寻常的清楚且坚定不移——“人民要我斩马谡”！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我一律不见！”
　　一个心怀“救民治国”志向的理想主义者，民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自然高于一切——高于家人福祉、高于一己私利、甚至高于曾经一起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的深情厚谊。因此，就有很容易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送子下乡，为什么会送子上前线（不幸战死），为什么会让务农的亲人继续务农、让做工的亲人继续做工。毛泽东的确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准确地说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是党赋予的权力），但是，毛泽东所拥有的权力从来未曾听说过为自己、为家人谋取利益，听说的总是他简陋的办公场所、简朴的生活起居、以及与全国人民一起的同甘共苦。当然也听说权力至高无上的毛泽东，毫不留情地打倒了一大批曾经追随革命、追随毛泽东的“党的领导干部”，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他们（新生权贵）显然已经背离了曾经并肩战斗的初衷，他们的利益（个人名誉、地位、乃至性命）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相比较，显得微不足道——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刘少奇……
　　毛泽东的“中国梦”——共同富裕
　　毛泽东的“救民治国”首先把眼光投向了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救农民于水深火热。自1925年春开始，应该说当时的毛泽东还“位卑言轻”，毛泽东就把主要精力用于指导开展农民运动的实践，就致力于中国的农民运动。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明确提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1926年11月，毛泽东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开始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对农民运动作了考察，随后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9月，毛泽东还亲自发动并领导了“秋收起义”，农民翻身解放成为具体实践。1928年12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区政府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毛泽东领导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对旧法进行修正。1930年2月6日至9日，毛泽东在著名的“二七会议”上，又通过了一个新的《土地法》。而1931年12月1日公布实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是土地革命后期影响最大、实施最广、适用时间最长的土地法，其中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从此，“打土豪、分田地”和“一切权力归农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工作中的鲜明政治主张。一方面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动员了中国农民投向共产党的怀抱，壮大了中国革命力量，而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救民治国”的理想在斗争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党的历史也清楚地记载了以毛泽东为核心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坚定彻底地贯彻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只要中国的农民富裕了，才是整个中国的富裕；只要中国的农业发展了，才是整个中国的发展；只要中国的农村强大了，才是整个中国的真正强大——毛泽东“救国救民”的梦想就实现了。事实上，毛泽东“发动农民、教育农民、动员农民、富裕农民”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他整个执政全程。通观执掌政权后的毛泽东，始终把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为农业发展、农民富裕想方设法。从“分田单干”到“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表面上看是农业生产方式的更替，事实上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变更，是“共同富裕”的逐步推进。毛泽东之所以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从“分田单干”，迅速过渡到“合伙结社”，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虽然农村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农民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但是，许多农民尤其是贫农、下中农由于缺少农具、耕畜和资金，生产经营的困难仍然比较大，再加上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农村中开始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久而久之必定偏离“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大集体”则可以有效避免“贫富分化”。
　　而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差距，主要通过动员城市支援农村建设，实施粮食等农产品的统一订购、定价，逐步缩小城乡“剪刀差”。在中国农村广泛开展的“扫盲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即“除四害”运动）、“破四旧”运动等，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农民的文明程度，而一句“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让中国1800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为当时的农村社会诸如了“文化的血液”，更为今天的农村培养了大批有文化的新农民。而更重要的是，通过“支农”、“上山下乡”等运动，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变得更加广泛，城市居民对农村农民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支持，“工农联盟”将更加稳固、更加坚强有力。
　　毛泽东作为一位现代无产阶级领袖，他把共同富裕当作他一生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终极目标。毛泽东认为一个公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贫富分化，人人富裕的社会。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极其厌恶，他认为私有制永远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私有制是人与人之间产生贫富分化的根源，公有制可以铲除剥削的根源，可以消灭两极分化。所以毛泽东反对个人“单干”致富，反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要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使农民原有的经济条件（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差别逐步消失，农村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道路，把农民纳入集体经济轨道，从而不同农户间的经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趋于均等化，通过集体致富，实现同步富裕。但是，毛泽东并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并不认为共同富裕就是均贫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就是允许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形成收入上的相对差距，但是这种差距首先是建立在“同工同酬、多劳多得”的社会公平的基础上。毛泽东更深谙一个道理，那就是“共同富裕”必须发展生产力，落后的生产力只能造就“共同贫困”。所以他选择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大集体”。毛泽东认为，使农民摆脱“陷于永远痛苦”状况的“惟一办法”是“集体化”（按照现在的流行说法叫“土地流转”、“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公司”），因为“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而如大兴农田基本建设（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及普及“科学种田”）、规划农业田园化、机械化（1958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提出了《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其中指出：“会议完全同意毛主席关于农具改革运动的指示，……经过这个运动逐步过渡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等等，则是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为提高农业生产力所作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在毛泽东看来，个体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同时又不适应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需要，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低下，这正是毛泽东急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原因。“互助组比单干，大社比小社更能发展生产力，大大增加农业产量”——规模农业、效益农业、现代农业才是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
　　同样，在城市，通过私营企业改造，全面实行公有制经济，并在分配领域实行“八级工资制”——即按参加工作时间、技术熟练程度、工作岗位性质等把工资报酬等级设为为八级，按级别发给不同的工资。在住房、就医、就学等社会保障上，则实行廉价租住（集体分房、一户一房）、合作医疗、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等，同样实行有限区别的“社会福利共享”，最大限度地避免在社会基本保障上出现的悬殊差距，没有别墅、没有VIP、没有“重点学校”、没有“权贵”。
　　毛泽东的“中国梦”——独立自主
　　老甘始终认为，“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救民治国理想的重要灵魂，也是构成毛泽东“中国梦”的核心篇章，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源自于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历史传承，源自于对文明古国从强盛到衰败的深刻反思，源自于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自信，当然也一定与毛泽东争强好胜的心理品质有关。毛泽东在早年的《心之力》中这样写道：“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创立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与天地万物精神相互养塑者也。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优雅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天地间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古中华历代先贤道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何等之挥洒自如，何等之英杰伟伦”。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理应成为全世界的“领头羊”，是世界文明的榜样，而绝不是步他国之后尘，更不能成为他国的依附。而要实现“引领世界”，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创造辉煌。
　　坚持了独立自主，自然远离了仰人鼻息，也与奴颜婢膝格格不入。
　　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既有他成熟的理论思考，更有其伟大的斗争实践。首先，在思想理论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以王明等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作风盛行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主张，大声疾呼“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可以说是党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开端，也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初步理论化。而随后在1937年形成的《实践论》，则代表了毛泽东“坚定走自己的路”思想理论的成熟。在此后的一系列革命斗争实践中，“独立自主”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贯穿始终。
　　比如在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中坚持的“独立自主”。1937年8月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即八路军），同年10月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国共合作抗日。就在广大的党员干部普遍认为“国共一家”的时候，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着重提出并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坚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日战争，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独立自主原则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实践和坚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不断地壮大。再比如与“老大哥”苏联合作中的“独立自主”。一方面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国，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急需要来自“老大哥”在工业、技术上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作为“老大哥”的苏联，曾经的沙俄帝国的扩展文化犹在，彼得大帝的霸权遗风尚存，虽然苏联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企图对中国的“控制”仍野心勃勃。为此，奉行“独立自主”的毛泽东与“仗势欺人”的斯大林进行了一场艰苦的谈判，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当年苏联提出，租用海南岛土地开橡胶园，毛泽东回答，我们聘请苏联专家，种好后卖给你们；苏联提出中国多卖水果，由苏联加工水果罐头，毛泽东回答，把设备卖给我们，我们用水果罐头抵债等等，表现出超强的民族主体意识。苏联不仅没有得到想要控制中国的目的，却反倒被毛泽东弄走了大连的管辖权、将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军从旅顺口撤军等等。六十年代初，苏联终于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威胁逼债，而此时的中国又屋漏偏逢连夜雨，中国大地天灾横行。但是毛泽东仍然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甘共苦，勒紧裤带，不过几年的工夫，困难重重的国民经济就走出低谷，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从一九六五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建成了一批如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新兴的工业产业，搭起初具规模的中国大工业的基本框架，把中国从地地道道的农业国建成了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强国，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留下了成千上万“国有企业”），特别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研制了原子弹、氢弹，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使旅居海外的中华儿女挺直了腰板。这一时代，成为中国向全世界大显“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时代，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世界角斗场上真正的扬眉吐气的时代！
　　有学者说，正因为毛泽东过度迷信独立自主，造成了毛泽东时代成为一个闭关锁国的时代，这显然是对这个时代的一种误读误判。1957年4月15日，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简称“广交会”），并明确从第一届开始，以后每年的春季和秋季中国都在广州各举行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会期1个月。只是到了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从当年起把每年两届的交易会规模缩小，每届的时间由原来的1个月缩短为20天。从1989年开始每年两次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缩短会期，由原来的20天改为15天（自第101届开始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从苏联、联邦德国、日本等引进了大量的如化肥、化纤、轧钢等成套设备。其实只要稍作思考就能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思想奔放的毛泽东，怎么可能不放眼世界——早在1949年12月22日，毛泽东自莫斯科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97页，第460页）。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的情况下，1950年中国仍然实现了和18个国家其中包括芬兰、丹麦等7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和英国、荷兰、挪威等国进行建交谈判。1952年我国和英、荷、法、比、芬、意、日、瑞士、西德等国家的商人签订了一批贸易协定、合同，总值超过2亿美元。1956年海外华侨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比1951年增长10.4倍。60年代初、中期，经毛泽东批准，我国花了2.8亿美元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一些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技术和设备。与今天的“对外开放”所不同的，只是毛泽东在主张对外开放的同时，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左眼紧盯世界，右眼兴我中华。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毛泽东始终强调并坚持“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8页）。
　　正是因为毛泽东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把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降到了最低，任凭国际经济危机风起云涌，中国经济始终保持了平稳、健康、快速的增长。而值得警醒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突飞猛进”，一跃而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世界工厂”为主要模式，绝大部分企业只是个“代工企业”，一旦失去订单，就意味着企业关门，依赖于人、受制于人的现象十分突出。有资料显示：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我国设备投资有60%以上依赖进口。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了一种依赖型经济，既依赖于进口技术、国外订单，又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和消耗有限的资源，这样的发展必定难以为继。
　　毛泽东的“中国梦”——赶英超美
　　在毛泽东的骨子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那就是曾经的中国是古代文明世界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今天的中国同样要成为当代文明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
　　然而，毛泽东十分清楚新中国脱胎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跨越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对此，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现状有过直观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呢？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但是，毛泽东感受更为深刻是，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国家，要获取尊严只能争取而不能赋予。因此，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毛泽东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自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时起，毛泽东就开始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做出设想，最初只是原则地提出要把我国建立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又指出：“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3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50年，即10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上，毛泽东把“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化为“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只是在1957年11月，社会主义大家庭在莫斯科开会，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作为苏联的小弟弟，毛泽东表示，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小弟弟英国。12 月份，刘少奇向全国宣布，中国要在15年内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说：“让我们全党同志和所有革命志士，同人民群众一起，鼓起干劲，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力争上游，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吧！”毛泽东深信，只要鼓足六亿人民的干劲，动员六亿人民力争上游，就一定能够高速度进行建设，一定能够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一。
　　从历史看，毛泽东的“赶英超美”完全出自于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出自于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重整河山建设美好家园中所涌现的极大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出自于毛泽东对改变“一穷二白”面貌上的急于求成，当然也受赫鲁晓夫的“激进”思想影响。虽然之后出现了被今天的经济学者广为批评的“大跃进”，但是作为一个理想主义政治家，作为一个主动背负起民族振兴的大国领袖，这种急于求成，似乎更能被理解为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更能被解读为是一种民族力量和民族梦想——就如曾经慷慨赴死的先辈英烈，他们或者是因为某种失误、某种被迫而被捕、被俘、被杀害，但是他们留下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希望，一种对后来者的强大激励，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历史终究成为历史，毛泽东的“赶英超美”终究没能让毛泽东亲眼目睹，但是毛泽东“赶英超美”的雄心壮志，实实在在地激励了一代人用“吃糠咽菜”般的艰苦创业，为共和国的伟大复兴铸造坚实的基础——没有前人栽树，哪有后人乘凉！
　　毛泽东的“中国梦”——人民万岁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人民万岁”！与游行群众呼喊的“毛主席万岁”相为呼应，响彻云霄。此情此景，亘古未有。老甘相信，毛泽东高呼“人民万岁”，这绝不仅仅是对人民群众的一种礼节性回应，而是他发自内心的最真诚呼喊。透过这种呼喊，我们可以体味到深藏于毛泽东内心的人民情结，可以折射出毛泽东毕生致力于人民当家做主的理想光芒。
　　在毛泽东看来，“救民”显然不只是让人民群众能安居乐业，真正的“救民”是让人民群众能当家做主，让人民群众成为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政权。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所主张的“人民政权”，最直接、最明了、也是最简单的理论与实践就是——“一切权力归农会”。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各个解放区的政权建设上，普遍采取了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提出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要求，在目前解放区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可以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各级人民政府。同时中共中央在发布“五一”劳动节的纪念口号中，向全国人民提出建议：召集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全国的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初，毛泽东在给新华社《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人民政权建立起来了，人民当家做主从形式上得到了保证。但是有了人民政权的形式，还必须有人民政权的内容，人民当家做主才算落到了实处——要让“掌握政权的人民”永远保持“人民的本色”，永远是“人民的一员”，毛泽东想到了一个办法——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唯一宗旨——不仅写进《党章》，还写进了《宪法》。
　　1954年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第1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第18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就是这简短的“为人民服务”，几乎就涵盖了执政党所有的宗旨、纲领和方针政策，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体现的淋漓尽致。也正是因为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个执政党的文化语境，一方面最大限度地遏制了执政党官员凌驾于人民至上，贪污腐败作威作福的历史通病。另一方面则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拥护党的领导，齐心协力地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极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联系。1956年11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及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在党内倡导“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51年12月及之后开展的“三反无反”运动，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提高了干部和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了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抵抗力，并在社会上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而在此期间被揭露的“刘青山、张子善”案，则成为共产党履行政治信仰，巩固执政地位的经典案例。在此后，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过去功劳多大，现在的地位多高，“为人民服务”成为一种自觉、主动的行动。毫无疑问，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人民大道”、“人民公园”、“人民医院”等等冠之于“人民”的称谓最多，且也都在建国初期形成。其次便是如“利群”、“大众”、“济民”、“解放”等等的冠名，折射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体价值方向，而全党全社会及全民学习“老三篇”（毛泽东撰写的三篇短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社会民众的民主意识（“当家做主人”）、平等意识（“革命分工不同”）得到广泛普及——尽管当时中国还很穷，连吃饱饭都是个问题，但大家精神振奋，绝大多数人内心一片光明，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那时的人民群众具有强烈的幸福感——因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由来已久，从经典著作《为人民服务》中的“我们的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1945年的任务》“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气”。1960年11月，毛泽东在各中央局汇报工作时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全国人民大众的公仆，不是老爷。凡是那些一心想当官做老爷的人，不关心老百姓疾苦的人，就当从共产党人的革命队伍中开除出去”。此后，毛泽东还多次题写“为人民服务”，1967年中南海的首次装修，毛泽东的书写体“为人民服务”，留在了中南海的影壁上。在“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人民的勤务兵”等文化语境下，“学而优则仕”被广泛批判，中国首次出现了“官员”成为一个社会共同的贬义词，在新中国的“政权词典”里没有“官方”、“官员”这样的词汇——共产党的各级干部，都不愿意老百姓把自己叫“官”，因为“官”就意味着“做老爷”，意味着脱离群众，意味着背离社会，就会被全社会所唾弃。
　　毛泽东的“中国梦”——独步天下
　　老甘极其感佩毛泽东一生的“所向披靡”——真正的、仅此唯一的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领袖。
　　如果列举毛泽东是如何凭借井冈山的弹丸之地，用几杆破枪加大刀片子、几千农民加土匪蛮子，硬是破了蒋介石的几十万正规军的“围剿”，以及之后的什么“四渡赤水”、“延安保卫战”、“三大战役”、“渡江战役”等等，统统属于在中国的国土上“中国人打中国人”。那么，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在与世界列强的抗争中取得的节节胜利，就应该是毛泽东想世界发出了中国强音——“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1950年为给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一点颜色看看”，也为给蒋介石“送一碗心灵鸡汤”，美国操控联合国，纠集了18国军事力量，总计出兵51万人（其中坦克2400辆、战机4000架、各型火炮50000门、同时动用美国海军第1，3，4，7等四个航母舰队群），以排山倒海之势杀向朝鲜。在美国看来，这样的现代化的庞大的军群，加上曾经在日本长崎、广岛上空成功实施核爆炸的巨大威慑，美国深信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与之交手。然而，毛泽东在苏联犹豫迟疑中，毅然单方面出兵抗击美国联军。100 万中国士兵，在没有远程炮火支援，没有空中火力掩护，没有地面集群装甲突击的情况下，最终打败了美国联军，成为人类现代战争史上，首次由一个国家单独击败了多国联合作战的先例——“美国就这样丢下113000名阵亡士兵，带着84000名伤员，以及换回来的45000名被俘人员，迈着沉重的脚步，蹒跚的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中印边境之战——1962年6月至11月间发生在中国藏南和印度之间的边境战争，在中国被普遍称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印度为了夺取那块30万公里的不毛之地，与中国军队公然交手。其实在印度背后有输了韩战无处撒气的华盛顿。有丢了珍宝岛满脸怒火的克林姆林宫，还有祈求可以捞足好处的大英帝国。苏联低价贷款给印度，装备了7个印度陆军师；美国则为印度提供了大批战备物资；英国直接提供武器装备。但是，短短30天时间，印度军队全军溃散。当年在印度担任战术指挥的美国洛克弗菲希尔准将说：“你见过非洲的斑马群奔跑吗？但是他不如印度军队溃逃更加壮观”。
　　1953年，一个敢于“去斯大林化”，并敢于“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执掌苏联政权。而中国与苏联的边境问题谈判，终因“铁公鸡”式的毛泽东寸土不让而几度搁浅，这让赫鲁晓夫觉得中国的毛泽东太不懂什么叫——尊重苏联。1969年3月，他在一个仅有0.7平方公里的江中小岛，发动了一场荒谬的战役——中苏珍宝岛战役。苏军以远东集团军的1个坦克旅，3个摩托化步兵团，总计约20000人，在没有事先警告情况下，对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昔日的“老大哥”动怒了，而意在独步天下的“小弟弟”当然随之翻脸——“人若犯我，我不犯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最终结果是：赫鲁晓夫撤销了包括隶属于苏联远东集团军的1位元帅（坦克装甲诸兵种元帅）、3名大将、4名上将、24名中将少将的军职，抓捕了远东红旗134师（主力师）营级以上全部军事主管。
　　如果没有坚定理想的支撑，如果没有“强国梦”的驱使，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一个在国际社会尚未站稳脚跟的中国，何以有胆魄、有能力既“反美帝”、又“反苏修”，又有何底气、勇气敢在世界列强面前——“横刀立马”！
　　抑或仅以战争的胜负还不能完全彰显毛泽东试图带领全中国人民独步世界舞台的雄心壮志，所以还必须提一提战争之外的“运筹天下”。
　　世界的舞台，永远都是强者的舞台。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一个连吃饱饭都成问题的落后大国，如何在世界大舞台中扮演主角，在国际大舞台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几乎是所有堪称卓越的政治家连想都不敢想。然而，毛泽东却做到了——毛泽东看到了占全世界人口70%以上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多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对这些争取民族解放的国家给予了政治上、道义上、经济上的全力支持，许多国家独立后，又得到了中国大量的无偿援助。其结果是，众多新独立和比较贫困落后的亚非拉国家，与中国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中国在这些国家中具有极高的影响力乃至号召力——甚至在国际社会上达到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程度。毛泽东成为“亚非拉”国家的“精神领袖”，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轴心，使世界格局由超级大国的“二元”把控，而演变为中国也独享其中的“三分天下”。中国的形象、中国的声音，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国际事务之中——如果说，建国不到30年的中国，还只是一头疲惫、贫弱的“狮子”，那么这头狮子却成功地领导了“群狼”，并在群狼的簇拥下，以“胜似闲庭信步”般地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