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进京赶考，要考个好成绩，决不能当李自成。”1949年3月，由西柏坡挺进北平前夕，毛泽东说的这句严肃的玩笑话，在纪录片和回忆录中被反反复复提及。对于李自成这位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毛泽东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和特殊情结。从苏区到延安再到北京，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拿李自成说事儿，他钦佩其革命精神，惋惜其功败垂成，也担忧自己领导的政党重蹈覆辙。
1991年，江泽民在讲话中提到“总结李闯王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印此文，编者按语写道：“推荐给肩负重任的高中级干部，希望它有助于提高全党对‘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命题的认识。”2004年，又逢农历甲申年，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反腐败时，建议每一位党员干部认真细读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2013年12月26日 ，在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这一天，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
每一届领导人都要把这个反面教材拉出来晒一晒。李自成的典故，已成为中共话语体系中常讲常新的政治寓言。
“李闯王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环境不许可”
1929年，经历大革命失败的中国共产党发展起红军队伍，其中70%以上的战士是通过土地革命争取到的农民，他们文化水平接近文盲，不乏帮会分子，听不懂革命思想，讲不通军事理论。中共中央大部分领导认为，只有发展工人阶级，才能克服红军“农民化”。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坚信，农民化不是问题，农民最具革命性。但他清醒地知道，如果不对“农民军”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不建立稳定的革命根据地，红军最终将走上造反流寇的老路。
红四军在游击战中碰得头破血流，毛泽东的建议却始终没有得到中共中央肯定，他不得已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后来又被陈毅、周恩来和李立三请回。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政治报告，他列举了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盲动主义等几大错误思想。其中有一段著名论述，直指李自成式的流寇主义：“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毛泽东认识到，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农民起义”的旧式路线早已是幻想。他的意见当时还远没有在党内达成共识，红军还将在漫长的征途上饱尝流寇思想的危害。
《甲申三百年祭》引发舆论战
1935年，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陕北——李自成的故乡，他们以这里为中心，逐渐开辟出广大革命根据地。近十年生聚，中共队伍壮大，并获得了海内外越来越多的舆论支持。抗日战争接近胜利，将来的中国谁主沉浮，已是无法回避的问题。1943年，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全书十万字，核心理念是只有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才能领导革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种观点为中共和左翼人士不能接受，他们开始在报刊上回击。黄仁宇这样形容：“两党领导人针锋相对地以传媒既作武器也为战场地鏖战。”
郭沫若的著名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1944年是农历甲申年，三百年前的那个甲申年，明王朝覆灭，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建立政权，又迅速败亡。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中有许多值得纪念和反思的元素，中共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准备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编辑找到郭沫若约稿。
20世纪40年代初，郭沫若迷上历史剧创作，他把历史戏剧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写剧本同时写史论文章，借古讽今，在进步人士中很受追捧。当时他偶然翻阅了乾隆年间的“禁书”《剿闯小史》，对李闯王身边的智囊李岩产生浓厚兴趣。书中说李岩提出了很多有益策略，帮助李自成获得胜利，但大顺朝建立后，李岩进谏不再起作用，反而遭奸人陷害被冤杀。其实，李岩此人是否存在是大有疑问的，但同为热衷政治的知识分子，郭沫若对李岩有相惜之情，他坚信这是历史上存在的真人，很想为他写部历史剧。他最终没有写出这部剧，而是应编辑之约写了近两万字的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
文章于1944年3月10日脱稿，郭沫若修改后交给董必武审阅。3月19日，《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4月，《群众》杂志也刊载了一组纪念明王朝灭亡的文章，有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鲁西良的《明末的政治风气》等，配合《甲申三百年祭》，形成一股舆论风潮。
国民党宣传机构对郭沫若的文章反应激烈，《中央日报》很快发表了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指责郭沫若“为匪张目”。社论说：“三百年前，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为首领，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局面。”所谓“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在外敌入侵时颠覆政府，影射之意昭然若揭。起草社论的是《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国共两大笔杆子对阵，一时引发轰动。
一则政治寓言的诞生与普及
从史学研究的眼光看，《甲申三百年祭》并无多少新颖观点，学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有数篇文章重新评价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肯定其革命精神。在基本史实上，《甲申三百年祭》错误百出，郭沫若把江湖手抄本《剿闯小史》视为史料来源，把李岩、红娘子、陈圆圆这些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当作确凿历史人物来写，甚至把他们写成决定李自成起义军成败的关键。郭沫若提出大量“假使”，以假设眼光看待历史，也是一种不学术的以论带史的写法。
尽管《甲申三百年祭》远不是一篇合乎治学规范的文章，但这不妨碍它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并进而成为全党整风文件。郭文的核心论题是明末政治腐败导致国家倾覆和李岩的悲剧命运，正如国民党宣传机构所斥：意在“影射政府”。在整篇文章中，写到李自成的段落只占很小一部分，然而这一部分是毛泽东真正关心的“文眼”，尤其是李自成及部下胜利后的骄奢表现令他大感兴趣。
1944年4月至5月间，毛泽东演讲中谈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和各地解放区普遍印发，中共中央发布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各级政治部组织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展开讨论，对于阅读能力差的同志，要给予解释帮助其理解文章。
解放军基层干部和战士，对《甲申三百年祭》展开了运动式的学习，开讨论会，写对照检查笔记。某宣传大队分队长写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该我们警惕啊!”某大队干事写道：“我们还未进城，自居抗日功臣;将来若是进城，难保不像李自成。这面历史镜子要照，不照革命难成。”
老百姓也被发动起来，以观看戏剧、话剧的形式学习《甲申三百年祭》，阿英写了话剧《李闯王》，夏征农写了话剧《甲申记》，马少波写了改良京剧《闯王进京》。这些剧本在革命根据地由文工团巡回演出。在当时的条件下，搭土台子演古装戏是很困难的，演员们想办法租来服装，用汽灯模仿火光，战士和群众看戏劲头很足，往返几十里看“闯王”是常事。这些剧目一直演到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文工团演出了《李闯王》，刘伯承说：“戏写得好，演得也好，破坏党的政策，得了天下还会失掉天下。”
郭沫若后来说：“我没有写成的历史剧，有人替我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引起的反响恐怕是郭沫若没有料到的，毛泽东写信给他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表示很羡慕郭沫若有时间写出好文章，而自己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他还希望郭沫若能“大手笔”写写太平天国经验，“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
李自成的故事就这样成为解放区家喻户晓的政治寓言，这则寓言随着解放军进北京、中共建立政权，进一步传播至大江南北，并选入中学生课本，影响了几代人。
“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
1949年3月5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作报告告诫共产党人，进城后不要被“糖衣裹着的炮弹”击倒。会后，中共中央迁移至北平，根据卫士李银桥的回忆，临行前，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了那段“进京赶考不能当李自成”的著名对话。
1950年2月，毛泽东结束在苏联的马拉松式访问乘火车回国，途经东北，对老工业基地进行考察。东北局书记高岗一路部署高调接待，在沈阳安排了东北特产宴席，菜肴名贵，其中还有熊掌。据毛泽东卫士李家骥回忆，毛泽东在高岗陪同下走进餐厅，当场脸就沉下来，只吃了眼前的几道菜，喝了几口葡萄酒，就放下筷子开始吸烟。饭后毛泽东来到一楼会议室，闲谈了一会儿，突然欠欠身子，严肃地说：“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说到这里他把吸完的烟头往烟罐中一捻，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
刘宗敏是李自成手下大将，《甲申三百年祭》中写道，刘宗敏入京后搜刮钱财，传说还霸占吴三桂爱妾陈圆圆，造成吴三桂“冲冠一怒”，倒戈围剿李自成。1950年，“东北王”高岗名声在外，关于他生活上的奢侈也有传闻。1954年，高饶事件爆发，毛泽东评价高岗“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面。”此时回首1950年关于李自成与刘宗敏的讽喻，显得意味深长。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
1963年，一本名为《李自成》的长篇小说寄到了中南海。收件人毛泽东，寄件人是小说作者姚雪垠，很多年后姚雪垠才知道，他寄出的书不仅被毛泽东认真阅读，还救了他一命。
20世纪40年代初，时年三十出头的姚雪垠偶尔读到一些明史材料，动了写历史小说的念头，后来他查阅史料，撰写了两篇明史相关论文。1956年下半年，姚雪垠的写作思路已经比较清晰，小说主人公逐渐锁定为李自成，正要动笔，不料1957年他被打为“右派”。姚雪垠决定按原计划开始创作，以小说作为自己生存的动力。他经常边写边哭，不冀望生前能够出版，只盼死后有人把他的稿子拿出来读。
到1958年8月下放劳动之前，姚雪垠已写完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一部分。幸运的是，1961年，中宣部制定了《文艺八条》，重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求加强文艺界的团结。武汉市委主管文化工作的领导和中国青年出版社都给予姚雪垠极大支持，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得以顺利出版。姚雪垠给许多关怀过他的领导寄了样书，也给毛泽东寄了一本。
1966年7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南局代理书记王任重同志叫到身边，嘱咐说：“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当时戚本禹也在场。当天晚上，戚本禹对王任重说：“你不要听他的(指毛泽东)!姚写的《李白成》第一册还可以，但写到‘闯王进京’时，一定是反动的。”王任重未置可否，第二天还是打电话给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此后姚雪垠虽然下放劳动，但是没有再受到严重冲击。
姚雪垠回忆，1969年春天，牛鬼蛇神的同志中有人因他写了《李自成》，闲谈中向他大谈《甲申三百年祭》的不朽价值。姚雪垠忍不住简单说了不同看法，当即有一位同志声色俱厉地批评：“郭老是党中央委员，《甲申三百年祭》是毛主席肯定的，你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党!”
姚雪垠自述，当时摆在他面前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不要跟着《甲申三百年祭》的见解走。身为一个“老右派”，“跟着走，是一条最轻松、最保险的道路”，然而考虑再三，他决定不走郭沫若的路。“郭沫若同志在写这篇历史论文时没有认真地收集资料，仅仅凭着两三种野史，也未对所提供的材料辨别真伪，甚至连文字也未细读，就主观地、随心所欲地对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论断，所以这篇著作既宣传了错误的历史知识，当然也不可能正确地解释历史事变的规律和经验教训。”
1972年，武汉市委同意姚雪垠的请求，允许他从干校回武汉继续创作《李自成》第二卷，但他的创作和出版仍然受到许多干扰，进度缓慢。1975年，姚雪垠已经六十五岁，深感时间紧迫，决定给毛泽东写信获取他的再度支持。他写信给曾帮助他的原武汉市委书记宋一平，问宋一平有无办法将信转交给毛主席。宋一平联系了胡乔木，胡乔木又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表示他可以亲自帮助转信。宋一平告诉姚雪垠，有办法转信了，但信要用毛笔写，字写大一点，因为毛泽东当时的视力已经非常不佳。
1975年10月23日，胡乔木读完姚雪垠的信后，附了一张便笺转交毛泽东。上面写道：“主席：送上长篇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由武汉写给您的一封信。姚在信里说，这部小说他拟写五卷约三百万字，第一卷已改写，第二卷已写成近两年，但还没有地方出版，请求您能给予帮助。”
11月2日，毛泽东在胡乔木信的天头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到五卷。”仅有一句话，却效力极强，毛泽东把他对一个作家的支持，昭告了整个政治局。12月中旬，姚雪垠在有关方面安排下离开武汉，来到北京，住进中国青年出版社职工宿舍，远离干扰专心写作。1976年12月，83万字的《李自成》第二卷出版，毛泽东刚刚去世，无缘看到新书。
在第二卷出版之前，姚雪垠给郭沫若写信，附上了第一卷的前言，其中包含对李岩与刘宗敏的评价，与郭沫若意见不同。他写道：“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也算学生同老师争鸣吧。”郭沫若在重病中回信说：“我完全赞同您的观点。祝贺您的成功，感谢您改正了我的错误。”
1980年，郭沫若已经去世，姚雪垠发表长文评论《甲申三百年祭》，文章末尾，姚雪垠写道：“《甲申三百年祭》之所以能够长期被视为史学方面的权威著作，是由于我国的‘特殊土壤’……对学术问题的评价，有时不是根据科学标准，而是根据某一领导人物的一句话;权位愈高，愈有发言权，而且一句话便成定论，被奉为真理。”而他相信：“生命长久的不是那些借古讽今的宣传品，而是真正的历史科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