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美国的较量，是一部生动、精彩的哲学教课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半期，中国外交厚积薄发，呈现出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一样的恢弘局面：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年10月，第26届联大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标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之间关闭了二十多年的大门徐徐开启，中美冰冷的交锋开始退却，合作代替了对抗，世界因为中美两个大国的握手而改变。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就这样以传奇而又近乎完美的方式收官。
人类经过的二十世纪，是大动荡、大变局、大融合的时代，旧的秩序分崩离析，新的格局次第构筑。在刀光剑影、矛盾纷呈的时代风云里，中美两个大国是一条脉络清晰的主线，无论它们的若即若离，还是短兵相接，还是冷脸相向，还是握手言和，无不影响着世界的走向，影响着世界的情绪和阴晴。在这场几乎贯穿一个世纪的较量中，有一位仗剑特行的巨人，他以无以伦比的智慧、勇气、力量和胆略，傲然立在中华民族的最前列，让最强大的对手也心生敬畏。当两个决定要跟中国人对话的美国人来到北京的时候，他们终于有机会当面聆听这位巨人的思想，在后来的回忆中，基辛格说：“毛是哲学王。”尼克松说：“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显然，这位叫毛泽东的中国巨人，给他们带来了心灵的震撼。
美国这个名字，第一次进入毛泽东的视野，还是在他小学读书的时候。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头一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这位记者就是美国人斯诺。他在跟斯诺讲起小时候的事情时说：“我还读了一点外国的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论美洲革命的文章里，我初次听到美国，记得文中有这样一句‘八年之苦战后，华盛顿胜利而造成其国家’。”从此，毛泽东与美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美国兴趣不断浓厚，他与美国上演的一幕大戏也渐次拉开了序幕。
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对美国的选举及未来中美两国的关系进行了预测：“威尔逊任期已满，正在选举中。候补者威尔逊、许士(休斯)、罗士福(罗斯福)。有举威者，芝加高则举许。许，大理院长，主和平与威同。美人忌罗氏雄杰，罗亦自知不胜，乃宣告让许。吾意美人既不愿加入欧战，又扩张兵备之事，舆论尚未成熟，故此次非威即许，政策既不变，则威不妨联任。至罗当民国元年与塔虎脱(塔夫脱)竞争，由共和党裂为进步党，以此使民主党之威尔逊坐收渔人之利。犹忆其往某处演说，怨家刺之，血流肠溃，犹从容演说毕乃就医，未尝不叹其勇且壮!闻其春秋盛，雄奇迈往之气未衰。愚意此刻非彼用武之时，欧洲非彼用武之地。彼之时，乃十年以后;其地，则太平洋耳。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已久。十年之后，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共和国亲和接近，欢然为经济食货之献酬，斯亦千载之大业已。今之退让，殆亦有见于此乎!”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到体育锻炼时以美国罗斯福为例：“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未可知也。东西著称之体育家，若美之罗斯福，德之孙棠，日本之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1918年5月29日，毛泽东在《学友会五月十日事录》中希望加强学生之间的连络，并举美国耶鲁大学一批毕业生组织的耶鲁海外传教会与湖南士绅合作创办的长沙雅礼大学和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不例：“东西各国学校，师生之间，同学相互之间，感情极重，连络之心至切，连络之机会亦至多，所以一校之设，既有毕业，则毕业者从而维持之，推广之，同学之间，虽在异地，犹能互相汲引，勉学兢业，即如美国雅礼大学，其分校及于我省，是其明证。而我国学校之情状反是，学生仅在校内有机械之关系，一经毕业，即不过问，毫无连络团结，即无由生其爱惜母校同组事业之心，此则甚为可惜者也。”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各国的罢工风潮》一文中对美国的罢工表示了关注：“法英美三国的官阀和财阀，倾注全力于巴黎和会，用高压手段对付败北的德奥，正在兴高采烈时候，他们的国里，忽然发生了罢工风潮。罢工在他们国里，原是一件常事。政府和财阀，虽然不敢十分轻视劳动者，每当劳动者拿着劳获不均，工时太久，住屋不适，失职无归，种种怨愤不平问题，联合同类，蜂起罢工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小给他们一点恩惠。正如小儿哭饿，到着十分伤心，大人也不得不笑着给他一个饼子。但终是杯水车薪，济得甚事。……美国一部分电报电话人员的罢工，乃在附和议院多数派反对加入国际联盟，与英法罢工，异其目的。……六月七日，芝加哥电报司员预定十一时罢工，共约六万人。内有二万五千人系属电报司员联合会。该会会长康能堪氏正计划全国罢工办法。同日，全国电话司员奉命于十六日起罢工，表同情于电报司员。八日，电报人员联合会干事，向全体电报人员宣布，连收发电报生在内，全体罢工。目的在停止威尔逊总统每日在巴黎往来的电报，使他注意国民不赞成他在和会的主张。十二日，各电报公司报告，电报司员罢工没成。”同一天，毛泽东在《炸弹暴举》一文中写道：“人人知道狠文明狠富足的美国，有‘炸弹暴举’同时在八城发生。无政府党蔓延甚广。炸弹爆炸的附近，有匿名揭贴说，‘阶级战争’业巳发生，必待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停止。炸弹往往埋藏在一些官员的住宅，屋顶上发现人头。可怕可怕!我只挂欠(牵)官员人家的一些小姐小孩子，他们晚上何如睡得着?议院里一些钱多因而票多，票多因而当选的议员，还在那里痛诋暴动者，通过严惩案。我正式告诉诸位，诸位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诸位要想留着生命，并想相当的吃一点饭，穿一点衣，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和你们国里的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同一天，毛泽东在《不许实业专制》一文中写道：“美国工党首领戈泊斯(龚帕斯)演说曰，‘工党决计于善后事业中有发言权，不许实业专制。’美国为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托剌斯的恶制，起于此。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戈泊斯的‘不许’，办法怎样?还不知道。但既有人倡言‘不许’，即是好现象。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千万人都说‘不许’，由低声的‘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狠高声的狂呼的‘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中写道：“威总统十四条大纲(和平纲领)，为全世界所赞助，协约国业巳声明依照此项大纲而立和约，那么，德国当不至于全没救护。”毛泽东在文章中对以后欧洲各国的格局进行了今天看来非常准确的预测：“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德国的强权，为政治的强权，国际的强权。这回大战的结果，是用协约国政治和国际的强权，打倒德奥政治和国际的强权。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法国英国美国的强权，为社会的强权，经济的强权。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我们不要轻看了以后的德人。我们不要重看了现在和会高视阔步的伟人先生们。他们不能旰食的日子快要到哩!他们总有一天会要头痛!”1919年7月28日，毛泽东在《畏德如虎的法兰》中写道：“前日电传，威尔逊允于离法以前，鉴定一约，保证将来法国如受攻击，美国当起而援助。劳合乔治亦以英国名义，签定一同一性质的条约。此意何等深刻!何等惨淡!藉非法国有不可告人的大缺点，何至有这样的畏惧。法兰西民族素负豪气，何至竟像妇人孺子，斤斤乞人保护。我觉得这不是法兰西的好现象!”1919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中对官员向美商出卖矿权指出：“盗贼之行，罪岂容诛!查矿业条例，凡本国人与外国人合资办理之矿业，其资金必须均等，以护主权。今据该约所定，美商实溢股六十万元。甘以主权让渡外人，显违矿业条例。此湘人所万不能承认者一。”1920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写给好友黎锦熙的信中对湖南改革问题写道：“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
192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说：“以现状观察，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在此期内，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非欲自处于小部落也，吾人舍此无致力之所。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空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已倒矣。”1920年7月31日，毛泽东在《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中就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说道：“自世界思潮日趋转变，吾国新文化运动，随之而起。文学革新，思想解放，全国风传，进行甚速。美博士杜威东来，其新出之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而吾县深闭固拒，对于外间情势，若罔闻知。主持督促之人，既固陋而寡通，尤昏愦而无识。思潮不能顺应，教育因而失效。瞻念前途，隐忧无极!”1920年10月，杜威到长沙演讲，毛泽东还是湖南《大公报》为此次讲演的特邀记录员。1920年9 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中指出：“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
1920年9月27日，毛泽东在《释疑》中指出：“意英法美的劳动者，口口声声‘要取现政府而代之’。这些劳动者，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人果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1920年10月3日，毛泽东在《“全自治”与“半自治”》一文中，对当时湖南的自治问题指出：“刘君春仁主张联邦，我说中国现在并没有邦，从何云联?暂时只有努力造邦，不要说联。德美都是先有邦，后才互相联合。邦造成了，联只是自然的结果。我对于二十年内办中国的总组织，总是怀疑，所以我不特反对吴子玉的国民大会，并且反对梁启超的国民制宪，同时更大大反对南北议和。我以为赴码的要求是南北分立。更进则各省自治。”1920年10月，毛泽东在《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中指出：“有主张‘湖南自治法会议’者，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的总宪法，一如美、德所走那一条由分而合的成路。”1920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中列出的重要书藉中有：“科学的社会主义、欧美各国改造问题……杜威美国民治的发展。”
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针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分析道：“你看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势是何等的反动!他们现在是协调着步骤来侵略中国。他们的步骤以先是不协调的，经华盛顿会议[7]一番商量便协调了。虽然他们的协调终久是要破坏的，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他们为补偿前次大战的亏失及蓄养下次大战的精力，是断然要取协调主义的。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居然能通过在中国拥有势力范围的英、法、日，就是明显的证据。中国的分裂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是不利的;但由民主派统一中国，较之民主、军阀两派混乱中国，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更不利;只有由反动政治完全霸占中国于他们就最利。这是目前及最近将来中国必仍然是反动军阀的天下的第一理由。”1925年冬，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说：“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性质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怎样做新兵及俘虏的特别教育中有普通政治常识，如“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对耶稣、天主两教的调查情况是：“县城一个耶稣堂二百多人，一个天主堂一百多人，篁乡一个耶稣堂一百多人，牛斗光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吉潭一个耶稣堂一百人左右，澄江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左右，计耶稣堂五个七百人左右，天主堂一个百多人，共八百多人。耶稣堂属美国，过去县城有一个美国牧师，其余四处均中国人传教。天主堂属德国，有一个中国神甫。教徒成分，寡妇(内有贫农)及老年妇人(地主婆)占百分之三十，刁钻古怪的绅士及其家属占百分之三十，弱房小姓的农民占百分之二十(强房大姓的农民不入教)，地主出身没有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十。大概进教的不外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很坏的，一部分是很弱的。很坏的也不是流氓，而是那乡村中奸滑阴险想当霸王的，他们进教为了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种是受人压迫贪图保护的贫弱的人，他们的目的在于避祸。”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一九二二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九国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没有很久，这种情况又起了变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就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在目前，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
1936年7月、9月，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指出：“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我们期望于外国的是什么呢?我们至少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它们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我们看到列强中有的表示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像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国家。……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中，凡是愿意参加这个共同战线的，都将作为友好国家受到我们的欢迎，……援助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1)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信贷和借款，出售军需品和飞机;或(2)在抗战实际开始时对日本进行封锁。如果美国和英国能够提供这样的援助，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最牢固的友谊和同情。……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对于日本，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办法，武装抵抗的办法。但是同其他国家，中国准备进行规模比现在更大的合作，并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许多美国人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中国人民之友’、‘太平洋关系学会’、‘泛太平洋协会’、‘中国学会’等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证明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正同情。我们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对‘中国人民之友’的慷慨援助和支持特别表示感谢。但是也有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随着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暴露，我们相信他们会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谈话时指出：“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如像德国是世界的大祸一样。何况这两个侵略国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我以为中、英、美、法、苏五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韦尔斯采访时，就《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问题指出：“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也是不相容的，所以美国对中国问题便不应隔岸观火。对英国保守党与广大的英国人民，我们应当区别开。保守党在西欧政策上徘徊于和平阵线与法西斯阵线之间，已引起国内人民的极大不满;如在对华问题上再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求妥协，则除了引起中国人民反对外，英国人民也不见得对他们表同情。世界和平阵线的组织正在深入扩大，而且也正在进行着准备裁制一切法西斯主义。中国的解放运动与世界的解放运动是密切联系着，我们的前途是绝对光明的。”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敌人的国际孤立的因素也方在变化发展之中，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孤立。许多表示助我的国家的军火资本家和战争原料资本家，尚在唯利是图地供给日本以大量的战争物资，他们的政府亦尚不愿和苏联一道用实际方法制裁日本。这一切，规定了我之抗战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资本家主要是指美国，从1937年到1940年，美国每年输入日本的物资占日本全部进口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战争物资占一半以上;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政府主要是英、法、美等国政府。1938年6月15日，毛泽东在给《解放》周刊编辑吴亮平的信中说：“接了美国一位同情者的信，我想请你起草一封回信。信内除感谢她外，并说及八路抗战情形，请她转告美国兄弟姊妹们多给我们援助，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起。”193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说《必须制裁反动派》中讲：“同志们还要懂得，近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捣乱更加厉害了，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也更加积极了，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毛泽东在这里所称的国际帝国主义，是指当时妄图牺牲中国利益、积极促使蒋介石政府同日本妥协的英美等国家。1939年9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上述两大集团(德意和英法)之外，还有第三个集团，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包括中美洲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集团。这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暂时还不至于转入战争。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中立的名义之下，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准备在国内取消民主政治和平时的经济生活，这一点对于世界的和平运动是有利益的。”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指出：“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1940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说：“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因欧战削弱，美国则继续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故东方慕尼黑会议暂时无召集的可能。”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中指出：“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则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8日，美、英对日本宣战。11日，德、意对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改变对日妥协政策，开始转而关注中国抗战。1941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中指出：“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1942年1月1日，苏中英美等26个国家的《联合国家宣言》发表，毛泽东所预见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为了开辟太平洋战争的大后方，并准备在中国登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接触和合作，在周恩来提议下，美军向延安等中共控制区派遣观察组。中共与美国的这段合作在1944年达到高峰。1944年2月16日，驻华外国记者联盟上书蒋介石，要求允许外国记者到陕北及延安访问获得批准。6月9日，外国记者到达延安，毛泽东很兴奋，与记者畅所欲言，外国记者的情绪也很高，像发现了新大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对延安挑剔的，都很惊讶、意外和兴奋。记者团成员福尔曼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史坦因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都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对共产主义抱有敌视态度的夏南汗神甫也认为边区是好的。由于外国记者访问的结果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国民党重新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新闻封锁。7月4日，是美国建国168周年，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由毛泽东要求胡乔木写的庆祝美国国庆的社论，《庆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文章对美国评价很高，谈到美国的革命、独立，没有一句批评美国的话，文章指出：“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在庆误解美国国庆日的今天，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的这个外交路线，能够成为美国长期的领导路线。”这篇社论带有欢迎的性质，一方面是欢迎外国记者，另一方面也是欢迎即将到来的美军观察组。7月22日，美军观察组到延安。8月15日，毛泽东亲自修改《解放日报》社论，题目《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指出“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毛泽东预祝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成功，并希望这一成功会增进中美两大盟帮的团结，加快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的进程。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待，他们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有了深切的了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包瑞德等跟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认为“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几乎是尽善尽美的。”一位被中共根据地军民营救的美军飞行员临走前曾恳切地说“中国共产党前途之大，除苏联外无可比拟，而蒋介石的不进步为世所闻。”他甚至表示，蒋介石在战后必然向八路军进攻，造成内战，如八路军有所需要，他愿以个人的一切来相助。最年轻的成员高林斯后来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认为自己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是在延安度过的。这段经历，加深了中共与美国的相互了解，为中共与美国的外交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观察组到来之后，美军观察组成员认为，我方所提供的材料“超出了他们的希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的评价是“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几乎是尽善尽美的。”一位被我根据地军民营救的美军飞行员临走前曾恳切地说“中国共产党前途之大，除苏联外无可比拟，而蒋介石的不进步为世所闻。”他甚至表示，蒋介石在战后必然向八路军进攻，造成内战;如八路军有所需要，他愿以个人的一切来相助。
1944年8月至10月，苏、美、英、中四国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草拟了联合国机构的组织草案。1945年4月至6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中国解放区派遣董必武为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成立大会。1945年4月2日，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国民党区域经济危机极端严重，工业大部分破产了，连布匹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从美国运来。中国解放区却能用发展工业的方法，自己解决布匹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指出：“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1945年6月，美国发生“美亚事件案”，主张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及其他五人以通共间谍罪遭到逮捕。7月，毛主席撰写了《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的政策的危险》等几篇文章，对美国的政策进行了揭露和批评。
1945年7月1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伦《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中指出：“在蒋介石的三月一日的演说里，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公意而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则拒之于千里之外。对于组织一个所谓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则吹得得意忘形。蒋介石竟敢说：中共必须先将军队交给他，然后他才赏赐中共以‘合法地位’。所有这一切，赫尔利老爷的撑腰起了决定的作用。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除了抹杀中共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动，宣称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国主义的滥调而外，还极力替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如此，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从此以后，似乎就走上了泄气的命运。反对者无论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外，在有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中，到处皆是，不计其数。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赫尔利蒋介石这一套，不管他们怎样吹得像煞有介事，总之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1945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中指出：“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他是估计到了这一点的，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资格来到延安的时候，他曾经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他后来变卦了，赫尔利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说的话。这样一种变卦，露骨地表现于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这时候，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并且他率直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当然这不只是赫尔利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的意见。就在这个时候，罗斯福去世了，赫尔利得意忘形地回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这一种必然的趋势，难道还看不清楚吗?在中国的前途这个问题上，看清楚了中国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统一的不可阻止的势力必然要代替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而勃兴的美国一部分舆论界，对于赫尔利式的危险的对华政策，是感到焦急的，他们要求改变这个政策。但是，美国的政策究竟是否改变和哪一天才改变，今天我们还不能说什么。可以确定地说的，就是赞助中国反人民势力和以如此广大的中国人民为敌的这个赫尔利式的政策，如果继续不变的话，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这一点，必须使美国人民认识清楚。”1945年7月29日，毛泽东在给美国共产党员福斯特的信中说：“欣悉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会议决定抛弃白劳德的修正主义的即投降主义的路线，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并已恢复了美国共产党。我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谨致热烈的祝贺。白劳德的整个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充分表现于白劳德所著《德黑兰》一书中)，本质上是反映了美国反动资本集团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这个反动资本集团现在也正在力图扩大其影响于中国，赞助中国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反民族反人民的错误政策，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危害中美两大国人民的利益。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美国共产党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胜利，对于中美两国人民目前所进行的反日战争和战后建设和平民主世界的伟大事业，无疑地将有重大的贡献。”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演讲《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蒋介石同我们相反，他完全是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同志们，这个美国人的话是吓人的。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样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1945年8月，毛泽东在拟定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中说：“你在八月十一日叫我的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打敌人了。但是不但在八月十一日，就是在今天(八月十六日)，日本政府还只在口头上宣布投降，并没有在事实上投降，投降协定尚未签字，投降事实尚未发生。我的这个意见，和英美苏各同盟国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就在你下命令给我的那一天(八月十一日)，……美军统帅尼米兹宣布：‘不仅战争状态是存在的，而且具有一切毁灭结果的战争，必须继续进行。……由此看来，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我向你声明：我是一个爱国军人，我不能不这样做。”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1945年9月2日，美国纽约《下午报》发表的文章《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写道：“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泽东一直永远是准确的。在1935年，他预言了未来的中国战争的过程和战略发展。”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1945年11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中指出：“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然而在进行所谓“调处”的时期内，美国首先在东北，后来又在华北、华东、华中，协助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并积极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队，供给蒋介石以大量的军火和其他作战物资。1946年4月，针对美国等国家散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战争宣传，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中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内，或者更长时间。”至1946年6月，蒋介石已将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大约二百万人)的百分之八十调集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其中有五十四万多人是美国武装部队直接用军舰、飞机帮助运送的。蒋介石在布置就绪之后，即于6月下旬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1946年8月6日，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其中关于中美关系有一段对话：
斯特朗：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希望没有?
毛泽东：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
斯特朗：如果美国除了它所已经给的以外不再帮助了，那末蒋介石还可以打多久?
毛泽东：一年以上。
斯特朗：蒋介石在经济上可能支持那样久吗?
毛泽东：可以的。
斯特朗：如果美国说明此后不再给蒋介石以什么帮助了呢?
毛泽东：在现时还没有什么征象，表示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有任何在短时期内停止战争的愿望。
斯特朗：共产党能支持多久?
毛泽东：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斯特朗：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
毛泽东：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
对于美国的反苏宣传，毛泽东指出：“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你知道，希特勒和他的伙伴日本军阀，在一个长时期中，都曾经把反苏的口号作为奴役本国人民和侵略其他国家的托辞。现在美国反动派的做法，也正是这样。”对原子弹问题，毛泽东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1946年8月10日，马歇尔与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放手让蒋介石打内战。1946年9月27日，毛泽东在给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信中说：“文章的写法宜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归结仍应强调我军必胜，方不泄气。”
1946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蒂尔就《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问题谈话时指出：“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一政策继续实行下去，必将激起全中国一切爱国人民起来作坚决的反抗。……如果美国政府放弃现行援蒋政策，撤退驻华美军，实行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的协定，则中国内战必能早日结束。如果不是这样，就有变为长期战争的可能。其结果，一方面，当然是中国人民受痛苦;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给党内的指示《三个月总结》中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指使下，破坏今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决心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人民民主力量。他们的一切花言巧语都是骗人的，我们必须揭穿美蒋的一切阴谋。……三个月以来，国民党区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对于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互相勾结，发动内战，压迫人民这一种情况的认识，很快地提高了。关于马歇尔调解⑼是骗局、国民党是内战祸首这些真理，明白的人已日益增多。广大群众在对美国和国民党失望之余，转而寄希望于我党的胜利。这是极有利的国内政治形势。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已引起各国广大人民日益不满。各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日益提高。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斗争日益高涨，各国共产党力量有很大的发展，反动派想要压服它们是不可能的。苏联的国力及其在各国人民中的威信日益高涨。美国反动派和被美国反动派所扶助的各国反动派，必然日益陷于孤立。”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给党内的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指出：“这一形势，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的情况之下形成的。在美蒋这些反动政策下，全国人民除了斗争，再无出路。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而斗争，仍然是现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由于蒋介石政府长期施行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由于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在著名的卖国条约——中美商约(1946年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的卖国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同美国的帝国主义资本相结合，使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日趋于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趋于恶化，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分子日益丧失了他们的积蓄而变为毫无财产的人，罢工、罢课等项斗争因之不断发生。中国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威胁着各阶层人民。……苏联力量的增长及其外交政策的胜利，世界各国人民的日益左倾及其反对本国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斗争的日益发展，这两大因素，已经迫使并将继续迫使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日益陷于孤立。如果再加上无可避免的美国的经济危机这一因素，必将迫使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更加处于困难地位。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强大仅仅是暂时的，他们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所谓反动派进攻不能粉碎的神话，在我们队伍中不应有它的位置。中央曾经多次指出这一点，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日益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为着取得休息时间补充军队，重新进攻，为着向美国取得新的借款和军火，为着缓和人民的愤怒，蒋介石又在施行新的骗术，要求和我党恢复所谓和谈。我党方针是不拒绝谈判，借以揭露其欺骗。”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蒋介石卖国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曾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他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中国和世界，看成和过去一样，不许改变任何事物的样式，不许任何人违背他们的意志。在日本投降以后，他们决定要使中国回复到过去的旧秩序。经过政治协商和军事调处等项欺骗办法赢得时间之后，蒋介石卖国政府就调动了二百万军队实行了全面的进攻。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蒋介石政府所长期施行的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现在被空前的卖国条约即中美商约所加强了。在中美商约的基础上，美国的独占资本和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其结果，就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这种情形，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指出：“蒋介石为着维持独裁，进行内战，不惜出卖国家权利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美国军队留驻青岛等地，从美国招致顾问人员，参加内战的指挥和军队的训练，残杀自己的同胞。内战的飞机、坦克、枪炮、弹药，大批从美国运来。内战的经费，大批从美国借来。蒋介石则以出卖军事基地、出卖空海航权、签订奴役性商约等项比袁世凯卖国行为还要严重多倍的条件，作为酬谢美国帝国主义的礼物。总而言之，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一模一样，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将中国出卖给美国，发动战争，反对中国人民，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前进。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他们取得了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当着我们避开优势敌人的致命打击，并转移军力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而主动地放弃许多城市的时候，我们的敌人是兴高采烈了。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胜利和我们的失败。他们被一时的所谓胜利冲昏了头脑。张家口被占领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即下令召集他的反动的国民大会，似乎他的反动统治从此可以安如泰山了。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也手舞足蹈，似乎他们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的狂妄计划，从此可以毫无阻碍地实现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及其美国主子的腔调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一切国内外敌人都被他们的悲观情绪所统治的时候。他们唉声叹气，大叫危机，一点欢乐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在实际上，只是在现在时期，只是在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给美国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之后，只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罪恶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之后，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才是真正地扩大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在一九四六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反人民的国内战争的时候，他们之所以敢于冒险，不但依靠他们自己的优势的军事力量，而且主要地依靠他们认为是‘非常强大’的、‘举世无敌’的、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帝国主义。一方面，以为它能够像流水一样地供给他们以军事上和财政上的需要;另一方面，狂妄地设想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这种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依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世界各国反动势力的共同特点。这件事，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世界资本主义的打击的严重性，反映了各国反动派力量的薄弱及其心理的恐慌和丧失信心，反映了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强大，使得各国反动派除了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就感到毫无出路。但是，在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帝国主义，是否真如蒋介石和各国反动派所设想的那么强大呢?是否真能像流水一样地接济蒋介石和各国反动派呢?并不如此。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像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这种情况，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计划，像野兽一样，向欧亚两洲和其他地方乱窜，集合各国的反动势力，那些被人民唾弃的渣滓，组成帝国主义和反民主的阵营，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一切民主势力，准备战争，企图在将来，在遥远的时间内，有一天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败民主力量。这是一个狂妄的计划。全世界民主势力必须打败这个计划，也完全能够打败它。”
1948年3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论《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指出：“任凭蒋介石匪帮及其主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面前如何拚命挣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通报中指出：“右的偏向主要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惧怕美国大量援蒋，对长期战争有些厌倦，对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的程度有些怀疑，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制度，对党内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熟视无睹等。……由于对美国和蒋介石存着某种幻想，对我党和人民具有足以战胜一切内外敌人的力量表示怀疑，并因此认为所谓第三条道路⑴尚有存在可能、将自己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地位的某些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的突然的攻势之下，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最后终于在一九四八年一月间采用我党的口号，声明反蒋反美，联共联苏。对于这些人，我们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观点则作适当的批评。”1948年11月，毛泽东在为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所写的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的论文《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疯狂侵略，反对卖国、独裁和以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为目标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现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委员会和全党领导骨干，表现了比较抗日时期更为良好的团结。这种团结，使得我党能够应付日本投降以后整三年内国际国内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并在这些事变中使中国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摧毁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广大人民中的政治影响，抵抗了国民党的再一次叛变，打退了它的军事进攻，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到了进攻。”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
1949年1月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战犯求和》中指出：“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东西。……蒋介石供认了匪帮们的整个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如下：‘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这是首先重要的。‘和平’可以，‘和平’而有害于四大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那就万万不可以。‘和平’而有害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双边协定等项条约，有害于美国在华驻扎海陆空军，建立军事基地，开发矿产和独占贸易等项特权，有害于将中国作为美国殖民地的地位，一句话，和平而有害于这一切保护蒋介石反动国家的‘独立完整’的办法，那就一概不可以。”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指出：“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的国内战争以来，已经两年半了。在这两年半的战争中，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违背民意，召集了伪国民大会，颁布了伪宪法，选举了伪总统，颁布了所谓‘动员戡乱’的伪令，出卖了大批的国家权利给美国政府，从美国政府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债，勾引了美国政府的海军和空军占据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和美国政府订立了大批的卖国条约，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参加中国的内战，从美国政府获得了大批的飞机、坦克、重炮、轻炮、机关枪、步枪、炮弹、子弹和其他军用物资，以为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上述各项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上，指挥它的数百万军队，向着中国人民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残酷的进攻。……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的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等项正义的运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克服了无比的困难，壮大了自己，以美国政府送给国民党政府的大批武器装备了自己。……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1949年2月15日，毛泽东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中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除了傅作义将军协助人民解放军已经和平地解决了北平问题以外，各地希望和平解决的还大有人在。美国人站在一旁发干急，深恨其儿子们不争气。其实，和平攻势这个法宝出产于美国工厂，还在大半年以前就由美国人送给了国民党。司徒雷登本人曾经泄露了这个秘密。他在蒋介石发出所谓元旦文告以后，曾告中央社记者说，这是‘我过去所一直亲自努力以求的东西’。据美国通讯社称，该记者因发表了这段‘不得发表’的话而丢了饭碗。”1949年4月4日，毛泽东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中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指出：“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指出：“人民解放军不希望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帮助渡江，或做任何别的什么事情。相反，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1949年8月5日，美国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叙述了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至1949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毛泽东对此以及美国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文章，对美国的政策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在1949年8月14日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指出：“自从一八四○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接着就是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领土内进行的战争，一九三一年开始的日本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一九三七年开始继续了八年之久的日本进攻中国全境的战争，最后是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这最后一次战争，艾奇逊的信上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质帮助占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国供给了中国军队(指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品’。这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即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艾奇逊们认为这是在做‘鼓励’工作，但是很可能被中国的那些虽然相信美国但是尚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一瓢冷水，使他们感觉丢脸：不和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而且公开地发表出来，丢脸，丢脸!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在1949年8月18日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在1949年8月28日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指出：“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在几星期以前，在白皮书发表以前，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老奸巨猾的英帝国主义及其他几个小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是如此。后起的，暴发的，神经衰弱的，一方面遭受人民反对，另方面遭受其同伙中一派反对的美国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认为以公开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来和他们同伙中的对手辩论究竟哪一种反革命方法较为聪明的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他们企图借此说服其对手，以便继续他们自认为较为聪明的反革命方法。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争得不得开交了，一派突然摊牌，将自己用过的许多法宝搬出来，名曰白皮书。……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某些联系是存在的。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联系，将来可能发展到‘极亲密的友谊的’那种程度。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这种联系，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并且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撒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在这里，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颜色，比起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朝代来是差远了，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
在1949年8月30日的《“友谊”，还是侵略?》中指出：“艾奇逊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是否也算一条原则呢，艾奇逊没有说，大概不能算吧。美国老爷的逻辑，就是这样。看完艾奇逊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证实这一项高明的逻辑。”
在1949年9月16日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不是吗?你们看，艾奇逊自己招认了，最近数年的这一场使得几百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大血战，是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地组织成功的。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这种全国人民大团结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起草的会议宣言中指出：“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从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在世界列强面前一败再败，跌入到了历史上最悲惨的黑暗的深渊。当日本帝国主义想独霸中国的时候，退无可退的中华民族联起手来，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一分子，头一次战胜了外来入侵者，迎来了和平的曙光和共建新中国的历史契机。然而，由于美国错误的外交政策，走上了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道路，源源不断地为蒋介石提供资金和军事支持，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中国登陆，占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重要城市。中国人民在片刻的欢喜之后，却与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空前惨烈的内战迅速席卷了全国。1946年，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他的著作《中国的惊雷》中也对美国的政策进行了批评，他说：“如果停战被国民党糟踏了，则当共产党准备停当要再出击的时候，除了美国继续不断，毫无限制，毫无问题的援助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救国民党的性命。……美国人应认识，中国政治里许多确定无疑的事实之一是：在百万中国人民的眼中，他们的内战是美国造成的。我们是内战战略的工程师——我们把政府的军队飞运到共军的地区里去，我们运输并接济国民党的军队，使他们开进了共产党的黄河盆地及无人区的满洲，我们颁布命令给日本的驻军，这才把北方的铁路成为内战的角逐品。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开到了华北并停留在那里支持蒋的政权。”历史的发展正如白修德的预测，英勇的中国人民将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国民党赶出了中国的大地。然而，美帝国主义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正如毛泽东所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面临新的考验，完成了人生第一件大事的毛泽东面临新的决择。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指出：“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只有台湾和西藏还待解放，还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内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又组织许多秘密的特务分子和间谍分子反对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特务和间谍们又进行了破坏人民经济事业的活动，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暗杀手段，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收集情报。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美国悍然出兵朝鲜后，迅速进逼中朝边境鸭绿江边，威胁中国安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要求：“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会词《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中说：“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从而鼓舞了朝鲜、中国、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们增加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中指出：“究竟打到那一年为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们出兵侵略朝鲜，没有料到我们出兵援助朝鲜。……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美国的参谋长是他们自己的人。所以，朝鲜战争是否打下去，我们和朝鲜一方只能作一半主。”
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结束。这场战争历经5次战役，历时两年九个月。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中指出：“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指出：“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对于抗美援朝的意义，毛泽东总结道：“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我们现在的情况，同一九五○年冬季的情况不同了。那时候，美国侵略者是不是在三八线那边呢?不是，他们是在鸭绿江、图们江那边。我们有没有对美国侵略者作战的经验呢?没有。对于美国军队熟悉不熟悉呢?不熟悉。现在这些情况都变了。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推迟新的侵略战争，他说，我要打!我们就用前三条对付他。如果他说，我不打了!那末我们就有了第四条。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向咄咄逼人的美国发起的一次最惊心动魄的较量，是在刚刚站稳脚跟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的一次艰难抉择。据胡乔木回忆，“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再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从另一个角度对这场战争提供了观察的视觉，他在《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说：“我们注意到，中国在开始时决无卷 入这场战争的意图。……因为在当时，他们正致力于新国家的内部巩固，开始使大批军人复员。而且就在当时，中国的精锐部队正布署在南部沿海一带以准备进军台湾，并且刚刚宣布开始进行土改运动。直到1950年11月，推进中的美国军队已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东北边界后，中国军队才跨过鸭绿江，使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的美军遭受了美国军事上最大的一次失败。……抗美援朝运动成功地唤起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感情，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国军队获得的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在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多次受到西方列强的凌辱，但是现在，中国军队第一次打败了西方军队，而且，这场战争是中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力量之间进行的一场 大规模的常规战争。这场战争也许比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还有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中国人也怀有这种感情。长期以来受到耻笑和嘲讽的中国士兵在战斗中证明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给美军的这一教训也发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正如1905年日本出人意料地战胜了俄国从而标志着日本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并刺激了整个亚洲的民族主义感情)一样，中国的军事胜利也震惊了西方的军事首脑，并庄严地宣告了新中国将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国家。”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中美之间延续了长达20多年不相往来的时期，美国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封锁，而毛泽东利用“近守远交”策略，与美国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反封锁的斗争，为中华民族争取国际生存空间。
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当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协议所决定的‘其他领土’。(该条约于中美建交后于1980年1月1日废除)。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在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教递交国书时的谈话时指出：“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进行教育的。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俄国把沙皇、地主和资本家扫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中国把蒋介石和地主推翻了，东欧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也解放了。美国如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末，算它要打八年或十年吧，其结果是美国和英国及其他帮凶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有利于好战分子，而是有利于共产党和世界革命人民。”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7月25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8月1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迄至1971年2月2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1956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不怕走到战争边缘，但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这种主张被称为“战争边缘政策”。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 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人士谈话时说：“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轻视它。但是，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还要跟它作斗争，要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争夺。这就需要时间。看样子，美洲国家、亚洲非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雨打把纸老虎打破。”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指出：“我们这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比较缓和一点，他就舒服一点，觉得还有些好处。现在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不让美国的新闻记者到中国来，实际上就是承认我们的政策有这个好处。如果我们这里是一塌糊涂，他们就会放那些人来，横直是写骂人文章。他们就是怕写出来的文章不专门骂人，还讲一点好话，那个事情就不好办。……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就《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谈话时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美帝国主义要干涉我们比干涉你们是困难一些。美国离我们很远，这是一种因素。但是，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很长，伸到我国的台湾，伸到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等地。美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冰岛、西德都驻了兵，在北非和中近东也有它的军事基地。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每砍断它的一只手，我们就舒服一点。”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国际问题指出：“在中东，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一个人，叫纳赛尔，把运河收归国有了;另外一个人，叫艾登，出一支兵去打;接着，第三个人，叫艾森豪威尔，要赶走英国人，把这个地方霸起来。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啦!这样的错误，在它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回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在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美国采用的办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东就是这样。”毛泽东对中美关系强调指出：“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你们研究一下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谁怕谁?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有这么一个倾向: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睡觉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总是要捣鬼的。当然，现在帝国主义要打世界大战也不那么容易，打起来的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中指出：“美帝国主义也很同情右派。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假如美国人打到北京，你们怎么样?采取什么态度?准备怎么做?是跟美国一起组织维持会?还是跟我们上山?我说，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张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说这个话是极而言之，把问题讲透，不怕乱。你美国占领半个中国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吗?后来我们不是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吗?我跟日本人谈过，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激发了我们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高了我国人民的觉悟。”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中说：“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一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
1958年1月24日，毛泽东在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的电报中指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是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决不是对朝、中人民休戚相关的利益置之不理。如果李承晚和美国重新进行挑衅，越过停战线，那末，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将毫不犹豫地再一次同朝鲜人民军并肩击退侵略。”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中说：“以前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使人看不起，杜勒斯把我们看不在眼里。这和我们的情况不相称，其中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你虽然人口多，力量还没有表现出来，有一天赶上英国、美国，杜勒斯就得看上眼。确实有这个国家。我们的方针，这个客人暂不请。那时你找上门来。我们只好招待。”1958年7月，在美国支持下，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并对福建沿海村镇进行炮击，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轰金门。
1958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指出：“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它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哪一天踢它一脚，它走不掉，因为它被一根索子绞住了。……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问题是究竟哪一个怕得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为什么它们怕得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它们那边的人少一点。……我看是这样，双方都怕，但是他们怕我们比较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紧张局势除了有害的一面外，还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怕打原子战争的，就要想一想。你看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我就没有料到现在这个世界闹得这样满城风雨，烟雾冲天。这就是因为人们怕战争，怕美国到处闯祸。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除了一个李承晚之外，现在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支持美国。……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他从前吃过苦头的，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尽骂英美，而说苏联的好话。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闹别扭的。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禁运，不跟我们做生意。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利害究竟怎么样?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现在它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现在还有四十几个国家不承认我们，主要的原因就在美国。比如法国，想承认，但是因为美国反对就不敢。其他还有一些中南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为美国而不敢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承认我们的，合起来只有十九个，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十一个，有三十个，再加上南斯拉夫，有三十一个。我看就是这么一点过日子吧。不承认我们，我看是不坏，比较好，让我们更多搞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它们总要承认。那个时候也可以不承认，它们不承认有什么要紧?” 就战争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末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因此，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枝，将来要发几千万枝，由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在座的有文化人，你们也要号召一下，单拿笔杆不行，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现在我们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对那些战争贩子使用绞索。对美国使用绞索的地方很多。据我看，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被一条绞索绞住了，例如：东方，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台湾;西方，西德、法国、意大利、英国;中东，土耳其、伊朗;非洲，摩洛哥等等。每一个地方美国有许多军事基地，比如土耳其有二十几个基地，日本听说有八百个基地。还有些地方没有基地，但是有军队占领，比如美国在黎巴嫩，英国在约旦。现在不讲别的，单讲两条绞索：一个黎巴嫩，一个台湾。台湾是老的绞索，美国已经占领几年了。它被什么人绞住了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绞住了。六亿人民手里拿着一根索子，这根索子是钢绳，把美国的脖子套住了。谁人让它套住的呢?是它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后把绞索的一头丢到中国大陆上，让我们抓到。黎巴嫩是最近套住的，也是美国自己造的一条绞索，自己套上去的，绞索的一端就丢到阿拉伯民族手里。不但如此，而且是丢到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手里，大家都骂它，不同情它，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着这个绞索。……至于台湾，就订了个条约，这是个死结。这里不分民主党、共和党，订条约是艾森豪威尔，派第七舰队是杜鲁门。杜鲁门那个时候可去可来，没有订条约，艾森豪威尔订了个条约。这也是国民党一恐慌、一要求，美国一愿意，就套上了。……总而言之，你是被套住了。要解脱也可以，你得采取主动，慢慢脱身。不是有脱身政策吗?在朝鲜有脱身政策，现在我看形成了金、马的脱身政策。你那一班子实在想脱身，而且舆论上也要求脱身。脱身者，是从绞索里面脱出去。怎么脱法呢?就是这十一万人走路。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内政问题;跟你的交涉是国际问题。这是两件事。你美国跟蒋介石搞在一起，这个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电解铝、电解铜，用电一解，不就分离了吗?蒋介石这一边是内政问题，你那一边是外交问题，不能混为一谈。……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首先是北美洲，那主要是它自己的地方，它有军队;然后是中南美洲，虽然没有驻军，但是它要‘保护’的。再加上欧洲、非洲、亚洲，主要是欧亚非，主力是在欧亚两洲。这么几个兵，分得这么散，我不晓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所以，我总是觉得，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至于我们这些地方，除非是社会主义阵营出了大乱子，它确有把握，一来，我们苏联、中国就全部崩溃，否则我看它是不敢来的。……我们这里一打炮，这里兵不够，它又来了。台湾这些地方早一点解脱，对美国比较有利，它赖着不走，就让它套到这里，无损于大局，我们还是搞大跃进。……你搞紧张局势，你以为对你有利呀?不一定，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都骂美国人。中东紧张局势大家骂美国人。台湾紧张局势又是大家骂美国人，骂我们的比较少。美国人骂我们，蒋介石骂我们，李承晚骂我们，也许还有一点人骂我们，主要就是这三个。……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利，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他们得想一想，美国总是不好，张牙舞爪。十三艘航空母舰就来了六艘，其中有大到那么大的，有什么六万五千吨的，说是要凑一百二十条船，第一个最强的舰队。你再强一点也好，把你那四个舰队统统集中到这个地方我都欢迎。你那个东西横直没有用的，统统集中来，你也上来不得。船的特点，就在水里头，不能上岸。你不过是在这个地方摆一摆，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无理。”
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中说：“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中指出：“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1958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中指出：“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浮夸问题指出：“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得也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将来一不可能，二不需要。这样岂不如自己垮台?我看还是谨慎一点。”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恩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
1959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谈话时就台湾问题指出：“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现在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蒋介石明年还做不做总统。美国不想让他做，但我们认为他应该做。他想要有自己的军队。你们知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湾人民打烂了美国‘使馆’。美国人怀疑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搞的，他们认为蒋经国不可相信，因为他去苏联住了十来年，娶了苏联老婆。……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做声，不要我们赔。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同秘鲁议员团谈话中指出：“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百分之零点零四，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
1959年6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指出：“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我们的国家是不会亡的，社会主义是亡不了的，蒋介石是回不来的。美国打来，我们最多退到延安，将来还会回来的。”1959年国庆节期间，赫鲁晓夫要求中国无条件释放8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和其后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你晓得我们中国是有法律的。”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无理要求。1959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指出：“整个国际形势是在好转。西方的高压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或者说是冷战政策，已难以继续下去了。西方统治集团，比如美国集团、英国集团的大部分，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有恐惧。……我们有困难，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多。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就是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到，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和平有可能被破坏，缓和之后又会搞紧张，搞突袭，打大战，等等。对这些情况都估计到了之后，我们说总的看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从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对冒险集团要有个估计。最强大的就是美国冒险集团。他们在目前发动侵略战争还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还未准备好。”
1959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时指出：“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十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例如在赫鲁晓夫访美以后，美国就在一些国家建立了火箭基地，又在联合国大叫大嚷西藏问题，可见他们还要制造紧张局势。所以我们要警惕。”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第一次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作出评论：“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和平演变成了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时时牵挂和思考的大问题。
1960年5月2日，毛泽东在济南接见来自拉丁美洲和非洲14个国家和地区工会和妇女代表团时说：“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1960年5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与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话时指出：“帝国主义分子想封锁我们，而我们要想办法打破他们的这种封锁，怎么办呢?我们的策略就是‘近守远交’，团结好周围的朋友，走出去广交远方的朋友，以我们有限的实力和财力，支支援那些受帝国主义欺负的弱小国家和人民，从而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彻底打破帝国主我的政治封锁和经济封锁。”5月14日，毛泽东接见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等国朋友时说：“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指出：“我们在对美国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点。科学院应该有一个所，至少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的组。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美国，注意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了上层的以外，你所说的那些中层、下层的舆论我们也要注意。……我们要的不只是金门、马祖这两个岛屿，而是整个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个问题可能要搅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搅十一年了，比方再过两个十一年吧，或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放弃台湾。它不愿意放弃，我们也不去打，我们和它谈判，先在日内瓦，后来在华沙。它在台湾，我们也不会打。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这条道理美国政府早已知道。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我们过去有过公开声明的。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美国可以放心继续霸占台湾。今年已经是十一年了，又过十一年，再过十一年，不是三十三年了吗?也许在第三十二年，美国会放弃台湾的。……你在你的文章里有一条，说我们对美国承认中国的兴趣比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小，好像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要大一些。我看，不是这样，不能这么讲。在联合国里，是不应该由蒋介石代表中国的，应该由我们代表，早就应该如此。但是，美国政府组织了多数国家，不让我们去。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并不急于进入联合国。急于要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是另外一些国家，当然不包括美国在内。英国现在不得不听美国的话。但是，英国的本意可能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就是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外无法无天，不如把我们套在联合国里守规矩好。有相当多的国家希望中国守规矩些。你知道，我们打过游击，野惯了。那么多规矩，令人难受，是不是?不进联合国，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呢?没有什么损失。进联合国有多少好处呢?当然，有一些好处，但说有很多好处就不见得。有些国家争着要进联合国，我们不甚了解这种情绪。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联合国”，我们的一个省就比有的国家大。”当斯诺提出毛泽东访问美国的可能性时，毛泽东对着医务工作者马海德风趣地说：“你们在医学上发明一个延长寿命的办法。我今年六十七岁，如果把我的寿命延长到九十七岁，那我就有希望访问美国了。”当斯诺问毛泽东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方面达到美国现有人年均收入两千美元的水平时，毛泽东回答：“那就难计算。半个世纪够不够，现在也还不能回答。美国独立有一百八十五年了，美国的建设花了一百八十五年的时间。除了独立战争时期的反英战争和为了解放黑奴而进行的南北内战以外，你们国内就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争。你们的地方特别好，气候和地理条件都很好，两个大洋保护着你们。但主要条件是你们一百七十多年前就把英国殖民者赶走了。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国内没有过封建地主所有制。”对斯诺提出的世界和平问题，毛泽东说：“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如此，我们不打。美国人在那里，我们去打吗?我们不打。美国人走后，我们就一定打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
1961年五一节期间，毛泽东在上海与柯庆施、陈丕显等谈到老挝问题时指出：“美国已经在插手越南南方，不能再容忍它把脚伸到老挝来。现在老挝国内也有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要支持正义的一方，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它们的一切走狗……亚洲人民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解决。”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1962年10月，针对古巴导弹危机问题，毛泽东指出：“第一，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肯尼迪不想打，我看赫鲁晓夫也不敢打，他们都没有这个胆量;第二，充其量他们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打一打，我们在这方面要做好准备，对古巴人民要给予最大的支援。”
1963年7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代表在莫斯科会谈，签署发表《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苏联与西方联手，企图共同进行核垄断，首先阻止正在进行核试验的中国拥有核武器。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中指出：“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罗伯特·威廉在接到声明后于8月14日在古巴发表长篇文章《毛泽东的美国黑人解放宣言》，将该声明同林肯的《解放宣言》相提并论，称：“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各国人民发出的支援在战斗中的我们人民的呼吁，是一个新的解放宣言。著名黑人运动领袖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Shirley Graham Du Bois)说：“从来还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的领袖向全世界发出过这样的号召。”1963年8月9日，毛泽东在同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的谈话《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中指出：“我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这个国家好像不存在一样，但又好像存在。杜勒斯说过，中国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为什么中国存在呢?在朝鲜战争中，有中国人同美国人打仗，所以西方国家感到中国的存在。为什么中国又不存在呢?它们认为，中国是个情况不好的国家，不需要几天就要垮下去，就会崩溃、垮台，是没有多少希望的，好像存在等于不存在。……现在我们不为西方国家生产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财富，所以它们就天天骂我们，特别是美国。你们的主要斗争对象不是美国吧?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英、法、意、西德要排到后面去。美帝国主义在我国周围建立很多军事基地来包围我们，这是你们知道的。……美国不承认我们，日本同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英国、荷兰同我们只是半建交关系，法、意、西德迄今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还有跟它们走的土耳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也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假如：第一条，美国把台湾交还给我们;第二条，联合国让我们进去，赶走蒋介石;第三条，取消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第四条，两国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我们的武器不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世界人民才会安宁，我们自己也才会最后得到安宁。你们不信吗?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中国等了一百多年，大陆才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全世界统统解放还要等更长时间。对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用武力去解放，原因之一是在台湾有美国军队，我们军队进攻，就要同美国打仗。”
1963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指出：“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 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1963年10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和抗议美国再次操纵联合国大会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毛泽东就此指出：“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加入联合国，是他们害怕我们的表现，我们要是真的去了，是有否决权的，是会妨碍他们干坏事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是他们不想让我们去，二是我们现在也不想去，去了也是天天吵架，有什么意思啊。”
1964年1月12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记者谈话，指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1964年1月27日，中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发表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毛泽东接见铃木一雄等日本朋友时评论说：“戴高乐将军在欧洲是一位很有头脑、很有影响力的人，他的脑袋长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没有长在美国人的脖子上。”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中法之间有共同点》中指出：“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现在卖给我们的只是些民用物资，战略物资还不卖，美国不让卖。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如石油，因为是战略物资，现在还不许你们拿此做生意。粮食，生意我们已经做成了，因为它不是战略物资。英国卖给我们一些飞机，你们也可以做这生意。有些普通军火为什么不可以做点生意呢? 美国吓唬一些国家，不让它们跟我们做生意。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苏联也是纸老虎。我们不信它们那一套，我不迷信。……你们可以在亚洲和我们合作，同美国顶一顶。美国到处不得人心。本月二十六日，日本一百多万人示威游行反美。我曾经同你们前总理富尔先生谈过，希望你们把欧洲的工作做好，例如，使英国、西德、比利时、意大利等等国家同美国隔开一些，同你们靠拢一些。你们不是说要建立‘第三世界’吗?‘第三世界’只有一个法国，那不行，太少了，要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英国，我看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美国人对英国人也不那么客气。在东方，你们可以做日本的工作。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以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日本人被赶走后，美国人又来了，我们把美国人、蒋介石都赶走了。那时，我们啥东西也没有，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更没有原子弹。我们就是有些步枪、手榴弹、轻炮。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我们没有兵工厂，也没有任何外国援助。你们没有到我们那个小地方——延安去过吗?那里很落后，只有农业，一点点手工业。那时，我们说美国和蒋介石是纸老虎。我们也说，希特勒是纸老虎，他最后倒了嘛，死了嘛。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苏联。我说得灵不灵将来瞧。请你们记住，我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说过，它们是大纸老虎，但是不包括广大的苏联人民、广大的苏联党员和干部，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美国人民有一部分人受了欺骗，总有一天他们要同我们友好的。所谓纸老虎，就是说美国、苏联脱离了群众。当年希特勒占领了几乎整个欧洲，多大的势力!这你们都经历过。……美国一手拿橄揽枝，一手拿剑，在越南南方打了几年，越打人民的斗争就越发展。它的剑在那里杀死了两个人，一个叫吴庭艳，一个叫吴庭儒，做法很恶劣。我看你们也不高兴吧?做这样的事干什么!现在扶植起来的所谓新政府照样不行，美国的政策太错了。我们中国四川省有一句俗话，叫做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捉不到。……我们同美国在台湾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恢复外交关系。即使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到处干涉、控制，我们还是要反对。我们要求美帝国主义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滚出去。”
1964年6月，美国飞机轰炸了我国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驻地，毛泽东愤怒地指出：“这个美帝国主义，看来是要给它一点颜色看看才行。”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指出：“打仗，也计划不进去。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打。”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和第一书记会议上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打就吃它一口，吃不了大的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要准备打仗，打起仗来不要慌张，打原子弹也不要慌张。对帝国主义不要怕，越怕越被动，有了准备，就不怕。……敌人打进来，我们可以打出去……要抓民兵工作，只靠解放军不够。”毛泽东还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中指出：“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些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战争。还有一次，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国侵略朝鲜时，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在国内，我们把美国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我不是指美国人民，而是指美国资本家。在北京也有一些美国人，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它是侵略者;它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的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侵略者、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来看。美国在中国周围市满了军事基地，而且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我们没有占领美国的什么岛屿，没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只‘侵略’了亚洲一个国家——中国。我们跟帝国主义打了几十年仗，把它们赶走了。这件事情使美国很不高兴，其他帝国主义也不高兴。不过它们现在没有办法，总不能从地球上把我们搬走，就同不能从地球上把你们智利搬走一样。它们想把古巴搬走也不行，甚至很小的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它们要搬走也不行。美国人说我们政府不是今年要倒台，就是明年要倒台，这件事恐怕不那么真实。看来今年不会倒，明年不会倒，后年呢，我说也不会倒。要把我们政府打倒，需要美国、蒋介石打到我们这里来。即使他们来了，也不一定达到目的。他们曾经来过，可是打输了。现在南越只有一千四百万人口，美国在那里进也不好，退也不好，陷在泥坑里。对拉丁美洲，美国也是感到头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乐观的。全世界人民总要起来，要自己做主人，不要资本家做主人。……除了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资本家跟我们做生意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干涉我们的内政。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能来中国，美国记者就来不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因为已经过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还不够，就再加嘛。”1964年7月9日，毛泽东同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指出：“抗战胜利后美国人来了，他们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我们在解放前要对付的敌人，有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还有它们的走狗汪精卫、‘满洲国’的康德皇帝、蒋介石。……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国内反动派，如蒋介石，不管多么强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情况。……日本垄断资本也不是完全赞成美帝国主义占领日本的，有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不满意这种占领，因为在美帝占领下，日本不仅丧失了殖民地，而且自己也受美国控制。现在不仅日本人民，而且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也开始反对美帝国主义。……再讲讲古巴，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巴蒂斯塔强大些，还是卡斯特罗强大些?卡斯特罗军队八十多人从国外乘船回古巴登岸，激战后剩下的十二人，躲在农民家里，后来又起来搞游击战争，他们经过两年多，就取得了胜利。……世界上的事情在发生变化。现在法国人在教训美国人，叫美国接受法国的教训，不要在越南南方打仗了：‘我们法国人失败了，你们美国人要打，也要像我们一样失败的。’美国大概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打了三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你们看吧!三年也好，再长一些时间也好，美国总是要从越南走的。美国从泰国、老挝、菲律宾、南朝鲜、日本等地也都要走的，还有从台湾也是要走的。它走的时间算不准，但一定要走的。所以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它走，也可以文明一点走。请它走它不走，怎么办?那就学卡斯特罗的办法，学本·贝拉的办法，学胡志明的办法，也可以学中国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我们的‘名誉’很不好，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是侵略者。他们说我们侵略了中国，这确实是‘侵略’了蒋介石，但那是蒋介石先侵略了我们嘛!又说我们侵略了朝鲜，那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打到了鸭绿江边，我们才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还说我们侵略了印度，那是因为印度打进了我国几十公里，它打了好几年，我们才自卫还击。一打就打回了老国境。在几千公里的老国境线，印度人跑光了，没有军队，那我们就撤回来了，撤到帝国主义规定的所谓新国境线这条线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从这里后退二十公里，设立了缓冲地区。帝国主义者还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原因是我们过去帮助胡志明打法国人，现在又支援越南南方打美国人，我们也支持过本·贝拉打法国人。哪个地方需要支持，我们就支持，因此就‘名誉’不好，当了‘好战分子’”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中指出：“美国人的手伸到我们整个西太平洋、东南亚，它这个手伸得太长了。第七舰队是美国最大的舰队，它有十二只航空母舰，第七舰队就占了一半——六只。它还有一个第六舰队在地中海。当一九五八年我们在金门打炮时，美国人慌了，把第三舰队的一部分向东调。美国人控制欧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古巴以外的整个拉丁美洲。现在伸到非洲去了，在刚果打仗。……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你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反对的，可是他们也不满意美国。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依靠美国。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人赶掉。……我们过去打二十五年仗，这里包括国内战争、中日战争二十二年，朝鲜战争三年，一共二十五年。我说，我这个人是不会打仗的，我的职业是教小学生的小学教师。谁人教会我打仗呢?第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是日本皇军，第三个是美帝国主义。对这三个教员我们要感谢。……世界上两个大国交朋友，一个美国，一个苏联，企图控制整个世界。我是不赞成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的很好的教员，逼你们想问题，开动脑筋。不过马克思主义也要读几本，修正主义的书也要读，唯心论也要读，美国实用主义也要读。不然我们就无法比较。”1964年8月美国飞机轰炸越南，“北部湾事件”爆发，8月6日，毛泽东指示发表中国政府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政府声明指出：“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越来越多的国家懂得，核武器越是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险就越大。他们有，你们没有，他们神气得很。一旦反对他们的人也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大了。”1964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指出：“中国的核试验长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美国总统约翰逊在不到三小时之内就发表声明加以反对，并且说中国的原子弹意思不大，不足以动摇美国的核霸权;接着，他在十八日的电视演说中再次对中国进行攻击。这一次他却说，‘不应该把这件事等闲视之’。美国政府在重大的国际事件上，表现得如此罕见地慌乱，前言不搭后语，正好说明了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是对美国核霸王的当头一棒。……谁都知道，长期以来，美帝国主义一直对中国人民进行核威胁，甚至把核武器摆到中国的大门口。配备着核武器的美国第七舰队在中国沿海晃来晃去，美国在中国周围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核基地，美国军政头目嚣张跋扈地扬言要向中国扔核弹。……老实告诉你，约翰逊先生，中国在没有核武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慑服于你们的核威胁。中国现在有了核武器，固然可以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筑在核武器上。……老实说，中国并不醉心于拥有核武器。只要美帝国主义不搞核武器，中国也不搞;可是，只要美帝国主义手中还有核弹，中国就非有不可。不管约翰逊欺骗也好，恫吓也好，污蔑也好，都改变不了中国人民的这个主张。”1964年11月2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时指出：“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它每侵略一个地方，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它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中国人民支持你们……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1964年12月26日，美国派出装备有十六枚射程达一千八百英里的火箭潜艇到从关岛到我国沿海附近，进行核讹诈。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同斯诺就越南战争谈话时指出：“从规模上说，现在南越战争还没有那么大。你可以劝劝美国政府，何必这么搞?它一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人就学会打仗。但是，叫它走，它又不走。就说吴庭艳吧，我和胡志明都认为他还不错，应该帮他维持几年。可是美国将军认为吴庭艳很讨厌，把他干掉，这样天下就太平了?……南越政府不得人心，无论吴庭艳政府也好，当今政府也好，都是脱离群众的。帮助这种不得人心的政府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如果联合国三分之二的国家要我们进去，而我们不进去，不是要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了吗?但我们要联合国撤销中国是侵略者的诬蔑，同时要指出美国是侵略者，你看这个理由行吗?中国作为一个侵略国家怎么能进联合国?说美国是侵略者，它不会同意的。现在我们还不想进去，美国也不愿意我们进去。我们进去了，美国会感到碍手碍脚。在这点上，双方是有一定的共同之处的。现在还是让蒋委员长留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吧!这些话你可不要报道，我们还没有公布过。……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有历史作证。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他们自己可以对付。……我们没有什么侵略政策可以放弃，我们没有侵略。可是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放空炮，就叫侵略?出了兵的，反而不叫侵略?”当斯诺希望毛泽东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时，毛泽东说：“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当斯诺希望毛泽东为美国总统提些建议时，毛泽东说：“这不好提。美国人的手伸到全世界，我们早已提过要他们收回去一点，他们照例不听。……要走不好，不走也不好，这使美国政府处于困难的境地。要美国撤兵困难，不撤也困难。哪里有点风吹草动，它就要派兵，就这么调来调去。有的时候我们故意这么一叫，例如打金门几炮，就是因为我们打那么几炮，它觉得第七舰队不够了，把第六舰队开过来一部分，把旧金山的海军也开一部分过来。我们又不打炮了，美国军队来了没事干，又要开回去。所以美国军队是可以调动的，叫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有点像蒋介石的军队，叫它怎样就怎样。……美国垄断资本就要到有些地方去帮反动派的忙，叫它不帮不行，一定要帮，最后它一定要走，像帮助蒋介石一样。过去上海、青岛、天津、唐山、北京都有美军，后来都走了，而且走得很快，我们军队同它还隔好远，它就赶快走。那时英国就很蠢，派军舰到南京去接兵，被我们打着了。问题是中国有这么一个不争气的蒋介石总打败仗，又有强大的解放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美国就呆着不走。……老实说，美军留在南越是件好事，它锻炼了南越人民，使解放军壮大。”
1965年3月4日，大约2000名中国、越南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留学生在美国驻苏大使馆外面抗议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苏出动军警和士兵进行镇压，毛泽东拍着桌子说：“这就是苏联的所作所为呢!什么人才镇压学生?只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才会这么干!还派了骑兵和士兵，这和旧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有什么两样?和段祺瑞、冯国璋、蒋介石有什么两样?修正主义当权，就是这个样子……古今中外，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1965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中指出：“美国的手比我们长，到处侵略。一九五八年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登陆，英国军队在约旦登陆，造成局势紧张。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英军队才被迫撤走。……打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我们是同美、英、法合作的。日本降后，美国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打我们，当时英、法已经没有力量来管我们的事情了。美国没有直接参战，它在中国沿海港口驻扎了一些军队，当我们消灭了蒋介石数百万军队，快要解放那些港口时，它的军队撤走了。后来，我们在朝鲜战场上遇见了美国军队，打了三年。现在，越南人民也遇见了美国军队。看来，美国是喜欢打仗的。朝鲜和越南离美国那么远，它还要派兵来。……现在美国军队占领我们的台湾，还占领南朝鲜和日本的许多地方，并在越南打仗，美国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教育我们亚洲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斗争。比如越南人民，从前不知道怎么打仗，现在学会了。这就是帝国主义给我们的好处。帝国主义也会有好处，你们信不信?……哪个地方发生革命，我们就支持。帝国主义非常恨我们，说我们好战。其实，任何国家的问题，只有当地人民起来革命，才能解决。外界支持是必要的，但是它只占第二位。比如南越，人口只有一千四百万，可是人民打得很好。阿拉伯民族是有战斗性的，如果你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不可能得逞。……许多例子证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革命是可以胜利的。”1965年4月6日，毛泽东就越南局势指出：“支援越南，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用不着同谁商量，也用不着听谁的指挥……越南我们肯定是要支援的。要我们出兵，主动权在他们手上;他们不请，我们不去;他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哪一部分去。”1965年4月9日，毛泽东在杨成武关于坚决打击美国军用飞机入侵海南上空的挑衅活动的报告上批示：“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海军应该调强的部队去，不够就由空军调强的部队去。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海军和空军应该很好配合起来打。”并指示中央军委：“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坚决打击一切敢于入侵中国领空的美国飞机。”
1965年4月28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毛泽东在同他们谈话时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1965年5月，拉丁美洲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了推翻卡夫拉尔卖国政权的政变，美国约翰逊政府派出三万多名美军进驻多米尼加进行武装干涉。5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声明一针见血地说：“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打的是‘保卫自由‘的旗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这就是用飞机、兵器、大炮屠杀别国人民的自由，这就是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由，任意蹂躏别国主权的自由，这就是汪洋大盗杀人劫货的自由，这就是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踩在自己脚下的自由。他们在多米尼加是这样，在越南是这样，在刚果(利)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是这样。”
1965年5月19日，毛泽东会见胡志明说：美国过去是用飞机大炮武装了中国的革命，现在又来武装越南的革命。从这年6月起到1969年3月，中国向越南派驻各种技术人才、技术兵种、支援部队达32万余人，与越南人民并肩抵抗美国侵略。196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人民解放军组成“中央国务院支援越南小组”，杨成武任组长，李天佑任副组长，调动中国8万大军，赴越参战。1965年5月，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时指出：“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1965年8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总统约翰逊增派5万军队进入越南南方，声明指出：“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已经多次表示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直到根据越南人民的需要派出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并肩作战，赶走美国侵略者。我们再一次警告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8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在华南击落美国无人机。9月20日，海军航空兵部队在海南岛海口上空，击落美F-104战机，活捉上尉飞行员史密斯。
1965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你们的仗打得很好，南方和北方都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包括那些已经觉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觉悟的人。现在的世界是个不太平的世界。这并不是你们越南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也不是中国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实际上，解决问题还是靠你们打仗，当然也可以谈判。……我们和蒋介石、美国都谈过。腊斯克就说，美国和中国谈判的次数最多。可是，我们要啃住一条，它一定要从台湾撤走，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这条它不答应。中、美两国已经谈判十年了，还是重复老话。这一条，我们放松不得。美国曾想和我们交换新闻代表团。它说，从小事情开始，大的问题好解决。我们说，要从大的问题开始，小的问题才好解决。……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我们都有很多经验。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们。朋友愈多愈好。”
1967年，美国黑人运动不断高涨，席卷了美国100多个城市。1968年4月4日，非暴力主义者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被暗杀。4月16日，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指出：“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 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1969年5月1日，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应邀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袖共同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会。
毛泽东“近守远交”的效应在不断积累，美国精心构筑的封锁线在不断销溶，终于，历史和道义的天平倒向了中国，美国二十几年来处心积虑的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扼制和敌对联盟随着1971年10月25日26届联大会议而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中国迎来了外交上的最高峰、最激动人心的时期。这次会议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1971年11月15，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出：“这是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政策的破产。这是美国政府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的失败。这是毛泽东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美国失道了，美国失败了，美国通讯社评论说：“这是美国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虽然感到那是“丢脸的时刻”，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然而，更多的国家对于中国的外交胜利是感到欢欣的，据西方通讯社当时的报道，“当电子计票牌上出现表决结果，表明美国的建议被击败时，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挤得满满的会议厅中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热烈掌声持续了两分钟之久”，对中国友好的各国代表“高声欢笑、歌唱、欢呼”，“还有一些人跳起舞来”。11月15日，联合国二十六届大会主席马利克和五十七个国家代表发表了欢迎中国代表团的讲话，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在讲话中略带无奈地说：“人们对在最近几周内使大会发生意见分歧的那些原则问题有很深的感觉，并为解决这些问题作了艰苦的奋斗。不应该因这些分歧而看不到我们大家——包括美国在内——几乎都同意的一种看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历史时刻来到了。”
当我们回顾毛泽东与美国的世纪交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就会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基辛格会说：“毛是哲学王。”基辛格心里清楚，美国几十年来所交手的对象是一位哲学高手，毛泽东所运用的哲学武器象无影手一样变幻莫测、出神入化，虚虚与实实，真真与假假，高调与低调，量变与质变，战争与和平，时间与空间，矛盾与转化，对抗与缓和，直把美国高筑的围剿城防击打的千疮百孔，破破落落，那些傲慢的美国政客们无不被调遣的顾前不顾后，顾头不顾腚。最终，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偏离毛泽东预测的流向，并在毛泽东预测的时间节点上走到了一起。一战一和，毛泽东为中华民族开辟出两段难得的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独立和复兴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毛泽东与美国的较量，是一部生动、精彩的哲学教课书，他用哲学的教鞭告诉人们中华民族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用怎样的方式交往才是最有用的，这本教课书会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可宝贵的经典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