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如何剖析社会事件

　　——以“赵五贞自杀事件”为例

　　[摘要]1919年 11月 14日，湖南长沙发生一起女子自杀事件：南阳街眼镜店老板赵海楼之女赵五贞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用剃刀自杀于出嫁的花轿内。这一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在湖南《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上连续发表十篇文章进行评论。毛泽东不仅剖析赵五贞自杀的根本原因，而且探寻了赵五贞“非自杀”的可行出路，并由小及大，进而探讨了整个社会层面的婚姻恋爱自由问题。毛泽东在捕捉社会事件发生时所显现的独特眼界，在剖析社会事件产生原因时所拥有的深刻视角，在探寻解决办法时所表现出的过人胆略，以及他的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值得我们品鉴。

　　[关键词]毛泽东;赵五贞自杀事件;婚姻自由

　　1919年 11月 14日，湖南长沙发生了一起女子自杀事件：南阳街眼镜店老板赵海楼之女赵五贞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用剃刀自杀于出嫁的花轿内。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青年毛泽东也立即作出反应。他首先让刚刚加入新民学会的周南女校学生李思安等去调查，然后自己动手就此事发表评论，在湖南《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上连续发表了十篇文章。这十篇文章或是围绕赵五贞自杀事件本身进行现象描述、原因分析，或是由此阐发关于女子自立、婚姻自由等问题的观点，进而对这一事件及其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

　　一、引出话题，对自杀事件的发生给予高度关注。11月 16日，也就是赵五贞自杀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即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对这一事件予以控诉。毛泽东当时已经受到新思想的深刻影响，有这样的社会敏感度，当然也在情理之中。 1915年，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兴起。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以消除性别歧视，争取男女平等为目标的女性主义思潮逐渐在中国得以传播，几千年来束缚奴役女子的封建观念开始受到冲击。作为积极倡导妇女解放的知名人物之一，胡适就曾在《新青年》上发表多篇文章，抨击旧的观念，提倡新的思想。当时，女子因不满包办婚姻的安排而选择自杀的社会事件时有发生，成为新文化运动触动社会生活的典型案例。很显然，受到新文化运动洗礼、具有强烈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毛泽东，敏锐地将这一事件同当时社会思潮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由此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如此高度关注一名普通女子的自杀。在毛泽东看来，面对一场被粗暴安排并毫无希望的婚姻，一名普通女性的自杀在过去是不会引起社会关注的，而在新文化运动经过几年的发展并逐渐引领社会风尚的时候，赵五贞自杀事件却是一次引发激烈评论的契机。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次契机指出，对于赵五贞自杀事件，“不要把他小看了”，它的背后“有重叠相生的原因”。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注重研究现实问题。踏入社会后，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感召下，他更是直接投入到改造社会的现实斗争中去。因此，毛泽东总能敏锐捕捉时下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探究事件背后的哲理。在第一篇评论《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中，毛泽东即声称：“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 377页。)所以，曾担任过《湘江评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写过多篇时事评论文章的毛泽东，在第一篇评论中就引出话题，号召“有讨论热心的人，对于这一个殉自由殉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他喊一声‘冤枉’”(《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77页。)。

　　二、展开议论，剖析赵五贞自杀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对赵五贞自杀的原因给出了明确答复。在他看来，赵五贞的死是横死，其本意是求生的。赵五贞完全是由“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夫家)”致死。据此，毛泽东得出结论：“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他进而分析认为：“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77页。)除了深刻分析赵五贞自杀的客观原因，毛泽东还从婚姻制度、社会制度、人格独立、恋爱自由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11月 18日，毛泽东发表文章专论赵五贞的人格问题。毛泽东认为，对于赵五贞是否有人格的问题，一说没人格，一说有人格。何以没人格呢，这是因为“赵女士要是有人格，便不会死”;何以有人格呢，这是因为“父母虽二十一年不令他有人格，但在他二十一年最后的一瞬间，他的人格忽然现在来了”。(《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79页。)这一分析看似矛盾，却蕴含深意。毛泽东想要表达的是，一个生长在封建传统家庭的女子经由新思潮的洗礼逐渐由无人格变得有人格，这不仅是个体的变化，更是整个社会的变化。

　　对于恋爱婚姻问题，毛泽东号召“全中国的青年男女诸君!……你们自己的婚姻，应由你们自己去办”(《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80页。)。对于女子自立问题，毛泽东指出“盖我国因数千年不正当的礼教习俗，女子在任何方面，都无位置”(《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83页。)，认为女子在心理、生理等方面较之男子都存在缺陷，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女子自立。

　　在这里，毛泽东将对原因的分析置于立体的空间范围里，从一个点出发去发掘普遍的社会现象，透过具体的现象看事物的本质，将具体的历史事件置于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来进行全面系统的考量。赵五贞自杀是一个具体事件，而女子因包办婚姻自杀则是一种社会现象，女性主义思潮是事件或者说是这种社会现象发生的社会大氛围。毛泽东将这三者有机结合，统一起来认识，进而深刻探讨赵五贞自杀背后的原因。

　　三、解决问题，探寻赵五贞不自杀的可行出路。围绕“赵五贞自杀事件”，媒体展开了激烈讨论。毛泽东对于“殷柏先生以为赵女士何不逃亡，并说这事可以办到”(《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86页。)的评论进行了辩驳。殷柏就是彭璜，当时也是新民学会会员。在他看来，赵五贞自杀是消极行为，不可提倡，而应提倡积极奋斗，甚至离家出走。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这里不得不提到在赵五贞自杀事件发生期间的另一件事。大概就在此事件发生的同时，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译成中文，在上海被搬上舞台，并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了一场极大的辩论。在剧中，主人公娜拉愤然出走，离开了令人窒息的家庭和暴虐的丈夫，中国许多主张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的知识分子纷纷将娜拉奉为女性逃离不幸婚姻的模范。在有些知识分子看来，如果可以选择，所有女人都应该像娜拉那样放弃不幸福的家庭。彭璜或许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位。然而，鲁迅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一旦离开家，中国的娜拉们会怎样呢?也就是说，如果社会没有为自由女性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些女性除了成为玩偶或是选择死亡之外，将别无选择。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其实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对此，毛泽东在进一步分析赵女士自杀原因的评论文章中，对鲁迅的观点予以佐证，并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万恶”是女性无路可走只能自杀的根本原因，他呼吁道：“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86页。)，并将矛头直接对准社会。如果说彭璜将问题的解决停留在个人，那么，毛泽东将问题上升到了对整个社会环境的控诉，期待根本的社会变革。显然，毛泽东更为关注的是对整个黑暗社会、腐朽制度的抨击，因此，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多是从这些方面去论述的。在他看来，不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女子因包办婚姻自杀的社会现象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

　　四、由小及大，进而探讨整个社会层面的婚姻恋爱自由问题。对于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问题，毛泽东号召应该“改革婚制”，并在 11月 19日的评论文章中提出“讨究‘婚制如何改革’”的问题。如何改革婚制?毛泽东主张从打破父母代办政策、打破媒人制度、破除婚姻上的迷信问题三方面入手。

　　恋爱是婚姻自由的前奏，解决了自由恋爱问题，才能最终实现婚姻自由。 11月 25日，毛泽东撰文分析了少年人与老年人对于恋爱的两种不同态度，他认为，“恋爱这个问题，少年人看得很重，在老头子则视其无足介意”，这是因为“老头子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在他们看来，结婚更多地是为了“吃饭”和“接后”，子女谈恋爱根本没有必要。有鉴于此，毛泽东“特在生理上、心理上找出根据，证明子女的婚姻，父母绝对不能干涉。在子女方面，对于父母干涉自己的婚姻，应为绝对的拒绝。必要做到这点，……恋爱中心主义的婚姻才可成立，真正得到恋爱幸福的夫妇才可出现”。(《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95—397页。)

　　受“男女授受不亲”思想的影响，做媒、说媒是传统中国男女结姻最主要的途径。在毛泽东看来，“媒人”这一职业，是中国社会的一件大把戏。在婚姻上有决定实权的，不是父母，而是媒人。媒人为了撮合婚姻，往往离不开一件事情，就是“说谎”，这样就会阻碍正当的婚姻，造成许多“驴唇不对马嘴”的婚姻。为此，毛泽东号召“要想婚姻改良，便须急将媒制打破，‘媒人’、‘月老’等话，要从国语辞典中一概删除。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99页。)

　　在呼吁打破父母包办、媒人制度的同时，毛泽东还批判了婚姻上的迷信问题，对“婚姻命定说”以及这个总迷信下面所附的许多小迷信给予了驳斥。他认为，“我们倡言改革婚制，这些关于婚姻的迷信应该首先打破，最要紧是‘婚姻命定说’的打破。此说一破，父母代办政策便顿失了护符，社会上立时便会发生‘夫妇的不安’。夫妇一发生了不安，家庭革命军便会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接着便将泛滥于中国大陆，乘潮打桨的新夫妇，便会完全成立在恋爱主义的上面”(《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99页。)。可以说，对于解决恋爱婚姻不自由的问题，毛泽东从恋爱自由到打破传统制度再到解除维系传统婚姻的迷信束缚，都作出了详细分析，给出了多条解决的途径，真正为婚姻自由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青年毛泽东之所以对一名普通女子自杀的社会事件给予不同一般的关注，就其主观方面的原因来看，此时的毛泽东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思想和政治上逐渐走向了成熟;就其客观方面的原因来说，当时无论在哪个领域，对旧制度、旧思想、旧风气的批判与反抗已是大势所趋，这在客观上为毛泽东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社会大背景。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毛泽东当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在现如今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他在捕捉社会事件发生时所显现的独特眼界，在剖析社会事件产生原因时所拥有的深刻视角，在探寻解决办法时所表现出的过人胆略，以及他的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值得我们细细品鉴。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