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延安人民亲切交谈

1941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讲话，这次会议通过了“精兵简政”决议。

说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是这方面的倡导者，在他参加革命半个多世纪间，留下了许多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对待群众批评的感人往事。

在李鼎铭等实行“精兵简政”提案上作重要批语

1944 年9 月8 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烈士举行追悼会上的讲话中，特别讲了一段与批评有关的话：“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毛泽东为什么要讲这段话，李鼎铭又是何许人也？李鼎铭，是陕西米脂人。1913 年，在任米脂县东区区长期间，利用临水寺庙宇开办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并兼任校长。1916 年受聘于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担任国文、数学教员。1918 年返乡行医，期间和当地群众在桃镇创办国民高等小学，并担任校长。1923 年，担任榆林道尹公署顾问、科长等职。1941 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为了加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实行“三三制”，开展普选运动，李鼎铭代表开明绅士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副议长。

同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一次会议开幕，李鼎铭聆听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演说中批评一部分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存在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以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以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

李鼎铭听后非常感动，会议期间就联络姬伯雄等11 名参议员，提出了《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一提案。毛泽东将提案的内容逐字逐句地抄在笔记本上，同时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在毛泽东的重视下，经过陕甘宁边区议员们的充分讨论，最后通过了《关于开展“精兵简政”的决议》。经毛泽东提议，在11 月15 日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组成人员的会议上，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随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先后开展了三次“精兵简政”。在改变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切实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消费支出，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精兵简政”政策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还推广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对战胜困难，提高工作效率起了积极作用。针对当时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困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朱德等亲赴南泥湾勘察调查，决定在此屯垦自给。1941 年春，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的率领下，奉命开进南泥湾，披荆斩棘，开荒种地，风餐露宿，战胜重重困难，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遍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1943年11月，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劳动英雄代表大会闭幕式讲话中满腔热情地赞扬八路军说：“这样的军队，我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地拥护军队。”1944年，看到边区部队在生产节约上取得巨大的成绩时更是兴奋地说：“几千年来，国家养的兵，都是穿老百姓吃老百姓的，惟独我们八路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进行生产，自给自足，并帮助人民春耕夏耘秋收。这是天下少有的。”

同年12 月，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李鼎铭作了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的专题发言，对边区消灭文盲、培养知识分子、普及卫生常识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改进意见，也被陕甘宁边区政府采纳。

李鼎铭一次次向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提意见和建议，有时甚至是对有些不良现象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不仅虚心接受了他的正确意见和建议，还与他建立了个人深厚友谊，而且在平时很尊重和关心他。1941 年春节前，李鼎铭回故里探亲搬家。毛泽东闻讯后特派出那辆“福特牌”高级轿车送他回家过年。当时在陕甘宁边区，能享受这等殊荣的也只有李鼎铭一人。

1940 年春，毛泽东在延安欢迎周恩来、任弼时从苏联归来的群众大会上。

放了多名咒骂毛泽东的农民

毛泽东不仅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更以共产党人的胸怀正确对待别人对他的批评。1941 年6 月3 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正在杨家岭参议会小礼堂举行。开会期间，突然发生了雷击礼堂事件，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击身亡。偏偏当天固临县有一位农民在赶集时，帮他拉东西的一头毛驴也被雷劈死了，他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必须予以严惩。”当街骂毛泽东的农民，很快被当地干部抓起来，要送中央保卫部门公开处理。

这件事很快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一般人也许会火冒三丈，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毛泽东却非常冷静，说：“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他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将骂他的农民放掉。后经调查，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了，这位农民心里有冤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无独有偶，时隔不久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她一边痛哭一边污骂共产党，诅咒毛泽东。当地干部很快将她抓起来并报告中央社会部。该部接报后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呈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后打算在清涧县枪毙，以一儆百。

毛泽东从社会部送呈的《情况汇报》中看到后陷入深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遭雷击？为什么他们都骂我毛泽东和共产党？雷击是因为天不好，而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头上的天，我毛泽东又是共产党的主席，这说明我们党的有些政策不好，我这个主席也没当好。他当即对社会部负责人说：“你们如果不做调查，就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不同意你们这样做！”

当晚叫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来，经过交谈后得知：她家70 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 个孩子最大的才10 岁，全家6 口人仅靠丈夫一人养着。中央红军来陕北后给她家分了5 亩地，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但这几年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可当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自己还多吃多占，百姓苦不堪言。她丈夫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没指望了，她一时气急就骂天骂地骂共产党骂毛主席。

毛泽东听后非但没有责怪她，还安慰说：“我们共产党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提，我叫他们放了你。”生怕被枪毙的伍兰花听后热泪盈眶，要跪下来请罪，毛泽东将她扶起并叫钱益民马上放掉她，还要他派专人护送回家，并带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她没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当地政府要帮助她克服困难。对于当地群众交公粮负担过重的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决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临行前，毛泽东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后逢人就讲：“毛主席胸怀坦荡，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个不怕雷轰的英明领袖。”

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作出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扭转缺衣少食的困难，根据地的老百姓生活也明显好转。

在党的七大上倡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45 年4 月23 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着重讲到发扬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及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的重要意义和具体要求。

毛泽东强调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非常重视的。

七千人大会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62 年1 月至2 月，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人，共7000 多人。这是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是针对1958 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需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检讨错误，统一思想认识。会议开了多天，有些代表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要出。有的代表还说，会上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定让代表们在北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把心里要讲的话全都讲出来，把“气”出完，以利开展新的工作。

这一来会议就延期了，7000 多名代表在北京边开会边共度春节。大会已经开了18 天，毛泽东除了在会议上作了插话外，还没有作大会讲话。与会代表急于想听一听毛泽东的讲话，希望他老人家能够出来说句话，吃颗“定心丸”。1月30 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了。他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抓过麦克风一共讲了6点意见，中心话题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在讲话中借历史上“霸王别姬”的故事来批评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最后，身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指出：“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6 月12 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结果，这次会议让很多人“出了气”，也推动了全国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