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就将丧失“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屈服”的民族精神、国家动员能力和组织凝聚力;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就将丧失文化自信和文明的自觉;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将丧失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附庸;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从民族道义上说，无数革命先烈的血就将白流，新中国的江山社稷就没有了道德基础，而我们伟大的前人们将会在地下感到深深的不安。
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马克思
“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四个阶段
“现代世界”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的中国宋代，以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变法”为标志。从那时起，不但逐渐产生了一个与大地主、大封建领主利益相矛盾的国家机器，而且，这个“自相矛盾”的国家机器还日益采用着具有近代色彩的“重商主义”方式，与大地主的剥削形式进行斗争(举凡免役、市易、青苗诸“新法”之实质均在于此)。伴随着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国家重商主义趋势的扩大、煤铁冶炼技术的突飞猛进的，是地方割据的封建势力的消失，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最终是第一个世界贸易体系以“朝贡贸易”的方式，以中国为辐辏向四周扩散。
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的征服与大规模的白银开采，随着1567年明代中国开放“银禁”，西方世界开始“挤进”原有的朝贡贸易体系。从那时起到1900年，西方后来居上，以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以炮舰政策，最终摧毁了朝贡贸易体系，建立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系。西方(北美、欧洲和日本)支配世界的过程，与中华帝国衰败的过程是同步的。
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其特征是产业无产阶级(立足于欧洲坚实的工匠传统)、商人阶级(其最初兴起的动力也包括海外传教)和金融阶级(滥觞于地中海地区的白银资本的运作者)这三者之间的结合与互动。创造并代表着现代科学技术变革的无产阶级，与开拓了“世界商品投资市场”的资产阶级，联手推动了西方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西方现代化—工业化的后果是矛盾的，它既带来了无产阶级的成熟和日益壮大，同时，由早期工匠和现代无产阶级所发明的科学技术及其成果——现代工业文明，却日益被作为“投资者”的国家和资产者所盗取，并转而成为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必须强调指出的还有：西方工业化一开始就是与剥夺外围和外部、排除外围和外部地区工业化的世界不平等体制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诞生在这个历史阶段。其核心是揭示并分析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之间的结合与对立，并在社会发展、运动的意义上，描述了这种结合与对立的直接表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剥夺与反剥夺的斗争。
“现代世界”进程的第三个阶段表现为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这个双向进程。发达国家内部日益成熟的工人阶级斗争是对列宁所揭示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回应，而“世界革命”则是对帝国主义的回应。这个阶段从20世纪开始。
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最后一场发生在发达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随后爆发的是：1905年“半外围”地区的俄国革命、1907年的伊朗革命、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革命的基本目标都是外围地区的现代化—工业化。
历史证明：垄断资本主义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为代价，度过了它的严重危机，而外围地区的现代化—工业化则随着20世纪80年代“万隆宪章”和“万隆体系”的崩溃，以及1991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告一段落。
以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黄金本位制瓦解为标志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由三个主要特征构成：第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实现人类共同发展，而是使世界人口的90%长期处于贫困和被剥夺的境地——所谓1% vs 99%，这已日益成为世界共识。第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最新也是最后的阶段，即完全放弃和排斥实体经济与生产劳动，金融资本、虚拟资本成为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成为资本积累的根本动力。第三，随着金砖国家的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18世纪以来形成的东西方实力对比第一次出现了“逆转”之势。
毛泽东毕生最杰出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历史的创生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十分悠久的国家，中国的长期衰落与再次兴起，是一个需要长期深入研究的课题。
今天，一切不持偏见者均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现代兴起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结果，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与运用，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与“天下兴亡”之鉴。
国家、民族和人民，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关键词。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毛泽东比马克思更为强调国家和国家的“独立性”。这是由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宰制下，长期丧失国家主权的悲惨历史处境所决定的。与西方资产阶级不同，中国资产阶级(其主体是买办阶级)没有建立和建设现代国家的能力，而相对于西方为经济权利而斗争的无产阶级而言，争取国家主权，这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要务”，而且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第一要务”。
所谓“国家要独立”，不仅是指国家要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国家应担负起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对内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的任务，而且指，国家还要独立于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国家更必须从被压迫人民中培养和造就出能够掌握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新型无产阶级。因此，毛泽东将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修改为“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所谓“民族要解放”，是指民族的政治解放必须伴随着文化的解放，这种解放又是双重的，即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和封建旧文化这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努力创造出服务于民族政治解放的、现代的、民族的新文化和新的民族认同。在反抗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共同斗争中，在建设新社会的合作劳动中，中国人民在同甘共苦中所形成的民族共识，是这种新文化认同形成的基础。
所谓“人民要革命”，这里的“人民”专指“劳动人民”(即卢梭所谓的le peuple)，这样的“人民”对上述国家、“民族”构成了根本性的规定，即人民要管理国家(不仅仅是埋头于生产和物质利益之中)，“民族”必须与“阶级”相结合(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国家、民族和人民在毛泽东思想中形成了彼此规定、互相推进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的制度性实现或体现，就是毛泽东毕生最杰出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新中国”。
早在毛泽东之前，中国的先觉者们便已经认识到传统治理结构日渐失败的宿命。因此，从王安石、王阳明、张居正，到王夫之、顾炎武、康有为和梁启超，改造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推动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变，便是11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不竭潮流。
早在毛泽东之前，就已有了洪秀全、孙中山等领导的大规模的政治革命与改革，但是，这些革命与改革都失败了，而其失败的根源就在于：面对着由“宗法—科举—朝廷”这三重结构构成的传统体制，倘若仅仅将改革与革命的目标对准上层“朝廷”，而不能触动中国的基层(宗法、士绅阶级)，不能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层或中坚(科举、儒教、士大夫)，那么，一切改革与革命就均不能取得最终成功，中国社会的真正改造也便不能真正发生。
毛泽东领导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这首先就是因为它几乎彻底改造了中国的基层。长期垄断中国基层的士绅—胥吏阶级，为在中国革命中诞生的基层劳动者组织(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社、队)所取代——而这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要害。
运去英雄不自由——造就新社会的中坚阶层和中坚力量
而当毛泽东在建国后力图以“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去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层，即数千年来“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士大夫阶级，触动这个阶级的必然产物“官僚集团”，并以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实践向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宣战的时候，这再次证明了他所领导的革命是“真正的革命”，毛泽东要走的，乃是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在这场面向旧的统治结构的“中层”或“中坚”而进行的艰辛改革过程中，毛泽东当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劳动者素质的迅速提高，以及与之伴随的中国迅速工业化)，但是，他更遭遇了巨大的挫折(“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极其沉重的历史教训。
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可能是知识分子中这样极少数的例外，即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深刻理解中国革命的正义性。钱学森曾经这样说：
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怀疑马克思主义，不管今天有些人怎样批判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它确实是人类文明的理想境界。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进行社会再生产领域内的建设与改造，与单纯进行生产领域内反经济剥夺的革命相比较而言，前者任务远为艰巨。在缺乏欧洲那种有教养的无产阶级的历史条件下，在欧美无产阶级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斗争也陷入了困境的历史条件下，力图在一个经济上比较落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发育都很不成熟的大国的民众中，培养、造就新型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造就一支强大的、有教养的无产阶级队伍，培养和造就一个新社会的中坚阶层和中坚力量，这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绝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采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完成。
在披阅《南史》梁武帝(萧衍)故事时，毛泽东曾引罗隐诗叹曰：“时来天地皆协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由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成功改造了中国社会的基层，毛泽东一举横扫蒋、美、日反动派如卷席，斯可谓“天地皆协力”;而在与中国社会的中层——士大夫阶级(及其现代产物)进行斗争时，毛泽东所面临的难局，当然绝非他要取消社会的中层和中坚力量(即某些人所谓要实现“扁平化管理”)，毛泽东所遭遇的挫折无非表明：摧毁旧社会的中层和中坚结构，与建立和再造一个新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层结构相比，后者显然更为困难。而这首先要求对复兴现代中国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作风与能力再次进行新的改造和提升。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改造和重建社会中层的努力会遭到党内与知识分子的误解乃至强烈抵制，这几乎就是必然的。而此诚所谓：“运去英雄不自由”。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毛泽东并非秦皇汉武，因为他创造的历史在“春秋”之外。中国旧的传统价值体系当然不能评价毛泽东，因为他领导的革命，其目标就在于摧毁中国奉行了数千年的基本统治结构：宗法—科举—朝廷，或曰士绅—士大夫—王朝，而其尤其因触及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而显得“激进”。
“弱国可以打败强国”——倒转五百年来世界地缘政治结构
毛泽东晚年曾经这样给自己“盖棺论定”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其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驱逐美国豢养的国民党政权出中国大陆;其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就毛泽东所说的“第一件事”而言，其中当然还应包括抗美援朝战争，即毛泽东指挥的人民军队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一举击溃了美国从那个方向对亚洲大陆的进攻。这是五百年来，中国第一次针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当然，这也是亚洲大陆国家应对来自海洋的挑战所取得的最伟大的一次胜利，而从世界历史—地理的角度说，这次胜利的意义，还远未被我们认识到。
漫长的人类历史，曾是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民族向周边扩张的历史，举凡蒙古、突厥、回鹘、女真、俄罗斯和汉民族，都曾经是欧亚大陆上的主导民族，而这个欧亚大陆主导世界的大趋势，直到16世纪才被海洋文明的扩张所取代。正是利用了航海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利用了海洋战争的高度机动性，处于欧亚大陆边缘和“外围”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和孤悬大洋之中的美国，才从“边缘”出发，包围并分割了中心，并以“海洋时代”逆转了以欧亚大陆为核心的世界史发展进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904年，英国伟大的历史—地理学家哈·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在《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中提出了一个极具革命性的观点：只要欧亚大陆国家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将广阔的大陆空间重新联系和组织起来，只要大陆国家能够避免来自海洋的攻击，并善用自身丰富的资源，只要科技的进步可以为这种大陆组织方式提供一个创制，那么大陆就可以战胜海洋，陆权就可以击溃海权，海洋支配大陆的时代也就会被终结——而他当时设想的现代科技方法就是铁路。他预言说：无论德国、俄国和中国这三个在欧亚大陆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真正联系起来，只要它们联系起来，海洋时代就会被终结，海洋国家支配的世界秩序也必将崩溃。而他相信：正如航海技术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一样，铁路技术的革命，也必将开启另一个新时代。
毛泽东乃是这样一位伟人：他找到了一种政治和组织的方法，将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宰割下分崩离析的中国大地重新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使被视为最封闭、最保守、最落后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中国的黄土高原，重新崛起为最具革命性的力量所在。毛泽东的革命把最落后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并将其锻造成为对抗最先进的、来自海洋的帝国主义武力的高度机动的游击队。而毛泽东找到的那种把“即将被海洋淹没了的大陆”拯救出来的政治动员方法，就是“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的思想发源于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土地涨价归公”的民主革命理论，当然，这也就是被列宁赞美的方法，即孙中山提出了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土地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建设现代国家的新战略。列宁说，这种方法是欧洲国家所不能想象的，它表现了亚洲的先进性。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造就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改革开放，都是与土地的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毛泽东关于南水北调、三线建设、铁路建设、十大关系的发展战略，正是毛泽东依托欧亚大陆的外交战略，使得新中国这个“伟大的昆仑”重新崛起于世界。
C.施密特曾分别从空间的革命、国际法、战争模式的变迁这三个角度，论述了西方现代性的“空间基础”。立足于1500年之后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海洋世界观”，在《国家主权与自由海洋》一文中，C.施密特指出了“海洋世界观”带来的“空间革命”意义。他说：“16世纪时所谓的‘现代性’，正是来源于这种空间革命。它并非来源于所谓的文艺复兴对于那种19、20世纪意义上的个体观念的倡导”。当然，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先有美洲的发现，先有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暴行，先有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原始积累”，而后方才有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
其次，“海洋时代”的降临及其所导致的“空间革命”，带来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法”的产生，它仿佛意味着无边自由的海洋淹没了陆地上的有限界限，它意味着海洋的法则支配大陆的法则之奠定。
因此，现代国际法的真正基础就是“海洋法”，其实质在于论证“自由的海洋”攻击和突破“封闭的大陆”之正当性。所谓“海洋文明”优于“陆地文明”、“蓝色文明”优于“黄色文明”，也就是西方列强以“国际法”特别是以“海洋法”的名义侵犯和剥夺其他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背书。
第三，随着“国际法”而发生的，乃是现代战争理论的变化。荷兰、英国和西班牙、葡萄牙之间为争夺“海权”而进行的战争，已不是传统意义上争夺“领土”的战争，而是在宗教战争(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面纱下进行的争夺世界市场和贸易垄断权的战争。这尤其意味着，现代海洋战争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陆地战争，这里的核心是：海战具有典型的“游击战争”的高度机动特点，即以环境(海洋)为依托，采用先发制人、封锁、骚扰、制裁和突袭式的“海盗方式”，以小型的、民间的武装采取行动，不以夺取对方领土为目标，而只是以夺取敌方实际财富、夺取市场利益、封锁和垄断海洋贸易商道为目标。
由于海洋战争具有高度机动、灵活的特点，所以，从战争模式变迁的视野看，大兵团陆地作战的方式并不能适应和有效应对海洋战争体制，而英国所采用的具有现代游击战争特征的海战的上述有效性，在掀开中国近代历史第一页的鸦片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在魏源看来，清王朝放弃了林则徐武装沿海渔民、蛋户对抗英军的方式，而是从西北调集大规模陆军兵团奔袭英军，这是鸦片战争战败的主要原因。现代历史学家胡绳在分析鸦片战争英国的战略战术时，不是把清帝国的战败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而是归结为英国所采用的新型的、海洋游击战争的方式，这就是继承了魏源在《圣武记》中对海战与陆战两种不同战争模式之差异的精彩分析。
施密特指出，使得中西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说到底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和土地革命理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将陆地战争的机动灵活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而土地革命理论则把广袤的大地和大地上的农民最有效地组织起来，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施密特指出：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开天辟地地制定了“大地法”。毛泽东并不仅是像列宁那样，用中心—外围的世界视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关系”，毛泽东更以“弱国可以打败强国”、“中国一定可以赶上和超过美国”的革命，倒转了五百年来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地缘政治结构。
然而毛泽东深知，数千年的积习，五百年“西风压倒东风”的历史，绝不可能因为一个人、一场革命而最终改变，而且这场革命空前艰巨复杂，并必然包含着诸多失误、挫折和灾难，但正是因为毛泽东面对失败的不屈不挠，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漫长的革命”已经真正开始并不可逆转。
毛泽东当然希望，自己青年时代“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能够在他身后得以继续，因此，他寄希望于造就“一代新人”。1965年，在一首叫做《七律·洪都》的诗中，他曾豪情万丈地写道：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今天看来，毛泽东的事业是否已经失败，这是任何人都不敢轻易断言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苏联瓦解之后，中国的红旗依然没有倒下，其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毛泽东造就“一代新人”的期盼没有完全落空，即“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培养。因此，如果这些中国人没有彻底失败，毛泽东就没有真正失败;如果新一代年轻人能够在失败中善于总结历史并坚持斗争，毛泽东的事业就依然还在继续。
否定了毛泽东必将杀戮中国的未来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骄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骄傲，邓小平更曾宣示说，中国人民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而这就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就将丧失“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屈服”的民族精神、国家动员能力和组织凝聚力;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就将丧失文化自信和文明的自觉;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将丧失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附庸;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从民族道义上说，无数革命先烈的血就将白流，新中国的江山社稷就没有了道德基础，而我们伟大的前人们将会在地下感到深深的不安。
否定了毛泽东，不但等于否定了历史，从而必然丧失思想的主体性，陷入知识上的虚无主义，其结果也必将是杀戮了中国的未来。
从毛泽东晚年的偏颇和错误中汲取教训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从一种偏颇走向另外一种偏颇，那就不是纠正错误，而是以新片面代替旧片面。历史证明，毛泽东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所阐述的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最精彩、精练的总结与发展，特别是，毛泽东反复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就在于她根除了封建士大夫阶级理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群众、平日袖手谈心性(尚空谈而鄙视实践)的痼疾，从而，中国共产党方才能够取代士大夫阶级，而成为中国社会重建的中坚力量和政治干部来源。毛泽东一贯主张“科学”而反对儒学，这当然是因为儒学只是少数贵族阶级的无用之学，但是，如果只是从书本上学到了科学，并不能将科学运用于现实并为劳动者的实践所发扬光大，那就不是毛泽东所谓的“科学的态度”，那样的“科学”和学术同样有害无益。如果理论脱离实际、党脱离群众，如果经济的发展不能造福于最广大的劳动者，而是依附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那么，中国广大劳动群众就将在资本的贪得无厌的无情剥夺下，不得不选择再次奋起革命抗争。
邓小平说：
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
将20世纪称为“革命的世纪”的霍布斯邦，也把20世纪称为“短促的”。他说：20世纪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推迟开始，又以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提前结束。他还指出，1971年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霸权的确立为标志的世界体系大转变，是“短促的20世纪”陷入危机的标志，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只不过是那场危机的深化和延续。唯一不同的是，今天，面向“新世界”的实践与想象似乎正在逐步丧失，而且，至今还没有20世纪那种革命精神、首创精神大规模复兴的明显迹象，在这个意义上，“短促的20世纪”终结之后，人类似乎退回到了19世纪那种资本无情掠夺世界的黑暗时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抚今追昔，马克思的话是多么令人神往，他说：
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毛泽东曾将中国革命的胜利称为“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抚今追昔，这令人想起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名言：
那个人在斗争中失败了。而他为之而斗争的成果，却在他失败的那一瞬间出现于历史的地平线，只不过是改换了名头而已。于是，后来者们将会根据新的、不同的历史条件，高举起他的旗帜，去继续进行不同形式的斗争。
1904年，英国伟大的历史—地理学家哈·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在《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中提出了一个极具革命性的观点：只要欧亚大陆国家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将广阔的大陆空间重新联系和组织起来，只要大陆国家能够避免来自海洋的攻击，并善用自身丰富的资源，只要科技的进步可以为这种大陆组织方式提供一个创制，那么大陆就可以战胜海洋，陆权就可以击溃海权，海洋支配大陆的时代也就会被终结——而他当时设想的现代科技方法就是铁路。他预言说：无论德国、俄国和中国这三个在欧亚大陆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真正联系起来，只要它们联系起来，海洋时代就会被终结，海洋国家支配的世界秩序也必将崩溃。而他相信：正如航海技术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一样，铁路技术的革命，也必将开启另一个新时代。
毛泽东乃是这样一位伟人：他找到了一种政治和组织的方法，将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宰割下分崩离析的中国大地重新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使被视为最封闭、最保守、最落后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中国的黄土高原，重新崛起为最具革命性的力量所在。毛泽东的革命把最落后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并将其锻造成为对抗最先进的、来自海洋的帝国主义武力的高度机动的游击队。而毛泽东找到的那种把“即将被海洋淹没了的大陆”拯救出来的政治动员方法，就是“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的思想发源于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土地涨价归公”的民主革命理论，当然，这也就是被列宁赞美的方法，即孙中山提出了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土地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建设现代国家的新战略。列宁说，这种方法是欧洲国家所不能想象的，它表现了亚洲的先进性。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造就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改革开放，都是与土地的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毛泽东关于南水北调、三线建设、铁路建设、十大关系的发展战略，正是毛泽东依托欧亚大陆的外交战略，使得新中国这个“伟大的昆仑”重新崛起于世界。
C.施密特曾分别从空间的革命、国际法、战争模式的变迁这三个角度，论述了西方现代性的“空间基础”。立足于1500年之后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海洋世界观”，在《国家主权与自由海洋》一文中，C.施密特指出了“海洋世界观”带来的“空间革命”意义。他说：“16世纪时所谓的‘现代性’，正是来源于这种空间革命。它并非来源于所谓的文艺复兴对于那种19、20世纪意义上的个体观念的倡导”。当然，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先有美洲的发现，先有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暴行，先有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原始积累”，而后方才有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
其次，“海洋时代”的降临及其所导致的“空间革命”，带来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法”的产生，它仿佛意味着无边自由的海洋淹没了陆地上的有限界限，它意味着海洋的法则支配大陆的法则之奠定。
因此，现代国际法的真正基础就是“海洋法”，其实质在于论证“自由的海洋”攻击和突破“封闭的大陆”之正当性。所谓“海洋文明”优于“陆地文明”、“蓝色文明”优于“黄色文明”，也就是西方列强以“国际法”特别是以“海洋法”的名义侵犯和剥夺其他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背书。
第三，随着“国际法”而发生的，乃是现代战争理论的变化。荷兰、英国和西班牙、葡萄牙之间为争夺“海权”而进行的战争，已不是传统意义上争夺“领土”的战争，而是在宗教战争(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面纱下进行的争夺世界市场和贸易垄断权的战争。这尤其意味着，现代海洋战争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陆地战争，这里的核心是：海战具有典型的“游击战争”的高度机动特点，即以环境(海洋)为依托，采用先发制人、封锁、骚扰、制裁和突袭式的“海盗方式”，以小型的、民间的武装采取行动，不以夺取对方领土为目标，而只是以夺取敌方实际财富、夺取市场利益、封锁和垄断海洋贸易商道为目标。
由于海洋战争具有高度机动、灵活的特点，所以，从战争模式变迁的视野看，大兵团陆地作战的方式并不能适应和有效应对海洋战争体制，而英国所采用的具有现代游击战争特征的海战的上述有效性，在掀开中国近代历史第一页的鸦片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在魏源看来，清王朝放弃了林则徐武装沿海渔民、蛋户对抗英军的方式，而是从西北调集大规模陆军兵团奔袭英军，这是鸦片战争战败的主要原因。现代历史学家胡绳在分析鸦片战争英国的战略战术时，不是把清帝国的战败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而是归结为英国所采用的新型的、海洋游击战争的方式，这就是继承了魏源在《圣武记》中对海战与陆战两种不同战争模式之差异的精彩分析。
施密特指出，使得中西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说到底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和土地革命理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将陆地战争的机动灵活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而土地革命理论则把广袤的大地和大地上的农民最有效地组织起来，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施密特指出：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开天辟地地制定了“大地法”。毛泽东并不仅是像列宁那样，用中心—外围的世界视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关系”，毛泽东更以“弱国可以打败强国”、“中国一定可以赶上和超过美国”的革命，倒转了五百年来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地缘政治结构。
然而毛泽东深知，数千年的积习，五百年“西风压倒东风”的历史，绝不可能因为一个人、一场革命而最终改变，而且这场革命空前艰巨复杂，并必然包含着诸多失误、挫折和灾难，但正是因为毛泽东面对失败的不屈不挠，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漫长的革命”已经真正开始并不可逆转。
毛泽东当然希望，自己青年时代“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能够在他身后得以继续，因此，他寄希望于造就“一代新人”。1965年，在一首叫做《七律·洪都》的诗中，他曾豪情万丈地写道：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今天看来，毛泽东的事业是否已经失败，这是任何人都不敢轻易断言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苏联瓦解之后，中国的红旗依然没有倒下，其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毛泽东造就“一代新人”的期盼没有完全落空，即“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培养。因此，如果这些中国人没有彻底失败，毛泽东就没有真正失败;如果新一代年轻人能够在失败中善于总结历史并坚持斗争，毛泽东的事业就依然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