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象征：毛泽东形象的传播与影响（1937-1949）

胡国胜

摘要：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各类政治符号建构自己的革命象征体系，以此传播革命理念，赢得民众支持。毛泽东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重要的领袖，是中共革命的象征。因而，毛泽东形象也就是一个重要的革命象征。毛泽东形象传播主要是指毛泽东的名字、肖像、学说、手迹等象征符号的传播。旗帜、服装、绘画、雕刻、建筑等标志象征，可以成为树立革命理想、保持团结、忠诚、区别于他人、唤起革命意识、形成革命观念的极其有效的手段。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通过对一些具有重要革命意义的图像、雕刻、物品、建筑、学校等载体传播毛泽东的形象，使之具有革命象征意义，成为推进中共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媒介。例如印有毛泽东肖像的货币、邮票、证章、年画、纪念品，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学校、理论、著作，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民谣、春联、诗歌，毛泽东的雕塑、事迹、手迹、题词等，都是传播毛泽东形象的载体。毛泽东形象借助生活用品、空间建筑、报刊杂志、会议仪式等传播载体，传播中共的革命理念，促进了民众的革命认同。

一、毛泽东形象的文字传播

毛泽东形象的文字传播主要是指运用毛泽东的名字、题词、名言、著述等文字载体传播毛泽东形象的行为。毛泽东名字形象，主要以“毛泽东”这一名字进行命名或衍生出来的一些革命符号。如“毛委员”、“毛主席”就是毛泽东名字的演化。井冈山斗争时期，人们习惯称毛泽东为“毛委员”，一时间，“毛委员”就成了井冈山的人们最为熟知的名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便被叫开，也一直延续到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是根据地人们最习以为常的叫法。一个群体在一个共同的政治名字下集合起来后，那个名字就可能既有理智上可以剖析的意义，又有感情上的联想。人们并不在乎这一“主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职位，“毛主席”成为人们爱戴拥护毛泽东的象征。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借助教育机构、歌曲、春联、民谣、戏曲、诗歌等传播载体建构毛泽东的名字符号。1940年5月3日，延安成立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王明参加了开学典礼，并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指出：“对于青干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5个字：‘学习毛泽东’”。可见，借助毛泽东名字符号的空间建构，可以营造学习毛泽东的场域，传播毛泽东的政治象征。歌曲如《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歌》、《毛泽东之歌》、《翻身不忘毛主席》、《拥护毛主席歌》等都是传播毛泽东形象的重要介质。由魏风作词，孟贵彬编曲的《歌唱毛主席》的歌词中有这样一段：“中国的领袖就是那毛泽东领导咱们大翻身，咱们的大救星，哎嗨! 哎嗨哟!咱们的大救星。”《拥护毛主席歌》的歌词中“毛主席”出现20次，反映毛主席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春联如“毛泽东救人民流芳百代，蒋介石卖祖国遗臭万年”、“蒋介石破坏和平，毛泽东坚持团结”、“共产党光芒普照全世界，毛主席声名远播五大洲”、“常思救星毛主席，难忘恩人解放军”等。民谣如《翻身歌谣》：“你恭喜我恭喜，咱们穷人是一体，你鞠躬我鞠躬，咱们的救星毛泽东”，《华中民谣》：“毛泽东，毛泽东，好像一盏红灯笼，照到东方东方亮，照到东方东方红，穷人要得不受穷，只有跟着毛泽东。”诗歌如1941年艾青的《毛泽东》、1945年徐迟的《毛泽东颂》以及1946年田间的《毛泽东》等。符号的刻意表现被当成了客观再现时，这种表现所叙述的意义就会得到不知不觉的认可。毛泽东形象借助歌曲、春联、民谣、诗歌等的传播，可以“不知不觉”地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

毛泽东的题词是毛泽东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毛泽东为南泥湾和三五九旅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仅鼓舞了当时人们发展大生产运动的斗志，而且还成为人们励志奋斗的格言。毛泽东1943年为中央党校新建礼堂题词的“实事求是”，成为中共思想路线的重要政治符号。1944年10月，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会上给每个代表发了一个延安解放合作社制的硬纸壳封面的本子，封面上有毛泽东亲笔题的 4个大字“抗日救国”。1945年冬天，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准备给护士发胸章，请毛泽东题字，毛泽东写了“治病救人”4个字。佩戴了毛泽东题字的胸章，护士同志们受到极大的鼓舞。

此外，毛泽东的一些著述、观点、名言等也是毛泽东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中共中央没有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但在各个根据地根据自己情况出版发行了许多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如晋察冀日报社版、晋冀鲁豫中央局版、大连大众书店版、东北书店版、苏中出版社版、山东新华书店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版等，成为传播毛泽东形象的重要载体。

二、毛泽东形象的图像传播

毛泽东形象的图像传播主要指在诸如货币、邮票、年画、报纸、证章、会场等传播载体上印制和悬挂毛泽东肖像的行为。毛泽东肖像在根据地老百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作家马烽曾描述在1944年7月，一个村庄的老百姓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相片的情景：“一个白胡子老汉，眼不转睛的盯着毛主席的相片，眼眶里充满了兴奋的泪水，乱摆动着手势说：‘哦，哦! 这就是毛主席呀!要不是你，我们这些穷人八辈子也翻不了身!’一个老婆婆说：‘唉!毛主席真是咱庄户人家的活财神。’”这种描述显示，毛泽东形象的图像传播，对于不识字的老百姓来说，是极具直观性和感染力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在设计贰角和壹圆面额的纸币时，原想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头像。但在设计货币图案过程中，毛泽东对设计者说，设计苏维埃政府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被毛泽东劝阻后，改为绘制列宁头像。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各抗日革命根据地开始发行印有毛泽东头像的货币，比如1944年华中银行发行了面额为50元、1945年的10元、100元的货币上面印有毛泽东图像;1944年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下的江北银行发行的毛泽东肖像的纸币;淮北地方银行发行的5 元纸币、江淮银行发行的5元纸币上都印有毛泽东肖像。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中开始绘有毛泽东头像，如冀热辽解放区长城银行发行的500元流通券、东北解放区东北银行发行的500元流通券等。此外，像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滇黔桂边区贸易局还发行了印有毛泽东头像的革命公债券等。这些印有毛泽东肖像的有价证券是中共建立具有自己革命特征货币的开始，后来由于毛泽东的制止而没有普遍推行。1947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的设计和印刷工作上，一致认定将毛泽东的头像印在人民币票面上并将此设计方案递交中央审核。毛泽东见后，不同意在票子上印他的像，并指出，“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不能在票子上印我的像。”后来，由于毛泽东的反对只好作罢，用工人、农民等群众形象替代了革命领袖图像。货币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每天都会进行传播，其上面的革命象征符号也随之传播。因此，借助货币进行毛泽东形象传播，使得中共革命理念在货币传递中无形无影地进入大众生活。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充分利用邮票的流通性特点，通过日常人们普遍使用的邮票来传播中共革命理念，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广大解放区的交通邮政机构发行的邮票中，最具特色之处就是许多邮票印有毛泽东头像。如1946年 11月，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发行了印有毛泽东肖像的2元、5元、10元的特印新式邮票。最早将毛泽东像印在邮票上的是山东战时邮政总局，1944年山东《大众日报》社印制的毛泽东像邮票有3枚，面值分别为北海币5分、1角、5角。1945年7月，山东战时邮政总局又发行了纪念中共七大的邮票，正中是毛泽东像，绿色木刻图案，面值5分，是解放区最早印有毛泽东像的纪念邮票;1946年2月26日，苏皖边区邮政管理局发行了第一版毛泽东像邮票;1946年2月，晋绥边区的晋绥邮政管理局发行了第一版全套9枚的毛泽东像邮票;1946年8月15日，辽宁邮政管理局发行了全套3枚的毛泽东像邮票，俗称“通化版”;西北解放区发行了17枚印有毛泽东像的邮票;1949年4月，中原解放区的豫西交通管理局发行了一套石印毛泽东像邮票，俗称“鲁山版”等。此外，其它解放区也发行了毛泽东像的纪念邮票，如1947年3 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邮务管理总局发行了纪念抗战胜利一周年的面值为10元的冀南币邮票，票面中间有毛泽东和朱德的侧面像;1947年，东北解放区的辽东邮政管理局也发行了印有毛泽东像的邮票。1949年7月1日，中共成立28周年之际，发行了印有毛泽东头像的纪念邮票。过去不同地区人们的交流通讯主要依靠邮递通信，邮票票面备受关注。因而，借助邮票传播毛泽东形象，成了一种传递中共革命象征的手段。

木刻画、奖章、证书、雕塑等也是毛泽东形象图像传播的重要载体。毛泽东的木刻画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形象传播较多的一种，印制发行较为方便，有的就是通过木刻章来进行印制。毛泽东木刻章，就是把毛泽东的木刻画刻制成印章，便于出版印刷，如陕甘宁边区群众报社用的毛泽东木刻章。1940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上，印制在棉布上的毛泽东像的木刻版画成为展览会上的赠品。纪念奖章也是建构毛泽东形象图像传播的有效载体，如东北民主联军发行的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毛泽东奖章”。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发行了有毛泽东和鲁迅头像的赠送代表们的纪念章。此像章正面上方有“1949”，下方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中间是毛泽东和鲁迅的双人像，上方是一面飘卷的红旗，毛泽东肖像靠前鲁迅在后。1943年，第三五九旅颁发的“南泥湾劳动英雄”奖章上面印有毛泽东头像。1944年10月3日，模范学习者代表会议颁发的“模范学习工作者”奖章中间印有毛泽东头像。1944年抗大七分校校级“劳动英雄”奖章、“模范工作者”奖章上面也印有毛泽东像。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还颁发了许多印有毛泽东头像的证书，如淮海战役中颁发的“支前立功奖状、奖令”，“新中国状元” 奖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授予下属卫生部的四等功功劳证，华东军区颁发的某三等功奖状等。1949年，太原战役胜利后，为表彰作战功臣，制作颁发的“太原战役功臣纪念章”中间是毛泽东头像，下面还有“为人民服务”字样。1949年，人民解放军还制发了许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证章，上有毛泽东头像和“将革命进行到底”字样。1943年延安中央党校的毛泽东浮雕，也成为毛泽东形象空间传播的重要途径。

报刊杂志是毛泽东形象图像传播的重要媒介。1947年5月 15日，《人民日报画刊》创刊，创刊号为《人民日报》周年纪念特刊，载有毛泽东主席等领袖画像。报刊杂志是最易将毛泽东符号传递到民众的传播媒体，尤其是中共领导和影响下创办的报刊杂志，如 1939年2月22日的《新中华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头像的木刻画、1946年第1期的《新华文摘》刊登了毛泽东的画像、1949年第8期的《文艺报》刊登了毛泽东侧面像、1949 年第14期的《中国青年》刊登毛泽东上半身动作表情像等等，成为传播毛泽东图像的重要载体。

会场设计与布置毛泽东图像，是空间传播毛泽东形象的重要形式。七大会场的主席台中央高悬毛泽东、朱德的巨幅侧面头像，两边各插三面鲜艳的党旗，两边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为了庆祝七大的召开，一些机关和部队专门设计了一些赠送给七大代表的纪念品。如中央党校赠送的是印着毛泽东侧面头像的小本子;中央出版发行部和新华书店制作了扉页上方印着毛泽东半身像、下方是毛泽东手书“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题词的笔记本;延安鲁艺文供社赠送的是刻有毛泽东像的纪念章;还有的单位直接把毛泽东的照片作为礼物送给七大代表。甚至，七大期间代表们配发使用的火柴盒上面都印有毛泽东的头像。

此外，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大会、集会、座谈会等仪式上都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如晋冀鲁豫边区铁业职工代表大会会场就悬挂着巨幅的毛泽东、朱德两位领导人的画像。1942年在盐阜区召开的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七全旅战斗生产工作模范大会”主席台中间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画像，毛泽东画像放在中间位置。1944年2 月，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联合召开的第一届群英大会期间，与会人员合影时举出巨幅毛泽东画像。1944年，晋冀鲁豫边区召开的文化工作座谈会的会场正中央高悬着毛泽东画像。赣南游击队在赣粤交界的梅岭关与解放军会师时，高举出巨幅毛泽东像。1946年3月13日秀水河子战役后，参战部队祝捷大会会场主席台中央悬挂着毛泽东画像。1948年8月1日至22日，第六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在会场中央高悬着毛泽东和朱德两位领导人的巨幅画像。沈阳人民庆祝东北解放时就高举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巨幅画像。1949年3月5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场、1949年4月11日至18日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会场、1949年7月2日至29日召开的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场以及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中央都高悬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解放战争时期，一般重要集会在会场中央都会高悬毛泽东、朱德两位领导人的画像，还有一些重要场合也悬挂毛泽东像，如宣誓、军内民主会议等。这些会场的布置方式成为空间建构传播毛泽东形象的重要载体。

三、毛泽东形象传播的影响

毛泽东形象的传播，促进了民众革命认同。如果没有象征形式的运用，就没有“革命”的出现，因为没有这些象征形式，革命的意义就很难与广大群众结合在一起，也不能把“秩序”予以制度化，其结果必然是陷于一片混乱。在政治领袖人物中就有许多这方面的天才艺术家，借着各种演说、文告、标语和策略，运用各种既有的符号，或是另创新的符号，促进了革命理念的传播。抗战时期，毛泽东的领导才能逐渐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同，毛泽东形象也逐渐发展成为全党形象的集中表现，很多时候人们将毛泽东形象代替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毛泽东成为了中共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符号。“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它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理论原则的代名词。”毛泽东，从一个人的名字演变为现代中国社会的超级政治符号，早已不是今天的事情了。自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以后，到中共‘七大’，‘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成为一个时代或一种社会政治体系的象征。”这种情况可以从根据地民众对毛泽东图像的情感反应中得到证实:“晋东南长治县，二十多万农民，都得到了土地，都翻了身。二十多万张口，一齐喊着:‘全靠毛主席! ’团山副村长王子新，四十多岁，长年敬神求佛，求好日子，求了几十年，日子越过越穷，最后连住的房屋，也被恶霸敲诈去了。今年实行了减租减息，才翻了身，他懂得了一个道理: 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能叫穷人翻身。从此他家墙上挂起一幅毛主席像，上面还写着‘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每逢过节，王子新就向毛主席致敬，他说: ‘敬神敬了几十年，现在才算敬对了。’韩店一带群众娶媳妇时，一定要挂毛主席像，一张像常常有几家争着借，这一村送像的人还走在路上，另一村来的又忙接走了。人民为啥这样热爱毛主席呢? 韩店农民李喜成很正经的说: ‘我几十岁了，没有老婆，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我才有地种，有房屋住，今天能娶到媳妇! ’小河村的老百姓翻了身，没见过毛主席像，大家都觉得好像有些美中不足。七一那天，村干部从城里买来了一张毛主席的相片，在村公所挂起来，一下就传开了，全村男女老少都挤来看，有的立正敬礼，有的拍手欢呼，有的跪在地上磕起头来。”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把许多局部地区居民的忠诚聚集到更大范围社会的象征周围。人们对于毛泽东图像的崇敬是其他符号操控和政治宣传难以达到的，即便是入党参军也跟“毛泽东”这个象征形象直接相关。韩丁曾指出，张庄的新党员入党动机主要是“受到了全党的领袖毛泽东( 他们把毛泽东看成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更加崇拜的威望的影响。他们想入党是因为敬仰毛泽东，信任他的领导。如果他们取得了胜利，他们就归功于毛主席。虽然是他们自己建立了农会，组织了民兵，剥夺了地主，可他们还是说: 毛主席给了我们土地。他们在遇到挫折或不公正的对待时，也要提到毛主席”，“无论如何，谁都信任毛主席——他的名字就是革命的同义语——负责着政府的大大小小的各种事务。这乃是一种崇高的荣誉，也是一种巨大的责任。”毛泽东的政治象征的形成，固然与毛泽东个人的成就、人格魅力 、全能政治等有关，但也与其宣传形式的多样化、民间化密切相关。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符号建构远比行动更有效。用符号操纵大众以达成重大目标，不失为一条捷径。

毛泽东形象的传播，加快了民众革命社会化进程。“在政治的世界里，符号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用的。因为，符号具有将人们集合起来、朝共同目标前进的巨大潜力。”同时，“各种象征符号主要是用来发展和维系社会秩序，为了要使各种象征符号有效地运作，它们的社会功能必须要尽可能的停留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人在不知不觉中运用这些符号。”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形象符号不仅具有巨大的号召力，也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如高平赤祥村的老百姓翻身以后，认定毛主席是他们的大恩人。有一天，他们开了一个会，讨论怎样来报答这番恩情:“有的说给他焚香，有的说给他上供，有的说要去看看他，有的说送些东西给他。村长说: ‘毛主席他不要老百姓的东西。共产党都是大公无私的人。我们只要拥护他就行。’大家就嚷嚷道:‘怎样拥护他呀?’村长一时答不上来，大家正争吵不下，刚好上来了乡干部，问嚷嚷什么。众人说: ‘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家翻了身，日子过好了。现在我们讨论要报报他的恩情，不知道怎样报法?’区干部想了说: ‘毛主席给咱们的好处说不完，他的恩情也报不完。咱们好好组织农会搞斗争，响应他的号召，就是拥护了他，也就是报了他的恩情。’众人说: ‘对! 毛主席是为了大家翻身，咱们全都闹富了，就是报了他的恩情。’讨论完了，大家成群结队抬着毛主席的画像，到街上游行，叫大家好好认认他。队伍中间，还配着锣鼓，惹得全村人都出来看，有个老太太指着毛主席的画像说:‘真是呀! 他的大恩大德，报也报不完呀! ’”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图像所具有的强烈感召力的结果。

毛泽东形象的传播，架起了与民众沟通的桥梁。抗战时期，“毛泽东形象”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它包括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和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正是所说的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之所以能形成毛泽东这一政治符号，更主要的是在抗日战争这一艰苦环境下中共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成功地把‘困苦’装进了一个包含‘道德’与‘制度’双重特质的‘幻象’体系之中。这一体系既建构理想、强化道德，又衍生制度、形成控制。人们在这一话语体系中享有归属感、依赖感和安全感，获得了生命的使命意义和革命的道德价值。这样的‘革命理想’话语体系——延安时期一系列革命传统，就在‘极其艰苦的现实’与‘极其崇高的理念’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变成这一‘沟通桥梁’在精神上的人格象征，发挥着政治价值凝聚中心的作用，它通过革命的语言、徽章、标记、故事和文件等形式被具体化为某种神话——‘宇宙创始代理人’的角色，对追求真理的青年人产生了特殊的感召力。”抗战时期中共所建构的这一完整的毛泽东形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民众进行革命沟通的介质，成为解放战争教育引导人民大众的重要政治符号，引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进方向。

因此，运用革命领袖形象传播革命象征，就是借助领袖形象的时间化、空间化、生活化的物质载体，使之成为具体化、形象化和理论化的政治象征，行使领袖形象的教育引导和政治动员功能，从而正确发挥出领袖形象的政治感召力，成为引领政治生活健康发展的重要标识。

（作者简介：胡国胜——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